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的圣诞节，美国人萨拉忽然发现，39件圣诞礼物中，“中国制造”的有25件。与此同时，家里的鞋、袜子、玩具、台灯也统统来自中国。面对此情此景，她不禁想到：如果没有中国产品，美国人还能否生存下去？全球化时代真的已经悄悄进入我们的生活了吗？于是萨拉突发奇想，决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带领全家开始尝试一年不买中国产品的日子。全书按实践顺序讲述了这场有趣却又充满挫折的真实历险，最终在2006年的元旦，萨拉全家很高兴地与“中国制造”重修旧好。
“除了乐高我们就不能买别的吗？”一天他问我，“我们总是买乐高”。
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个答案。
“不行”，我说。
“我变成了什么？”我问一个朋友。
“祸根”，他在电话里重复着。我敢说他正在幸灾乐祸呢！
“孩子们要水枪”，在妈妈家的头一个早上他这样说，“维斯要一副太阳镜” 。
他不耐烦地用脚比画着，他脚上穿的是双有些年月的跑鞋。
“还有，我要一双拖鞋，百货店里的全是中国的，你知道我不能穿着鞋和袜子去海滩” 。
我妈妈这些日子也很苛刻。
“碰一下很劳你驾吗？”一天晚上，用中国松子做面酱时妈妈笑我，“我可不想脏了你的手” 。
凯文从法国回来的那天晚上，孩子们都很兴奋的期待着。苏菲拿条蓝丝带绕着餐桌一圈圈地跑，结果撞在椅子上，磕伤了额头。维斯在沙发上使劲跳，一下子飞到了扶手，磕到了音响上。我搞错了凯文的航班，让他在机场傻呆了一小时，直到我哥哥来救驾。
凯文到家的时候，孩子们已睡了，他们的腮帮子上还挂着泪水，我自己倒不怎么激动，不过一堆欧洲礼物会搞定一切的。凯文打开包，一个接着一个掏礼物：给维斯的是一个法国帆船，还有一把真刀（我皱了皱眉头，但是把婆婆妈妈的唠叨咽了回去），给苏菲的是一个法国仿真野兔，还有德国的发条玩具，给我的是意大利内衣，还有一打给老鼠的法国巧克力棒。
巧克力当然不是给老鼠的，但在凯文回来的当天晚上，我们把没有拆开的巧克力放在客厅的桌子上，半打有金屑的巧克力棒就被老鼠给啃了。巧克力的命运大大改变了凯文对有害动物的态度。
“你把木头鼠夹放哪儿了？”第二天早上当我们收拾仔细查看撒在地板上的巧克力碎渣和包装时凯文问我。
奇怪的是，我不知道是否该告诉他。最近几天我对杀老鼠这件事改主意了。不是绝对反对，但我发现自己希望既要清除老鼠，也要不再硬着头皮二选一：我要么买一个仁义的中国老鼠夹，放老鼠一码，破坏抵制计划；要么用致命的美国鼠夹，杀死老鼠，保全抵制计划。这种悲悯之心来自于我和老鼠的第一次照面，就像妈妈自己看到老鼠后向我描述的那样，“很漂亮的小东西，不过不卫生，还可能带有病菌” 。
我和老鼠的邂逅发生在一天下午，我正坐在餐桌旁，又听到了垃圾桶里薄塑料的????的声音，和之前一样，我站起来，慢慢向水池下的壁橱走去，抹布也已经准备好了，接着老鼠吓了我一跳。我还没有靠近壁橱，老鼠就从我挂在壁橱外面手把上的垃圾袋里跳了出来， 就像一条银线划过壁橱顶部，消失在壁橱和垃圾桶之间的黑暗里。我原以为垃圾袋这样挂着老鼠就够不到了，但是现在我才意识到，如果说这样做有什么好的话，那就是更方便了老鼠跳进袋子里来顿快餐，还可以一有危险就跑掉。我犯了个低级错误。我是从自己这个大块头的人的角度去考虑的，但却忽略了老鼠拥有的优势：狭小的壁橱顶部，就是老鼠顺利快速逃跑的宽阔高速路。
鼠辈并非机敏动物，但在这件事上其智商在我之上倒也让我佩服。妈妈对老鼠的评价还是挺有理的：很可爱，可是不卫生。老鼠大肆糟蹋了巧克力之后的早上，听到自己反对要老鼠命的声音时，我和凯文一样惊讶。
