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分析评论孟子散文特点
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之一，是儒家的理想主义流派，他的大部分思想都以散文的形式被记录了下来，流传后世。
孟子是一个语言大师，他的语言直白，富有逻辑性，不用不合章法的语句，也不用生僻的字词，平实干净，给人以朴素自然的美感，想必这与他“仁义”的道德核心思想有关。
《孟子》散文还有不少特色，首先是刻画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书中对只图享乐，而又妄想称霸的齐宣王；对平时不行“仁政”，到关键的时刻施一点小恩小惠就沾沾自喜的梁惠王都刻画得淋漓尽至。
其次是善于运用比喻来说明道理。全书运用比喻不下千处。而且每处都给人以“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的感觉。他的比喻多种多样，方法自如，毫无牵强造作之感。有的用寓言故事来喻，有的用事物来喻；有的用三言两语，有的是一个小故事。其中以《揠苗助长》、《奕秋诲棋》、《以五十步笑百步》、《挟泰山以超北海》等富于哲理，尤为生动。至于《孟子》散文富有鼓动性，诙谐风趣，戏剧性的对话等都是被后人所称道的。
此外，孟子还善用根据生活常理设计的比喻，使他所传输的思想更容易被人所接受，也使文章更有趣。根据网上搜索的结果，《孟子》一书共260章，其中159章里用了比喻《鱼我所欲也》里“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当时的孟子也有‘好辩’之称。在他的文章中也表现出高超的论辩艺术。
（1）善于抓住对方心理，因势利导，诱其就范。
（2）采用迂回战术，先设好圈套，让对方钻进去，然后乘其不备，突然袭击。如他批评齐宣王未治理好国家的时候，就是通过讲了个故事，引出二问，让齐宣王无法回答。
（3）先通过设问，使对方暴露其理论弱点，当找到突破口之后，再发动猛烈反击。如他针对其老师许行的观点，通过设问，充分地暴露了许行观点的不切实际。
孟子还有些正面的议论，能够围绕中心观点，严谨细密地展开论述。如《天时地不如地利》、《鱼我所欲也》等。这些文章感情充沛，气势强劲，生动体现了作者的鲜明个性，具有强烈的救世责任感。
孟子在散文中，也多次用到了排比并列的手法，使文章的节奏感更强，气势更足，条理更清晰。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大部分都是用排比的手法层层展开的，像“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和前文中的“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相对照呼应，更加深化了读者对“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记忆和理解，证明了三要素中各要素的重要性。
孟子善用譬喻见长，语言浅显自然又明快畅达。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有口语特点，又带有强烈的感情和气势，而比喻和排比的运用又使文章变得更有说服力。
综上所述，孟子的思想能流传至今，语言文献的记载功不可没。正是这种生动风趣的叙述，使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深得人心，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发着耀眼的光芒。
篇二：孟子作品艺术特点
孟子作品艺术特点：
（1）在当时孟子有‘好辩’之称。在他的文章中也表现出高超的论辩艺术。a.善于抓住对方心理，因势利导，诱其就范。b.采用迂回战术，先设好圈套，让对方钻进去，然后乘其不备，突然袭击。如他批评齐宣王未治理好国家的时候，就是通过讲了个故事，引出二问，让齐宣王无法回答。c.先通过设问，使对方暴露其理论弱点，当找到突破口之后，再发动猛烈反击。如他针对其老师许行的观点，通过设问，充分地暴露了许行观点的不切实际。d.孟子还有些正面的议论，能够围绕中心观点，严谨细密地展开论述。如天时地不如地利、鱼我所欲也等。②感情充沛，气势强劲，生动体现了作者的鲜明个性，具有强烈的救世责任感。
（2）善用譬喻见长，比喻和寓言大都取材于现实生活，平易通俗而又发人深省。如揠苗助长、缘木求鱼等。
（3）语言浅显自然又明快畅达。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有口语特点，又带有强烈的感情和气势。
在思想史上，“孔孟”并称，孟子以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而闻名，其思想的犀利和性格的刚烈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孟子》文章议论风发，文辞华赡，气势磅礴，奔放不羁，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是极富感染力的文学散文。20世纪以来，传统经学瓦解，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孟子》得到了多学科多领域的广泛研究，文学研究是其中之一。关于《孟子》一书，研究者认为，今存内七篇其体式虽不脱语录窠臼，但“所记对话，多于独白，对话复以往复辩论之辞为多”[1]（P316）；成书方式亦与《论语》出于弟子和后学众手“论纂”不同，而是由孟子“与万章、公孙丑等亲炙弟子一次纂成，故全书一致耳”[i2]；论说方式与《论语》等春秋之文重在“立意”和“见志”的“陈述”有异，而更多带有战国之文的“论辩”色彩。在先秦儒家之文中，《孟子》素以富于“文学”性而著称。郭沫若将其列为“战国散文四大家”之首[3]，刘大杰称扬：“当代的儒家作品以孟子最有文采，他的散文对后世很有影响。”
