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衍生品交易等个别领域外，中国的资本账户均已部分开放，目前仍然存在的资本账户管制，主要集中在借用外债的额度管理、跨境证券投资的范围和规模控制、境外企业在境内融资、中资机构对外贷款、直接投资的实质审核等为数不多的项目。
未来10年
未来10年，世界经济将处于新一轮大周期启动前的孕育期，原有的经济强国逐步衰弱，新兴经济大国不断崛起但缺乏绝对实力挑战原有经济强国的“一极多元”的格局，国内政治目标的权重上升和信用货币缺乏实质约束，使得货币金融风险仍处于累积和爆发时期。中国作为发展中的转轨大国，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取得了快速发展，已是世界结构和演变的重要构成部分，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世界未来发展态势。但中国又处于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转型的突破关键时期，需要通过深层次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树欲静而风不止”。
虽然资本账户的相对封闭，避免了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这一轮金融危机对中国的过大冲击，但温室中是长不出参天大树的，保护出不了世界强国。在世界大调整、大变革和中国大转型时期，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更趋融合，中国金融市场和资本账户已不是要不要开放的问题，而是如何稳妥开放的问题。
具体而言，一是中国的经济全球化需要金融全球化的配合。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融合已越来越密切，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贸易体，第一大出口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吸引FDI最多的国家。中国也进入了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阶段。虽然各种类型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以跨国公司和产业内甚至产品内贸易为主导的全球化仍将持续，必然对中国现有金融与世界的融合提出更高的要求，对现有中国资本账户管制不断带来新的挑战，要求进一步放松管制。
二是中国未来经济、金融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需要放在国际金融市场中解决。随着中国人均GDP的不断提高，居民财富逐步积累，在全球配置资产，分散风险、提高收益，将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新课题。而且，新兴大国的崛起，将对世界资源、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同样需要借助国际市场配置资源。这需要中国资本账户管制有所放松，支持实体经济在两个市场配置资源，力争全球资源定价的话语权，形成与中国资源稀缺状况相一致的价格信号，以吸引真实资源的流入。
三是资本账户开放有助于推动中国金融深层次改革。走向更高收入国家，对经济社会的效率和灵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需要更加市场化的金融体系发挥基础性作用。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需要资本账户逐渐开放的配合。从策略上讲，针对我国金融对内自由化阻力重重，资本账户管理中某些内容有控制的先开放，会有助于推动、倒逼国内的市场化改革。
四是资本账户开放也是在管制有效性下降后不得已的选择。虽然中国当前仍保持着严格、相对系统的资本账户管理，但实际上管制的有效性已在下降，成本已在上升。因此放松资本账户管制已经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能不能进行有效管制的问题。
总之，未来10年也许不是开放资本账户的最佳时期，中国也不具备资本账户开放的所有条件，但却是中国加快推进资本账户开放需求最迫切的时期。
八大原则
资本账户的开放，意味着本国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融合。但是资本账户的开放，也仅仅只是解除了融入金融全球化的约束。这与是否真正融入全球化，融入全球化后是否能最终促进本国金融，进而促进本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最终实际效果如何，还需要考虑汇率制度，考虑本国的货币、金融体系，甚至本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国际金融环境。
因此，资本账户开放始终是一把双刃剑。一国是否开放资本账户，关键要看其能否促进本国金融的发展，进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为此，要在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协调好资本账户开放与汇率、国内各项制度和改革的关系，把握好时机、节奏和政策搭配，避免金融危机并将国际资源纳入本国经济发展需求。具体来说，当前我国推动资本账户开放，宜坚持八大原则。
首先，在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区间扩大到一定幅度并基本达到市场均衡汇率水平之前，仍宜保持对资本流出入的规模控制。目前我国的人民币汇率水平趋于均衡，市场出现了不同方向的有争议判断。这为根据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状况逐步放松规模控制创造了条件。
