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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谋大同疫情党课讲稿材料优秀范文

时间:2020-07-30 11:25:06 来源:东星资源网

为世界谋大同疫情党课讲稿材料优秀范文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以下是东星资源网小编为大家整理提供的关于为世界谋大同疫情党课讲稿材料范文,更多详细内容,尽在东星资源网,欢迎大家阅读!

为世界谋大同疫情党课讲稿材料优秀范文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上午好!目前,疫情已经蔓延到200多个国家,像美国、巴西、印度、英国、俄罗斯这些国家,形势非常严峻。可以这么说,新冠肺炎已经是事实上的“全球大爆发”。这场灾难,对人类、对我们带来的影响可能远超我们想象。

  疫情当前,世界大同,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地球同村,没有哪个民族可以成为净土。一国安全,不是真正的安全;世界安康,各国才能安康。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只有世界人民同心同德,互相协作,疫情才会早一天结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和使命担当,是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金钥匙。其中“为世界谋大同”的思想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作出了重要贡献,它是人间的大爱。

  一、点燃梦想

  世界大同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梦想呢?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中提到的大同社会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大同梦,成为中国人民一直以来所追求向往的。几经辗转,我们今天的大同梦有就有了三个特征,首先大同梦是亘古不变的爱、其次大同梦是公而忘私的爱、其三大同梦是共同期盼的爱。

  (一)大同的梦是亘古不变的爱

  习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从古至今,从来就没有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儒家经典书籍《礼记》中的《礼运》篇就记载了孔子对大同社会的向往。

  当时孔子参加一个祭祀活动结束后,就在大门楼上游览,不自觉的唉声叹气起来。

  弟子言偃就过来问孔子:“师父,您为什么叹息呢?”

  孔子便说:“大道实行的时代与夏商周三代英明君主治世的时代,我还没有出生,但还是有记载的。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是属于公众的。各行各业选拔道德高尚的人,推举有才能的人,人们不单是亲爱自己的父母与子女,也亲爱别人的父母与子女。老年人安享天年,壮年人乐于生产,小孩子快乐成长。老而无妻、老而无夫、老而无子、幼而无父、身有残疾,这些有困难没有依靠的人,生活都能得到大家的帮助和供养。男人尽心自己的职分,女人安守自己的家庭。

  人们厌恶财物浪费,却不是因为小气,而私藏这些财物;厌恶劳动付出不够多,却不是为了自己多劳动而获得更多的劳动成果。所以各种贪财图谋的心没有,盗窃乱贼不会出现,所以各家的大门都不用关,这就是大同社会。”

  《诗经·魏风·硕鼠》中诗人渴望的“乐土”、“乐郊”、“乐国”,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诗,都表现出了中国古代文学家对大同社会的渴望。

  宋元明清时期的邓牧、黄宗羲等学者著书立说,进一步推崇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

  近代革命,也首先是唤醒民众对“大同”理想的记忆,康有为著《大同书》阐发孔子大义。

  而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更是把“天下为公”当作自己的追求目标。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用十六个字描绘未来之中国,叫做“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力,货畅其流。”

  努力使全体人民“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的牵挂,它正慢慢成为新时代中国的生动实践。目前,全国各地“脱贫攻坚”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体现了党和政府始终重视民生的一贯原则。2020年,中国现有的贫困人口将全部脱贫,我们将迎来一个没有贫困的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天下一家”的观点,他指出,计利当计天下利。世界大同,和合共生,这些都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一直秉持的理念。不能独善其身,而应该兼济天下,因为幸福不应该是一个独立单元的享受,而应该是全人类共同的感受......各国都应该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放眼全球发展,进一步扩展合作格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孔子为什么提出大同社会的理想了?因为他的儒家思想精髓用一个字概括就是"仁”,“仁”字的构成就是左“人”加右“二”,意思就是两个人之间相互亲爱。

  明代心学大事王阳明阐发的无非也是这个道理。心学所说的是:“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意思也是说,无论事父、事君、交友、治民,唯用一颗爱心就好了。

  我们现在所追求的全面小康之梦、社会治理现代化之梦、中华复兴之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梦,以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其源头就是《礼记·礼运》所记录的内容。这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念念不忘的“初心”。

  (二)大同的梦是公而忘私的爱

  1929年3月24日,革命烈士赵云霄接到死刑判决书后,给出生一个半月的女儿写下遗书:

  “启明,我的小宝贝:启明是我们在牢中生你的时候为你起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很有意义的。在怀你有4个月的时候,你的母亲便被湖南清乡督办署捕于陆军监狱署来了。当时你的母亲本来(是)立时(处)死的罪,就是因为有了你的缘故,所以才活到了今天。小宝宝!你是民国十八年正月初二日生的,但你的母亲在你才有一月又十几天的时候,便要与你永别了。

  小宝宝!我很明白的告诉你,你的父母是共产党员,且到俄国读过书(所以才判我们死刑)。你的父亲是死于民国十七年阳历十月十四日,你的母亲是死于民国十八年阳历三月二十六日。我的小宝宝,你的父母,你是再不能看到,而(且)也没有相片给你。启明(啊),我死的时候你还在牢中,我不能抚养你长大,真是遗憾啊!

