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8日上午8：00 《美文》杂志社]我手中拿着资料，“霍淑婷――赵马利”两个彼此陌生的名字就这样被联系在一起。我这一天要做的，就是去完成这条短短的横线。让我们彼此认识，彼此坦诚，彼此了解。
[上午10：40 三原县东周儿童村]我们美文记者团一行15人，来到目的地――三原县东周儿童村。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大家都有些疲倦。但当我们看到一张张朴实灿烂的笑脸时，感觉到的只有兴奋和紧张，甚至还有些许的慌乱，之前的胸有成竹一下子变成了不知所措。看着这些充满灵性的孩子，他们并不是我想像的那样郁闷伤感，而是和我们一样的健康快乐。我忽然意识到，这一天我将会懂得很多。
[上午11：00 儿童村会议室]我见到了我的采访对象――赵马利。他是儿童村里年龄最大的男生，14岁，他个子不高，身体也很单薄，根本不像14岁，他的手却很大，皮肤粗糙，手背黝黑，更不像14岁。我坐在他身旁，问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他喜欢什么运动，平时看什么书之类的。他低着头，两个字两个字地回答我的问题。我一直盯着他，渴望有眼神的交流，哪怕只是余光。最后我问：“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怎么样?”他笑着说：“还可以。”“哪儿可以?长相，身高，还是别的?”我接着问。“嗯……身高!”他淘气地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抓不住的灵气。
[上午11：20 儿童村的后院]他带我去看过他的宿舍后，我们在后院散步。阳光很好，暖暖地照在身上。我以为谈话可以正式开始了，便拿出本子和笔准备记录。没想到他对我的问题心不在焉，也有意回避。我慌了神，谈话陷入了僵局。我听见他口袋里丁丁当当的声音，就问：“里面是什么?”“弹球。”他很腼腆。“要不……咱们玩儿吧。”我想尽办法接近他，而他却拒绝了。我着急得快哭出来。
[中午12：30 食堂]我已经没有勇气和他说话了，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一个老师在发碗筷，而我却本子笔拿了一大堆，手忙脚乱。“我帮你拿吧。”赵马利说，我笑了，把东西递给他。打饭的时候，一个小男孩也许是因为太饿了，急急忙忙地向队伍前面跑去，被他一把挡住。“留一条路，万一把人烫了怎么办?”那个小男孩只好低着头，乖乖地躲在他身后。发现我正看他，他刚才那份威武瞬间变成了小姑娘般的腼腆。
吃饭时，我和他单独坐在一张桌子上。大大的圆桌很快围满了他的朋友。饭菜很简单，炒白菜、红烧肉拼一个菜，红烧肉也只是零星几片肥肉。主食是馒头和稀饭。饭桌上没有谈笑，大家都吃得很专心。为了不让赵马利认为我是一个娇小姐，我甚至吃得比他还快。带着一丝的自豪，我问他：“这些倒哪儿?”我指着盘子里的葱和肥肉。他一愣，“我们从来不倒饭的。”
[中午1：30 菜地]他带我到儿童村的菜地，虽然已是深秋，但菜地里的白菜绿得快要渗出水来，像一朵朵绿云密密匝匝地挤压在一起。他告诉我这里面有他种的，只是记不清是哪棵了。他又露出腼腆的笑容，夹杂着些许自豪。然而我却打破了他的快乐，试探着问他：“你来这儿之前和谁住?”“和奶奶。”他已经没有太多的顾忌了。“那奶奶呢?”我在问之前就料到了他的答案，但还是问了。“去世了。”他很平静。于是在这片菜地前，我们开始了谈话。
他老家在延安，家中除了父母还有两个姐姐，他是老小。7岁时父母出了事。两个姐姐去北京打工，留下赵马利和奶奶相依为命。尽管赵马利已经记不清细节，但他始终对我强调一个词“幸福”。父母出事后，赵马利和奶奶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也没有政府资助，开始还有邻居断断续续送些衣服、粮食之类的，后来连这些仅有的帮助也没有了。但对于这些微小的帮助，他依然很感激。因为村上的另一些人对赵马利指指点点，甚至会说一些很难听的话。他对我说他开始很惧怕这种嫌弃的眼神，但后来也习惯了。“即使再生气也没有用，他们说他们的，我还得活着。”
