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 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末，现执教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1990年代后期开始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当代文化批评。做规矩的学术论文，也做不规矩的文艺评论和媒体书评。近年在《当代作家评论》《上海文学》等发表文学批评40余篇，曾获《当代作家评论》奖。
这是我在《美文》“散文知道分子”专栏的最后一篇。
本来拟定的题目是“回到散文常态”。就是想你无论多么新潮和先锋，总应该讲常识守常态。想想这一年对当下散文说过的这些话；想想对当下散文种种病症批评的宽忍、节敛、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想想汉语散文，尤其是散文经过“现代”洗礼之后作为一种“个人”文体曾经的辉煌和尊严，临到最后，我还是用“重建散文的尊严”做了这个专栏殿后的题目。因为，让我去说什么是散文的常识和常态，还是有些力不从心。
在这篇短文中，我也许会重复和重申前面我已经说过的话。散文的尊严是人的庄严和真诚。因而，散文的屈膝是人的俯首和下跪。谈这百年的汉语散文，谈散文的尊严史，不能不谈散文的屈膝史。而今天我们躬逢散文“挥霍”的时代。美女赠我“王安忆”，说王安忆的《故事和讲故事的》值得读。信乎！如王安忆在《情感的生命》说散文：“……字义的挥霍浪费，消耗了我们原本就有限的文字储存以及不断的积累，许多好字失去了意义，变成通俗的概念，许多好意义则无字可表达。由于小说和诗歌的生产及不上散文，其挥霍的程度也及不上散文。散文在挥霍文字的同时，其实也在挥霍文字所赖于表达的情感。在煽情和滥情的空气底下，其实是情感的日益枯竭。”王安忆用“挥霍”这个败家子行径来描述我们今天的散文，把准了时代的文脉。如果屈膝的时代是别人把“我”不当人，今天挥霍的时代则是自己把自己不当人。即便不屈膝不挥霍，散文还有个境界、品格的高下。我也认为王安忆这样说张爱玲其实不只是一个张爱玲：“张爱玲原本是最有可能示范我们情感的重量和体积，可她没有；相反，还事与愿违地散播了琐碎的空气。”是的，我们应该承认情感有小大之分，也应该承认作家的能力有所不逮，如周作人所说：“我平常很怀疑，心里的情是否可以用言全表了出来，更不相信随随便便地就表得出来。什么嗟叹啦，咏歌啦，手舞足蹈啦的把戏，多少可以发表自己的情意，但是到了成为艺术再给人家去看的时候，恐怕就要发生了好些的变动与间隔，所留存的也就是很微末了。死生之悲哀，爱恋之喜悦，人生最初的悲欢甘苦，绝对地不能以言语形容，更无论文字，至少在我是这样感想，世间或有天才自然也可以例外，那么我们凡人所可以用文字表现者只是某一种情意，固然不很粗浅也不很深切的部分，换句话来说，实在是可有可无不关紧要的东西，表现出来聊以自宽慰消遣罢了。”（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
“琐碎的空气”在今天已经不只是局部的小气候，而是披拂文坛。那种“聊以自宽慰消遣”的文调文腔文风已经不是文人的专擅专宠，而成为普通文学公民所随手的文学家什，就像刨凿之于木工瓦刀之于泥水匠。散文文体的革命性、开放性在赋予写作者自由的同时，当然也为阿Q式的“同去同去”和“咸与维新”开具了通行证。于是，在一个富足而平庸的时代，散文的生产和消费市场像雪球一样越推越大。如果看我们今天散文生产车间的货色，最多的是栖身于多如牛毛的各式传媒的“新媒体散文”。这些散文氤氲着的是中产阶级或者沉浸中产阶级幻觉中的“摩登风”。如果中产阶级踮着脚尖也够不着，那就“小资”、“白领”一把，只是这样会自感委屈，自然字里行间会多一点怨愤和不平、多一点爱悦自己的撒娇和怜惜。这些散文的本质恰恰是以香艳的或者“假智”的“新腐新套”替代了旧文人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伤春怀人、三月小病和田园乡愁等等的“陈腐老套”；以“故作轻松”代替“一本正经”；以文字上的“小滑头”和批量复制代替“滥情主义”。