  我的启明,我的宝宝,你是个世界上的不幸(者)!更是没有父母的可怜的孩子。你可记着。你的母亲是23岁死的。小宝宝!望你好好长大成人,好好读书,要知道你的父母是怎样死的,且不(辜)负你父母的期望。永别了,我的小宝宝!”

  其实,在孩子出生后,赵云霄只要发表脱党声明,就可以出狱,但她决不叛党,两天后,她走上刑场慷慨就义。这封信大义凛然,却充满了暖暖的爱。

  谁不爱自己的孩子?谁不愿共享天伦?毛主席也深深爱着他的长子毛岸英,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毛主席毅然决然地将新婚一年的儿子送上了前线。34天后,28岁的毛岸英牺牲了。毛主席得知噩耗后,沉默了很久很久,才对在场的工作人员说:“战争嘛,总要有牺牲的,这没有什么。”

  真的是没有什么吗?那他独自保管的衣物呢?夜深人静,等到所有人都离去,一个老年丧子的父亲,独自一个人把孩子留在家里的衣物,一件一件地叠好,收起,放到衣柜的深处。这一切,是发生在那个悲痛消息传来的夜晚吗?

  有人曾经建议将他的遗体运回国内,毛主席却说:“不必了,共产党人死在哪就埋在哪吧。”可这些衣物呢?一个把儿子的毛巾和袜子都视若珍宝的父亲,真的就不想让儿子回来吗?

  不!他思念岸英!像天下每一位失去儿子的父亲一样,他一次又一次把这些衣物一件一件拿出来,轻轻地抚摸,这些衣物上,是否也浸染过一位父亲的眼泪呢?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敢深究,我们不忍细想。

  1951年,毛主席对同窗5年的好友周世钊平静地说:“你说不派毛岸英去朝鲜,他就不会牺牲,这是可能的,也是不错的。但是你想一想,我是主张派兵出国的……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一个国家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又派谁的儿子去呢?……我一贯认为青年人就是要在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就是要在战斗中成长!”

  为了革命事业,毛主席牺牲了6位亲人,又失去了7个儿女。作为国家的领袖,他把唯一健康的儿子送到了前线,又把儿子葬在了朝鲜,他为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贡献了自己的智慧、贡献了他的亲人,也贡献了他的一生。

  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毛泽东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篇《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为有牺牲多壮志”“牺牲”两个字写的多么豪迈,那一刻他心里有多痛,“敢教日月换新天”,一个“敢”字,把多少风云一笔带过,你懂,你就会知道,共产党人的信仰蕴含了多大的爱!“新中国”这三个字,有多重!

  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充满着爱,爱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因为有了爱,这个世界才丰富多彩、美丽动人。我们人类共享一轮明月、一个地球,我们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相亲相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为了使人类早日走向和平与幸福,更加无限地接近世界大同,无数革命志士心怀大爱,无论顺境逆境,初心不改,与人民一道,敢于牺牲,敢于面对挫折,敢于修正错误,攻关夺隘,改变了亿万黎民百姓的苦难生活。

  (三)大同的梦是共同期盼的爱

  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可以说幅员辽阔,古代群雄逐鹿,只会是民不聊生。如今全国统一,才有国富民强。这次新冠疫情之所以这么快就压制,甚至很快消除,离不开万众一心共同抗疫。

  这次疫情中,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态度,及时向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有关国家和地区通报疫情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毫无保留同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分享防控、治疗经验,积极开展抗疫国际合作,携手应对共同威胁和挑战,坚决维护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坚决维护世界各国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再看国外,特朗普高喊“中国病毒”,对疫情没有任何帮助,只能带来西方对海外华人的冷眼和仇视,给疫情防控带来阻力。

  世界大同,就是全世界所有人类,不分国界、不分宗教、不分信仰、不分阶级、不分等级、不分种族、不分贫富、不分强弱、不分性别、不分年龄,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普世价值:人与人的关系以互助互爱为基础,发生矛盾通过协商解决。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迄今已经获得120多个国家和29个国际组织签署合作文件。从东非有了第一条高速公路,到马尔代夫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桥,再到白俄罗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轿车制造业,“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黄金法则,给各方带来的是满满的发展机遇。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年,欧盟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危害,首先从仅仅六个国家联合成立“欧盟煤钢共同体”开始,然后不断扩大共同体的覆盖范围和增加参与国家的数量,至今,欧盟共有28个成员国,最终实现整个欧盟的全面一体化,使用统一货币,各国之间人员来往免签证。

