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国 1963年出生于河北邯郸。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曾任《中国日报》记者、编辑,1995年进入新华通讯社,先后在北京、肯尼亚和英国担任7年的新华社驻外记者,兼任《参考消息》和《国际先驱论导报》等报纸的新华社报刊英国特派记者。出版有《新闻英语写作》《看不透的英国――新华社驻伦敦记者眼中的英国》《不许玩赖》等作品。
我是谁?
有道是:“哪个人前不说人,哪个人后无人说?”
正如中国的北京人取笑上海人的“小聪明”,而上海人则认为“中国除了上海人之外,都是乡下人”一样,英国的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之间也都有闲话和牢骚。
这些牢骚、意见最集中地表现在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之间。
英格兰人矜持、内敛、保守;北部的苏格兰人似乎跟“俺们都是东北人”一样:豪爽、外向。
如果把撒切尔和布莱尔这两“尔”的英语当成英语听力教材的话,苏格兰人的英语就成了浓重的“伦敦郊区口音”。在苏格兰甚至英格兰北部,英语中的“T”被发成“EI”的音,所以,刚到英国的中国人听到英语的数字“二十”“三十”和“肮脏”等带“T”的单词一时听不懂时,你就知道,说话的人不是地道的英格兰人,或至少不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英格兰人。
最容易找到的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之间性格区别的例证恐怕要算布莱尔和布朗,“二布”先后出任英国首相,但却性格迥异。
虽然,两位英国首相都出生在苏格兰,但给人的印象是律师出身的布莱尔是个典型的英格兰人,巧舌如簧、工于心计;而布朗则是典型的苏格兰人,笨嘴拙舌、憨实直爽。
勤勤恳恳地给“英格兰人”布莱尔先生当了十年财政大臣的苏格兰人布朗先生老觉得自己劳苦功高,虽不想功高盖主,但也一直想当当首相,一展身手。据说,在他辅佐布莱尔走上首相宝座之前,他们二人还真有“君子协定”:布朗帮助布莱尔竞选,在布莱尔当首相后,也让布朗来个轮流坐庄,接替布莱尔当英国首相。这在布莱尔夫人切丽的自传里有明确记载。
在布莱尔担任首相最后的两年,当英国跟随美国在中东介入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英国和美国陷入泥潭不能自拔时,特别是英国伦敦遭受恐怖袭击而名誉扫地后,布朗取而代之的冲动愈发增长。以至于后来二人发展到不断争吵,当时任副首相的普里斯克特有时不得不从中斡旋(这位副首相在自传中对此着墨不少)。
首相声望日降,财政大臣步步紧逼。“二布”之间好像展开了一幕幕的对头戏。这厢布朗大臣认准目标不回头,那厢布莱尔首相一面答应日后让布朗接班,一面又巧舌如簧利用各种理由推迟交权。
这位苏格兰人好像一个眼前总有一根怎么也咬不着骨头的大头犬,闻着腥味不停地往前奔,但又总也吃不到那根骨头。
好不容易到了2007年6月,从布莱尔手中接过了首相的接力棒,布朗好像又显出了北方人的“憨态”,不善权术,民意支持甚至比后来不受英国选民待见的布莱尔还低,直至2010年5月在大选中落败下台,这是后话。
新首相挨闷棍布莱尔看笑话
财政大臣出身的布朗执政不到一年始终是磕磕绊绊,在2008年5月2日的地方选举中又挨了一记闷棍――执政的工党大败,连伦敦市长的位子都拱手让给了一个在很多人看来是“花花公子”的英格兰人鲍里斯?约翰逊。
苏格兰人遭受打击,曾不情愿地把首相权杖交给布朗的布莱尔似乎有说不出的高兴――至少在英国媒体看来是这样的。
5月2日,伦敦的免费晚报《LITE》头版刊登了一张满脸高兴的布莱尔的照片。所配的文字是:瞧!谁在高兴。照片上显得苍老的布莱尔确实在笑,笑得皱纹多了不少。
身为苏格兰人的布朗是不是被布莱尔涮了?