[4]（P81）纵观20世纪的《孟子》文学研究，涉及面广泛，从散文艺术的角度看，主要是从语言艺术特色及其修辞技巧的运用、论辩艺术及其气势风格、文章的逻辑性及其文体特征等方面展开的，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本文着重就《孟子》散文艺术，从以上几个方面对百年的《孟子》文学研究状况进行简要回顾，并对其得失和未来的研究趋向作一个粗浅的评说与前瞻，以期为未来的《孟子》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一、语言特色与技巧研究
关于《孟子》的语言特色，一般认为与《论语》基本相同，属语录体，而多由对话所组成，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但比《论语》更有文采和富于气势。柳存仁认为，《孟子》之“记言文字，极见流利丰畅。”[5]（P70）刘大杰认为：“孟子的文章不仅文采华赡，清畅流利，尤以气势胜。”
[4]（P83）谭家健发表于50年代中期的《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
一文[6]对孟文语言艺术特征作了细致而独到的分析，认为：孟文语言给人的“第一个印象便是明白晓畅”，这是因为它不事雕琢，不用生僻的词汇和蹩扭的句法，加之善于精工刻镂，精辟准确地使用词汇，平实浅近，干净利落，“有一种爽朗明快的风格，给人朴素自然的美感”。谭氏并由人物语言入手，分析了《孟子》的人物形象，认为孟文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生动而复杂的孟子形象，他具有“豪爽直率、泼辣大胆的个性”，“锋芒毕露、痛快淋漓的风格”，“基本上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而作为议论散文，既没有曲折的情节，也无法描写繁复的活动，主要是利用个性化的人物语言，通过孟子自己说的话，“塑造一个栩栩如生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在50年代初中期人们大多只注重诸子散文思想内容的评判，而忽视其艺术特征探究的背景下，谭氏之论引人注目，而由人物语言入手把握论说散文中的人物形象，亦令人耳目为之一新。杨公骥认为，《孟子》的“语言严谨而流畅，委婉而犀利，雄恣而细致，在生动泼辣的语言中，流露着强烈而鲜明的感情”，使“孟子的性格活现在纸上”，从而充分地表现了孟子的个性特征[7]（P354）。一些研究者从修辞技巧运用的角度分析了《孟子》散文的语言艺术。罗星明撰文认为孟文大量地使用排偶句式、重复对比以及实词、虚词的交错搭配，使语言既简洁精炼又概括性强，“以准确、凝练的语言来表达丰富、深刻的思想”，“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8]章沧授认为孟文通过书面语的口语化、引俗语入文、释古语通俗化等方法，形成了“平朴自然，开口见心”的语言艺术风格；加之“具有自如娴熟地驾驭语言的技巧和能力”，从而“准确凝练，辞简义丰”[9]。边家珍也指出《孟子》具有“高超的表达技巧”，其语言“晓畅明白，通俗易懂，确如泛舟中流，优游自如”[10]。贺友龄《漫话〈孟子〉的语言风格》[11]，联系具体作品分析了孟文“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段”，认为《孟子》文章朴实通俗而不粗浅俚俗，是因为其极重视“文采”，从词语的锤炼，到句式的选择，以至篇章结构的安排，都是“极见功力的”。此文分析颇有深度，立论平实而新颖，在孟文语言艺术研究方面较有特色，值得注意。
孟子生当战国中期，激烈争辩的现实需要和策士纵横文风的沾染，使《孟子》与《论语》的“慎言”间拉开了距离，而呈现出雄辞激越和气势磅礴的风格。鲁迅精辟地指出：“孟子生当周季，渐有繁辞，而叙述则时特精妙。”[12]张振镛认为：“大抵孟文以闳肆胜。”[13]（P26）郑振铎认为，孟文“沾了战国辩士之风”，因而“辞意骏利而深切，比喻赡美而有趣”[14]（P74）。钱基博ii认为：“儒家之文，至《孟子》而极跌宕顿挫之妙。”[15]（P33）均含有对孟文由“繁辞”而形成的语言风格认识的意思，对此研究者多从修辞的角度作了探讨。谭家健认为，孟文喜欢运用排偶的句式和反复重叠的句型，“使文章的如长江大河，浪头一个接着一个，造成浑灏流转，滔滔不绝的壮观”[6]。李泽厚指出：“孟文以相当整齐的排比句法为形式，极力增强它的逻辑推理中的情感色彩和情感力量，从而使其说理具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16]（P60）贺友龄具体地分析了《孟子》遣辞造句方面的特点，认为其“行文中那种铿锵顿挫的音节，排散结合的错落句式，使人读来朗朗上口，有一种鲜明的节奏性和优美的音乐感，使人感到作者笔端凝聚着的激情，使人受到感
