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美国《大西洋月刊》编辑部邀请10位历史学家，投票选举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100位人物。根据该名单，我手上这本《打造美国―――杰斐逊总统与马歇尔大法官的角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堪称美国历史的“巨人传”。两位主角，托马斯?杰斐逊总统和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在名单中分列第3和第7位。书中其他出场人物还有：位列第2位的乔治?华盛顿，位列第5、第13位的制宪领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以及位列第25位的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名单中位居首位的是亚伯拉罕?林肯。
在美国，这些人物共享着一个称谓：建国之父。人们惯常以为，他们勇气非凡，见识超群，个个具有领袖群伦的才能和伟大的人格魅力；他们是美国的缔造者，也是宪法的制定者――两者多半是一回事。众所周知，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美国的宪法最为历史悠久。建国之父们当年在费城会议上制定的美国宪法，历经二百余年风雨，迄今仍然指导着美国的一切。某种意义上，他们对今日美国的影响，还在现任总统奥巴马之上。
历时三个月的费城制宪会议，充满了争吵和妥协，会议的结果虽然辉煌，但会议过程并不团结。我确实没有想到，这些在后人印象中最应该以亲密合影的方式并列在钞票上的人物，彼此的敌意竟会如此幽深。
主角杰斐逊总统和马歇尔大法官是一对势无可挽的宿敌：哪怕马歇尔的某个司法意见含有向杰斐逊让步之意，或杰斐逊的某句表述正中马歇尔下怀，他们也懒得肯定对方。马歇尔去肯塔基探望临终的父亲，杰斐逊都会神经过敏地以为对方意欲从事煽动活动。功勋卓著的杰斐逊，在马歇尔眼里只是个“完全不能胜任管理国家行政事务之职”的人，而拥有矫健理性的马歇尔，在杰斐逊看来也不过是个“不讲原则，缺乏理性”、“精于操纵法律”的人。
该书主要评述杰斐逊与马歇尔的明争暗斗，但让我惊讶的是，这种敌对关系绝非偶然。杰斐逊与汉密尔顿同样势若冰炭，两人早在华盛顿的首届内阁里就彼此不和，争斗不休。如果只是政见不同倒也罢了，两人还在人格上互不信任，互相攻击对方是独裁者波拿巴――听上去就像张飞和赵子龙互骂对方是胆小鬼。甚至，杰斐逊与华盛顿的关系，也难称楷模。在一封私信里，杰斐逊曾对华盛顿说过如下不恭之论：他是“在野的参孙，在朝的所罗门……无论他在朝在野，婊子养的英格兰都能割掉他的脑袋。”不用说，处事温和的华盛顿也曾对杰斐逊窝了一肚子火……
不错，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位，都以贤明方正为世人称颂，然而即使是他们，出于对权力的犹疑及认识、性情上的偶或波动，也可能做出违背自身理念的行为。美国言论自由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恶例、颁布于1798年的《惩治煽动法》，就是亚当斯总统强行推出的，而开国元勋汉密尔顿和国父华盛顿竟然表示支持，浑然忘却宪法第一修正案中关于“国会不得立法限制言论自由”的庄重警告。看来，若无制度性制约，冀望某位握有权力者主动放弃对言论的钳制，难度实不亚于柳下惠之坐怀不乱，即使英明天纵如华盛顿，亦难以免俗。而《独立宣言》的撰写者、声称“哪怕天塌下来，也要实现正义”，并且“曾在上帝的祭坛前发誓，永远反对任何形式的心灵专制”的杰斐逊，为了惩罚涉嫌叛国罪的前副总统伯尔，一度也曾把后者的公民权益抛到脑后，必欲置之死地。为了阻挠杰斐逊当选总统，马歇尔也曾大为失态。
诚如林达先生所言：总统是靠不住的。伟人同样如此，把伟人视如完人，不过是民众一厢情愿的善意而已，它一次也没有成为事实。事实上，只有在那些言论批评和权力监督缺席的地方，才会出现万民拥戴、煌煌如旭日初升的人造伟人。至于杰斐逊与马歇尔这样真实的人间伟人，他们的争斗非但无损各自的伟大，还会丰富并拓展民主制度的内涵。争斗只是伤及两人间的和气，美国人却从中深深受益。无论两人把对方形容得何等不堪，历史早已证明，他们都是民主制度最坚定的创立者和守卫者。倘若他们之间没有展开“巨人间的战争”（杰斐逊语），而是在任何场合都像一对“亲密的同志加战友”，对美国人多半意味着不祥。
这些从不理会精诚合作的民主贤哲，为何没有把美国弄垮，反而促使了美国的进步呢？唯一的原因是：他们无不以宪法的捍卫者自居。他们对自身行为的最大确信，来自对宪法的尊崇，正如他们质诸对手的最大攻击，乃是“违宪”。正是在核心原则上的相似或相近，限制并引导了争辩的方向及规模，遂使每一场看似烈烈轰轰的争斗，最终都对国家的民主进程实施了有力助推。比如，首席大法官马歇尔恰是在与杰斐逊的拉锯对抗中（杰斐逊甚至收到过马歇尔发出的司法传票），确立了最高法院的地位，从而把曾经只在宪法纸面上呻吟缠绵的三权分立制度，夯到了实处。
民主贤哲因互相敌视而带动本民族的成长，这是极为动人的场景。在民主环境下，认为某人伟大到足以指引一个民族，或相反，认为一个民族愚蠢到竟然需要一个伟人来指引，都是不符实情的。我们看到的是，当宪法真正体现“人民的意志”（马歇尔语）时，巨人间的战争，反而为民主制构筑了一道最坚实的雅典卫城。
（摘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