“我想到一个活捉且能放生的办法” ，我对凯文说，“给我两个晚上，让我试试看” 。凯文一脸的怀疑。
“随你便”，他说，“但一到第三天我就要插手了” 。
到现在为止我对这只老鼠还是有点了解的，这亦是我对自制鼠夹抱乐观态度的原因。那就是利用老鼠已暴露的弱点：爱吃法国巧克力和饼干，且常在厨房的水池附近溜达。
那天晚上，孩子们都上床后，我把饼干屑和巧克力块装进空牛奶瓶里，把瓶子放倒在水池旁边砌有瓷砖的柜台上，在奶瓶的瓶口下面放了一个没打开的金枪鱼罐头，给老鼠搭台让它往里爬。然后关灯上床，等着听塑料袋抖动或小牙齿嚼饼干的轻微响动。说到警报装置，我的陷阱挺脆弱的，不过卧室和厨房相邻，我确信如果老鼠被俘，一定有响动。听到声音后，我会悄悄起床，轻轻走进厨房，抓住有老鼠的牛奶瓶，飞快地把它竖起来，然后在它未反应过来之前用抹布塞住瓶口。第二天我们就开车去湖边，像凯文说的那样，把它放生在富人住宅区附近。老鼠会逃进杂草丛里，因吃了太多的甜食而步履不稳，并感激我们的怜悯。老鼠走了，故事完了。又一个我们在生活中克服抵制中国制造所带来的制约的成功案例。
我看不出这次失手的理由。
那天晚上我两次被惊醒，然后起床蹑手蹑脚去厨房，当我抓起牛奶瓶，塞上抹布，打开灯之后，看到里面只有巧克力和饼干，两次都失望而归。
第二天晚上也是一样：惊醒，轻轻地走，抓起瓶子，失望至极。
第三天早上，凯文喝咖啡的时候冷酷地看着我。
“该较真了”，他说。
凯文的决心让我有些吃惊。我原以为他会改变主意，再次为仁义的中国鼠夹呐喊。我知道他对野生动物非常心软，虽然城郊的老鼠是不是野生动物还有待商榷。凯文喜欢观察小鸟，他能说出五子雀和蚋莺的区别。他用纸巾捉住蜘蛛然后拿到后院抖掉放生。少年时期住在阿拉斯加时，他对野生动物的柔情甚至威胁到了他和哥哥的冬天生存计划。他们在嘉年华工作了一个季度之后，两个男孩搬到了距卡西洛夫村九里之外一座荒弃的小屋，他们以为自己可以依赖野菜、玉米粥和任何他们能猎到的东西度过严寒。可是，即便是肥胖的野禽挤成一堆在他的脚下觅食，凯文就是扣不动左轮手枪的扳机，于是整个计划告以失败。
“面对那些不知道害怕的东西，太容易打反而让人下不了手”，几年后他告诉我。
兄弟俩搬去了安克雷奇(美国阿拉斯加州南部的港口城市――译者注)，在那里凯文售卖动物标本和圣诞树，他哥哥在码头当搬运工，每天早晨要跋涉七里雪地去上班。春天回到加利福尼亚时，他们的手上没有染上一点阿拉斯加野生动物的血迹。
说这些只是要说明，在三十年后这个七月的早晨，我对人的天性，或者是说凯文的天性有了些了解。我知道，三十年的时光流逝，拥有家庭的自豪感，还有被入侵的老鼠糟蹋的昂贵法国巧克力可以使一个人发生很大的变化，包括其对动物王国成员的情感。
“请把老鼠夹给我”，凯文拿着杯子重复着。
我指着洗衣房门口。
“在那儿”，我说，“当心你的手指头”。
凯文在水槽下放的美国要命鼠夹一下就将老鼠捉住了，所以几天后当我在洗衣房看到地板上逃窜的老鼠时非常吃惊。我从没想到在凯文回来之前的日子里，它占领了这么大的地盘，老鼠原来还有朋友或亲戚。
凯文回到五金店又买了几个美国老鼠夹，那个礼拜我们又逮住了三只老鼠。
“应该没事了”，一天早上检查了水池下之后他说，“我想我们不会再有老鼠的烦恼了”。
他似乎乐观的太早了，但我什么也没说。凯文最近因为抵制计划很顺利正开心呢，我可不想扫他的兴。自从法国回来后，他就一直以高涨的务实状态在打理家事。跟抵制有关的麻烦事儿也没有影响他灿烂的心情。他把影碟机留在了一家本地修理店，并对店主说如果非用中国零件才能修好就别修了。店主向他保证“我们的配件都是本地的，不是中国的” 。
凯文对此没有深究。
“我不想说，你买零件的地方和零件是哪里制造的没有啥关系”，他说，“我不愿意伤害他的感情”。
