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朋友们：
现在是2001年除夕夜，出席在台北召开的中华文明21世纪新意义研讨会后，刚回到北京家中。我在提交给研讨会的论文的结尾中写道：如果套用李凯尔特的理论，萨顿与萨顿之前的科学史家们所研究的题材，一般来说是个体化的知识(如牛顿的光学手稿与伽利略的力学实验)，并由价值观(如科学进步论)所主导；与此相反，把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对象进行分析的当代科学史家们，其关注的焦点则是一般性的和规律性的结果，并不受价值观所左右；这样的知识系统，是最接近沟通"两种文化"这一目标的了。如果说萨顿未能在其科学史实践中真正实现其新人文主义纲领，那么在21世纪，通过科学史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整合将是完全可能的。
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纲领，其前景仍在云雾山中，需要我们这些科技史的实践者不断地探索，以寻求实现它的可操作的手段。本所将学科建设的三大重点方向定为科技史、科技战略和科学文化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在凝练科技目标、建设科研队伍和完善体制机制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绩：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全面展开，在香港成功召开第九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在墨西哥获得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的主办权，成立中德马普科学史伙伴小组，举办首届竺可桢科学史讲席，面向社会举办科普活动周，在研究生院教学委员会指导下编成科技史课程设置方案，确定研究所的标识和所训，改造东小院和东配殿等处学术环境，胜利完成《龙腾》计划，终结财政赤字，改造后的网站以全新面目出现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我们这个集体共同奋斗的结果。借此机会我代表所务会向全所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向那些曾对研究所发展作出过贡献的离退休老同志表示慰问。
经过全所同志的努力，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序列的门坎，2002年的重头任务是：争取以所建制进入试点序列。但是我们也应牢记，进入创新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提升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整体水平，把研究所建设成国家科学思想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代表国家水平的科学技术史与科技战略发展研究中心，以及世界知名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机构。
应该承认，我们离此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具体来讲，我们还需要认真考虑：在世界经济政治秩序重新组合的形势下，如何利用国内相对稳定的条件和举办国际科学史大会的契机，大幅度地提升中国科学史的研究水平？如何推进知识创新工程重点项目并借此促进学科重点和研究范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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