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婴,原名刘佳沛,1983年除夕出生于内蒙古。高中一年级退学,后学习于北京鲁迅文学院,2002年考入天津某大学,又在大学二年级退学。 大学期间创办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民间诗刊《赤》,出版有诗集《泽婴的诗》(远方出版社),长篇小说《荼縻》(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我17岁上完鲁迅文学院之后,立刻迎来了铺头盖脸的茫然。那是1月份的北京,我刚从学院宿舍搬出来不久,住在朝阳区一间14平方米的平房里,或者在费劲地点着蜂窝煤之时,又或者倚在院子中间那棵光秃秃的桃树上抽烟那会儿,如此急促地意识到,传说中的自力更生已经降临到我身上。仿佛晴天霹雳一般,前途二字顿如斗大悬于脑海。
我纠结于前途的那个夜晚,就是我和一个同学兼哥们儿从学院走廊偷了桌子当饭桌的那个夜晚。这个前不久刚与我立志从事伟大写作事业的哥们,在喝了三个二锅头口杯后告诉我明天他要去上班了。那是2000年的北京。我是说,在这人潮汹涌的大地上,写作在那时候已经显得格外不靠谱儿了。也就是那个夜晚,我和他,两个男子,同赏了北京看不大清楚的星空,彼时,他心里怀着告别文学的伤感,面部表情严肃又紧张。彼时,我想起有个女孩曾在信中告诉我,她喜欢没有负担没有压力之时看星空,看很长时间。夜,有微风。
他从此到时尚杂志开始了白领生涯,偶尔到我这里带来些三流明星的小道消息和电话号码,我们也装作崇拜者给几个三流女明星打过电话,后来,他工作越来越忙,过来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那时期,同留在北京的两个女同学给书商写畅销书,几次来邀我同写,可惜当时作为诗人的我是不屑于写小说的。写诗却又不赚钱。终于生活所迫我经同学介绍到一个书商那里去做了编辑,月薪1200,工作内容就是找十本畅销书每本摘抄一部分编出一本全新的畅销书。现在想想,那应该就是书商们的黄金年代了,似乎只要是本书多少都能卖点儿。然而对于17岁的文学少年,如此枯燥的工作必定是坚持不久的。
一直拖到8月,中途又换了两个工作,一个是编辑旅游图书,另一个是广告业务,结果无非两点,一是对工作没耐性,二是人际关系处理不好。一个自以为是的17岁的诗人,即使放到现在,也不会惹人喜欢。总之,经过一个个辗转的日子,一次次拧巴的考虑,在8月里,在和父亲通过一次漫长的电话后,我踏上了回家的列车。
我的高考由此而起。我英明的父亲时任家乡教育局长,他建议我在考虑宇宙和人生之间必然联系的同时得弄个赖以生存的一技之长,并以压倒性的长篇大论与武力威胁彻底征服了我。于是,以高考及他为我挑选的证券专业为目标,短短几天内,我重新坐在了阔别已久的高中教室里。又是短短几天,我连续和几个老师吵架,上课读小说,带着同桌的女孩逃课,被父亲重新请回了家。十年后,我的女儿已4岁,他已因病躺在病榻上,对于我给他留下的坏名声,他仍旧多有唏嘘。
回家以后,父亲对17岁的我进行了连恐吓带激励的手工教育,使得我遍体鳞伤且坚定地认为不考大学绝无出路。我的房间曾是他的书房,在我能够独自居住时,他的书房加了一张单人床成为我的房间。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打开木头窗户,挂住挂钩,吹着夏日的风,在稿纸上写下第一行诗句。这个房间里,我从儿童成长为少年。对于这个房间,我在小说里有过多次描述,也许遗漏了几次心惊胆战地约会女同学的事儿,若以后再写小说,会补上,若不再写,那就是秘密。然而,在我17岁的后半年,这个房间无疑是我为高考拼命的战场。由于之前我只读过半年高中,通过自学全部的高中课程参加高考听起来有点吓人。我伟大的父亲倒是信心百倍,见他动了真格儿的,为了不让他失望,我抱着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玩命精神彻夜不眠地开始了学习。