染，受到启迪，使人得到一种美的享受！”[11]章沧授把孟子散文的语言风格概括为“气势磅礴，雄健有力”，其表现有三：1、语句排比而起，连贯成篇，“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2、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列尽事理，千言不穷；3、居高临下，势如破竹，水到渠成，迎刃而解[9]。侯爱平、吕玉玲《论〈孟子〉和〈战国策〉说辞的共同特色》一文[17]通过二者的比较认为，战国时期以“辩”为特征的政治文化背景，形成了二者语言上的共同特色，一是善于揣情摹意，引人入彀，以利害打动人心，二是体现出文学性与逻辑性相统一的特色。文章着眼于二者之“同”，而忽略了光明正大的孟子之文与“逆探巧合”的纵横家言之“异”，而二者的貌合神离正是孟文语言艺术特色之所在。
善譬巧喻是《孟子》散文语言艺术的显著特色，对此研究者也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郑振铎认为，孟子“喜以比喻宣达他的意见”，“比喻赡美而有趣”[14]（P74）。刘大杰指出，《孟子》文章在说理论事时，“偶尔举例取譬，时时露出一种幽默”，如牵牛过堂、齐人妻妾诸段，“实在是巧妙，然而又是出色的比喻和讽刺”，“显示出散文的活泼和机智”[4]（P
83）。谭家健认为，孟子的比喻“浅近平易而生动有有趣，轻快灵便而又深刻贴切”，“堪称比喻圣手”，他往往以生活常理就近设譬，运用灵活，精辟允当，一语中的，从而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用寓言故事作譬喻《孟子》为开风气者，这类“叙述则时特精妙”的长喻“曲折多姿，生动有趣”，“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短喻则既平易又精练，正喻生动有趣，反喻夸张幽默。因此，《孟子》的比喻“既有高度的艺术性，又结合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充分表现了伟大散文家的艺术匠心”[6]。杨公骥认为,孟子尤为擅长以寓言故事作譬喻，从而使《孟子》更具文学性，虽然这些譬喻有时并不都能恰切地阐明其理论，然而却充分地表现了人物的感情，因而孟子使用譬喻“不是逻辑思维的产物，而是情感联想的产物，因此它也是抒情的”[7]（P354）。徐立认为，《孟子》设喻取譬不仅数量多，而且丰富生动，“孟子设喻不拘一格，有的是眼前景物，有的是出于杜撰，有的是当时的故事；有的夸张，有的幽默；有的一语破的，有的妙喻成串。”[18]章沧授分析了《孟子》用喻的具体情况，认为孟文或以物喻理，深入浅出，或以事喻理，情理显豁；或以寓言喻理，入木三分，从而化抽象为具体可感，化深奥为浅近通达，因此，作者认为：“孟文用喻，自如娴熟，摇曳多姿。”[9]管仁福《孟、荀散文艺术比较》[19]iii，通过比较论析认为，孟文用喻不仅多而广，而且比喻手法富于创造性，作者往往根据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内容设喻，既有针对性，又妙趣横生，同时孟子的比喻富于想象力，并且通过与对比手法结合，以一些超乎常理的比喻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从上述可知，对孟文擅长的譬喻手法的研究比较深入，实际上无论是单纯的比喻，还是故事性的长喻，为先秦诸子散文所共有，而孟文为人所称道，是因为有其独特的“个性”，从而形成了孟文特有的风格，管文提供的思路当有某种方法论意义。
《孟子》是记述孟轲言行、政治主张、哲学主张和个人修养的书，《孟子》基本上是一部语录体散文，但较《论语》有很大发展。它以问答方式，展开了雄辩说明，具有战国时期散文
的优点和缺点。《孟子》的论辩文在逻辑上不如《墨子》严谨，但更具有艺术的表现力，具有文学散文的性质。它既吸收《论语》中的精华，也接受了《大学》、《中庸》的一些观点。在《孟子》一书中，反映最突出的是仁义思想。
孟子的散文创作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唐宋时的散文大师，几乎都以孟子的文章为典范。所以说《孟子》是一部优秀的古代散文集。尤其是它的散文风格，更是独特。
一、长于论辩，气势磅礴
李竹君对孟子的论辩风格和论辩方法作了综合研究，认为:孟子其人“堪称一位雄辩家”，“《孟子》几乎是一部辩论集”。
孟子在先秦诸子之中素以“善辩”著称，其门人公都子曾对他说：“外人皆称夫子好辩”。孟子回答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要阐明自己的立场，就不得不进行论辩。孟子在论辩时，皆能采取因势而变，居高临下的技巧，善于统观全局并发现对方论辩中的问题。而且，其技巧中往往体现了逻辑推理规则，两者的结合加强了论辩的说服力和严密程度，使其“富有鼓动性”。
