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扬雄所编《方言》，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十几年前曾认真读过几遍。可惜自己不懂语言学，所以一直不敢乱说。只是在一篇讨论汉代政治文化中心转移的文章中略略涉及。我当时写道：'根据《方言》的介绍，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第一，各地方言从战国到西汉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是因为，该书大量使用了诸如秦、楚、赵、魏、周、韩、郑等战国国名来标明区域界限，方言区有着明显的战国痕迹。扬雄编撰此书时，除去查阅典籍外，更多地是向来京城的孝廉、卫卒了解各自地区的方言。孝廉、卫卒不可能通晓久已失传的古代方言。他们所提供的只能是当时正在使用的方言。当时使用的方言表现出战国的区域特征，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即从战国到西汉，方言区基本没有变化。（关于这种现象，可以参阅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第二，《方言》也记载了一些普通语，这些普通语按周祖谟先生的意见，'是以秦晋语为主的“。上述两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一方面，西汉去战国不远，旧有的历史传统依然顽强存在，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对楚地、齐地、河北赵、魏等地的风俗描述也能使我们感受到，他生活的时代还未迈出战国的历史之门。可以说，政治上结束战国是在秦代，而从文化上看，战国并未结束。从另一方面看，秦汉统一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已初露端倪。秦晋方言多为普通语，这与该地的政治中心地位是相适应的。“
除了这些认识之外，《方言》还能给我们一些其他的启示。《方言》在表述上，多数情况下是先列方言词，最后列出通用语，如《方言》卷一：'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党“、'晓“、'哲“都是方言词，而'知“则是通用语。
但是也有的时候编者却不是这样处理的。卷九舟条：'舟，自关而西谓之船，自关而东或谓之舟，或谓之航。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谓之舸，小舸谓之艖，艖谓之艒。小艒謂之艇，艇长而薄者谓之艜，短而深者谓之，小而深者謂之··“（许多字打不出来，转引至此。）南方地区关于'舟“的种种称谓在其它地区找不到对应语，更没有通用语，所以编者在此放弃了常用的方式，而是用解释性的文字来说明词意。有些表示心理状态的词汇也是这样处理的。我想，这些需要解释的、在其他地区没有对应语的词汇更值得关注。因为这类词汇更能反映当地文化特征。以前读书时，我的印象是，在识别不同民族语言时，语言学家好像比较关注如山、河、日、月、手、足等基本词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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