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透过《先锋诗歌档案》这本诗集，可以看到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面对当下中国纷繁、复杂、多元价值并存的社会现实，先锋诗人们通过自己的写作表现出了内心精神世界因为外部社会价值失落而产生的巨大痛苦。同时大部分先锋诗人选择了回归自己的内心深处，去重建理想的价值和信念。而先锋诗人对当代中国的理解多是通过他们潜入生活的深处，于微小的事物中去体味感悟当代中国的精神脉动。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先锋诗歌中所呈现的多是一个碎片化的、精神性的中国，是一个隐含的既有批判又有认同的中国。
关键词：先锋诗歌 疼痛感 内心价值重建 碎片化
我选择《先锋诗歌档案》这本诗集来作为对先锋诗歌进行考察的样本。它所选取的十位诗人包括：孙文波、王家新、黑大春、清平、西川、臧棣、西渡、周瓒、姜涛、胡续冬。这十位诗人在中国当代诗坛上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同时它所选取的诗作，都是1990年至2003年间上述十位诗人的代表作。所以整个诗集展示了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先锋诗歌的面貌。
因为90年代的先锋诗歌与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存在着传承关系，有必要对70年代以来的先锋诗歌与时代、国家的关系做一个梳理。存在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朦胧诗歌高举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的旗帜，采用宏大叙事及浪漫主义抒情的方式占据诗坛。在朦胧诗歌中，中国意象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既有对“文革”中疯狂、非理性、反人性的中国的抗争与批判，如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黄翔《野兽》等诗作，也有对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的中国的期盼与渴望，如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江河《祖国啊祖国》等诗作。因而朦胧诗中的中国意象是一个较为显在的主题，无论是批判还是展望都是以建构理想中国为旨归的。
而在朦胧诗之后出现的第三代诗歌存在于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的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主流价值体系受到西方的社会思潮和哲学思潮的强烈冲击。在此背景下产生的第三代诗歌的诗人们，以“pass北岛”为口号，强调创新及个人的独特性。因为第三代诗歌中消解崇高及对个人生命体验的重视，使第三代诗歌还原并消解了诗歌中中国意象身上的理想化和神圣化的东西，呈现出揭去面纱后的真实的中国。同时对宏大叙事及浪漫抒情的反叛，使中国意象在诗歌中以俗世中国的形象得到碎片化的呈现。
90年代及世纪初的先锋诗歌是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策逐步确立，经济因素在社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背景下产生的。文化产业被纳入市场经济体制，知识分子丧失了中心话语权。同时“1990年代的文化语境也由激进趋于保守，从超越性和理想性趋于务实和世俗化”①。知识分子开始对现状产生认同，坚持个人写作。90年代与第三代诗歌是既中断又延续的关系。下面就以所选诗集为例来探讨一下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先锋诗歌中的中国意象。
