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然而在这一关乎人类生存的问题上，全球气候合作却举步维艰。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效以来，围绕全球减排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各国矛盾重重。到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为止，国际社会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而切实有效、为各方接受的制度安排，难以阻止气候继续恶化趋势。原因在于，缺少一个最基础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如果建立全球碳本位货币体系，将有助于打破国际减排合作的困局。
所谓碳本位国际货币体系，是指将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在碳本位（Carbon Standard）基础之上，即CO2等温室气体排放权成为继黄金、白银、美元之后的另一种国际货币基础。国际碳本位货币将成为唯一的国际储备资产，最终在世界范围内发挥计价、交易和价值储藏职能。本文结合国外相关研究，从国际货币体系的构成要素角度，对碳本位国际货币体系进行初步的设想。
一、全球减排需要碳本位货币体系
（一）国际货币体系与人类经济活动的关系
可归结为三点。首先，货币本位作为货币之锚约束货币发行，进而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系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极限，正如金本位下世界黄金供应成为经济增长的外在约束，它塑造了相应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次，货币本位是货币价值的标准，以此确保价格、汇率的稳定程度，是经济体系稳定的基础。最后，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机制，决定国际经济秩序平等与否，决定了国际经济合作和协调的广度和深度。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既不能保证人类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也不能实现人类经济体系内部的公平，无法保证各国应对气候变化而进行持续、稳定和有效的合作。
（二）牙买加体系下难以实现有效的国际气候合作
首先，人类经济体系实际上是货币导向型经济，而不是资源（环境）导向型经济，而目前的国际货币均是信用货币，操纵货币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也是所有国家管理当局的首要任务，在这样一种状态下，单个国家或政府无暇真正关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至少气候变化不是他们关注的第一问题。
其次，信用货币缺少了货币锚，使汇率稳定失去了制度基础，汇率难免成为某些国家随心所欲的政策工具，不可预期的汇率波动导致了巨大的交易成本和经济风险，成为经济体系动荡不安的根源之一，进而弱化了各国对气候问题的关注。
再次，一个以主权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资产的结果是持久的国际收支失衡，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将完全依赖于发行国当局的自律；一个无体系的货币体系，必定适用丛林法则，货币的自由竞争导致大国支配小国，造就一个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加剧南北发展差距。这种内在的不稳定、不平等和不可预见性必定是不可持续的，也必将瓦解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努力，使国际减排谈判中南北矛盾难以调和。
（三）牙买加体系无法保证国际减排方案的最终公平
碳减排作为一个全球公共品问题，任何方案必须是全球各国普遍接受、具有约束性的制度安排。一个有效的国际减排方案，必须处理好气候变化中的历史责任和经济现实的关系，解决南北国家之间的鸿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减贫问题，否则将缺乏广泛的接受性。然而，如果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缺乏一个更基础的制度安排（国际货币制度）的配合，仅仅局限于碳排放权的分配及其他细节问题，或将以上问题孤立看待分而治之，不仅导致减排方案的复杂性，也直接影响全球减排的有效性。
目前来看，任何可行的国际减排方案都要借助市场手段来配置全球碳排放权，在《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方案以及可预见的未来减排方案中，碳交易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槛。在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碳交易货币必定是当今的美元、欧元以及日元等主要储备货币。可以断言，如果未来全球统一的碳市场得以建立，今天的人均碳排放大国将是碳市场的购买方，如果他们仍旧凭借货币霸权使用主权信用货币来购买碳排放权，将进一步加剧南北国家的不平等。因此，如果不重构国际货币体系，任何的全球减排方案就没有真正的公平性。
国际货币体系是世界经济体系最重要的基础制度，是各国经济联系及合作的主要机制，它如同胶水(Eichengreen, 2005)一样连接国际金融、经济和货币以及商业制度，改造国际货币体系将同样改造了这些制度。将碳排放权作为货币本位，人类通过节约货币的使用从而达到减少碳排放的目的。只有构建碳本位国际货币体系，才能实现全球统一、公平和有效的减排。
二、碳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构想
（一）建立碳本位
人类货币制度经历了商品本位到信用本位的演变，商品本位的最高形式是金本位，其背后的逻辑是黄金兼具普通商品和一般等价物的天然属性。碳本位货币体系下的本位是二氧化碳排放权（以下称碳排放权Carbon Emission Permit, CEP)， 1单位CEP代表1吨二氧化碳的排放权，但二氧化碳排放权不是天然的有形商品。碳排放权的商品属性是建立在国际协定和规则基础上的，它基于全球碳减排协议、各个强制型减排市场的内部减排规则以及相关国内法的认定，不像原油等商品不需要任何政府背书就天然拥有稳定的价值基础。因此，碳本位属于一种全新的“商品信用本位”。因此，国际社会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对碳本位进行确认。
（二）碳排放权的分配
