刘玉峰曾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多年，生于西宁，祖籍山西。出版著作《男人河》、《演绎自然经典》、《渴望搂抱》、《西部温柔》（合著）等。在报刊发表大量文学作品，并作品多次获奖。现居北京。
冬天里一个平平常常的下午，太阳照例被林立的楼群分割的支离破碎，有气无力地照进屋子里。那时，母亲坐在阳台上的椅子里打盹。破碎的阳光紧贴在她的头发上闪着光泽，母亲平静的脸像大风之后的沙漠，留下道道褶痕，清楚而深刻。整个漫长的冬季里，母亲的日子就是这么一天天打发的。大家知道这样委屈了母亲，可谁也没有再好的办法改变她的现状。肝硬化晚期的事实，让大家束手无策。用母亲自己的话说：“我是一盏快熬干油的灯。”
那个无精打采的下午，刚从北京赶回来的我，就那么站在屋里望着椅子里打盹的母亲，我不想惊动她，只是酸楚地站在哪儿发呆。不知怎么，提着旅行包的手无缘无故的松开了，旅行包落在地上的声音惊动了母亲。母亲先是一激凌，接着便把脸扭了过来。我冲着母亲唤了一声，母亲双眼陡然明亮起来，接着那熟悉的微笑便在脸上绽开。母亲的微笑在那一刻变成了一股暖流，心里头涨满了温馨和幸福。
母亲三岁时姥姥就病故了，是姥爷一手把母亲拉扯成人。听母亲讲，姥爷是个老实的农民，除了干活还是干活，多余的话都舍不得说。姥姥死后，姥爷没有再娶，一天天看着母亲长到嫁人的年龄。母亲出嫁时，一头脑门上戴朵红绸花的毛驴驮着母亲离开了娘家。姥爷一双水帘洞似的眼睛一直望着小毛驴背上的母亲拐过山口，消失在群山之中。婚后几天，父亲就随部队开拔了。几年之后，母亲怀抱着两岁的大姐也加入了解放西北的队伍。临走的那天，姥爷从山里赶到镇上为女儿送行。姥爷从怀里掏出两把挂面交给母亲，母亲不拿，姥爷就把挂面放到大姐的怀里。姥爷说：“这一走，怕是再也见不上哩。”母亲当时只顾伤心，没把姥爷的话往心里去。谁想，姥爷的这句话果真灵验。母亲这一走就再也没见着姥爷，从此， 惶便成了姥爷的影子。
西进的队伍里，一辆马车拉着托儿带女的女兵，过汾河，进陕西，一边行军一边打仗，也不知走了多少日子，秋天的时候部队终于在西宁停住了脚。青海和平解放后，母亲又随父亲去了玉树藏族自治州，在玉树一呆就是八年。在这八年里，从晋西北窑洞里走出来的母亲，已经成为部队医院里一名熟练的助产护士。供给制取消后，母亲开始拿工资。母亲每月拿出十块钱寄给远在山里的姥爷。一直到三年之后，父亲回去探亲，才知道姥爷辞世已三年了。三年里母亲寄给姥爷的钱，一分不剩的都被母亲的一个堂哥享用了。从那以后，伤透心的母亲跟堂哥断绝了关系。以至多年之后，母亲回太原居住，年迈的堂哥从老家来看她，母亲居然没见他一面，只是让姐姐把他领到旅馆里住了一夜。自知理亏的堂哥，无趣地离开了太原回老家去了。据说，堂哥回到老家后，不多久便因病而死，临终前身边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
母亲在玉树呆了八年之后，带着孩子们又回到了省城西宁。回西宁不是母亲的选择，准确的说是父亲把意愿强加给了母亲，是父亲悄悄给母亲打了退职报告，改变了母亲的命运。那个时候国家号召精减人员，当领导的父亲从来都是一丝不苟。
多年后，当我们问起母亲因退职而失去了诸多待遇是否后悔？母亲摇摇头说：“看着你们长大成人，妈妈就是失去座金山也不后悔。”说完，母亲微笑着望着大家不语。那一刻。让人感到天底下沉甸甸的爱莫过于母爱。
当年的母亲是那么年轻，穿着军装，两根粗黑的长辫子拖在身后，挡不住的青春美丽铺满那张小小的照片。这张照片我一直如珍品锁在抽屉里，生怕把它丢失掉。
我记事的时候，全家又随父亲到了格尔木创建劳改农场，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生活极为困难。为了生计，母亲白天去一家砖厂挑砖坯，晚上为招待所洗被单，虽然挣得不多，但贴补这个十口之家也还起了不小的作用。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什么时候都在忙碌。干完外边的活，一进屋系上围裙又在锅台前忙碌，晚上大家睡了，她又要在灯下为孩子们缝补着永远也缝补不完的破衣烂裤。一天，母亲做好饭，一口都没有吃，就坐在炕边靠着墙睡着了。懂事的姐姐们知道母亲累坏了，纷纷放下手中的碗围拢在母亲身边。当母亲睁开眼睛吃惊地望着孩子们时，姐姐们一起上阵，为母亲揉腰的揉腰捶背的捶背，母亲开心地跟个不倒翁似的一直在笑。那天晚上，不经意间，大家才惊奇地发现母亲两个肩头被沉重的砖坯压得满是血印。望着母亲，孩子们都伤心地哭了。母亲却微笑着理理眼前的头发，用手挨个地抚摸着孩子们说：“哭甚，妈妈累不死。只听说有累死的牛，没听说有累死的人。”这时，姐姐把一碗面条端给母亲，母亲接过碗，感动地微微一笑，笑得是那么舒心，笑得连空气也轻松起来。