其次，资本账户开放要与国内的市场化改革相配合。金融是在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过程中实现其功能的。我国的实体经济运行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尚未完全确立。要素市场价格和垄断行业改革有待于进一步突破。二是新的增长模式尚未从制度和体制机制上确立。在当前的环境下，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金融资源，并不是完全根据市场内在需求和有助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增长模式配置。因此，在这两个重大缺陷弥补之前，不宜完全放开资本账户开放。
第三，资本账户的开放应结合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展开。资本账户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有机配合，既可以实现资本账户开放收益的最大化，也可以尽可能降低资本账户开放中他国教训所警示的货币、期限的错配风险，增强我国对国际风险的应对能力。
第四，资本账户开放要与加强金融监管、提高宏观调控水平相联系。资本账户开放，往往意味着外资的涌入与竞争的加剧。如果国内经济结构不合理，政策搭配不好，会推动国内金融资产的扩张，但给经济平稳运行埋下隐患。在当前及未来几年中，以美元等储备货币为主导的环境中，国际流动性泛滥趋势难抑，非储备货币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随意全面开放资本账户，往往会给一国带来巨大的外部融资激励或压力，在期限、货币错配的情况下形成大量对外债务累积后的问题。在这方面，东欧国家及90年代初期的部分东南亚国家，已有过惨痛教训。
第五，不同时期对不同类型的资本跨境流动应采取不同的管制思路。对与实体层面直接联系的资金流出入，如FDI、涉及实体经贸活动中的正常融资和资本结构调整、币种避险等，只要国内的政策、价格信号等没有明显扭曲，微观主体的激励约束机制良好，应在一定规模内予以鼓励。目前，除发改委和商务部外，外管局已不对直接投资，特别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汇兑进行实质性外汇审查。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已主要不是货币管制，而是行业和安全管理，适当限制带有投机性的资金流出入。
第六，金融业对内开放要优先于对外开放。从国际经验看，只有当金融市场开放能有效促进本国金融业有序竞争时，开放才有可能带来积极效果。如果开放仅仅只是为了引进更多的国际机构和资金，限于本国制度的扭曲，只会在加剧原有不公平的同时，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第七，逐步提高审慎监管要求，侧重交易层面的管理，逐步放开汇兑环节的不必要限制。我国主要是通过三个相互交织的层面实现对资本账户的管理：一是对跨境资金交易行为本身进行的管制，二是在汇兑环节对跨境资金交易进行管制，三是外管局对金融机构外汇业务的审慎监管。未来应逐步放开不必要的限制。
第八，保留与市场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规模控制和动态调整政策的权力。市场是存在中心和外围的，存在资源配置中心和被资源配置的。现阶段我国资本账户的开放要保留必要的管理，以实现本土金融市场与国际资金的相对均衡，使市场的发展为我实体经济发展所用。
开放重点
资本账户开放并不是目的，特别是在当前国际上并没有与国际资本流动相对应的治理机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多次金融危机不断显示，根据布雷顿森林体系特征建立的国际机构和治理，并不能很好地管理信用货币为本位的浮动汇率体系下跨境资金大规模无序流动。
放开资本账户管制的前提，必需是完善现有的资本账户管理。对各类资本的各种流出入渠道和规模，做到心中有数，拥有必要的调节和管理的前提下，方能加速推进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事实上，国际社会也不存在没有任何限制的资本账户开放，特别是在交易和审慎管理层面上。
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审慎管理，将外汇风险纳入整体的审慎监管框架。在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水平不高，公司治理尚未有效运作的情况下，仍有必要直接控制企业的外债规模，防止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过于严重。可将注册地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资金融机构法人，完全视为国内居民，允许其通过国内人民币资本市场融资，同时也将其跨境资金流动，尤其是境外债务，比照中资企业管理。
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在相对控制离岸中心向我国传递风险的同时，放开部分资本账户管制，以实现人民币区域化的部分利益。通过一定的制度规定，允许境内居民的人民币通过政府开设的一定“通道”流向境外离岸市场，同时允许境外居民所持人民币也通过上述“通道”流入境内人民币市场，体现资本账户渐进开放的原则，客观上通过不断地扩大“通道”，可加快推进资本账户的开放速度。
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已在一定范围内对外开放，这并没有给我国的债券市场和宏观金融带来不稳定影响。但目前的开放程度偏低，既无法有效促进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建设，也无法满足境外人民币回流和投资的基本需求。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具备吸纳一定规模的境外投资者的能力。在资本账户渐进开放的方向不变情况下，我国应在考虑宏观效应的前提下，积极引入更多的境外投资者进入我国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但是，一旦银行间债券市场扩大境外投资主体，需要保持必要的管道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