为了让电视的图像清晰一些，凯文在电视机顶装了一对旧的金属兔子耳朵。他没有念叨坏了的搅拌机、打印机或缺订书针，这些他都还没有发现。他放弃了和厨房抽屉的战斗，从他回来后我还没看到过他摆弄过一次那把手。我担心家里的胶水一用完我们就会碰壁，因为埃尔默胶水是中国造的，不过凯文毫无怨言，在镇上四处跑着寻找，直到他发现了加拿大的胶棒。
我怀疑好景不会长，但还是得过且过吧。
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有第六感，或许我该有。
我读到一则有关丹麦乐高集团的不幸消息，他们的塑料玩具销量暴跌，一直赔钱，显然部分原因是现在的小孩觉得和发光电子玩具比起来塑料玩具太无聊了。一家加拿大的竞争者也插入了这个行业，分析家推测丹麦公司会将大部分甚至全部产品迁到廉价的海外生产线，可能是亚洲，我觉得这就是说中国。丹麦比隆镇的人很难过。曾几何时，乐高玩具让他们富有，但现在中国的乐高将使他们贫穷。
我知道到处自吹自擂不怎么礼貌，但我必须说我曾经预见了这一幕。三个月前，在塔吉特的玩具专区，看到乐高玩具上的标签时我就知道了。我还记得那上面的内容：零部件丹麦―中国制造。我感到一阵恐慌，为我自己，也为丹麦。当时在我看来一切似乎就在眼前，一想到那些公司会跑到中国再也不回来我就很气馁。我为比隆感到难过，但比隆镇的人不能怪我。维斯已经抱怨说我们买的乐高玩具太多了，由于我们已被锁定在中国这个玩具大市场之外，故乐高玩具就成了我们铁定的生日礼物。我恰好也觉得这礼物还行，尽管维斯近来很怀疑这一点。
“除了乐高我们就不能买别的吗？”一天他问我，“我们总是买乐高”。
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个答案。
“不行”，我说。
“我变成了什么？”我问一个朋友。
“祸根”，他在电话里重复着。我敢说他正在幸灾乐祸呢！
“为什么？”
他说，他和他妻子一直在想方设法回答邻居们的电话，邻居们拿不定他们在苏菲两岁生日的时候能不能送中国礼物。
“邻居们觉得如果带一个中国制造的玩具来会有麻烦，但他们说玩具都是中国制造的，所以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我说他们可以带任何他们自己想带的东西，你不会发飙，我向人家保证你不是那么难说话的”。
他说最后那几个字的口气让人觉得这一点还有待商榷。
两天后是苏菲的生日派对，简直乱成了一锅粥。派对在我们后院的闷热中开始，直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急雨把大家都赶到了屋里，客人们在踩扁的热狗纸碟上挤成一团，大家身上的湿气和呼吸让窗户蒙上了一层水雾。到中午的时候，一半的小孩哭起来了，包括小寿星，在地上打滚就是不起来。客人们一个接一个溜出前门，走进了正午又湿又热的空气中。
当大家都走了屋子安静下来之后，我开始查看苏菲的礼物。不管我朋友跟别的孩子的父母说了什么，这些为人父母的一定也确信自己不用拘束可以带中国礼物来。尽管有一件尼泊尔的T恤衫，一本新加坡的书和一幅台湾的太阳镜，但中国依然是美国小孩生日聚会上的传统主角。中国的贡献是：两个玩具娃娃，一只充气狗，一个玩具提包，一个蜜蜂形状的背包，一个字谜游戏，还有土豆先生游戏和一个微型马场。
这不是谁的错，并且我也知道这也不违背我的抵制计划，但每次有中国东西进入家门我就忍不住感到失望。毫无疑问，礼物的豁免权让我们没有得罪太多人，包括我妈妈。不过现在我想这个口子开得是不是有些大了。我没有想到会收到这么多的礼物，而且那么多礼物都来自中国。现在要改规则已经太晚了，虽然这有点遗憾，但更遗憾的是，我发现有那么一刻我在抱怨自己有那么多的朋友和亲人迫不及待的要给我们礼物，尽管是中国的。