很快,我发现了一个真理,就是有些事儿真不是玩命就能成。果然,数学和英语玩了命也不成,和初中所学完全搭不上,比天书还难看明白。于是,我和父亲制定了一套针对具体条件的战略性方案,即主攻语文和文科综合,数学和英语靠选择题,其实就是靠蒙。这战略一出,我的学习立马儿更专业更有针对性,同时,对父亲足智多谋的敬仰又增加了一个高度。
当我自学高中课程时,我常常想,学习这些毫无边际的东西到底和生活有何联系?现在我明白知识是让我们在更宽阔的范围去判断一个事物,可惜我们从未学习过判断,即使大学教育,仍旧在学习知识,结果很多人学到了知识的负面,就像爱,很多人爱到了负面,知识唯有通过判断形成智慧才有益,否则很多知识是有害的,如同爱包含了理解和宽恕才有力量,否则爱会变为加倍的私欲和仇恨。
可是在我18岁的春天,高考仍旧决定着我的前途。到了第二年三月,冒出了春季高考,我决定去试试身手。如果考上了,则与高中课本死磕地痛苦岁月提前结束,如果考不上,还有七月的正式高考可以期待。就这样,我穿了一件红色的休闲西服踏上了从家乡去海拉尔参加春季高考的倒霉之旅。
到达海拉尔的第一天,在考场旁边找了旅店安顿好后,为了迎接明天的考试,我决定找个游戏厅玩半天街机调养精神,结果在游戏厅里认识了几个从家乡来的考伴,其中有一美女提议晚上去舞厅,我当即表示了赞同。在美女的蛊惑下,年轻的我们一不小心就玩了个通宵,第二天考试眼睛实在睁不开,勉强没有交白卷。当天晚上吃饭时,我惊讶地发现丢了钱包,三分钟后,我又惊讶地想起次日的准考证竟然放在钱包里。红颜祸水,在我18岁时,已经有了深刻的理解。
之后我颜面扫地地跟老乡混了一天饭,又厚颜无耻地没买票混上了火车,同时打电话给榕儿,她家在下一站,也就是我第一次上高中的地方,我说让她给我送点吃的,以对付剩下九小时的漫长岁月。我和她有一年多没有见面,她穿着灰色的薄呢子风衣,手中拎着一塑料袋食品站在车厢门口。她说,你太不小心。我笑了笑,抱了抱她。十年后,她开车带着我和孩子出去玩,在地铁口看见年青的爱人互相拥抱,亲吻,经过学校的门口,看到男孩子纯净而愤世的目光,他在唱:姑娘,姑娘,你漂亮漂亮。这些时刻,我的心都会战栗。榕儿,你是否见证了我那不可一世的青春。
显然春天高考完蛋了。必然的和高中课本继续死磕四个月。在艳阳如火的七月,在家乡的高考考场里,我充分发挥了近一年多玩命学习的凶猛,语文和文科综合轻松交卷,数学努力抄旁边桌儿那哥们,抄完交卷后我私下问那哥们儿估计能拿多少分,他说预计20分左右,我顿时哑口无言。结果竟真如他所料,数学28分,而英语我完全靠蒙,得了53分。之后,我父亲给我报了天津一个专科大学证券分析专业,他在得知我高考260多分的超低成绩后令母亲为我准备上大学的用品。母亲得了令,却死活不信这分数也能上大学。直到收到了通知书,她立刻激动得手忙脚乱起来。我也费解,难道这分数真能上大学,还是国家正式的大学。谜底最终被父亲解开,原来那大学之前是个技术学校,今年刚改为大专,学生们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个学校的存在,根本没有人报名,但是学校不能空着,所以,不管有分没分,那年这学校是报一个录取一个。在我18岁那年,对于信息之宝贵,有了全新的理解。8月末,坐在去天津上学的火车上,我又领悟出一个真理,那就是成绩并不重要,关键是一定不能选错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