孟子论辩的方法首先是善于发现对方的矛盾，陷对方于自相矛盾，首尾不能兼顾的困窘地步，从而获胜。孟子抓住对方言行不一致的矛盾，用归谬法加以驳斥。如《藤文公上》，孟子反对墨家薄葬主张，他向夷子问难:“吾闻夷子墨者,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然而夷子葬其亲厚，则是以所贱事亲也。”孟子发现了夷子主张与行为之间的矛盾，其归谬过程是：如果薄葬合理，夷子就该薄葬其亲，但他却“葬其亲厚”，可见薄葬是不合理的。又如《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孟子为了批驳许行的观点：“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他向陈相问了一些许行的生活情况，从中知道许行因“害于耕”，戴的帽子、做饭的锅甑、耕田的铁器皆“以粟易之”。抓住许行主张与行为之间的矛盾后，连用三个问句向陈相诘难：“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使陈相毫不犹豫地回答：“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从而使他推翻了自己的观点。有陈相的结论作前提，孟子又紧追问一句：“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其答案是不言而明了。孟子抓住对方矛盾,用责疑法把对方逼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从而达到论辩目的。
其次孟子还常使用归谬式的类比推理法，如历为评论家乐道的《梁惠王下》：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言乇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由日常生活起，连设两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让齐宣王顺着自己的思路毫不犹豫地回答“弃之”、“已之”。而后类推下去，使齐宣王陷入自我否定的结论中而无言以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这是由小及大、由私到公。有了这两个结论作前提，通过类推的方法，再设一同性质的问题,其结论也就不言自明了。这种远远引起，渐入主旨的方法既可避免对方的警觉，又使其无所逃遁。
《孟子》散文的重要风格特征是气势磅礴，常大量使用排比句、叠句等修辞手法来加强文章的气势，使文气磅礴。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言：“文者气之所形；文不可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塞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这话虽说得过于抽象，但却说明了孟子行文气势凌人，尖锐犀利，如长河大浪，磅礴而来，咄咄逼人，恣行无阻的特点。另外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孟子》气势充沛的根本原因是源于孟子人格修养的力量即所言之“浩然之气”。
如《鱼我所欲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使用排比的修辞手法----“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本来，这话用一句就可以说完，即“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但他有意把它分成三句排比起来，加强了气势，增强了感情，显示出说话人的义正词严、理直气壮。
二、长于譬喻，寓言说理，善抓典型
首先，《孟子》说理善用譬喻，即在论辩中常用比喻。《孟子》全书二百六十一章，有九十三章总共使用譬喻一百五十九种。汉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谭家健认为，孟子的比喻“浅近平易而生动有有趣，轻快灵便而又深刻贴切”，“堪称比喻圣手”，他往往以生活常理就近设譬，运用灵活，精辟允当，一语中的，从而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如《鱼我所欲也》中以具体的鱼和熊掌比喻抽象的生和义，以“舍鱼而取熊掌”巧妙地比喻“舍生取义”，篇中还大量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如把鱼与熊掌对比，把生与义对比，把重义轻生的人与贪利忘义的人对比，把“乡为”与“今为”对比，这样互相比较，道理说得更加清楚，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其次，孟子取譬除了运用文辞简约的比喻之外，还选用完整的小故事和经典的寓言来塑造形象点题明理。谭家健认为用寓言故事作譬喻《孟子》为开风气者，这类“叙述则时特精妙”的长喻“曲折多姿，生动有趣”，“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如《孟子·公孙丑上》：“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稿矣。 它的寓意是：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规律；谁如果违背规律蛮干，就必然受到惩罚。 在《以五十步笑百步》中逃了五十步和逃了一百步，虽然在数量上有区别，但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逃跑。梁惠王尽管给了百姓一点小恩小惠，但他发动战争，欺压黎民，在压榨人民这点上，跟别国的暴君没有本质的差别。这则寓言告诉我们，看事情要看本质，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此外还有《齐人有一妻一妾》、《挟泰山以超北海》等富于哲理，尤为生动。