很难说。
至少布朗这个苏格兰人没有布莱尔这个被很多人认定的“英格兰人”灵活和善变。其实,布莱尔出生于苏格兰首府爱丁堡,日后考入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攻读法律,并获得律师资格。布莱尔的父亲最早从爱尔兰移居英国,曾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居住,期间,曾举家到澳大利亚生活三年。
但说到这个在英国政坛辉煌一时的布莱尔,总有人把他当成英格兰人,并认为他是把英格兰血统里的“聪慧”和律师的能言善辩结合起来,给人以“为人不厚道”的印象,因为在交权前后,不但布莱尔本人多次出尔反尔,连他那个当律师的夫人也不时站出来,甩几句难听话给布朗这个苏格兰人。有不少人甚至当时就推测,布莱尔交权给布朗,这个苏格兰人做首相估计也不会长久。(2010年5月初的大选结果应验了他们的预言)
不管“二布”对英国工党和英国政治版图带来什么变化,也不必深究布莱尔的血统或出身。但从人文角度讲,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的性格特色在他们二人身上有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英格兰人也好,苏格兰人也罢,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认为英国最强大的是它的金融和服务,说白了,就是靠自己的资本吃饭。
为了避免尴尬,在苏格兰人面前,外人最好别夸奖英格兰人。同样,在英格兰人面前若要说苏格兰人直爽、热情之类的好话,英格兰人可能会感觉不自在,或者认为你没有品位――因为你面前的英格兰人才是最有教养、最值得称道的那类――他们肯定这样认为,英格兰人个个都有一张好嘴,向人表述(Presentation)是英国人,特别是英格兰人的长项。
大英帝国的这种独特的民族气质,自非一日之寒,而是由来已久。有人说,在英国人的性格中,有“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元素,因为“大英帝国”臣民出不了三代都有祖辈或亲友到海外“为英王而战”,都享受过“日不落帝国”带来的财富――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中国唐朝的开国皇帝唐太宗曾讲:“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英国的哲学家培根曾言:“读史使人明智。”
又道是,沉默为金,寡言为银。
也许是近代的历史让英国人做得太多、见得太多,他们好像更内敛、更善于思考;平时金口不开,有机会时有板有眼,滔滔不绝。这,也成了英国人的秉性。
从四川地震品英国人的味道
平日里在伦敦金融城忙着赚钱的人,白天身上似乎弥漫各种名牌香水的味道。不知道是英国的香水产业不如法、德,还是英国人对自己的体味有足够的自信,给我的感觉是,英国人使用香水不如欧洲大陆的法国人或德国人普遍。但到英国的乡下或小镇,不少英国男女身上散发的更多地则是啤酒和威士忌的气味。都市内,八小时之外,或者说在那些西装领带占有统治地位的伦敦金融城或别的什么“绅士、淑女”们的正式环境之外,酒吧的那种卷烟、啤酒、威士忌和葡萄酒等烟酒混合起来的味道才是英国的本味――酒吧是英国文化很重要的部分,而吸烟在英国又十分普及――男女老幼概莫能外。
如果说这种烟酒味道让我这个在中国北方农村长大的人多少感到一点亲切的话,英国人的另外一种味道真让我不好接受,也许笔者不那么宽容,那就是英国人的冷漠。
这种味道不会对鼻子有什么伤害,但对人内心的嗅觉确实有一种难言的伤害。我一直有一种感觉,世界上最大的应该是人心,那里可以包容整个世界,整个宇宙,也就包括了嗅觉、味觉、触觉、视觉、听觉等。
也许是心的博大、心的深沉,心中的味道更强烈。
2008年5月20日是中国政府规定的全中国哀悼日的第二天。饭店餐厅里有一个电视,天空卫视新闻台滚动播放着新闻。餐厅里笔者这个唯一的中国人关注的自然是四川地震的消息,新闻提要中有中国地震的消息,但在电视屏幕前伸长脖子盯了半天,地震消息只有短短几秒钟,当天的早间要闻则是英国议会通过投票批准进行人工胚胎实验的消息。
而当天的《泰晤士报》头版也是人类胚胎实验的消息,四川地震的消息被夹在厚厚的报纸几十版中间。
同一天的《独立报》头版整个版面的消息是金融危机阴影下的英国宠物的命运。报道说,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蔓延,英国有成千上万的猫、狗被遗弃街头,宠物收容所爆满,因为购买房产的人经济状况受到影响,主人不得不放弃宠物……
在此一个多月前,英国媒体铺天盖地地刊登了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有关缅甸、印度警方镇压藏独示威者的图片,愣说是中国政府镇压西藏抗议者的“罪证”。当时他们叫得最响的理由是“人权”;但这时,中国的数万人的生命似乎并没有他们的猫狗的命运重要。