在国际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世界货币性黄金的总量取决于世界黄金生产，而各国货币性黄金的多少，虽然受到各国黄金矿藏因素的影响外，主要是由各国经济总体实力所决定的，因而具有天然的不平等性。碳本位货币体系下，要根据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确定碳排放权的总量，而国家之间的公平分配是关键。
就全球碳排放权总量而言，国际社会可以根据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制定全球减排目标，如每个阶段（10年到20年内）全球每年的CO2排放额（Cap），并逐阶段降低，最终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某一安全水平。
就全球碳排放权的分配而言，国际上较有影响的是由 Feasta（爱尔兰的一个学术组织）提出的总量控制和人均（Cap and Share）分配方案。其核心思想是，将排放权看作是一项基本的人权，平均分配给每个世界公民，据此确定各国每年应有的CEP。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受到的约束不同，前者实际排放高于全球人均排放，而后者低于全球人均排放，因而为保证方案的可接受性，起初可给予发达国家一定的照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发达国家人均排放将逐渐减少，而发展中国家人均排放将会逐渐增加，最终各国逐渐实现碳排放量的趋同。在碳排放量的趋同过程中，各国根据排放权余缺情况进行国际排放权交易。总量控制和人均原则虽然没有解决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现实的不公平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可通过碳本位货币体系下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会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
我国学者潘家华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提出了人均累积排放量方案。其主要思想是以二氧化碳在大气中存留的时间为时间段，计算大约从1900年到目前为止人类累计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加上到2050年为止防止气候恶化应该排放的安全量，以某年为人口基期，计算出全球人均排放量，据此按人口分配各国碳排放权。按照这个方案，发达国家早已超出全球人均排放，且已出现大大的赤字，将面临极为严格的约束，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反。发达国家为维持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转并弥补历史上的碳排放赤字，必须向发展中国家购买碳排放权。该方案要求发达国家的当代居民完全承担历史责任，也同样造成了当代人之间的不公平，因而这个方案很难让发达国家接受，不具有可行性。
相应的，各国也应按照公平原则，在企业、个人和公共机构之间对碳排放权进行分配，并建立完善的碳交易市场。无论是企业、个人还是公共机构采购商品和服务时必须支付相应的碳排放权。最后，所有的碳排放权流转到能源开采企业（石油和煤炭开采企业），后者据此决定能源生产量，并接受国际监督。
（三）发行碳货币
由国际管理机构按照CEP的分配方法向各国央行一次性发行碳货币(Carbon Standard Currency, CSC)发行总额与CEP相联系，并确定一个基本的碳排放权的CSC价格。各国必须使用CSC购买管理机构分配给它的CEP，即上述（二）中各国获得的CEP是通过CSC购买才能获得，CEP的公平分配是通过CSC的公平分配实现的。
国际机构通过市场干预将CEP的CSC价格维持在某一水平，如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联储确保黄金与美元之间的比价。当经济活动上升，CEP价格上升超过某一价格时，国际管理机构将出售更多的CEP回笼CSC，而国际管理机构一旦卖出CEP，将收回CSC并注销，流通领域的CSC减少将最终降低世界经济活动水平。当CEP价格下降时，要么仍按公平原则增发CSC，要么下年减少CEP总额。这一机制将确保世界经济增长适应全球减排。当然，全球CEP的减少并非必然导致经济紧缩，在碳排放限额内，如果提高了能源使用效率或使用新能源，同样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
CSC将用于国际CEP交易，同时也将成为各国唯一的国际储备资产。原有的主权货币仍可用于其他国际经济交易，但为避免以往国际货币的特权，任何交易不能使用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国货币，而且国际CEP交易只能使用CSC。
（四）汇率制度
首先，国际管理机构通过碳货币发行以及碳排放权价格的稳定措施，确立了两者之间的固定比价，类似于金本位下的金平价。其次，各国碳交易市场的运行确定排放权的本币价格。通过以上两个价格可以套算出本国货币与碳货币CSC、与他国货币之间的比价，如同金本位下各国货币之间的比价决定于铸币平价一样。当然，本国货币与碳货币及他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将随着碳交易市场价格的波动而波动。但是，由于碳排放权总额的确定性，尽管汇率有所波动，但汇率制度在一定期间总体上呈现固定汇率的特征。这种汇率制度下，各国原有货币将自动成为可兑换货币，外汇管制不会存在。
（五）储备资产制度
碳货币将成为各国唯一的国际储备资产，国际管理机构将为各国建立国际收支账户即碳货币账户。在碳货币发行时各国所获得的碳货币CSC将作为各国初始的储备资产，每年度国际管理机构根据各国的国际排放权交易和其他商品和服务贸易收支情况进行多边调整和清算，顺差时则增加，逆差时则减少。对于以往各国积累的美元以及欧元等国际储备，根据各自对CSC的汇率，一次性的转换为CSC予以保值，并在一个过渡期内通过实体资源来进行清算。
碳货币作为储备资产，是真正的超主权储备资产。因为其本位具有商品属性，且不受任何一国的影响和左右，它比目前的SDR更有优势，它将消除目前国际货币发行国所享有的特权。由于各国货币均可自由兑换，也不再钉住某个主权国家货币，因而避免了为干预外汇市场而积累巨额储备资产所造成的浪费。
（六）国际收支调节