应该说90年代至世纪初的这十几年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更多的社会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出现脑体倒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负面的价值取向，知识分子的地位被进一步边缘化。反映在诗歌方面，虽然出现了不少优秀的诗歌作品，但诗歌的读者却在大量流失。这样90年代的先锋诗人就处于双重的困境中：丧失权力话语的中心地位，受到大众文化的挤压，诗歌读者的流失。这种严酷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在诗人的创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也正如周瓒所说的那样，自70年代以来的几代诗人们，他们的位置与所处的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一体化的体制内的文化祭祀，到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与‘体制的庞然大物’既反抗又共谋又共生的文化精英，到90年代以来身份难以指认的松散的一群人”②。正是90年代以来的这一群松散的诗人用各自的方式诠释着他们心中的中国。
一、当下生活中的混乱与无序等在诗歌中的体现，疼痛、空虚、生存的无价值等是诗人的内心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所产生的情绪状态，所以在这本诗集中因外部的价值失范所引起的诗人内心的疼痛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在强调生活是写作前提的诗人孙文波的眼中，现实生活是诗人创作的基石，正如他所说：我之所以在后面多次提到生活对于诗歌的重要性，完全是因为我看到在我们所置身的时代环境中，处处都显露出对人的基本境遇的无视，而且这种无视不可回避地改变着我们作为“个人”的生活。所以忠实于生活的诗人将所感受到的内心的疼痛感写了出来。在《痛》中他写道：“痛钻进我的身体里；它真的是在我的身体里。你不懂这些――我看见的你看不见；我看见我走在自己的痛上。”在这首诗中诗人写出了在当下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看不见又无法治愈的空虚之痛。同样在他的《这只鸟（一首四种写法的诗）》中，诗人内心所感受到的这种痛感又化身为总在我的院内发出如哭泣、诅咒又抱怨个不停的鸟的尖叫声。“我觉得它就是钩子把我挂在树上；用声音在我身上钉窟窿；它要让我成为筛子。”而在《悼亡诗》中，痛依然持续，“在这里，就是在痛中。在这里就是忍受痛。是痛带来了一片无边的白；是痛，让白成为唯一色彩|白追逐白，白比赛白。”内心的疼痛，生活的混乱、未来的无望、生存的无意义等等，这一切诗人内心深处的痛感，都与外部世界的混乱，正面价值观念的缺失密切相关。
而作为寻求词根的诗人王家新对诗歌与当代中国的关系有这样的看法：我当然希望我的写作愈来愈具有一种深刻独特的个人性质，但我知道，身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我们又不能不以某种“痛苦的视力”来观照我们自己的生活。应该说王家新的《一九七六》与孙文波的《悼亡诗》叙述的是同一件事情。在王家新的诗中进一步去除了大时代的声音，真正显露出最真实的个人生命体验。“就这样，我倒退着挥手，拎起背包――在那一瞬，一年前没有流出的泪|从一双已不属于我的眼中滚滚而出。”所谓的历史大事件面前，原被压制到底层的属于个人的声音像诗中的为个人命运而流下的眼泪一样，得到了应有的真实表达。在《瓦雷金诺叙事曲――给帕斯捷尔纳克》中通过对帕斯捷尔纳克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下坚持创作的歌颂，表达了诗人面对不利的外部写作环境的抗争。
二、面对外部世界中混乱的多种负面价值取向的存在，享乐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的盛行，面对世人大多沉迷于物质世界的争名夺利，先锋诗人们开始转向自己的内心，试图重建强大的正面价值体系，以对抗社会流行的负面价值风尚。
王家新对帕斯捷尔纳克的颂扬，彰显了知识分子在逆境中坚守的力量，而在他的《变暗的镜子（节选）》中“那些已知道在严寒中生活是怎么一回事的人，将从院子里腾出一小块地来，种上他们的向日葵”。这些诗句让我们看到了面对外界的喧闹和生存的重压，内心信念的坚持、对未来的相信变得更加重要，再如对当下持有这种理解的清平：我想这个时代无疑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具活力，不管有多少人批评它，它的活力总是在不断增加。在《答友人》中，“这就是我们享乐的经过？这就是听不出来自谁的‘命运啊’的教科书？我不这么看，也希望你不。”诗作表达了诗人以强大的内心信念及对生活的相信，对如寒冷冬天般的苦难命运进行不断抗争。
