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潇然 公务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曾在多家文学刊物发表散文、随笔，其历史文化系列散文作品深受读者好评，现居西安。 一
公元前150年，古希腊艺术大师亚力山德罗斯以神话故事为背景，创作了一尊女神维纳斯的大理石雕像。
就在亚力山德罗斯创作维纳斯雕像的时候，远在东方的中国，正处于西汉帝国复苏的关键时期，那一年刚好是汉景帝即位后的第七年。巧合的是，正是在这一年，汉景帝也开始了一件与塑造维纳斯塑像几乎一样的工程。当然，他的工程不是为了祭奠传说中的神，而是在为他修建自己百年后的陵墓时，烧制出一批殉葬的陶俑。
“灵魂不灭”是古人看待生命的一个基本态度，所以“事死如事生”也就成为了面对死亡时的一种主要做法。灵魂附着于亡者的尸身之上，只有妥善安顿，才能保证死后也能待遇如常。无论地位高低、身份贵贱，还是忠贤愚奸，丧葬的程式都大体一样。要说有区别的话，也不外乎因财力和权势的差异而有的丰俭厚薄程度的不同。皇帝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所以理应最为阔绰。除了生活器物外，他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还有仆从侍卫、近臣亲将也一个都不能少。秦汉以前，这些陪葬采用的都是真人，尤其是殷商时期，人殉最为突出。虽然说能够与君王伴驾同去，对殉葬者也是一种荣誉，但是毕竟被活埋或者杀身成仁还是比较残酷。到了秦始皇时期，就大量地采用仿制的人物模型陪葬了。当然传说中还有他的嫔妃儿女殉葬的事情，但是陪葬的八千禁卫军却全部都改成了陶俑，这也不能不说是历史的一个进步。
汉室初建之时，国力尚还贫弱，几代君主一直都不敢忘记厉行节俭，从皇帝带头做起，大力推行薄葬，采用烧制的仿制品替代陪葬，规模和数量也都压缩精简。秦俑与真人基本等大，而汉俑减为四分之一比例制作，包括陶制器物，也都是一些微缩版，耗材与工时都大大降低。有人说秦俑高大英武，汉俑纤巧机敏，是因为秦俑是秦人的翻版，有北方人的威猛，汉俑是刘邦子弟兵的倒模，有南方人的精灵。其实，文明的进步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呈现在汉阳陵墓道里的陪葬物，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汉景帝为自己烧制的陶俑了。阳陵陶俑，由于种类齐全，让我们从中获取了足够多的有关那个时代组织结构和职责分类情况的诸多信息，成为历史学家高度关注的焦点。
汉阳陵位于渭河的北岸，那里是汉代的九个帝王墓区，它们一溜排开，从西向东，构成了一组黄土塬上特有的陵冢群地貌。再向北，还有一列依山而建的唐代皇陵。来到这里，你可能赞叹，或许也会皱起眉头。因为，在忽然之间你会发现，所有的荣华在时间之后，顶多也就只能是这样，留下一堆荒芜的黄土。即便是中国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的开创者之一汉景帝的墓穴，也不过只是在几处藏坑里，随葬了这些土灰色的陶俑。就是这些陶俑，经历两千余年的时间后，已经逐渐被定格成为那个时代的画像，并随着考古的发掘，向今天的人们讲述着他们的故事。
与维纳斯不同的是，阳陵的陶俑，原本是穿着衣服的，但是因为年代久远，衣物腐朽脱落了，木质的双臂也都湮灭了，变成了缺臂的裸体塑像。只是，它裸的还更为彻底，全身上下干干净净，一丝不挂。这种直白、完整的袒露，竟与维纳斯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它们无所谓表里，但返璞归真、变拙为巧，同样呈现出的也是人体的本色之美。