再次，善于使用典型事例来说理。如《齐桓晋文之事》中齐宣王以羊易牛的事例。这个事列既证实了齐宣王具有“不忍”之心，以便投合进而引导其心理，使游说能够按自己设计的路线进行下去，也十分明白浅显地说明了仁爱保民、人人可为的道理。
三、语言明畅，精炼准确
《孟子》中极少繁冗的句子，相当的精炼，应该重复的便重复，应该省略的便省略。读来文气顺畅，增强了说服力。
在词汇方面用词准确、精当。比如《梁惠王(下)》第五章，为了说明“发政施仁”必先考虑“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孟子就给这下了明确的界说:“老而无妻日鳃，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日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除上述名词之外，形容词、副诃也用得十分准确、精当。如《尽心(下)》第二十章的“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就是典型的例子。《离娄(上)》第十五章是写眼神和心理活动的著名文字。孟子认为：观察一个人，再没有比观察他的眼神更好的了。因为，“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蚝焉。”现在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是颇有道理的。两千多年前，孟子能将眸子的“隙”和“呢”跟胸中的“正”、“不正”联系起来认识，这不仅显示出超人的观察力，思考力，也显示出他运用语言的超人能力。“缭”，明也，现在构成“明撩”一词:“蚝”，赵岐注为“蒙蒙目不明之貌”：二者正好是一组反义词，分别跟“胸中正”和“胸中不正”对应，是非常恰当的。
从语句看，突出特点是通俗浅显而又文雅优美。既有形式整齐、气势贯通的整句，又有 长短不一、灵活多变的散句；既有表达严密、精确、细致的长句，也有简洁、明快、有力的 短句??这些句式的变化、交错使用，使《孟子》语言形成了一种言简意丰、富赡生动之
篇三：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
摘要：20世纪以来，随着经学的式微，诸子学勃兴，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孟子》得到了多学科多领域的广泛研究，文学研究是其中之一。纵观百年《孟子》文学研究，有创获亦有缺憾。就散文艺术而言，百年中研究者主要从《孟子》散文的语言艺术特色及其修辞技巧的运用、论辩艺术及其气势风格、文章的逻辑性及其文体特征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探讨，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回顾与总结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分析其得失，探讨新的研究路向，对进一步深化《孟子》乃至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不无裨益。
关键词：《孟子》；散文艺术；研究；述评
在思想史上，“孔孟”并称，孟子以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而闻名，其思想的犀利和性格的刚烈在先秦诸子中独树一帜；《孟子》文章议论风发，文辞华赡，气势磅礴，奔放不羁，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是极富感染力的文学散文。20世纪以来，传统经学瓦解，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孟子》得到了多学科多领域的广泛研究，文学研究是其中之一。关于《孟子》一书，研究者认为，今存内七篇其体式虽不脱语录窠臼，但“所记对话，多于独白，对话复以往复辩论之辞为多”[1]（P316）；成书方式亦与《论语》出于弟子和后学众手“论纂”不同，而是由孟子“与万章、公孙丑等亲炙弟子一次纂成，故全书一致耳”[i2]；论说方式与《论语》等春秋之文重在“立意”和“见志”的“陈述”有异，而更多带有战国之文的“论辩”色彩。在先秦儒家之文中，《孟子》素以富于“文学”性而著称。郭沫若将其列为“战国散文四大家”之首[3]，刘大杰称扬：“当代的儒家作品以孟子最有文采，他的散文对后世很有影响。”[4]（P81）纵观20世纪的《孟子》文学研究，涉及面广泛，从散文艺术的角度看，主要是从语言艺术特色及其修辞技巧的运用、论辩艺术及其气势风格、文章的逻辑性及其文体特征等方面展开的，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本文着重就《孟子》散文艺术，从以上几个方面对百年的《孟子》文学研究状况进行简要回顾，并对其得失和未来的研究趋向作一个粗浅的评说与前瞻，以期为未来的《孟子》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一、语言特色与技巧研究