我用一些小事安慰自己。对自己说，我们已经尽力杜绝中国出现在苏菲的派对上。我们给她的蛋糕上插的是矮胖的意大利茶蜡，而不是标准的中国生日蜡烛。低矮的意大利茶蜡没有传统蜡烛有节日的气氛，但我不敢在凯文生日之后这么短时间里又叫小姑子帮忙。史酷比蛋糕上的装饰是法国的。蛋糕顶上的粉色奶油和热狗是美国的。送小朋友们回家的传统习俗是送小礼物，但我发现派对礼物袋里装的都是中国货。我直接跳过了礼物袋环节，希望没人会抱怨我们扫兴或小气。
在去老家加利福尼亚的圣迭戈度假前，凯文反叛的性子又显露出来了。他给孩子们带回来了几个三小时飞机途中的玩具，其中有一包鱼形泡泡贴。我翻过包装，看到标签就不由得皱起了眉头，然后直接告诉他我看到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贴片是中国的”？我问，“你到底有没有看过标签”？
他无情地对我笑了笑。他的肢体语言告诉我他又有些摇摆不定了。他的表情气得我都想要他回到商店退了那些贴片，但我的内心告诉我不要冒险，但我还是忍不住数落起了他。
“你知道我会把这记下来的” ，我说，“根据记录，你这是明目张胆的违背抵制计划。我不得不说，到现在你还是不得要领真让我惊讶。”
他点了点头，撇起了嘴，很明确表示对贴片一事他不会就此高高挂起的。
“好吧”，我说，“你明白只能这样了” 。
抵制跟着我们也蔓延到了加利福尼亚，凯文一路上情绪都不怎么好。
“孩子们要水枪”，在妈妈家的头一个早上他这样说，“维斯要一副太阳镜” 。
他不耐烦地用脚比画着，他脚上穿的是双有些年月的跑鞋。
“还有，我要一双拖鞋，百货店里的全是中国的，你知道我不能穿着鞋和袜子去海滩” 。
我妈妈这些日子也很苛刻。
“碰一下很劳你驾吗？”一天晚上，用中国松子做面酱时妈妈笑我，“我可不想脏了你的手” 。
甚至孩子们的教母，世界上最有教养的人，在我们去她家野炊时也忍不住给了我一下。
“别担心，”她递给我一包给苏菲迟到的生日礼物时说，“没有一件中国的” 。
袋子里面有越南网球鞋，土耳其短裙和印度尼西亚泳衣。我们是二十多年的朋友了，但到今天我才发现，她也会挖苦人。我有点伤心，反对她说我怎么有点难以相处了。
“你知道的，你不用非要抵制中国制造不可” ，我对她说，“那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事” 。
“开什么玩笑？”她眼睛睁得大大的回应道，“我可不想毁了你的实验” 。
我没说凯文早就忙着要毁了我的实验，我自己也离他不远了。抵制中国制造的确是孤掌难鸣。
报纸上的东西已经够我受了，可家里人的挑剔还是没完没了。《洛杉矶时报》上有则新闻说，一对老年中国夫妇几年来已经收养了四十多个被遗弃的小孩。丈夫八十二岁，靠捡破烂儿为生；妻子八十一岁，在家里负责照顾小孩，而且很多孩子都有残疾。老两口六十多岁时收养了第一个孩子，那是个被遗弃在火车站外面雪地里的女孩子。
“没人要他们，因为怕麻烦” ，妻子说。
戈壁滩边上，老夫妻住地的镇政府想把孩子带走，因为觉得他们太老了，无法继续照顾孩子们。
“想带走孩子，先杀了我再说” ，丈夫说。
读完故事，我又仔细研究他们的照片。父亲满脸皱纹，眼神忧郁，另一张照片的背景中，他的妻子在哄着摇篮中一个两三岁的小孩。我放下报纸，开始担心我们的抵制计划会给他们的生活增加哪怕一丝艰辛。理智地说，我没有理由这样想。毕竟抵制计划不涉及中国的个人，再说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们家稍显奇怪的购物习惯会对中国庞大的出口经济带来甚至一丝影响，这个国家的出口经济对迫不得已以捡破烂为生的老人也没有带来什么好处。但是这个故事却让人不由得觉得我有点刻薄，不管我怎样辩解。