问题的关键还不只在此，这些散文最致命的是，它所呈现的恰恰是描述的后道德社会“无痛”症候。在《责任的落寞――新民主时期的无痛伦理观》中吉尔?利波维茨基谈到当代新闻时说：“人们不但消费着物品和电影，也消费着搬上荧屏的时事，消费着灾难，消费着现时的及已经逝去的事端，被如此制作出来的新闻，应和着个人享乐主义时代的社会节拍，既如同是一些高度写实的、富有情趣的有关社会日常生活的‘动画片’，也如同是一出让人喜忧参半的剧目。由此，朴素的责任隐没于毫不停息的新闻里，消散在由后道德主义时代的新闻所制作的场景和悬念中。”摈弃尺度、瓦解庄严，这些散文让我们享受到一种“无痛”的、麻酥酥的、微醺的、自恋的轻盈幸福感。 散文的“无痛”时代起来得早，也因为“无痛”式书写本质上从不掩饰自己经济、文化和思想上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它的假面在许多批评者不遗余力的揭破下早已难以遁形。即便如此，有那么多的“粉丝”“票友”，广阔的市场消费能力依然强劲地支撑着“无痛”式散文生产时代的延宕。但市场注定是喜新厌旧的，它意识到危机，就必然生产出新的产品，开辟新的市场。于是，“无痛”式书写不见式微，“炫痛”的时代已悄然降临。在“无痛”的假呻吟、小欣喜为人所诟病之后，当下中国散文开始打出悲情、苦情主义的牌。“炫痛”一定意义上是“无痛”的升级版。无须列举，苦难、苦痛予我们，既是漫长的历史记忆，同时又是触目惊心的现实经验。“痛”自然是我们无法绕开也书写不尽的文学主题，书写苦难和苦痛也容易获得道义上的支援。因此，和“无痛”相比，“炫痛”的虚和假更加具有隐蔽性，更加容易混淆视听，招人怜悯。但“炫痛”不是为了“揭示出病痛，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炫痛”的目的不是反思，而是致幻；不是为了记忆“痛”，而是让你遗忘得更快。他们不问病灶，不查病源，而是挥舞着“苦难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利锉，漫不经心地锉钝你在惨淡的现实中可能滋生出的反骨。他们在城市的楼头、温度宜人的居所和清雅的案头，以一种自炫的语调告诉你：“只要悲痛不是一个接着一个，生活便都是可以好好珍惜的。”如果在“无痛”式的写作中我们还可以轻易地识别出一副自以为过得比你好的小资或者中产阶级嘴脸，现在“炫痛”的书写者俨然以一副过来的受难者自居，让你要对他们动一番拳脚还得小心他们迎上来的道德、政治等等的冠冕堂皇的盾和矛。说到底，“炫痛”，“痛”只不过是个跳板，他们会在滑翔的空中来一个漂亮的转体，然后准确地跌落到他们温情脉脉的生活水池。他们的最高境界是少压出点水花，这样可以赢得更多的掌声。从“无痛”时代到“炫痛”时代，我们的散文离我们的世界越来越远。《天涯》2005年第1期“读者来信”发表了一篇文章，作者说：“一切在苦难中的底层,他们的话语、情感都应该得到疏通、表达、形成底层自身真实、质朴的话语空间……但面对他们这个完全无声的世界,我们的经验一片空白。这么大的社会盲区，这么深的社会阻隔，我们竟然生活得如此从容，心安理得、熟视无睹，这是多么的危险啊!”这位对“痛”刻骨铭心的作者说：“时事仍如坚冰,虽必将融化,却总也打不通它的入口。”当此时，散文，还有我们时代的文学该做点什么呢？我们时代需要的正是来自散文沉着、稳健，富有道义、力量与担当的“声援”，而不是花里胡哨的“无痛”和假动作的“炫痛”。我们生活世界的那个“呼啸的山庄”“悲惨的世界”在我们的散文中怎么去显形露相呢？而这恰恰考量文学之尊严散文之尊严的有与无。
不否认散文的“小”与“轻”有“小”与“轻”的尊严。但这里我们需要区分的是作家经验到的和表达到的，可以表达的和刻意自我阉割不去表达的。所以，不是写了“大”与“重”的终极关和普世理想就有了尊严。头顶磨盘步履蹒跚，装圣装智装宏大做哲人伟人状的“大”与“重”反而是尊严尽失。但一个作家确实能够“大”与“重”而不“大”与“重”则另当别论。还是王安忆，她谈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中的几篇小说时说：“小说是如此简练精致，天衣无缝，平白如话又讳莫如深，乡情郁郁且古风淳淳，将短篇小说做到了极处。然而它同时带给我们莫大的遗憾：因它的暗示，我们知道，在那五篇美文之后，其实本都可能有着一个‘呼啸的山庄’，而我们却只得到一些风声鹤唳。