艰苦的日子像冬天的黑夜，来的早去的也迟。眼瞅着黑夜慢慢过去了，谁料，艰难的日子在不知不觉中离我们近在咫尺。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排山倒海一般猛烈，吓傻了一家老小。惊悸之后，父亲已经完全改变了形象。一夜之间，由一个改造人的人成为被改造的对象。父亲扛着铁锹，脸色黑得跟铁锹的颜色一样，一大早就和犯人们一起下地劳动，开始了重新改造世界观的生活。那个时候父亲身体不好，生活又很差，更要命的是精神和皮肉上的折磨几乎让他崩溃。母亲但心父亲的命运，但又毫无办法，惟一能做的就是想方设法在生活上多给父亲一点照顾。所以，母亲经常天不亮出门，步行十多公里去小镇上给父亲割点肉打点酒，天擦黑时才赶回来。常常是一进门连口水都顾不上喝，擦一把汗，便开始收拾晚饭。每当这时，姐姐们抢着坐在灶前奋力拉起风箱。“呱哒呱哒”的风箱声中，铁锅被炉火烧得冒着青烟。母亲一边喊停火，一边麻利地在锅里炝着葱花，随后把切好的肉片倒进锅里，小铁铲在锅里翻炒几下，整个屋子就弥漫起诱人的肉香味。一会儿功夫，肉炒好了，母亲往锅里滴几滴醋，赶紧盖上锅盖闷上片刻，大功就算告成。当母亲揭开锅盖，孩子们舌头下面就像有了泉眼，无数口水便涌了出来。母亲把炒好的肉片盛到碗里，拿起筷子喂小鸟似的给每张小嘴里喂上一片，然而，便把那只碗高高地放到柜上，接着往锅里添几瓢水，把切好的土豆扔进锅里，姐姐们便又奋力拉起风箱，嘴里残留的肉香增添了无穷的力量，灶堂里欢快的火苗映照在姐姐的脸上，就跟抹了胭脂一样好看。天完全黑了，锅里的土豆也熟了，当爆开的水响成一片，门外有了父亲跺脚打土的声音。这时，母亲把擀好的面条下到锅里，等父亲进了门，洗洗脸和手，一家人的晚饭便开始了。母亲把炒好的肉片端到小饭桌上，又把酒瓶酒盅摆在桌上，转身走到锅台边开始给孩子们舀饭。孩子们知趣地端着碗远离小饭桌，搬个小板凳坐在一边安静地吃着自己碗里的饭。不过，管不往的眼珠子时不时的滑向小饭桌。坐在桌前的父亲，无论如何不忍动筷子。于是，把孩子们喊到桌前，夹几片肉放进各自的碗里，这才斟上一盅酒自饮起来。这时的母亲，站在锅台边，一副似笑的非笑的表情，没等弄清楚母亲什么意思，母亲已背过身子。至到今天，想起母亲那个似笑非笑的表情，心里总像长着一棵小小的黄莲。
母亲几乎在高原住了一辈子，七十一岁那年夏天，母亲突然被急性胆管结石和胰腺炎打倒了。那天，我去火车站买票准备出差。当我买好票回到家时，怎么也敲不开门。对门的阿姨拉开门探出身子告诉我，母亲去了红十字医院。我心里一惊，出门时母亲并没有异常，怎么才半天的时间就出了事端。容不得我再想，急忙下楼赶往医院。当我赶到医院时，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门诊大楼的水泥台阶上，母亲歪靠在邻居阿姨怀里，脸色白的像一张纸。我的出现让邻居阿姨兴奋不已，她摇摇母亲：“老张，老张，看你儿子来了。”母亲强打起精神向我微笑了一下，一瞬间，母亲的微笑像一颗子弹击碎了我的心。我一股风似的一会儿刮到楼上，一会儿刮到楼下，当办完一切手续，母亲终于躺在上病床时，我掏出手绢擦着母亲额头上的汗问道：“妹妹上哪儿去了，她不是在家吗？”没等母亲说话，阿姨口气不平地抢着说道：“医院要三千块押金，你妹妹去火车站找你去了。”话刚落地，妹妹满脸大汗走了进来，一见我便说：“哥，没把我找死了，整个西宁城都跑遍了。”望着激动的妹妹，我难过极了。妹妹已是为人之母，家里的条件也不错，为了那点儿押金，居然让母亲在水泥台阶上痛苦地等待了几小时。一向能说会道的妹妹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抓着我的手，有气无力地说：“儿子，妈妈谢谢你。”我的心被母亲的话深深刺痛了，我把脸贴在母亲的脸颊上，大滴大滴的泪水夺目而出。