直到几天后我才开始真的感觉到自己的刻薄，那天我和维斯在吃奶酪三明治时进行了一场令我气馁的哲学讨论。孩子们和我一起坐在妈妈家门前的台阶上，维斯突然放低了三明治，满嘴还是奶酪就开始说话了。
“咱们国家缺吃的，妈妈” ，他说。
我为他的话题和结论感到吃惊，便想好好地纠正他。
“咱们国家吃的很多，事实上比别的国家都多” ，我跟他说。
他摇了摇头。
“我觉得不对”，他回答道。
“对，真的，就是” ，我坚持说，“有些国家缺吃的，那里的很多人一直在挨饿，但我们这里有很多吃的东西。在有些国家你可能只能吃一点面包或者喝一点汤，有时甚至都没的吃” 。
维斯停下来想了想，然后问起了具体情况。
“哪个国家？”他想知道
“呃，地方多了” ，我说，“非洲的很多地方，还有亚洲的一些地方，甚至有像中国这样的大国” 。
维斯插进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想法。
“我很高兴中国人缺吃的” ，他说。
“你为什么这样说？”我问他。
回答我之前他吃完了那点儿三明治。
“因为在中国，他们对顾客很刻薄” ，他说。
“你觉得我们不买中国产品就为这？”我问，“服务差？”他点了点头。
我有点心慌意乱。我原以为几周前我们讨论塑料光剑时把这个问题已经说清了，但是现在维斯将我们的抵制计划和所谓的中国顾客服务联系到了一起。还有他从哪儿学的“顾客”这个词？我几乎可以肯定，在饭桌上我们从来没有谈论过顾客或者客服这样的话题。乔治?布什，乔治?福尔曼，炎热的天气，好看的电影，啮齿类动物，甚至我们的退税我们在饭桌上讨论过，但就是没有谈论过客户服务。
“说中国人刻薄不对” ，我告诉维斯。
“那我们为什么不买中国东西？”他问道。
我的解释和以往一样磕磕巴巴。
“我们要从别的国家也买些东西，因为中国生产的东西太多了，别的国家的工厂也要卖东西啊” ，我说。
他眯着一只眼睛瞧我。
“这是没人买中国东西的原因？”他问。
我想跟他说其实几乎没有人不买中国东西，但是不确定一解释反而会不会把问题弄得更复杂。妈妈的中国电话响了，铃声把我从这犹豫不决中解救了出来――维斯跑进去接电话了。
这是我第一次去城里的新棒球场，我对周围的一切都特别留心。新体育场的落成是近年来圣迭戈最大的事情。拉里?维尔克，音乐人劳伦斯?维尔克的孙子，慢跑着进入场地，进行第一投。我通过球场的大屏幕看着他，他圆圆胖胖的，棕褐色的皮肤，穿着T恤――我怀疑那是他爷爷的衣服。我好像从他的侧影中发现了似曾相识的东西。
模糊的双眼以及心中对以往棒球比赛的记忆，让我很想好好地看一下这场比赛，但我膝盖上包装上印的字使我分神了。那是维尔克家族为了促销其在城北的一处度假胜地而发的一个装在塑料拉链盒中的冷却器。前面的几个字母至少有一寸大，所以我不可能错过包装盒上的信息：中国制造。
“你觉得我应该把这个退回去吗？”我问凯文。我们都在座位上坐好了，凯文已经打开了他的免费冷却器，非常满意地看了看之后就放在了座位下面。
“留着吧”，他说，“我会留着我的”。
“可是看看这些字” ，我说。
我想让他看“中国制造”的标签，可他一挥手挡开了。他正忙着一边喝啤酒一边为辛辛那提队加油呢。
坐在我另一边的弟弟试图帮我一把。“我觉得你应该留下它，因为这就是个礼物”，他说：“我买了票，所以票是件礼物，冷却器是和票一起发的，所以也是件礼物。我觉得你就放心留下吧。”
弟弟真是个讨人喜欢的孩子，可是我不确定冷却器是不是礼物，它甚至都没有包装。我原本在门口就可以拒绝，当我通过入口的旋转栅门时一个亢奋的拉美少女把它塞到了我手里。
“圣诞快乐”，她说。
她给我身后的凯文扔过去一个。
“生日快乐”，她对他说。