  由于各国之间和平共处,有了平稳发展的和平环境,再加上各国之间互助互利,互通有无,大力促进经济发展,促使社会繁荣,提升社会文明,人民安居乐业,文化百花齐放,科技突飞猛进,国家兴旺发达。

  要知道,欧盟的这些国家之间,有些可是曾经有着数百年战争历史和数代人血海深仇的对立国,却同样可以抱着发展的胸怀,相逢一笑泯恩仇。

  这种以大爱推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各国自由贸易,互通有无,互利双赢,和平共处,没有尔虞我诈,没有掠夺,就没有战争。由于没有战争,也就没有军队,国界将逐渐消失,全部人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其乐融融。

  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地球上的国家在抵御外侵、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置辩的,但世界一体化经济体系建立起来以后,国家之间出现的贸易壁垒、军备竟赛等等,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显示其阻碍作用与负面影响。

  当世界走向大同,必然会少一些灾难,少一些战争,少一些仇恨,多一些健康,多一些平安,多一些温暖。

  二、拥抱梦想

  我们为什么要有世界大同的梦想呢?在广东茂名有位名人叫冼英,大家都称她为冼夫人,冼夫人在生时,岭南百姓已尊奉她为“圣母”;去世后,当地百姓建庙祭祀她,目前全球有冼太庙2000多座,遍布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及粤西地区,是东南亚华人华侨与当地百姓共同崇拜、信仰的英雄。冼夫人的精神不仅仅影响了岭南地区,还超越了国界,甚至穿透了1500年,了解冼夫人的历史和精神在今天和未来仍有重大的意义,有梦想,就有诗和远方;有梦想,就有路和阳光;有梦想,就有油和海港。

  (一)是有梦想,就有诗和远方

  冼夫人历经梁、陈、隋三朝,面对无数惊涛骇浪、艰难抉择,都成功地走了过来,朝廷嘉奖,百姓拥戴,被尊称为岭南“圣母”,后来还被周总理誉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靠的是什么呢?

  杨坚建立隋朝后,冼夫人所居的岭南地区地理环境比较恶劣,难以征服,冼夫人本来可以自立为王的,但是她有一个好心的梦,那就是国家统一,早日平息战火,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于是她主动归降隋朝。在晚年,冼夫人回顾一生说:“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正因为冼夫人有着好心的梦,所以就有了诗和远方。

  现如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生活压力的不断剧增,有些人逐渐就迷失了,认为金钱才是最重要的,感觉社会的一切活动围绕着金钱在运转,没有金钱,就不能买好的房子、好的车子等等,而这些得到后,真的就幸福了吗?

  假如一个人从出生就不用操心钱的问题,而且他的子孙万代都不用操心读书的钱、看病的钱、买房子的钱等等,那这个人有多富裕?那这个人的资产肯定是不计其数。

  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就是这么富裕,他们国家的人民从生到死都由国家负担,人民生活没有多大的压力。这个国家就是瑞典。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幸福的天堂,每年却有2000人自杀,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很多人都不理解,有关专家就分析,大家知道自杀的原因是什么吗?自杀的原因之一,就是生活太好,导致他们只知道索取,不知道付出,失去了自己在这个社会存在的价值,感觉这个世界有他,没有他都没有什么关系,活着便觉得没有意义。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不是在社会得到了什么,而是为社会创造了什么。

  十九世纪,世界公认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给他的孩子写了38封信,其中第1封信就说了上面这段话:给人带来伤害最快捷的途径就是给钱,它可以让人腐化堕落、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失去最美好的快乐。一个真正快乐的人,是能够享受他的创造的人。那些像海绵一样,只取不予的人,只会失去快乐。

  中国有句老话,说"富不过三代",但是洛克菲勒家族发展到现在已经是第六代了,依然如日中天、独"富"天下。其原因同他的这种教育是分不开的。

  在家庭里面,父母对孩子就是一片好心,对孩子的付出总比收获多很多很多,但是从没有去计较过,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味起来更是满满的幸福感,原来付出得多,收获得少是一种责任,负责任也是一种幸福。

  得到再多物质上的享受,刚开始或许会感受到阵阵幸福感,但是时间会让自己越来越感到阵阵空虚。

  在社会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独立地存在,必须与他人进行交往。要与他们交往光靠索取是不行的,必须懂得付出。

  就如一个人生活在孤岛上,物质上很富有,吃喝玩乐,各种享受都有,但是时间会让他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

  撒贝宁在《开讲了》节目中问马云:“有人愿意用整个青春来换取你的财富,你换吗?”