母亲总算躲过了一劫，从各地赶回来的姐姐们坐在一起商量母亲的事情，最后三姐建议把母亲接到太原老家住些日子，调养调养身体。母亲犹豫再三，最终还是同意了这个建议。在开往西安的列车上，母亲兴奋地跟个孩子似的，一刻也安静不下来。半夜列车到达天水站，正巧对面站台上停靠着一列军车。忽明忽暗的夜色里，一群群女兵在站台上散步活动。母亲把脸贴在车窗的玻璃上，神情专注地望着那些女兵，大概触景生情，母亲回想起了当年的自己。的确，母亲太孤独了。自从父亲过世后，一晃十年，在这十年里母亲从未离开过西宁半步，充其量也就是在附近的大街上走走，多数的日子都在屋子里度过，难怪一路上就像只飞出笼子的鸟儿一样。
母亲回到太原一住就是十三年，虽然在这期间她想回西宁看看，但糟糕的身体不能让她如愿。不过，在这十三年里，母亲生活得十分愉快。三姐和三姐夫无微不至的照顾，时常让我这个做儿子的汗颜。后来，二姐退休了，专程守在母亲身边，实实在在地伺候了母亲几年，让所有的孩子都为此而感动。尤其是母亲，无不感慨地对大家说：“我这只老鸟有福呀，窝里从来就没离开过小鸟。”的确如此，每当母亲在街上散步，常常会碰上一些热情的老人用羡慕的口气说：“你这老太太有福气，肯定是跟着女儿过吧？”母亲十分纳闷，见母亲迟疑，人家又说：“看你穿戴的这么光鲜，除了女儿还能有谁？”母亲低头瞧一眼，可不是，全身光光鲜鲜，就连脚上的袜子也洗得雪白。母亲笑道：“女儿，儿子都一样。”
人有时挺奇怪的，当你不经意时，实际上就是遗憾的时候。母亲尚未年迈时，记忆中的母亲是模糊的，而深刻清晰时，母亲已是一脸苍桑，满头银发的老人了。随着年龄增大，我忽然发现自己的感情也变得脆弱起来。特别是喝多了酒之后，思念跟酒精一样灼烧着心灵。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总是调皮地拨通母亲的电话，哪怕只是瞎说几句，心里也觉无比痛快。往往是第二天酒醒之后，又十分后悔，干吗又去撩逗母亲的情思呢？于是，再打一个电话回去，口气俨然又变得像个男人。但是，无论怎样装腔作势，总也瞒不过母亲。母亲在电话里说：“以后一定要少喝酒，心里烦也要少喝。人活在世上就是活麻烦呢，没有了麻烦，那不就活到头了？”虽然母亲嘴上这么说，可是一回到家里，每到吃饭时，母亲总是热情地把酒摆上桌，就那么看着我一杯杯的喝。几杯酒下肚，母亲便劝道：“快吃饭吧，空肚子喝酒容易醉。”我笑笑，放下手中的杯子准备吃饭。这当儿，母亲又会说：“再倒上一杯，边吃边喝吧。”我望着母亲笑一笑，母亲望着我也笑一笑，这时候，幸福远比杯中的酒还要香。
去年“五一”节赶回去跟母亲团圆，那时，母亲的双脚僵硬得像木棍一般，已经无法行走。正如她自己说得那样，熬着人生最后的灯油。我和妻子把母亲扶上轮椅，推着母亲走出了家门。春天的阳光让母亲的心情格外喜悦，脸上的微笑跟阳光一样灿烂。然而，阳光下的母亲是那么憔悴和瘦弱，就像一件有了裂纹的瓷器，让人胆颤心惊。说不准哪一天“哗啦”一声就会破碎。这种担心阴云似的笼罩着我们大家，然而，无法避免的担心在一个多月后还是发生了。那天早晨，三姐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地告诉我，母亲扔下我们走了。那一瞬间，眼前一片白光，什么也看不清楚，空荡荡得脑袋像个镂透的西瓜。
母亲的的确确走了，留下那张活生生的遗像好似梦里一般。那张遗像是黑白的，照片上的母亲虽是白发苍苍，可是脸上的微笑和记忆中的一样，一点儿也没有变样。就跟我家书柜上摆放的那张相片一样。一天，我到书柜上取本书，一抬头看到母亲正对着我微笑。猛然，我在母亲的微笑中领悟到了其中的内涵。母亲不止一次的说过：“活人是活麻烦。”是啊，面对每一天的麻烦，每一月的麻烦，面对一辈子的麻烦，最好的心态就是像母亲那样去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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