他们的“人权”到底是什么?他们想动感情的时候,就悲伤、怜悯、呼喊,他们不感兴趣时就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英国人啊……
而在中国四川刚刚发生地震时,英国人关心的是一些在卧龙自然保护区看熊猫的英国游客的命运(这完全可以理解。伦敦大爆炸时,我也发过有关中国人在爆炸中没有伤亡的报道)。
在地震发生的第三天,中国中央电视台曾播放过这样一则消息:英国驻华大使到成都将被四川人民救援出来的英国游客接到岷江饭店。电视画面上英国人大谈特谈的是他们如何感受地震、如何获救,英国大使也只是表示感谢。从新闻中,看不到英国人对那里遇难的四川人的同情。
也许有,没有播放出来。但愿,但愿。
但让笔者不敢相信的是,在地震发生两三天后,全世界的华人都在为灾民揪心、募捐,俄罗斯人、日本人、美国人、秘鲁人似乎都在捐款,向中国派出人员、空运救援设备,有消息说,英国的慈善机构也在呼吁捐款,支援四川灾民。但至少从媒体上,好像没有发现英国的主流社会有什么动静。
因为工作的缘故,笔者与英国的金融、财经界打交道不少。给金融城市长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转了几道弯,对方回话说,金融城市长目前在巴黎出差,问及他对四川地震有何反应,对方说:“伦敦金融城对中国四川地震深感同情……”
伦敦金融城市长是一年一任。最近连续三任的市长与中国都有关系:2008年的市长是在上海出生,2007年的市长在中国工作过五年之久,2006年的市长则声称连工作带访问,到中国不下一百次。与中国人的热乎可想而知――至少在不少场合口头上把与中国的关系当成了一个“卖点”。
金融城市长不在伦敦,我拨通了同样做中英贸易的一位高官的电话。没人接,留言后,过了几个小时,这位同样号称中国通的英格兰人回了电话。
毕竟是高官,说话条理清楚。电话那头的他说了三点:我们对四川发生地震表示同情;我们对中国政府反应如此迅速感到敬佩;将与成都和重庆的办事处保持密切联系。
“还有吗?”
“没有了。建国,谢谢给我打电话。”
电话挂了。
2008年6月2日,在四川地震发生二十天后,英中贸易协会和另外两三个与中国有直接贸易关系的公司和机构,联合英国中资协会在伦敦的一家饭店举行了一场为四川的地震灾民的“赈灾募捐晚会”。
大约四百名观众中,一大半是中国人,观众席前临时辟出的场地上演出的有英国人,但主要节目是由正在英国进行访问演出的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承担。每张五十英镑(当时1英镑约为1.97美元)的门票收入全部捐往四川灾区。
第二天,英国朋友发了一个邮件给我,说晚会共募集了一万五千英镑。
我不知道英国那些金融财团、大公司,特别是那些与四川有生意关系的公司总共捐了多少,但这区区一万五千万英镑就是我所知道的英国经济界人士的捐款(其中大半为中国经济界人士的)。
在地震之后,旅居英国的华人团体多次发起募捐赈灾活动,这次包括中国银行、中国石油公司、中国网通等公司以认购晚会门票的形式,与英国工商同行再次向灾区献上了自己的爱心。
同日,旅英华侨、华人在伦敦唐人街聚首,将一百三十七点九二三万英镑(约两千万人民币)捐款交给了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的代表。
日后得知,在地震发生后,英国政府向中国提供了一百万英镑的现金和价值一百万英镑的帐篷、通信设备等物资,一个由七人组成的医疗队也赶赴灾区参加了救援。
听笔者的夫人说,笔者的女儿在伦敦的一个美国同学的妈妈与她偶遇,说了一些同情的话,还主动提出要她代交捐款(她后来把中国使馆负责捐款的联系方式告诉了对方)。其他的,我再没有听到什么个人捐款的故事。
也许英国人在文化上不习惯捐助或帮助别人,也许是他们捐助了、帮助了,但不喜欢说出来。
倒是另外一个类似的故事让我发现,“抠门”或“本分”其实是英国人的集体性格。在伦敦金融城工作的中国女青年在一次聚会上闲聊说到了英国人的“小气”。她说,金融城的人她很不理解,平日都好像客气、圣洁得不得了,但关键时刻好像都很吝啬。
有次她供职的保险公司门口贴了一个告示,说某某同事查出患有癌症,请大家自愿捐款表示爱心。在口袋里摸了一下正好有一张二十英镑的纸币顺手捐了出去。
几天时间,她一直为自己这可怜的二十英镑捐款感到不好意思。但过了两天,有个同事悄悄地告诉她,她那二十英镑是最多的个人捐款,多数人捐的都是十英镑或五英镑,有的甚至是两三个硬币……
英国:只有永恒的利益
英国人给人的印象好像更喜欢公事公办。
十九世纪中叶,先后出任十六年英国外交大臣、两次出任英国首相的帕默斯顿勋爵曾说过:“大英帝国既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恒的仇敌,只有永恒的利益。”