我们等待了很久，却一直不曾获得过一个‘呼啸的山庄’。面对一部大的悲剧，一些小小的风景，无论多么至善至美至多不过是怨艾与感伤，而达不到哀恸的境地。倘若一个哀恸的世界，由一些精巧的细枝末节表达，我想是很难避了轻薄之嫌的。”（王安忆《故事不是什么》）不只是曹乃谦，我承认周作人、沈从文、张爱玲、孙犁、汪曾祺等等的散文都珠圆玉润，玲珑剔透，在“白话文”之“白话”上卫护了汉语尊严。但读他们的散文，在情感的重量和体积，有时我们总是感到有不满足。他们总是节制得太多、藏掖得太多。所以，现代汉语散文“把玩”的传统作为一脉，可！作为全部，或者正宗，会害了散文。就像近两年的《巨流河》《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我与父辈》《往事并不如烟》《永远的五月》等等，散文完全可以是另一种气象的大家伙。
谁能重建散文的尊严？我从来认为全民写作是一个民族文学的进步。五四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文学从贵族和山林中带入民间和大众。所以，我很认同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所说：
几年前梁实秋先生曾在《新月》上发表过一篇论散文的文章，在末了的一段里，他说：“近来写散文的人，不知是过分的要求自然，抑过分的忽略艺术，常常的沦于粗陋之一途。无论写的是什么样的题目，类皆出之以嬉笑怒骂；引车卖浆之流的语气，和村妇骂街的口吻，都成为散文的正则。像这样恣肆的文字，里面有的是感情，但是文调，没有！”难道写散文的时候，一定要穿上大礼服，戴上高帽子，套着白皮手套，去翻出文选锦字上的字面来写作不成？扫烟突的黑脸小孩，既可以写入散文，则引车卖浆之流，何尝不也是人？人家既然可以用了火烧猪猡的话来笑骂我们中国人之愚笨，那我们回骂他一声直脚鬼子，也不算为过。
从前的人，是非礼弗听，非礼弗视，非礼弗……的，现在可不同了。一样的是人体的一部分，为什么肚脐以下，尾闾骨周围的一圈，就要隐藏抹杀，勿谈勿写呢？（这是霭理斯的意见）苍蝇蚊子，也一样是宇宙间的生物，和绅士学者，又有什么不同，而不可以做散文的对象呢？所以讲堂上的高议宏论，原可以做散文的材料，但同时“引车卖浆之流的语气，和村妇骂街的口吻”也一样的可以上散文的宝座。若说散文只许板起道学面孔，满口大学之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地没有感情的人去做的话，那中国的散文，岂不也将和宗教改革以前的圣经一样，变成几个特权阶级的私产么？（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但即便如此，我依然坚持重建散文的尊严应该是少数人的事业。重建散文的尊严不能寄希望普通文学公民的自觉，所谓的名作家应该做出楷模，“示范我们情感的重量和体积”。而“做楷模”仅仅靠作家的良知是虚弱的。我们的文学批评应该有自己的担当。批评是监察者，是甄别者。我曾经极端地坚持散文不需要文学批评多此一举的指手画脚。而且说白了文学批评自己也是散文这片芜杂原野中的一种植物而已。和小说、诗歌、戏剧其他文体相比，散文并不以技术见长。当然这样说并不否认散文可以弄得像鲁迅的《野草》那样曲折隐晦，也不否认散文在技术上的升级进步。散文是一种相对裸露的，说思想说情感的文类，它藏掖不住的是写作者的腔调和气息。它的精神疆域的进退联系着的是社会的宽容还是压抑、开放还是专制，更是写作者境界的局促还是自由、鄙俗还是高逸。因此，一定意义上，散文的高度是写作者个人的高度，是一个时代精神的高度。现在我们意识到“高度”作为文学的海拔刻度需要文学批评来“说”。当下散文的“低度”发展一定程度上散文批评是要负责任。我只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相对于同时代的散文和诗歌批评的从业人员，我们的散文批评只能用积贫积弱的寒碜来指认了。