  马云直接回答“当然换”,并解释说:“财富有什么用?青春过去就不再回来了。”

  后面又说:“钱多又什么用呢?又不是你的。像我们这种财富只是社会委托给我们,让我们把这个财富经营得更好而已。如果你认为这钱是你自己的时候,倒霉就开始了。所以,我当然愿意换,只是他会后悔。”

  确实,马云一个人再怎么懂得享受物质生活,他也花不光那些钱。如果他没有社会责任感,乱花企业的钱,或者使企业不能为社会带来好的产品和服务,而是带来一些坑害人民利益的东西,那么企业自然而然就不能长久经营下去了。只有是为社会做贡献的企业才能做大做强做得更持久,靠坑蒙拐骗,最终是自取灭亡。

  真正让马云这一类人感受到幸福的事情,是像李嘉诚所说的:“媒体上说我多少亿,我几千亿、几百亿,没有一点的意义。我已经80多岁了,在有生之年,我只想为国家做点事。”这一点和冼夫人的好心精神不谋而合。

  其实社会上每个正当的岗位都有其存在的意义,都是社会不可或缺的,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我们身处什么岗位,赚多少钱,只要尽职尽责,身边的人就会认可,人生一样可以过得很有意义。

  这里并不是说不要去赚更多的钱,钱就是坏东西。金钱也是表达爱的一种工具,金钱在拥有一片好心的人手里,会促进社会的巨大进步,在邪恶的人手里,就是他们罪恶的工具。世间享有千金之产,必是千金人物。他们之所以能有伟大的事业,是因为他们对他人、对社会和对国家充满着一片好心。

  如今,我们的物质生活远比冼夫人还富有,汽车、电灯、电话对于冼夫人来说,都没享受过,而让冼夫人感受到长久幸福感的是国泰民安,这种幸福感就是来源于一片好心。

  生命中的一切美好来自于一片好心,世间就是因为处处都有一个好心的梦,生活才会变得如此唯美。所以有梦想,就有诗和远方。

  (二)有梦想,就有路和阳光

  巴西有一名医生,花费十年时间,调查了583位贪腐的官员和583位廉政的官员。十年跟踪调查的结果是:贪官之中,60%以上患有癌症、脑出血和心肌梗死,且死亡率高达90%以上。特别是福利局的16人,其中15人患有重病,6人猝死。

  大家知道在583位廉政的官员中患病率是多少吗?仅仅为16%,且无一死亡。因而得出了“廉洁可以增加寿命”的结论。

  道理很明白,那些贪官整天忙于争权夺势的钩心斗角,忙于花天酒地的醉生梦死,经常处于恐惧之中,身体的各个部件被疯狂折腾、严重透支着,不过早地发生故障才怪!

  公元512年,冼夫人出生于显赫的首领家庭,其后她又任俚族首领,梁、陈、隋三朝赏赐给冼夫人的财宝无数,冼夫人并不动用,而是将其置于仓库,以备战乱时恤民之用。在公务之余,冼夫人亲自种菜、下厨。冼夫人派遣军队营造的谷仓,自己从不贪占,而是由府衙派人管理经营,其利润用于调节租税、开路修桥、开办学堂、救济贫民。

  公元602年,冼夫人去世,她活了90岁,在她那个时代更算高龄。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有一颗好心,这颗好心就是没有偏私,一视同仁,公平待人,这就是她的公正之心,所以一路上她走的都是阳光大道,活得坦然,睡得踏实,自认而然对身体健康有利。

  另外,我还要说一件事情就是,廉洁不仅可以养生,还可以让人走得更高更远,因为为官清廉才能赢得人民信任,获得人民的支持。廉则公,只有清正廉洁才能做到公正、公道;廉则明,只有清廉才能明辨是非、光明正大、光明磊落;廉则威,只有为官清廉才能树立威信、威望、威严。

  隋开皇十年(590年),番禺将领王仲宣举兵反隋,王仲宣围韦洸于广州。冼夫人派自己的孙子冯暄前去讨伐,冯暄途经泷州(今广东罗定)的时候,被叛将陈佛智挡住去路。这个陈佛智与冯暄是老朋友,冯暄念于旧情,按兵不动,贻误战机。听闻消息后,冼夫人毫不犹豫地下令将冯暄抓捕并投于监狱,而后再另派孙子冯盎出战。

  在很多人看来,冼夫人作为南越首领,庇护下子孙是轻而易举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但冼夫人对自己亲属和部下的贪腐等违法行为从不姑息纵容。冼夫人提倡“首领有犯法者,虽是亲族,无所纵舍。”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冼夫人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称道。

  而与冼夫人截然相反的是番州(今广州)总管赵纳,他自恃皇亲国戚,贪赃枉法、残虐无度,人民怨声载道,最终罪行被冼夫人查实,受到处斩之罪。

  有一天,突然间,停水了。我们是不是感觉这世界的一切都变了?变得一时让人无所适从。水是这样,电也是如此,原本有的,失去了,就能体会到其存在的真正价值是不可或缺的,生活中的其他一些,诸如工作、自由等等又何尝不是这样?