而陈晓明对西川的评价也体现了诗人在现实中对精神价值的坚持：西川是90年代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少有人像他那样一直在深刻地思考时代的人的命运，关切我们生活正在丧失的价值。他的书写既是一种绝望，也是一种拒绝和坚守。西川在《U20000》中几乎原谅了世间一切对他的伤害，原谅了伤害自己、背叛自己的人，甚至原谅了自己的死亡，但他却绝不原谅没有信仰的天空。诗人在诗的结尾以“在他死后二十年，我们追认他为一个人”让我们看到即使一个人受尽磨难，只要他始终坚守自己的信仰，他就会战胜一切的苦难，在精神上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臧棣的诗作《完美》中，“我曾有很多机会――假如我想放弃什么的话”，诗人写道了自己面对不完美的世界时，选择了不逃避也不放弃的态度，而是真正地投入生活之中。周瓒在《未名湖》中，“也许可以设想，内心|正有一片水域和你呼应着|即使不便惊扰更深处的水族|也愿这另一片水更开阔|也更名副其实，它不需要名字|因为它更普遍，也更深广”。面对外界的争名夺利，诗人选择了退守自己的精神世界，以一个宽容深广的内心世界来对抗外部尔虞我诈的为名为利的世界。
三、对微小的生活片段与景物的深入感知，庞杂混乱是90年代社会现象的一大特点，社会正面的主流价值越来越弱化，社会现象的复杂，网络文化的流行，各种新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足以让人眩晕而不知所措，甚至沉沦其中以至迷失自我。90年代的先锋诗人们选择了深入到生活的细部去感知混乱繁杂之下的生存价值。
王家新的《八月十七日，雨》就以一场夜雨来沉思人的生死，于寂静中完成对生命的感悟。“每年都会有雷声从山头上响起|每年都有这样的雨声来到我们中间|每天都有人在我们之中死亡|雨中的石头长出了青苔”。于现实的极短的时间片段中，诗人完成了对自己及人类的整个生命历程的感知。而最善于描写微小事物的诗人就是臧棣，他是一个比较关注“小”事物的诗人。在《农事诗》中，他手拿小小的铁铲在小河边挖荠菜，“为这小小的铁铲|能准确的使用，他不停地|弯下身子，一点也不介意|小家伙是否会反过来|变成他的主人”。透过这件小事，诗人感到了一种劳作的快乐，一种自由自为的生存状态，强烈地反衬了当下人越来越被工具所束缚、逐渐物化的现状。西渡的《从天而降》这首诗，实际上是叙述了一个很简单的情节，只是一个人下飞机后回家这一简单的过程，但透过这个微小的生活情节，诗人却看到了人们为了生存被迫整日奔波忙碌，“而我们不得不拼尽最后的力气|为了赚取一张把我们送上高空的机票|我们的歌声汇入了电钻、马达的轰鸣”。人们沉沦在琐屑的日常生活中，远离了神明照耀的时刻。
诗人姜涛曾对自己的写作这样说过：“我期待的是，一种能够与我当下的思考、感受和生活，形成一种真实摩擦的写作。”在他的诗作《情人节》中，虽然叙述的只是一天的事情，但却透过叙事者的视野让我们看到了现实的混乱、生活场景的无序。“变速的机关，一路经过|小桃林、区政府和清水湾|为的是让独身生活追上闪电。但她跑得太快，满头婆娑的电力，以至于丢掉了假牙、户口和前秦|成为大厅里的不速之客。”在这首诗的文本中，叙述时间只是一天，但是透过诗句我们可以看到现实世界的高速运转，诗作以慢和短暂来与现实的飞速无序发展形成强烈的反差。
总之，90年代先锋诗人们在诗歌中表现碎片化的中国，在微小事件中有了对当下中国的独特认识。其中既有因中国社会现状的正面价值缺失所导致的诗人的精神痛苦，也有诗人对这个精神上混乱无序的中国的批判，还有对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所体现的正面价值进行的认同。虽然90年代先锋诗歌中的中国是以碎片和隐含的形式呈现的，但是我们依然能从这些诗作中感受到先锋诗人们对于当下、对于中国的深刻关注。
当然，真正的诗歌要在充满集体无意识和集体意识的中国文化中贯彻个人的、当下的立场。正如谢有顺在《诗歌与什么相关》中提到的：“个人什么时候出场，真实的人性生活、‘无论如何与我相关’的事物什么时候得到表达，这是我们真正关心的问题。”③可以说90年代以来的先锋诗人中有部分诗人就真正做到了面对当下的中国现实，潜入生活的细部，去对一个真实的当代中国进行体味与感悟。
① 程波：《先锋及其语境――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第73页。
② 转引自洪子诚主编：《在北大课堂读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24页。
③ 谢有顺：《诗歌与什么相关》，原为《1998年新诗年鉴?序》，后载于《诗探索》1999年第1期。
作 者：王秀玲，暨南大学中文系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编 辑：杜碧媛 E-mail：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