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国革命在延安的特殊历程，而使转战陕北十三年的毛泽东，与秦腔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曾经说过：“秦腔对革命是有功的。”这句话使秦人与秦腔人至今都还很受用。 据文艺界的“老延安们”回忆，毛主席1935年到延安后，就慢慢喜欢上了秦腔、陕北民歌和秧歌剧等，这是一个具有艺术天分的领袖人才的修养与性格所决定的，他不可能不对一个地方最广大人群所钟爱的艺术样式，产生浓厚兴趣。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组织戏曲专场晚会，演出了秦腔《五典坡》、《二进宫》等剧目，毛泽东和他的领导集体应邀出席观看，那种人山人海的对戏剧进程的呼应声，使他倍受感动，作为特别擅长宣传鼓动工作的毛泽东，当时对坐在身边的工会负责人毛齐华说：“你看，百姓来得这么多，老年人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剧场挤得满满的，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当搞，但就是内容太旧了，应当有新的革命的内容。”毛齐华指了指坐在毛主席身后的柯仲平说：“这是文协(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的老柯(时任副主任)，他是专搞文化工作的。”毛主席当即转身问：“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搞?”柯仲平连连回答：“应该，应该。”毛主席说：“要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的形式。”事后三个月，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便组建成立了。
民众剧团简章上有这么一段文字：
定名：民众剧团。
宗旨：采取旧形式新内容之手法，改进各项民众艺术，以发扬抗战力量，提倡正常娱乐。
民众戏剧训练班(学校)招收学员简则：
宗旨：中国一切旧形式的民族艺术，不但在大众中有根深蒂固的力量，而且是民族文化的丰富的源泉，为着早日完成抗战的最后胜利，我们批判地将它扶植、发展起来(在边区尤其要发展边区原有的民族艺术)，使它能服务于抗战，服务于大众。
资格：有服务于抗战及决心志愿从事各种民间娱乐(如秦腔、晋腔、眉户、道情、大鼓、坠子、小调等)，能脱离生产，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并愿参加民众剧团实习者。
年龄：10岁以上，20岁以下，男女兼收。
课程：艺术课、技术课、政治课、普通学课等。
待遇：学习期内供给食宿及津贴。期满后视其成绩如何，或在民众剧团工作，或派往各县之民众娱乐改进分会，斟酌当时情况给予报酬。
筹备会参加者：
边区党委 王若飞
边区教育厅 周 扬
边区民众抗敌后援会 齐 华
延安市政府 高朗亭
边区总工会 管瑞才
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 艾思奇
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 柯仲平、高敏夫、柳青、马健翎、张季纯、正义(以上资料摘自《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艺术纪实》，由艾思奇提供)
民众剧团团长最后落在了“狂飙诗人”柯仲平头上。
剧团成立之初，条件异常艰苦，据柯仲平1962年写的回忆文章说：那时政府对吃公粮卡得很紧，开始根本没有预算，连吃饭都靠文协同志节余下来的粮食过活，有一次延河涨水，剧团住在延河东，过不了河，饿了一整天，下午大家合计着在馆子里赊了两个锅盔，全团烩的吃了，后来还受到文协管财务人的批评，锅盔钱好久都没法还。住房更是靠租赁，房主常常扬言要赶人走，后因遭日机轰炸，干脆把剧团赶到宝塔山后的一个窑洞里，男女仅隔一道布帘住了下来。演出连个照明的汽灯都没有，更别说服装、道具了。实在没辙了，柯仲平去找毛主席，主席当即从自己《论持久战》稿费中，拿出300大洋，给了柯仲平。老柯喜出望外地跑回来，从中拿出100元，置了服装、道具、汽灯，还买了一条拉戏箱的毛驴，然后，把剩下的200大洋，就装在“围肚子里”，两三个月没离身，以至最后“围肚子”成了“虱子窝”。后来贺龙从晋西北回来，柯仲平又去向贺胡子“诉苦”，贺龙拿出了身上的20元法币，再回到前线后，又让刘白羽捎回了一批缴获日军的皮鞋、呢子衣服、钢盔、战刀等，以做演出之用。有一次，李富春对柯仲平说：周恩来和博古同志从蒋管区回来了，他们是国民党的参议员，可能有钱。柯仲平就急忙给两人写了信，结果两人一人给了50法币。后来陈云还送给了剧团一部小电影机。剧团就是在这些人的支持下，一天天办红火起来的。