  赵纳虽然通过贪污腐败得到了不少东西,但与其付出的代价相比是微乎其微。冼夫人的浩气英风再次告诉我们,有好心,就有路和阳光。贪污腐败是见不得阳光的,迷失了人生方向的人,注定难以走长久。

  (三)有梦想,就有油和海港

  在冼夫人年轻的时候,俚人有一个恶习,部落之间喜欢互相攻击掳掠,掳得的人口被当作奴隶卖来卖去,非常残暴。冼夫人的哥哥冼挺也承袭这种恶习,大肆掠夺、损人利己。冼夫人十分反感这种野蛮行径,竭力劝谏。在她的不懈努力下,冼挺改弦更张,放弃了掠夺,转而开展友好往来、互帮互助,为百姓造福。结果是冼家声望昭彰,各方悦服,德名远播,连海南岛上1000多位洞主也纷纷前来归附。这就是海南岛重新加入大陆王朝疆域的来由。

  在冼夫人面前,很多叱咤风云的男人给比下去了——秦始皇遣兵50万,最终却无法实现真正的“统治”;孙权伤兵无数,也只落了个名义上的管理者。

  冼夫人凭什么彻底地收复了海南?国学经典《大学》中有句话说“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唐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陆贽进一步阐释说,若要治平天下,人心向背是一个决定因素。他基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传统儒家思想。“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一条根本的历史规律。

  分析一些政党丧失政权的惨痛教训,背离和失去民心是致命根源。苏共在只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发展到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强大的德军,却在成为有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时丢失了政权,其根本原因在于执政后期大搞特权、丧失民心。

  而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因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解放战争中,攻打郏县时,毛泽东亲自为西北野战军筹粮,找到了郏县的县长,说我们准备三天将郏县拿下来,你得想办法给我们弄三天的粮食。于是,第一天,老百姓把口粮和坚壁清野的粮食拿了出来;第二天,把所有的青苗割了当军粮;第三天,把所有的羊和驴都吃了。老百姓的粮食给部队了,就吃观音土,最后郏县打了下来。郏县县志里有一句话,此仗之后郏县全县三年不见羊和驴。中国解放战争为什么能得到这么多民众的支持?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在建的是一个试图帮助人民,而不是去剥削人民的政府。

  和毛泽东一样的是,冼夫人的好心为南方黎民百姓赢得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和平与安宁,人们因此而安居乐业。一是护了国家的统一。她“请命于朝,置崖州”,使海南重归中央政权的管辖。二是实现了民族团结。她以博爱谦容之心,施仁政,惩顽劣,恩威并济,促进了俚人、汉人、黎苗族人的和睦相处,社会秩序稳定。三是繁荣了当地经济。她传播中原文化,崇尚礼教思想,传授先进的生产技术,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使海南人民得以丰衣足食,海南经济得以繁荣。

  在海南有452座奉祀有冼夫人神躯的庙宇,千百年来,海南人民对冼夫人的热爱和崇拜是发自民间的,是由衷的。在每个重要的节日,海南人家家户户敬请的神就有冼夫人,贴在神位的有冼夫人神符,他们认为,只要心诚,都会得到冼夫人的庇佑。在海南,冼夫人有很多尊称:冼太夫人、谯国夫人、诚敬夫人、圣母娘娘、清福夫人、显应夫人、郡主冼太夫人、懿美夫人、正顺夫人、梁沙婆、儋耳婆等。

  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之所以成为大力士,是因为有大地母亲。安泰的敌人将他举到空中,使他脱离大地,便在空中将他杀死了。

  冼夫人为什么能收复海南?因为她有人民的支持,她好比安泰,人民群众好比大地,人民给了冼夫人无穷的力量。

  同样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就好比油和海港,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只要我们始终根植人民、造福人民,不断地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我们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而永葆青春与活力。

  三、实现梦想

  怎么样实现世界大同的梦想呢?毛泽东缔造和领导了一个党,一支军队,打下了一个天下。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从实战中来,到实战中去,所以实践性很强,可以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灵活运用。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周恩来就提出要“学习毛泽东”。学习好、领会好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对于加强党员干部能力修养,指导、推进我们的工作,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谋大局

  网上有唯一一张毛泽东拿枪的照片,他一生指挥过千军万马,却很少碰过枪。在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战士就缴了一把银制的手枪,觉得非常的精致,于是层层上缴给毛泽东,毛泽东说:“难道我毛泽东用这个手枪吗?”