陶俑不着衣饰，完全裸露在两千年之后的注视中，从容地面对着来来往往的现代人。无论男女，毫不隐藏，只是保持着自己一直不变的姿势。没有胆怯，没有娇柔，没有委琐，没有疑虑，坦坦荡荡的，成就了一种无邪的高贵。
公元前150年同时诞生的这两处塑像，为我们从时间的两端分别解读了对于残缺和本真的理解。维纳斯是从缺失中找到了艺术的本质，是为了美的追求而做出的主动放弃，体现的是灵魂大于肉体的意识。汉阳陵裸体俑是在美的沉淀中逐步走向了残缺，是时间的最好提纯和艺术的完美“进化”，反映的是从世俗到纯粹的转变，是从小到大的升华。它们分别用两个不同时间点的同一种割舍，完成了一次东西方艺术美学观的统一和会师。
老子认为“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是“有”的根本，“有”是“无”的外化，所以叫“有无相生”。他们的断臂给写实营造了“虚”的艺术空间，从而突破了有限的造型,达到了虚实结合、以实显虚、凭虚求实的艺术境界。汉代初期的统治者们，就是以此为指导，把“无为而治”变为了治国的行为艺术，而“文景之治”就是“黄老学说”的一次成功实践。
二
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个代表那个时代的特点，比如西周让我们记住的是周礼，秦朝留下的是统一和集权，盛唐的归结当然离不开唐诗，而刘汉又该是什么？
历史总是会有许多巧合，汉阳陵的陶俑就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通过那些不着衣饰的陶俑我们发现，原来它代表的就是一个裸体的时代。
秦末战争中刘邦首先夺取了咸阳，按约定本可赢得关中，但因当时势单力薄还不足以与霸王抗衡，萧何便建议刘邦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第一要务是解决如何保全自己的问题，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意思。所以，在汉军攻进咸阳的时候，萧何识时务地提出了约法三章，要求部属不得劫掠百姓，皇室金银细软也原封不动，待项羽入关后又主动将扣押的绫罗绸缎和珠宝美女一样不少如数上交，隐藏了与项羽争霸的企图，给刘邦全身而退留出了智慧的余地。但是，对于别人并不关注的档案馆藏资料，却一点不留地悉数带走。萧何可以说是一个战略式的人物，当时他已经看到了一个刘邦时代注定将要到来的必然，所以，他所考虑的是如何为立国后的政权规划出新的结构和未来的框架。这些资料，涵盖了全国的地理、人口、气象和物产等内容，就像秦帝国的资产清单，都是统治指向的直接标的。有了这个清单，刘邦带着他的一帮弟兄再次来到咸阳的时候，就没有再费什么力气，只是简单地按图索骥照单抓药，一个国家就立时被收入到他的囊中实现了有效控制，全部都成了他的。后来，萧何又凭借这些资料，依据秦代法律的旧体系创建了汉室管理的新模式，就是所谓的“汉承秦制”。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由平民创立的国家。高祖皇帝刘邦只不过是秦国等级最低的地方巡警官。他的两个丞相，萧何和曹参，担任过县一级的小吏。为汉军闯关夺隘的大将军樊哙，当日也不过只是个屠夫。韩信一样，寒微时曾一度乞食。还有黥布与彭越，他们甚至因生活所迫曾经落草为寇。刘邦授官拜相的开国元勋，大多都起自社会底层，使汉朝首开了“布衣卿相”的先风。而这种朝政大员的出身结构，说明了原有的统治力量已经完全被摧毁殆尽。新政权里没有旧世族的丁点踪迹，他们也无需凭借原有的势力拉大旗作虎皮，完全一个推倒了重来。布衣卿相的出身和经历，对他们的政治决策自然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使汉初的政策始终都能够贴近民生，关注百姓，同时也一直保持了那种布衣所固有的朴素作风。