这句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无人不晓的名言似乎在英国人的基因里仍然在起着作用。
也许他们是对的,也许。
伦敦金融城组织到四川考察、访问不止一次。本人在四川四个春秋,对荡气回肠的川人性格感触颇深。与朋友相聚,四川人讲究要“酒楼茶馆熬锅肉,吃个人仰马翻喝个天翻地覆”。我敢打赌,多数初次到四川的英国人肯定受用不了四川的麻辣。记得本人1981年9月初辗转四十多个小时到四川大学求学时,第一顿饭是与在火车上遇到的一个邢台同乡吃的。第一天到四川大学,没来得及购买学生食堂的饭票,我们就到学校旁边锦江之畔九眼桥头的一家餐馆吃饭。没想到“天府之国”的第一顿饭竟然一半送给了乞讨者――对我们这两个北方来的学生而言,川菜太麻、太辣。
伦敦金融城的“财主”们到四川,很可能要投资,要拉动地方经济,吃、喝,甚至玩乐肯定少不了。怕太麻、太辣?主人肯定会屈就搞点儿川味不怎么浓的饭菜。
不知是真的喜欢,还是炫耀自己“国际化”程度了得,到过四川的不少金融城老板会说自己喜欢川菜,有的还特别提到重庆的火锅。
这些财主对四川的印象不可谓不深。
但四川一个企业家代表团到伦敦金融城的故事,让我死活想不通英国人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
当时好像是安永、毕马威一类会计师事务所的四川客户来金融城参加一个什么商务活动。会议开到大约中午一点钟,结束。
四川来的这些老总们肯定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主人会“投桃报李”,带这些远方来客品尝一下英国的美食。但一个负责联络的英国主人很客气地把他们引到会场外面的马路上,很认真地告诉他们说:“向前走,第几个路口左拐,然后右拐,那里有家中餐馆,饭菜很地道……”
中餐地道不地道,中国人肯定不比英国朋友知道得少,但他们怎么也想不通英国人怎么就那么“不地道”,怎么就不明白“有来无往非礼也”的道理呢?
随这个四川团来英国的有一个我大学的同学,学习过英国文学的这位四川同学对英国人的做法相对容易理解,但那些在四川曾接待过“英国朋友”的四川老板们回到四川摆“龙门阵”时怎样演绎英国人的“好客”就不好说喽。
中国有句老话,“在家不会待宾客,出门方知少主人”。这些至理名言怎么在英国人身上就失灵了呢?可能这些名言只是对中国人说的。
让人不禁摇头、无语!
四川地震发生几天后,网上到处在传播有关中外企业捐款的排行文章,说“大家所瞧不起的吉利车,人家老板只穿几十块的衬衫,但是,此次带领公司捐款一千万(以下所有单位均为人民币)。而奔驰四十万,广州本田一百万,广州丰田一百五十万,宝马一百万”云云。
不知道别人作何反应。笔者转发了。至少是奇文共享嘛。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人希望中国的企业家有慈善之举。世界上最大的富翁比尔?盖茨,也是最大的慈善家。
四川地震后的日子里,在英国看电视和报纸,英国人对地震这样一个“人道”话题的关注程度让我对英国有了新的了解。他们老是喊“人权”,但连基本的人道关怀都是如此冰冷,让人品不出他们的味道……
2008年5月21日,媒体报道的四川地震的死亡人数上升至五万,但当天,英国人最关心的是在莫斯科举行的一场足球比赛:曼彻斯特联队与切尔西队争夺欧洲冠军杯。
比赛的结果是两个英国顶级足球俱乐部九十分钟酣战后,比分1比1再三十分钟加时赛后,仍然是1比1;点球大战中,双方各有一个大牌球星“失足”,最后曼联队门将范德萨的一个漂亮扑救,使对手饮恨。
这本是一场精彩的比赛,酣畅、揪心、好看,英国的球迷再次找到“流氓”的机会。
英国的不少酒吧当晚出演了英国式足球流氓的表演大戏。砸玻璃、摔酒瓶,一片乌烟瘴气……
第二天的早餐,在家庭旅店与几个威尔士女士“晨聊”,一个学医的小姐似乎见多识广。她说,她简直不敢相信,这些球迷是怎么啦,为什么在缅甸、中国成千上万生命被灾难夺走性命,他们还在如此放纵?
笔者不责怪这些球迷,倒想向英国的新闻同行讨教:你们的良知和人性、“人权”都跑到哪里啦?从英国的新闻媒体上看,足球比赛几乎是世界的全部――至少是大部分。发生在地球另一块土地上如此多生命的消失,如此多家庭的悲痛似乎不是什么新闻。
英国的新闻人可能会拿出新闻的“接近性”“重要性”为自己辩护。毕竟,英国人关注更多是英国球队的消息。
但时间往前推一个月,在伦敦进行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时,全世界至少十三亿的中国人在关注北京奥运会的时候,英国媒体关注的最大热点竟然是人数很少的西藏独立示威者的行动,这些示威者中,有不少是西方人。对人数更多的北京奥运会支持者的言行,他们显然有意回避或者淡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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