各国人均碳排放量趋同前，由于各国碳排放水平不同，会出现国际收支失衡（碳货币账户）。发达国家将出现国际收支逆差，而人均碳排放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出现国际收支顺差。此时，国际收支失衡正是碳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优点。发达国家为弥补国际收支逆差以维持经济的正常运行，从发展中国家购买CEP并支付大量的CSC，后者可以将CSC兑换为美元等用于偿还历史债务，或引进技术发展新能源，或用于进口商品改善本国居民生活，实现资源和财富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当然，发展中国家可以保留碳排放权供国内生产使用，据此扩张经济，实现经济增长并赶超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通过购买CEP因而CSC减少，国内货币收缩，减少投资和消费，经济活动受到抑制，最终消除两类国家经济发展差距，实现世界经济的公平发展，这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发达国家碳排放的历史责任欠账问题。可以推断，这种方式比目前的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以及清洁发展机制等更有利于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转移。
各国人均碳排放量趋同后，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制将发挥作用（见图1），如同金本位下的铸币―价格机制。如果一国一般商品贸易出现顺差，将有更多的CSC用于兑换本国货币；如果一国出口太多的CEP而使国际收支出现顺差，CEP减少将直接降低一国产出；两者都会导致国内价格上升，最终推高国内CEP价格，刺激碳排放权的进口，国际收支将由顺差转逆差。另外，收入―支出效应也会对国际收支发挥调节作用。各国国际收支账户（碳货币）的平衡，意味着各国碳排放权的进出平衡，其实质是各国碳排放水平保持在限额以内。
牙买加体系下，由于内部均衡凌驾于外部均衡之上，多种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制的有效性大大下降。而碳本位国际货币体系如同国际金本位，各国内部均衡将受到外部均衡――碳排放权，或者国际收支碳账户的直接约束，国际收支的自动调节机制将变得更有效。
（七）碳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管理
碳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需要全新的国际治理，必须建立世界中央银行之类的组织来维护和管理货币体系的运行。其组织原则和决策机制不同于目前的IMF，要由所有成员国公平参与共同决策。其宗旨不仅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更重要的促进经济增长和气候环境相互适应，推动全球减排和低碳经济转型。其具体职能是，根据全球减排目标确定阶段性的碳排放权总量并进行分配，对各国和世界碳排放进行检测、报告和核查，监督能源产量在开采商所收到的碳排放权额度之内；发行碳货币并干预市场确保碳货币与排放权之间的平价稳定；负责各国国际收支账户清算，促进各国国际收支平衡等。
三、碳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可行性
碳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理应成为国际货币演变的方向，但其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史表明，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无非是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全球的一个制度安排，采用自上而下的方式，各国一步到位地加入新体系。到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先例，无论是国际金本位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都不是这样的制度。二是通过大国或核心国家组织货币集团，不断吸收新成员，逐渐扩张到全球。然而，气候变暖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如果未来的碳本位国际货币体系有太多的国家游离于体制之外，任何减排将被体制外的国家的碳排放所抵消。因此，碳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除了第一条道路外别无它法，至少在新体系启动之时应该囊括碳排放80%以上的国家。如此众多的主体参与，新体系诞生无疑是一个各国艰难的博弈过程。
牙买加体系下的既得利益者将面临新体系带来的巨大转换成本。集碳排放大国和旧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于一身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必定成为新体系诞生的最大障碍，美元、欧元等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将失去往日的特权；全球能源出口国及生产巨头，将面临全球能源需求和收入的下降；排放权的人均分配无异于人类最公平制度的一次尝试；短期内，减排将使各国经历痛苦的调整过程。碳本位货币体系下的碳分配原则和减排方法与目前《京都议定书》下国际减排方案不同，新旧体制的转换同样面临困难。
碳本位货币的实施仍然需要必要的技术条件和一系列基础制度安排。碳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必须基于温室气体排放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因素的共识，碳排放的检测度量和按人头分配的技术手段短期也并不完善。碳排放权的有效配置需要全球统一、高效的碳市场，而引导地球居民低碳生产和消费的一系列制度的实施，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然而，任何的侥幸心理和拖延都可能带来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尽管困难重重，碳本位国际货币体系无疑是摆脱全球碳减排困境的可行途径。作为旧体系和全球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发展中国家无疑是新体系建立的推动者。作为最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积极推动碳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以实现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尽管中国在低碳经济的发展方面还面临诸多挑战，但推动低碳生产和生活模式已刻不容缓。可以预言，即使国际货币制度不能如期根本改变，以碳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资产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仍具有紧迫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