  为什么毛泽东就不能用手枪呢?大家都喜欢得不得了。毛泽东说他是指挥员,指挥员主要是进行指挥,作决策的,而战士才是战斗员,才用枪。

  通过这件事就说明了一个道理。领导干部要谋大局,谋好大局,出台一份好的决策,就要善于调查研究、善于发扬民主和善于把握重点。

  首先是善于调查研究

  1930年,是新老军阀混战的一年,中共的革命形势有了很大好转。使得一些同志错误的认为新的革命浪潮已经到来,于是,原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思想和政策,又恶性发作起来。

  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这种情况,在江西寻乌进行了20天的调查,找来了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了产的商会,一个曾经在县衙门中管过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

  毛泽东根据这些人提供的材料,求得对中国农村的普遍性认识,写下了名为《调查工作》的这本书。虽然这本书在反"围剿"中失传了。但是部队中都知道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蒋介石认为谁有了北京、武汉、重庆、广州等几个大城市,谁就有了全中国,最初看这个观点确实没有错。但是毛泽东经过对中国农村的普遍了解,发现当时的农村是范围最大的,大城市毕竟是少数。所以毛泽东认为谁有了农村,谁就有了全中国。经过调查研究,毛泽东的这句话就更对了。

  毛泽东常用“解剖麻雀”来比喻调查研究。说要了解麻雀,并不需要把天底下的麻雀通统捉来,一一解剖,才能知晓,只要解剖一两个麻雀就够了。这种“解剖麻雀”的方法,也就是要通过对个别有代表性的地方、单位甚至个人的调查,以求得对普遍情况的了解与掌握。

  其次是善于发扬民主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比如,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听张良劝说,封韩信为齐王;楚汉划界鸿沟后,听张良、陈平之劝,趁机追击引兵东向的项羽;称帝后欲建都洛阳,听刘敬建议,入都关中长安。刘邦能够作出这些正确的决策,与他善于采纳不同的意见密切相关。相反,项羽失败,就是由于他“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一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毛泽东说这些话,就是希望领导干部吸取项羽的教训,而向刘邦学习“豁达大度,从谏如流”。

  毛泽东的一篇题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文章,其核心内容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对于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还有另一个说法,即多谋善断。多谋,就是民主;善断,就是集中。

  毛泽东在进行决策时,善于借助多个外脑,既有普通群众又有资深专家;既有党外人士,又有党内同志。外脑多了,代表性就提高了,方方面面的意见建议就可以反映到决策内容中去了。

  出主意的既可以是领导者,也可以是你的下属,也可以是你的老师,任何人都可以给你出主意。所以,领导是在自己的部门“选主意”的,把别人的主意和自己的主意放在一起来选。

  对此,毛泽东有很多以身作则的例子。1948年,当粟裕对中央军委已经决定的“渡江作战方案”提出不同意见时,毛泽东专门请他去说明,最后采纳了他的意见。

  在毛泽东心目中,班子成员之间的相互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日常工作中,“班子成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

  其三是善于把握重点

  毛泽东同志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批评道:“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结果,受许多次要因素的牵扯,分散力量,处处应付,四平八稳,下不了大决心,也就做不出大事来。

  毛泽东同志指挥作战时,同样经常面对复杂的环境。他总是强调要服从全局,按照解决主要矛盾的需要,大踏步前进或后退,必要时不惜下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求得全局形势的有利发展。

  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队向延安大举进攻,当时解放军兵力在这里处于绝对劣势,毛泽东同志断然决定撤出延安。这样做当然要付出不少代价,一些干部想不通。

  毛泽东同志告诉他们,要从大处着眼,权衡主次得失。他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是握着拳头的,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开,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这是何等的睿见和气魄!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决断是完全正确的。

  当然,主要不等于唯一,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不等于对其他方面的问题统统丢开不管。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学会‘弹钢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十大关系”的处理,就是毛泽东同志“弹钢琴”的集中体现,通过处理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政治关系、国际关系、民族关系等事情,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扎实有序开展。

  (二)用好人

  毛泽东在抗战初期指出:“只有依靠成千成万的好干部,革命的方针与办法才能执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才能出现于中国,才能最后战胜敌人。”

  毛泽东称赞过唐朝的武则天,说“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其实,这也是他的用人之道,是他个人对“用干部”的总结,他本人正是这样做的,从而才使他成为知人善任的能手。

  首先要有识人之智

  “识人之智”,其实就是毛泽东说的“善于识别干部”。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乱治交织,人才的标准也与古代大为不同。他曾引用白居易的“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诗句,来说明识人之难。

  毛泽东曾提出六条“贤才”的标准,即“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不难发现,其中,只有一条是“才”,其余都属于“德”的范畴,就是说,政治、能力,不能缺一,但以政治为主。

  毛泽东也曾说:“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另外还可以不拘一格降人才。

  比如,他根据多年来对罗荣桓的观察,作出判断:“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可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

  井冈山斗争时,毛泽东就发现了他许多可贵的品质:凡是要求战士做的,自己首先做到;打仗时冲锋在前,退却时掩护在后;行军时为病号扛枪,宿营时下班查铺。于是就让罗荣桓当了红四军政委,上任后果然不负所望,把红四军的政治工作包括后勤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林彪被任命为红四军军长时,只有23岁。原因就是两年前,时任12师28团1营营长的林彪作的《红军能够坐天下》的报告。