很快，剧作家马健翎便创作出了方言话剧《国魂》，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试演时，毛主席也来观看了，热烈激昂的观众情绪，也感染了他，演出后在接见剧组时，他对马健翎说：“你这个戏写得很成功，很好，如果把它改为秦腔，作用就大了。”出生于湘江的毛泽东，来到陕北这块土地上，没有让人组建一个湖南花鼓剧团，却始终以当地群众的喜好为自己的喜好，想方设法支持起一个秦腔剧团来，这种从实际出发，从民众出发的思考与实践，从一个侧面讲，恐怕也是他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之所以成功的重要秘诀之一。马健翎很快便将《国魂》改成了秦腔，再演出时，毛主席又来与陕北老百姓一道看了一次，不仅跟当地观众一起鼓掌，叫好，而且在演出后，还给柯仲平写了一封亲笔信，并对戏的修改提出了具体意见，信上说：“请你转告马健翎同志，应该把戏的名字由《国魂》改为《中国魂》”。从此，马健翎的这部名作，便叫《中国魂》了。
民众剧团由于完全是“土生土长”的产物，因而赢得了老百姓的极大拥戴，所到之处，总是前呼后拥，热闹异常。老百姓不仅把热炕头给演员让出来，而且还把当时十分紧缺的土特产，也拿出来给演员们打了牙祭。花生、红枣、核桃、煮鸡蛋．在当时的陕北．是比今天的人参、鸵鸟蛋还要贵重的食品，可老百姓硬是把这些东西都拿了出来。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柯仲平说：“民众剧团每到一地演出，离开的时候，群众总是恋恋不舍地把剧团送得很远，还送给很多慰劳品。要找我们剧团，怎么找?你们只要顺着有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桃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民众剧团的“红火热闹”，在一些“言必称希腊”的人看来，无非是“小儿科”而已。柯仲平争辩说：“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却很喜欢。”出席座谈会的毛泽东笑了笑，诙谐地说：“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后来，毛泽东还把这件事写进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林默涵在1992年11月7日，发表于《文艺报》上的《柯仲平与民众剧团》一文说：毛主席在讲话前，“找来了许多位作家交谈，征求大家的意见，可见毛主席的思想、观点，是从群众中来的。经过综合、提炼、形成科学的理论，反过来又到群众中去，指导群众的革命实践。这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柯仲平同志和民众剧团的艺术实践，也对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毛主席作了《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的讲话，其中明确提出要创造“新秦腔”的口号。并且在枣园窑洞，会见了当时在延安文艺界享有盛誉的三位人物，他们是：诗人 柯仲平、剧作家马健翎和抗战剧团负责人杨醉乡。毛主席说：“请来‘三贤’，有两位‘美髯公’(柯仲平和马健翎都是大胡子)，一位‘佘太君’(杨醉乡以演老太太著称)。你们是苏区文艺先驱，一个抗战剧团，一个民众剧团，好像两个深受群众欢迎的播种队，走到哪里，就将抗日的种子播到哪里。‘马髯公’坚持文艺和群众相结合，是大众化的道路，深入根据地，连续创作和演出《一条路》、《查路条》、《好男儿》、《那台刘》等剧目。每到一地，一演就是天亮，这很好，既是大众性的，又是艺术性的，体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由于毛主席对民众剧团的特别关爱，而使民众剧团逐渐成为陕北最重要的一支文化力量。在八年抗战中，民众剧团走遍边区190多个市镇乡村，演出达1475场，观众达260万人次，尤其是马健翎创作的《血泪仇》，“几乎在整个边区和抗日敌后根据地，形成了一个‘为王仁厚(剧中遭日寇践踏的人)报仇’的运动。”毛泽东善于发动群众的领导艺术，在民众剧团的实践中，再一次得到生动体现。
据“老民众”讲，毛主席鼓励大家多演戏，演好戏的方式非常简单，一是和艺术家交心，二是多看演出。许多“老民众”都回忆说，毛主席看戏很随便，说来就来了，说有事就走了。一不提前打招呼，二不“扰民”，哪儿有空往哪儿坐，没处坐，他个子大，就站在人群背后“口一口”。不似军阀和国军的一些要员看戏，势大得让演员们演出时，浑身都不自在，唱不好，有人把枪栓子一拉，整个演出就“砸锅倒灶”了。有人回忆，毛主席隐名埋姓，辗转陕北时，有一次在黄河岸边的佳县看庙会演出，由于人太多，许多老百姓都站在板凳上看，毛主席勉强挤到前边，由于个子太大，挡了别人的视线，被后面人起哄了一下，主席急忙抱歉地退到了庙墙一侧，一直站着看完了秦腔《反徐州》。