关于《孟子》的语言特色，一般认为与《论语》基本相同，属语录体，而多由对话所组成，明白晓畅、通俗易懂，但比《论语》更有文采和富于气势。柳存仁认为，《孟子》之“记言文字，极见流利丰畅。”[5]（P70）刘大杰认为：“孟子的文章不仅文采华赡，清畅流利，尤以气势胜。”[4]（P83）谭家健发表于50年代中期的《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一文[6]对孟文语言艺术特征作了细致而独到的分析，认为：孟文语言给人的“第一个印象便是明白晓畅”，这是因为它不事雕琢，不用生僻的词汇和蹩扭的句法，加之善于精工刻镂，精辟准确地使用词汇，平实浅近，干净利落，“有一种爽朗明快的风格，给人朴素自然的美感”。谭氏并由人物语言入手，分析了《孟子》的人物形象，认为孟文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生动而复杂的孟子形象，他具有“豪爽直率、泼辣大胆的个性”，“锋芒毕露、痛快淋漓的风格”，“基本上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而作为议论散文，既没有曲折的情节，也无法描写繁复的活动，主要是利用个性化的人物语言，通过孟子自己说的话，“塑造一个栩栩如生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在50年代初中期人们大多只注重诸子散文思想内容的评判，而忽视其艺术特征探究的背景下，谭氏之论引人注目，而由人物语言入手?盐章鬯瞪⑽闹械娜宋镄蜗螅嗔钊硕课
恍隆Ｑ罟魅衔睹献印返摹坝镅匝辖鞫鞒穸垌Ф钢拢谏美钡挠镅灾校髀蹲徘苛叶拭鞯母星椤保埂懊献拥男愿窕钕衷谥缴稀保佣浞值乇硐至嗣献拥母鲂蕴卣鱗7]（P354）。一些研究者从修辞技巧运用的角度分析了《孟子》散文的语言艺术。罗星明撰文认为孟文大量地使用排偶句式、重复对比以及实词、虚词的交错搭配，使语言既简洁精炼又概括性强，“以准确、凝练的语言来表达丰富、深刻的思想”，“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8]章沧授认为孟文通过书面语的口语化、引俗语入文、释古语通俗化等方法，形成了“平朴自然，开口见心”的语言艺术风格；加之“具有自如娴熟地驾驭语言的技巧和能力”，从而“准确凝练，辞简义丰”[9]。边家珍也指出《孟子》具有“高超的表达技巧”，其语言“晓畅明白，通俗易懂，确如泛舟中流，优游自如”[10]。贺友龄《漫话〈孟子〉的语言风格》[11]，联系具体作品分析了孟文“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段”，认为《孟子》文章朴实通俗而不粗浅俚俗，是因为其极重视“文采”，从词语的锤炼，到句式的选择，以至篇章结构的安排，都是“极见功力的”。此文分析颇有深度，立论平实而新颖，在孟文语言艺术研究方?娼嫌刑厣档米⒁狻?/P>
孟子生当战国中期，激烈争辩的现实需要和策士纵横文风的沾染，使《孟子》与《论语》的“慎言”间拉开了距离，而呈现出雄辞激越和气势磅礴的风格。鲁迅精辟地指出：“孟子生当周季，渐有繁辞，而叙述则时特精妙。”[12]张振镛认为：“大抵孟文以闳肆胜。”[13]（P26）郑振铎认为，孟文“沾了战国辩士之风”，因而“辞意骏利而深切，比喻赡美而有趣”[14]（P74）。钱基博ii认为：“儒家之文，至《孟子》而极跌宕顿挫之妙。”[15]（P33）均含有对孟文由“繁辞”而形成的语言风格认识的意思，对此研究者多从修辞的角度作了探讨。谭家健认为，孟文喜欢运用排偶的句式和反复重叠的句型，“使文章的如长江大河，浪头一个接着一个，造成浑灏流转，滔滔不绝的壮观”[6]。李泽厚指出：“孟文以相当整齐的排比句法为形式，极力增强它的逻辑推理中的情感色彩和情感力量，从而使其说理具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16]（P60）贺友龄具体地分析了《孟子》遣辞造句方面的特点，认为其“行文中那种铿锵顿挫的音节，排散结合的错落句式，使人读来朗朗上口，有一种鲜明的节奏性和优美的音乐感，使人感到作者笔端凝聚着的激情，使人受到感染，受到启迪，使人得到一种美的享受！”[11]章沧授把孟子散文的语言风格概括?捌瓢蹴纾劢∮辛Α保浔硐钟腥?、语句排比而起，连贯成篇，“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2、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列尽事理，千言不穷；3、居高临下，势如破竹，水到渠成，迎刃而解[9]。侯爱平、吕玉玲《论〈孟子〉和〈战国策〉说辞的共同特色》一文[17]通过二者的比较认为，战国时期以“辩”为特征的政治文化背景，形成了二者语言上的共同特色，一是善于揣情摹意，引人入彀，以利害打动人心，二是体现出文学性与逻辑性相统一的特色。文章着眼于二者之“同”，而忽略了光明正大的孟子之文与“逆探巧合”的纵横家言之“异”，而二者的貌合神离正是孟文语言艺术特色之所在。
善譬巧喻是《孟子》散文语言艺术的显著特色，对此研究者也从多方面进行了探讨。郑振铎认为，孟子“喜以比喻宣达他的意见”，“比喻赡美而有趣”[14]（P74）。刘大杰指出，《孟子》文章在说