  一篇好的文章并非是典故和词藻的堆砌,而正是和排兵布阵一样,讲究有思想、有条理、有艺术。有艺术也并不是说要把语言叙述得多优美,而是把语言叙述的更加简洁明了。特别是一篇文章的小标题,要尽量简短又对仗,让人感觉清晰明了。其次就是把小标题里面的思想或案例数据简洁明了的说清楚就可以了。会写材料的人通常具备领导运筹帷幄的思想,思维缜密的逻辑,吃苦耐劳的心态。于是毛泽东不拘一格降人才,将林彪提拔重用。

  很多时候,很多情况下,缺的不是人才,而是眼光。显然,毛泽东看人的眼光是很敏锐的。

  其次要有用人之术

  美国企业家查雪尔曾说:“授权,是一个事业的成功之途。它使每个人感到受重视、被信任,进而使他们有责任心、有参与感,这样,整个团体同心合作,人人都能发挥所长,组织也才有新鲜的活力,事业方能蒸蒸日上。”

  毛泽东“用干部”就非常善于授权,“用则不疑,疑则不用”,即注重发挥下属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战争年代,他给前方将领的电报和指示,很多都写有“请酌办”“望机断行之”“请按实情决定”等语句,甚至专门嘱咐“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毛泽东曾三赋粟裕指挥决断权,称"不要请示",最终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而蒋介石在战役指挥时下达的电文里充满了“务必”、“限于”、“特令”等严厉词句,甚至常常强调“倘有延误,决按军律从严惩处,不稍宽待”。据说当年在国民党军将领之中曾流传一个段子,那就是,"没有老头子的命令,前线的一个师长不敢调动门口的哨兵"。段子固然可笑,但蒋介石的这个指挥风格也被彰显无遗。有关蒋介石"越俎代庖"的实例,几乎信手拈来!淞沪会战期间,第9集团军司令张治中打着打着,突然发现原本归自己指挥的18军找不见了。一番打听之后才知道,原来是被"蒋先生"调走了,而自己却被蒙在鼓里。

  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战场上形势瞬息万变,只有前线指挥最熟悉,需要临场发挥,当机立断。如果对第一线的将领规定过死,势必束缚他的手脚,不敢负责,造成贻误战机。

  其三要有容人之量

  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在抗战时期激励了全国人民将抗战进行到底的信心,但在战斗指挥上也出现了一些失误,造成了参战部队十分疲劳和伤亡过大,因而在延安整风中受到党中央的批评,彭大将军为此十分难过。

  当彭德怀对毛泽东说“华北抗战基本上执行了正确路线”时,毛泽东肯定地说:“华北抗战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基本上!”彭德怀又说:“百团大战后期,在反‘扫荡’战斗中,太行山区有两个旅打得比较艰苦些。”毛泽东又从积极方面予以肯定地说:“锻炼了军队。”这些话既是对彭德怀抗战时期工作的肯定,也是对他受到批评的一种安慰,体现出毛泽东不以一眚掩大德的识才爱才的宽阔胸怀和崇高品质。

  毛泽东常说在用人问题上反对山头主义,同时在实际的人事安排中,又要照顾到山头。比如,对于来自不同根据地的、不同方面军的、不同部门的以及不同工作区域的干部,在任用时他常常注意平衡,避免一派独大,并强调要正确处理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等,还要善于和非党干部共事。能不能处理好这些关系,关键就在于是否从党的事业出发,有“容人之量”。

  他一再强调,所有干部都是“一个父母生的”,是党的财富,不要分彼此;只要是愿意为革命事业出力的人,不管他来自什么地方,不管他是什么出身,即使是自己以前的仇人,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都要能够不记前仇,团结任用。

  (三)抓落实

  战国时,赵国名将赵括熟读兵法。在长平之战中,他只知道照搬兵书,不知道变通,结果40万大军全部覆没了。后来人们就用纸上谈兵来比喻空谈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千忙万忙,不抓落实就是瞎忙;千招万招,不抓落实就是虚招;千条万条,不抓落实就是白条。抓落实,是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衡量党员领导干部世界观正确与否和党性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

  首先抓实组织文化

  大多数人都有过拔河比赛的体验:人多不一定能取胜,当每队2个人时,2个人的合力最多只有2个人总力量的90%,4个人时大概只有80%,8个人时可能就只有60%。人越多,总的力量虽然越大,但效率却越低。

  这是因为大家的力没有使在同一个方向上,如果绳子不在一条直线上,那么自己队伍里面的人拉的可能不是敌对面的人,而是拉的自己队伍里面站在自己前面的人。

  所以,要让组织发挥出最大效力,就要让人们的劲往一处使,也就是毛主席强调的: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那么,如何才能使团队步调一致呢?毛泽东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