作为一个文学批评的从业者，我近年对自己所做的文学批评苛责很多。我们时代的文学现场和批评家的工作现场距离越来越远，现在该到了文学批评质疑自身存在意义，重建公信力的时候了。而质疑也好，重建也罢，文学批评必须思考一些基本常识问题。所谓常识问题，我认为有三个最为关键：一是文学批评必须“到场”和“到岗”。必须明确文学批评不完全是书斋里的学问。学院化、学理化不是文学批评脱“岗”和离“场”的遁词。文学批评“到场”和“到岗”不只是不断追踪新作家新作品的问题，还关系到熟悉新的批评生态，掌握新的批评媒介，运用新的批评范式的问题。网络、都市报、时尚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呼唤新的媒体文学批评。对于新媒体文学批评和传统文学批评的关系以及差异有待在实践中深入研究。严格地说，当下文学批评与中国飞速发展的新媒体很不相称。“到场”和“到岗”，有一个问题需要正视，中国文学生成于世界格局下的中国场域。因而，我们不仅有理由要求批评家懂文学，而且必须懂“中国”，懂“中国问题”。批评家不只是文学鉴赏家，他应该是一个有现实关怀的“杂家”。第二，文学批评必须“批评”。从中国文学批评的现实看，当下有理有据对中国文学挑刺找茬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批评很稀缺。批评家和作家一团和气抱团取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批评的锋芒越来越钝化。第三，文学批评必须“文学”。当下文学批评越来越“非文学化”值得警惕。具体到每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批评家，首先要追问的是，“谁”在批评？“批评”语源来自希腊文的“判断”和“能批评的人”。“谁”在批评，出乎其外是文体、修辞、语体等等，入乎其内则是批评者的独立精神立场和文学观，批评站在什么位置发出自己的声音。观察当下的文学批评，是“谁”在批评，是“谁”发出的声音，越来越不清晰。千人一腔，我们感觉不到文学批评从业者独立的文学观，感觉不到他们的体温和心温。在这里，我们甚至不害怕批评者的偏见和异见。一定意义上，最可怕的不是偏见和异见蜂起，而可能是唯存共识。因此，理想的文学批评生态是不同精神立场和文学观的并起和交锋。其次是为什么要进行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仅仅是作为人文学科的“非常精确的智识劳动分工”(萨义德)，作为谋生手段之一种而存在吗？即便从“智识劳动分工”角度所赋予文学批评的文学史、文学理论、媒体批评的职责，我们的文学批评也不能算称职。而且，除此之外，文学批评应该将自己的触角延伸到更为广阔的社会，介入到现实中间。再有就是怎样进行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从业者必须意识到的是在当下中国生活并且进行文学批评实践，因而，如何开展文学批评，运用怎样的批评资源和批评范式开展文学批评是无法回避“在中国”这个现实处境的。从这种意义上，每一个文学批评从业者都面临着不断重新做“会判断、能批评的人”的问题。无论怎么说，在当下，文学批评从业者仍然是文学教育、作品遴选和推介以及文学传统积累等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批评从业者只有通过广泛的批评活动才有可能重新确立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建立起文学批评的公信力，同时重新塑造文学批评自己的形象。
开栏时曾经说了几句题外话。最后再说几句。《西游记》第三十一回说：那大圣才和八戒携手驾云，离了洞，过了东洋大海，至西岸，住云光，叫道：“兄弟，你且在此慢行，等我下海去净净身子。”八戒道：“忙忙的走路，且净甚么身子？”行者道：“你那里知道。我自从回来，这几日弄得身上有些妖精气。师父是个爱干净的，恐怕嫌我。”八戒于此识得行者是片真心，更无他意。八戒说得好“忙忙的走路，且净甚么身子？”虽然，在十二篇短文中，我已经对当下散文情不自禁地愤怒指手画脚地批评，但我总感到说这些时“妖精气”褪得差不多了。说一句玩笑的话，穆涛师父“是个爱干净的，恐怕嫌我”。他日，如果重当归来，我希望我是裹着“妖精气”杀将我们当下散文。
打住。拱手。感谢。别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