理论事时，“偶尔举例取譬，时时露出一种幽默”，如牵牛过堂、齐人妻妾诸段，“实在是巧妙，然而又是出色的比喻和讽刺”，“显示出散文的活泼和机智”[4]（P83）。谭家健认为，孟子的比喻“浅近平易而生动有有趣，轻快灵便而又深刻贴切”，“堪称比喻圣手”，他往往以生活常理就近设譬，运用灵活，精辟允当，一语中的，从而引起读者广泛的共鸣；用寓言故事作譬喻《孟子》为开风气者，这类“叙述则时特精妙”的长喻“曲折多姿，生动有趣”，“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短喻则既平易又精练，正喻生动有趣，反喻夸张幽默。因此，《孟子》的比喻“既有高度的艺术性，又结合着深刻的思想内容，充分表现了伟大散文家的艺术匠心”[6]。杨公骥认为,孟子尤为擅长以寓言故事作譬喻，从而使《孟子》更具文学性，虽然这些譬喻有时并不都能恰切地阐明其理论，然而却充分地表现了人物的感
二、论辩艺术研究
战国诸子，好辩、善辩为时尚，而孟子尤以知言善辩著称。孟子在中国文学史、美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气”这一概念，并把“养气”和“知言”结合起来，“他所谓知言的本领植根于养气，而养气就是对自己本性中的善端，循乎自然地加以扩充，不断地进行道义的积累”[20]（P112），具体运用于在对话和论辩中，形成了孟文刚柔相济而析义极精的论辩艺术，充分表现了《孟子》散文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与风格。在对孟子论辩艺术的研究中，又大致集中在论辩方法技巧与论辩风格两方面。 钱基博认为孟子论辩“开辟抑扬，高谈雄辩，曲尽其妙??一纵一横，论者莫挡。”[15]（P33）段凌辰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孟子〉之辩论术》一文[21]，对孟子的论辩技巧方法作了条分缕析的分析概括，奠定了孟文论辩艺术研究的基础。另外，杨寿昌《孟子文学之管见》[22]、李长之《论孟子文章的特点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23]等一批早期论文，对孟文的论辩技巧也时有论及。而从文学散文的角度对孟子论辩艺术进行理论研究，当是50年代中后期以后。谭家健从文章结构入手分析了《孟子》的论辩艺术，认为其特征是：（一）抓住要害，突出中心，在论辩中“有如老吏断狱”，一下子就能把握住问题的关键，作集中分析论证以服人；（二）脉络分明，有条不紊，次序极为清楚，“简直是块天成的织锦”；同时（三）又极富于腾挪跌荡，摇曳多姿，在一问一答中逐步深入问题，穿插变幻章法，富于戏剧因素，“真是极尽曲折变化之能事”[6]。李竹君《〈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一文[24]，对孟子的论辩风格和论辩方法作了综合研究，认为：孟子其人“堪称一位雄辩家”，“《孟子》几乎是一部辩论集”，作为一个“有血性的汉子”，孟子“嬉笑怒骂，感情毕露，
豪爽直率，痛快淋漓，心地正大光明，议论开口见心”，其论辩具有“若决江河”、势不可挡的“气势”头婷⒈下丁⑼蛭锱业摹按史妗保恍形囊猿┐锵昃∪∈ぃ擞昧恕爸鸩闶杞猓慌路锤矗嘤门庞铮匮陨昝鳌钡钠膛攀址ǎ熬哂姓焦逼谧莺峒业钠拧保弧安坏眉骸倍绲南质邓龋偈姑献印笆纸簿勘缏奂记伞保郾缰型扇∮盏猩钊胍蚴评嫉挠芄首莘椒ǎ纬蛇瓦捅迫说钠疲又厦艿穆呒评恚级苑剑蛊浣ト腱爸校萋鄣杏谧韵嗝艿霓限尉车兀蛊湮蘅芍帽纾市恼鄯Ｐ炝ⅰ睹献勇鬯滴牡奶厣芬晃腫18]称孟子在论辩中“表现了自己的论辩技巧，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雄辩滔滔的辩论家”，“有纵横家的特点”，指出：“他擅长纵横家那套‘捭阖’、‘转丸’、‘揣情’、‘摩意’之术，”加上他的长于“知言”，辩论起来“很会揣情摩意，把对方心理摸得很透，使人完全听从他的摆布”，又重视第一手材料，论辩多以事实作基础，所以有理有据，论辩滔滔，有的放矢，言必有中。洪波《孟子散文中的论辩方法》一文[25]认为，孟子散文中所用的论辩方法，形式多种，变化万千，往往因所论辩之事不同而异其方法，“无不理充词沛，说服力强”。章沧授着力分析归纳了孟子“不同凡俗的论辩技巧”：一是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针锋相对地辩驳答难，二是引出话题，抓住要?Γ讲浇舯疲迫绶缋祝嵌员嚷郾纾馊裆羁蹋芾焱纯欤佣纬闪嗣献印胺婷⒈下丁⒇嘈娜牍恰钡钠朴敕绺馵9]iv。郭预衡通过与《论语》的比较，对孟文的论辩艺术作了阐述，指出：二者虽然都采用一问一答的对话体，但《论语》是坐而论道的“谈论”，《孟子》却是针锋相对的论辩，而且结构更加完整、富于辞采、极有气势和感情色彩[26]（P135—139）]。管仁福认为：“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主要是在人物对话中表现出来”，从论辩主体和读者接受两方面看，对话体的论辩不同于文章论证式的论辩，它是在一定的情景下进行，因而论辩者必须在短时间内对问题做出快速的反应、对答，在这种情境下，由于思想的直接碰撞和语言的激烈交锋，最容易激发起论辩者的智慧和灵感，从而使论辩呈现出灵活、机智、生动的特点，发为文章极具活泼性和可读性，读者阅读时会有亲临现场之感，从中很容易体会到强烈的情感和充沛的 “文气”[19]。杨福生认为，孟子论辩，服膺于自我精神高度，论辩过程呈现一种向心式回归过程，其论辩艺术依托于自己强有力的完善的儒家理论体系，将论辩焦点归结到自设前提上来驳倒对方，既挥洒自如，又能牢牢控制论辩局面，行所当行，止所当止，从而形成了“理懿而辞雅”的论辩风格[27]。