汉室因为没有自己的传承，重建也就没有什么必须割舍的包袱，所以他们得以轻轻松松地走进了长安。始皇留下的宽阔而又均匀的基层组织，成为了他们实现汉并天下的最好保证。
无论是“汉承秦制”，还是“布衣卿相”，反映的都是汉朝白手起家的社会状态，这种状态最后就表现在了景帝的陵墓中，完全刻画在了那些赤裸的陶俑身上。
三
与短命的秦朝相比，历时四百多年的汉朝确实够长寿的了。只有几十年寿命的秦朝完成了万里长城、阿房宫、秦直道等一些浩大宏伟的工程，而汉朝似乎什么也没有留下。其实，这正是那种“无为”的境界。
人们常说陕西人保守，话说得确实不假，但是却不知，保守也是一种资格。有的地方倒是一点也不不保守，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保可守的东西。改革创新绝不是表面形式的翻新，也不是投机钻营的见好就上，它是一种思想体系的发展与更新，是对于一种思维惯性的超越和固有观念的摆脱。如今一味强调“洋为中用”，但是现代西学的实践过程不过也就只有区区几百年的时间，要知道，中华文明才是至今唯一一个一直延续着的文明类型。物竞天择，适者才能生存，也就是说，中庸自有中庸的道理。“无为”是无小为而图有大为的一种战略思维，不在一时一地，要的是滴水穿石。保守，保得是大道，守得是本分，有道守本才是长远的大计。能够舍弃眼前的小利而追求后世的福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境界。当然也只有拥有了这样的境界，才能孕育出更为深厚的文化遗存。《史记》就是汉朝搭建的一座能够与秦代所有奇迹比肩的灵魂工程，还有“汉民族”“汉字”“汉语”等等，更是渗透进了我们的血液里，成为留在基因里的遗产。
秦汉两代，一个确立了中国的未来政治框架，一个绘制了中国的文化传承图谱，两座历史山峰同在渭河岸边，相携着并肩耸立在了一起。
渭河流经西安的时候，正是有了这两座山峰的护航，让它向东奔流的才那么坦荡。
南岸是装载着一千余年历史的长安，渭北有咸阳故都和汉室的九世皇陵。长安因为拥挤过的朝代太多，让我们很难看清他们各自的轮廓，而渭北原上的秦都和汉陵，纯粹而巍然。尤其是汉陵，从隔岸看过去，远远的、静静的、淡淡的、悄悄的，躲开了皇城里的吵闹，藏下了一个不羼杂的两百年。当然，藏是储藏的藏，而且是一种超浓缩式的储藏，收储的密度甚至大到了对时间都产生了强大的吸附力，使汉代的所有历史都凝固在了里面。
朝代更替的历史都是政权革命的结果，而每一次革命，起因都无外乎朝政的昏聩与严苛，所以每一个新兴的帝国都会有一个矫枉前朝的开端。然而开国之君的开明，却实在难保永世的清正，总是由减轻社会负担开始，又必然要从不断增加苛捐杂税结束。秦始皇为了修筑长城和自己的陵墓，大量征发劳役，使百姓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终至引发了民众的反抗而土崩瓦解。汉朝初年，汲取秦亡的教训，从消减政府开支入手，不断降低百姓的税收负担，先是实行“十五税一”，后来又进而减按“三十税一”征收，实现了全社会的休养生息。
税收是国家维护公共安全和提供社会保障所必需的财产负担，它存在的理由在于个体对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要，任何超越纳税人意愿的用税企图都无异于对民意的强奸。汉朝初期的帝王们就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他们不做流芳百世的政绩工程，也没有建造任何可以称之为世界奇迹的项目，他们把如何发展的权利，完全都归还给了自己的国民，然而“文景之治”却成为历史为我们留下的最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对比秦汉，我们可以发现，朝廷职能的实施与社会效果的实现完全不是一个理念。