现在，打量着腿上的包，我脑海中闪现出我退回门口，把这个免费冷却器还给那女孩儿的情景。说话之前，我应该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并且在递给她尚未开封的冷却器前说点什么，比如“不好意思，我们不能接受维尔克家族发的免费中国冷却器，这和我们的新年计划有关，当然我眼下已经开始后悔了。不管怎样，谢谢” 。
看到下一幕之前我刹住了想象。想想我要退回冷却器时那女孩儿要说的话，我就难过地想象不下去了，不过我确定她肯定会有话说，并且话很多。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她才不是那种傻乎乎的让人捉弄的人。不，如果一定要面对那女孩儿，我就没法把中国冷却器退回去。
接下来，我又想象着另一种办法，比赛结束后“忘记”座位下的冷却器，或者在出去的时候把它丢在草丛中让别人捡走，可我总觉得不那么名正言顺，当然，还有凯文的中国冷却器问题。即使给他一千年时间他也不会放弃的。
还有，我喜欢我的中国冷却器。更正一下：我爱我的中国冷却器。外面是圣迭戈海港的详图，包括新棒球场，隐隐约约的公寓大楼和它周围的办公楼。做得相当不错，只是有点俗气。我们用它装啤酒和薯条，从明天开始就可以享受海滩生活了。
尽管如此，留下冷却器的念头让我很不自在。
我以前也曾经违背过抵制规则――天哪，我们至少有三四次明火执仗地违背过规则――但是我觉得在某些情况下就该较真，如果你不嫌麻烦，决定抵制至上那就要照章办事。我在脑子里飞快的数了一下至今我们的违例：中国橘汁，凯文来路不正的生日泳池，鱼形贴片，油漆刷，更别说因为抵制中的礼物规则而进入家门的“赃物”。现在还有中国冷却器，无论弟弟怎么说，它完全不属于礼物类。
我转过去看凯文。他已经升级到骂辛辛那提队了，引得坐在我们周围的人都在看他， 人们赞赏的目光让他更起劲了。
辛辛那提队每净得一分他就大喊：“有内鬼！”
我们坐在看台的最高一排，要想让辛辛那提队听到他带刺的话，凯文的确还得给力些。他真的是很给力。吃着墨西哥玉米片，又糊弄我弟弟给他买了瓶啤酒，还和坐在他旁边啥都看不懂的法国交换高中生交起了朋友。换句话说，他过得很逍遥，而我却用微微沁汗的手抓着中国冷却器，因为担心违背抵制计划而备受煎熬。我根本不清楚比分，当大家都站起来挥手做人浪时我跟不上趟，总是站起来的太慢。而我的玉米片只会让我胃疼。
我倒希望自己能把这归结为是环境非同寻常，但却并非如此。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结婚后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因为大声地说风凉话，凯文赢得一帮陌生人的关注，而我则是尽量缩在椅子上，希望没有人会注意到我。
在人们安静的间隙，我坐直身体向后面看台的边看去。球场外是工业仓库和火车轨，再远一些就是深蓝色的圣迭戈海湾。越过人群，我听到一辆慢车驶过道口时的信号声。我不知道火车开往哪里，或者车厢里装的是什么，但对它运载的东西我还是会很快得出结论的：大部分是中国货。
我转过头又看了凯文一眼。他现在很开心，但是明天早上，当人群和玉米片都变成遥远的回忆时，他最近几天的牢骚又要开始了。他会为这次假期中和抵制有关的三宗“罪”数落我：没有水枪，维斯没有太阳镜，他自己没有凉拖。我一直在拖延这三件事，大多时候就是不搭理他，但这一招从今天看也不怎么有用了。
我没得选择了，凯文也没有耐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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