三、逻辑性及其文体特征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我国逻辑思辨的发轫时期，《孟子》散文的逻辑性也为人所注目。研究者认识到，孟子论辩之所以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严密的逻辑性是其重要成因之一。谭家健认为孟子虽然不像墨子那样有比较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但是“却能普遍而熟练地使用着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其文章都有着严格的逻辑”，在论辩过程中，孟子成功地运用了排中律和矛盾律，从而“无论和谁辩论，孟子都从没有输过”[6]。洪波认为，《孟子》“文章的组织与逻辑推理的规则极相吻合”，
作者把孟子论辩中所运用的逻辑方法归结为：（一）逐层推论法，在具体的论辩中，穿插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有正有反，有擒有纵，开合自如，引人入胜；（二）破斥两端法，针对论敌用假言推理与选言推理的综合方法进行的责难，孟子从容应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予以有力的破解；（三）提出新论点法，即当论敌用假言和选言推理进行论辩时，采取肯定一面另提新论点，以击破对方隐含的错误观点；（四）例证法，即把例证作为一个前提，使逻辑推理更加严密。文章还认为，与“名辩逻辑学”和“墨辩逻辑学”重在立论不同，“孟辩逻辑”重在驳论，因此作者认为：“辩难体散文，当自孟子始”。[18]
显然研究者已从《孟子》文章的逻辑特征进而到对其文体特性的认识。关于辩难体，50年代中期，罗根泽认为是韩非子所“独创”[28]。到了80年代有研究者认为其“独创”者应为《孟子》。张惠仁《孟子——我国古代辩对文的开元者》[29]，从文体的角度考察了孟子的论辩艺术，认为《孟子》的论辩篇什，“把辞章艺术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揉而为一”，形成了“以反驳艺术见长的辩对散文”，孟子以他“量多质高的辩对散文驰名一时”，而“辩对散文，是一种反映人们逻辑思维成果的文体，它以证明、反证明、推理的逻辑方法，阐明基本观点”，主要是“以问对、答辩的方式展开文章，它的针对性较其他‘论’、‘说’体，要求更高，它以驳论为主要的或突出的论证方法。”辩对散文的产生有赖于逻辑学的形成和发展，孟子的“知言”说，提出和解决了“墨辩逻辑学”中所未提出和解决的驳论问题和方法，“自孟子的‘知言’说出现后，不仅使先秦时代我国朴素逻辑学体系从概念、判断到证明、反证明、推理臻于系统化，而且在我国的文章史与逻辑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把文章学与逻辑学合为一体”；在实践上，“他认真地把我国古代逻辑学的成果运用到自己的辩对中来，使用多种逻辑方法，驳论有力，立论有据，从而使文章既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又具有那种高屋建玻撇豢傻玻蘅杀绮档穆呒α俊！崩抵久鳌洞用献印昂帽纭笨雌渎呒邸芬晃腫30v]认为：孟子“给儒家的‘正名’学说中注入实际的逻辑内容，把‘正名’主张从政治、伦理领域逐渐地引向思维领域，从而使儒家的‘正名’与论辩这一思维逻辑的领域有了更多的联系”，论辩中“很讲究立论与驳论的论辩艺术，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揉而为一”，“他善于抓住论辩的契机和对方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把反驳的重点放在论敌的‘所蔽’、‘所陷’、‘所离’、‘所穷’之处，在辩论中努力指责论敌的谬误”。 学者们在肯定孟文逻辑性的同时，对其不足亦时有论及。张惠仁认为，孟子对逻辑推理方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不自觉的，因此“在逻辑上必然有牵强附会之弊，有时甚至还使用一些诡辩
法”[29]。徐立亦认为，孟文在逻辑方面“没有墨子、荀子那种‘隆正’、‘察类’、‘明故’的科学态度，而有时是一种‘无故’、‘乱类’的恣意推论。”[18]根据孟文的特点把逻辑学与文学作品结合起来研究，这类“跨学科”研究对拓展研究领域，深入理解作品内涵和把握作家作品的风格特色，无疑是有意义的探索。但对孟子逻辑思想的评价，意见尚有较大分歧；对于《孟子》散文逻辑性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回顾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状况，有创获亦有缺憾。仅从以上所撮要列举的情况看，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从起步而蔚为大观，逐渐摆脱了各种束缚与偏见，走上了独立发展的学术道路，其文学价值与地位得到了认识与确立，其散文艺术得到了广泛的探讨。然而相对于哲学思想、社会政治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