  红军初创时期的成分非常复杂,加上环境恶劣,出师不利,部队的士气一度非常低落。不仅士兵和基层军官失望、彷徨,不知出路何在,就连一些指挥员也发生了动摇,不少人都开了小差。对此,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了解决之道:“红军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加紧政治训练的一法。”

  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

  在后来极其艰苦的长征过程中,红军还开办了流动红军大学、列宁室,在征战中也不忘轮训干部,每支部队都有自己的宣传员进行宣传鼓动,营造了一种既严肃紧张又轻松活泼的文化氛围。这种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使官兵净化了灵魂,陶冶了情操,促进了凝聚力的增强。红军的这种独特的文化,是中国共产党进行长期教育训练,并在革命斗争中逐渐树立起来的。

  其次抓实目标管理

  目标管理流程是:设定目标——逐级分解——管理过程——总结评估。毛泽东是目标管理的大师级人物,他首先是设定好目标,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最终目标。

  第二是逐级分解目标,毛泽东把中国革命目标分为最终目标(远期目标)和近期目标。他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认为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第一步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第二步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另外毛泽东同志还设定了阶段性目标,如1947年7月10日,毛泽东指出:“第一年我军共歼敌正规军97个半旅......共歼敌112万人”;“我第二年作战应争取歼敌100个正规旅及大量杂部,使敌由数量上的优势变为劣势,我则变为优势”。

  第三是管理过程。实现目标的关键在于管理过程,今天的中国有很多很牛的创业团队,例如华为、淘宝、万科等等,但有一个创业团队是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团队都无法超越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他是如何成为“史上最牛的创业团队”的呢?原因就是它的公司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营销策略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广告宣传是打土豪分田地。

  周恩来曾经指出:“毛主席坚持原则之中有两点值得我们学习:一、坚持方向;二、实现方向。方向的实现,只有一个人懂或者少数人赞成是不成的,要在群众中实现。要实现原则,就要使它具体化,使它能得到多数人的同意,多数人都来执行。”

  毛泽东非常注重将目标转换为口号。1935年12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欲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形势下,毛泽东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提出了“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士兵及军队同红军联合起来打日本去”“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武装保卫中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口号以精炼的语言,极易为民众所接受。然后毛泽东充分利用开会、报纸、办墙报等方式进行宣传。

  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目标在执行的过程中需要进行或多或少的修订。如何修订,毛泽东把群众的需求和意见作为重要标准。例如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国民党破坏和平,于是毛泽东将军队逐步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所到之处,人民就知道被压迫的日子就结束了。

  第四是总结评估,如何考核?毛泽东曾提出一整套方法,指出:“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这样一来,全局和细节都被掌握了,可以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又可以激励人心,大家奋进。”

  目标就是一面旗帜,最高目标是一种号召力,其力量是不可低估的。这个目标不断地凝聚,就形成了信念,形成信念以后,队伍就能带起来了。

  其三抓实纪律约束

  上面这个就是在长征中,广大红军指战员传唱着一首《红军纪律歌》:“红军纪律最严明,出发宿营样样要记清:上门板,捆卧草,房屋扫干净,借物要送还,损坏要赔偿,解溲找茅坑,不搜俘虏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个个要实行。”朱德后来也回忆道:“长征时我们就是靠纪律吃饭的。”红军在长征中能杀出重围、征服千难万险,与广大红军指战员视纪律高于生命的观念和严守纪律绝不含糊的态度密不可分。

  1937年,刚刚完成艰苦长征,实现三大红军主力会师的中国工农红军,终于在陕北落下脚来。红军人数除去陕北红军之外,其他三股红军在数量上已经严重萎缩,总共不到4万人。可以想见,那时幸存下来的每一个红军战士,哪怕是一个炊事员或者一个马夫,都是革命队伍里弥足珍贵的财富。

  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战功卓著,遍体伤痕的红军长官,却在个人感情问题上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叫黄克功,26岁,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营政治教导员、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团政委。在二渡赤水的娄山关战役中立大功。延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15队队长、第三期第6队队长。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期间,他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学员刘茜。

  张灵甫,黄埔四期生,国民党军队的上校团长,他枪杀了自己的妻子。同样有过枪林弹雨的经历,同样是因情生恨而杀人,两人受到的惩处却截然不同。处理黄克功一案时,面对许多人刀下留人的请求,毛泽东坚定地说:“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黄克功最后被判处死刑。而张灵甫仅仅被关了一年就官复原职,继续掌权领兵。孟子说:“无规矩不成方圆。”一个政党没有规矩就不成其为政党;一个国家没有法律就会四分五裂;一个军队没有铁的纪律就无法克敌制胜;一个单位没有制度,就会如一盘散沙;一个家庭不讲规矩就不会和谐;一个人不讲规矩、不守纪律,就会危害社会,伤害群众,走向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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