谁也说不清，毛主席在陕北到底看了多少回秦腔演出，反正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始终注重秦腔的内容创新和“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作用，即使是今人所用的“休闲”时刻，他也喜欢采用秦腔这种文艺娱乐方式填补，最典型的事例是：有一年，中央给毛、刘、周、朱等五十岁以上的同志集体过寿，“寿星”包括伙夫、马夫和中央机关所有五十岁以上的人，竟然也看的是秦腔专场演出。令秦人遗憾的是，自他打过黄河，进驻西北坡，再到紫禁城后，这方面的消息就越来越少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经周恩来推荐，民众剧团的眉户戏《十二把镰刀》，曾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过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出发前，毛主席曾在怀仁堂，接见过演职人员。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刊《戏曲艺术》上，有这段史实的详细记载，现摘录如下：
……毛主席和代表们一个个握手，亲切问候。当他走到黄俊耀(演员)、王琳(著名诗人柯仲平夫人，演员)面前，问明情况后说：“噢，你是延安的，就是大胡子团长柯仲平那个剧团吧?”黄俊耀作了肯定的回答。毛主席又问：“你演什么戏?”黄俊耀说：“演《十二把镰刀》。”毛主席说：“在延安我看过，戏不错，我看你演得挺好的。”(其实，在延安时史雷同志演得最多，黄俊耀演得较少，毛主席看的是史雷演出的《十二把镰刀》。)黄俊耀后来回忆说，可能毛主席把史雷当作了我，因为我的嗓子不如史雷，所以演得少，也没他演得熟练。因为当时的情况，他不可能解释。毛主席接着说，看了你的“镰刀”(指《十二把镰刀》)，我有个意见，“你打的那个镰刀，像是动手术的那个医疗器具，这镰刀得动动手术。”(意思是镰刀太亮，从刀刃到刀背没有过度色，不真实。)
最后，毛主席又面对全体代表团成员说，你们其中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出国，从来没见过洋人，洋人就是鼻子大一点，脸比我们白一些，不要看他们了不起。我们是黄种人，黄皮肤，小鼻子，我们也了不起。说得大家哈哈大笑，气氛很活跃。本来代表团成员中，大多数人是从延安下来的，过去在延安，军民关系、领袖和群众关系都很随和，大家也常见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党中央领导。所以，即使进了北京，也仍然感到亲切祥和，没有拘束，情绪很热烈。毛主席还讲了代表团要经过莫斯科逗留一下，要大家尊重苏联老大哥，谦虚学习，加强中苏友谊关系。
关于镰刀的事，当晚周恩来就指示廖承志团长和主管演出的吴雪同志解决这个问题。连夜，我们就动手重新制做，把刀刃搞成白的，向镰背逐渐过度，中间不黑不白，镰背为黑色，在灯光下一看很逼真，跟真的一样。随之，他们也把铁锤、砧子、风箱等道具都加工美化，予以装饰，既有生活的真实，又是艺术的升华。第二天晚上代表团就出发了，共百十余人，带的节目有《王二嫂拜年》、《兄妹开荒》、《牛永贵负伤》等。(王志直等整理)
再后来，就是1958年毛主席在东北视察时，恰逢秦腔《火焰驹》正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艺术片，毛主席亲切接见了剧组的全体演职人员。再以后，看到的，就都是毛主席看江青他们搞的那些样板戏的消息了。
秦腔千年发展史，与很多大人物都有过密切接触，然而，他们大多是欣赏者，或票友，像唐明皇李隆基，农民领袖李白成，清末的慈禧太后，可以说他们一个见证了秦腔的发端，一个经历了秦腔的初熟，一个亲睹了秦腔的峰巅，可毕竟他们都是由娱乐到娱乐。由把玩到把玩，由欣赏到欣赏。唯有毛泽东，使秦腔在抗日烽火连天起和全国解放战争的摧枯拉朽的特殊岁月，起到了唤起斗志，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枪炮”作用。无论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还是艺术家的毛泽东，在民族危难关头，发现秦腔，利用秦腔，革新秦腔，自觉不自觉地让秦腔完成了一次传统向现代的大转型。尤其是现代戏的诞生，不能不说毛泽东是起了关键性作用的，因为戏曲现代戏就创始于延安革命时期。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面对幅员辽阔的祖国大地，和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三百多个地方剧种，对秦腔渐行渐远，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艺术在民族生死存亡时刻，如果还“隔江犹唱后庭花”，那就是自甘堕落，而如果在和平建设时期，又不守艺术本分，那也是本末倒置，比如江青之于八个样板戏的蒸、馏、烹、爆，干脆就是别有图谋了。离得远也有离得远的好处，京剧离得近了，一曲《海瑞罢官》，甚至引发了一场文化大革命，这又当是另一个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