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众的印象中，“计划生育”就是少生孩子，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时间里，实行的是鼓励国民生育的“计生”政策。不过，关于“少生”、“优生”的提法，倒也“由来已久”，早在唐宋时期，就有人提出了“少生”、“优生”重视人口质量和整体素质的“计生”理论。
在吴越之战中，越国被吴国打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实施强国战略，其中一条重要的举措就是鼓励生育，增加国内人口。勾践当时实行的奖励政策非常优厚。据《国语?越语》所记，越国当时对孕妇实行“公费医疗保险”，女人生产时只要通知政府，医生很快便会赶到产妇家里助产。如果生的是男孩子，奖品是两壶好酒，一条狗；如果生的是女孩，奖品是两壶好酒，一头小猪；如果是双胞胎，政府安排免费保姆；如果是三胞胎，政府安排免费奶妈，也就是说，由国家来抚养。
在鼓励生育的同时，越国也强制早婚。规定：“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三十不娶，其父母有罪。”从越国计生政策来看，如今流行的年龄悬殊的“姐弟恋”、“黄昏恋”均被严格禁止，青壮男子不能娶年龄大的女人，老男人则不准娶年轻女子。不仅如此，对未婚嫁适婚子女的父母，还要治罪。
奖励多生孩子的家庭，这只是古代中国“计生”政策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解决育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问题，其中重要手段之一是强制早婚。
齐国早婚政策的推出，还有一段故事。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有一次，齐桓公到民间微服暗访，在一老百姓家里看到，一年已70岁的老头还是自己做饭，他便问是不是没有子女。老头说他有三个儿子，可因为家里贫穷，都没有娶到老婆。齐桓公回宫后，把这件事对主持齐国政府全面工作的上卿管仲说了，管仲便提出了这一鼓励早婚的政策。
同时，管仲还提出了解决育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一个办法，是消减齐桓公的后宫人数，不让“宫中有怨女”。当时王室、诸侯女人数量“超编”严重，以周王后宫来说，是“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在编”女人共计121人；诸侯则是“一娶九女”。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不论是王室，还是诸侯都多占多用，民间有钱男人也跟着“蓄私”。墨子当时便向外界爆料，称“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认为这是造成社会适婚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原因之一，呼吁“节制”。
古代中国对违反计生对象的处罚也很严厉。如在汉初刘盈(惠帝)当皇帝时期(公元前195－公元前188年)，便有明确的“罚款”方案，据《汉书?惠帝纪》记载，在公元前189年，刘盈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这“国策”用今天的话来解读是这样：年龄在15至30岁之间的适婚女子如果不出嫁，将被罚款，罚款的金额是“五算”。“算”是当时计征人头税的一种计量单位，是开国皇帝刘邦在建国后第四年定下的税收办法，15岁以上、56岁以下的国民，都要缴纳人头税，每人税款金额是120钱，称为“一算”。加上五算就是720钱，也就是说，如果适龄不结婚，就是违反“计生”政策，就要缴五倍人头税的罚款。
(据《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