秦朝强调的是集权的力量，所以会有如兵马俑与铜车马那样标准化、精细化的管理模式，也才会有长城与阿房宫那些著名的地标建筑。汉朝注重的是“与民休息”，所以在河北满城的刘胜墓中，才能发掘出反映民间智慧的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和朱雀衔环杯等艺术珍品。刘胜是景帝的第九个儿子，受封为中山王，偏居于边远的藩国，但墓葬丰厚，精品荟萃，反映了民间技术水平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科技含量的提高。而他父皇的阳陵，却没有出土一件惊世的高科技器物，陪葬的主要都是土陶，说明那时的朝廷确实做到了让利于民和与民不争。
人类历史中所有成功的文明，都含有着强大的基层共同体的自治成分。当这种“共同体”能够在国家的结构中保存自己的自立性和创造性时，就能促进社会的繁荣和兴盛。当一个文明为人们提供了稳定的制度框架，让大家能够通过和邻里们的合作，以自治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事务，加强个体的利益时，这个文明就生机勃勃。当这种“共同体”过早地被国家权力所整合，丧失了自己的自治权，而把基层权力全部都转交给了高高在上的朝廷，让那些只关注乌纱帽不关心群众需要，也没有利益承担的官僚来替代百姓作出决定时，这个文明不管开始时多么轰轰烈烈，也必然会逐渐丧失最基本的动力源，从而走向衰败。
四
拭去陶俑身上的汉代蒙尘，双目分明的裸体塑像就呈现在了两千年后的封土上，他们还都一样地带着一丝微微的笑意，似长眠再醒后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好像是急切地想把身后发生的一切疑惑要向大家说个明白。当然，走进他们身边，我们也一样想破解出这些初来乍到者身上的种种疑问。而在诸多的疑问中，我还想知道的，就是他们的微笑了。因为，一提到微笑，就好似也会附着上一层难解的达?芬奇密码。
达?芬奇的那幅《蒙娜丽莎》最感人的也是微笑。她的微笑表现的是一种心安理得的自信和乐观从容的气度。反映了一个真实的女性，从文艺复兴中觉醒后所获得的沉静、安闲与温雅。而这一点，正是那个经过漫长的中世纪的黑暗，从基督教神学的重压下挣脱出来，迎来了新生活曙光的欧洲最为典型的时代特征。
裸俑告诉我们的，与《蒙娜丽莎》表达的几乎一样，也是一个刚刚从“无为而治”的盛世中复苏过来的时代的反映。它悠闲，但它又有精神，因此休闲得神采奕奕。它自得，但它又有矜持，所以笑不露齿、喜未作声，显示出了一种东方君子的谦谦风度。
在我看来，裸俑的文物价值不在于它的艺术工艺，而在于我们由此获得的历史信仰。工艺是艺术表现方式的技术能力，而艺术却并不都是工艺水平高低的反映。无论阳陵的陶俑多么俭朴，却都是艺术最高价值的深度表达。
断臂、微笑和裸体，是阳陵俑的片段，也是汉朝的全部归结。断臂，体现的是时间的魅力，让我们对于“无为”的认识直接也深刻。微笑，那是注定了的要成为的盛世的表情。无论是断臂还是微笑，又都因“裸”而完整和圆满。裸俑的本质，是一种对于社会心态的真实表达。它所展现的，并不仅仅只是塑造的工艺，还更应是一种行为的艺术。这种艺术，就像是走向神坛前的化妆，有一种充满了憧憬的典雅。我们每一个人，走进希望的未来时，都会表现出应有的信心和从容。这种情绪不是激动，因为那是一种不依赖于功利，不追求喝彩，不期待轰动的内心活动，是一种满怀信仰的精神感化。
客观的讲，文景时期汉朝的国力并不是很强，国土也不算多大，反倒是经常面临着匈奴的侵扰，不得已时还得不断地选送貌美的公主向他们和亲示好，但是那个时期能有如此纯净的心态和沉静的表情，不能不说一定是源于一种内心的强大。其实都一样，当我们无论是谁只要能活得很自己的时候，给上一点安闲，人人也都同样会表现出那种心满意足的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