奶奶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赵马利从7岁就要开始养活奶奶，他有时拣废品卖钱，有时给村上的人放羊，他早上很早就要起来，把30多只羊赶到附近的山坡上，羊吃草的时候，他站在一边以防它们走失，直到黄昏。然而，雇主并不会给他钱。他这样辛苦只为了他和奶奶的一顿饭：几个馒头，还会有一些咸菜。三年这样的生活，他从未找人倾诉心中的孤独和痛苦。奶奶年纪大了，对她说这些只会让她受不了；他没有朋友，村子里的孩子只要稍微接近他，哪怕只是看他一眼，大人都会生气地把他们拉走。他放羊的时候，有时会看着天大喊几声，这也许是他惟一排遣郁闷的方法，毕竟他还只是个8岁的孩子啊。
他经常和村子里的男孩打架，但大多时候他们不是先动手，而是先在一旁挑衅，说一些很刺耳的话激怒赵马利，然后再拳脚相加。“你会还手吗?”我问。“人多当然不会，要不然会被打得更惨。不过人少就会了，他们不一定是我的对手。”“你不是说你已经习惯了吗，怎么还会动手呢?”他抬头看着我，说：“他们骂我父母。”
赵马利并不知道他父母究竟犯了什么罪，只是因为父母被关了起来，他才觉得他们做错了事。所以尽管他知道父母犯了法，但他心里并不认为父母是罪犯。父亲依然是那个不爱说话，整天乐呵呵的父亲，母亲依然是那个最宠他，也最爱唠叨他的母亲。
9岁那年他被接到了儿童村。他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景。“我见到郭爷爷的时候正在放羊，村子里的人说这个人要把我接走。郭爷爷把我抱在怀里，我看着这个人很怀疑，心想这么长时间都没人管过我，他是谁呢?但我还是和他走了。后来他带我见了我妈妈，妈妈让我跟郭爷爷走，说他会和她一样对我好，我还可以上学。然后我就和郭爷爷来儿童村了。”
“郭爷爷”就是儿童村的负责人郭建华，他1996年创办了东周儿童村。至今已经8年了。由于儿童村是民办机构，没有政府拨款，最困难的时候郭爷爷带着孩子们到街上拣废铁丝维持着这个虽艰苦但温暖的家。现在，儿童村的状况已经好多了，年近七旬的郭爷爷依然整日忙碌在儿童村，孩子们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孩子们。
我问赵马利在儿童村最开心的事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告诉我是上学。他现在在东周小学上六年级，学习成绩不错，有了正常快乐的生活。我问他如果现在有更好的条件让他到外面上学，他愿意走吗。他回答说不愿意，因为他是这儿最大的男孩。这儿的男孩子都和他关系很好，也都很听他的话。儿童村里除了郭爷爷，就是他在“调教”这帮淘气包，他一走就全乱套了。
他现在一年可以见妈妈两三次，这些时候他除了见到妈妈，还可以看看西安。不过他告诉我他不喜欢西安，或许因为这里是关押他妈妈的地方，也可能他不习惯这里的繁华。与这里的其他孩子不同，他对父母没有一丝的抱怨，他不认为是父母的过错弄丢了那个幸福的家，对他来说，父母好像是在出差，总有一天，他们一家人还会像原来一样，只不过远离那个充满冷漠的村庄，到另外一个宁静的小城市，继续平凡但幸福的生活。这就是他眼中的幸福。
[下午3：20 惜别]我们结束了今天的谈话。我送给他事先准备好的礼物，我最喜欢的作家――三毛的一本书；他也送了我一份礼物――两颗弹球。临行前，我握了他的手，很热；而我的手却冰凉。我一下明白，他们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不加任何的美化和修饰，既纯粹又残酷，真实的生活教给他们最朴素最深刻的道理。而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独生子女，却陶醉在空中楼阁，得意洋洋地做着井底之蛙。我想起了一句话：磨难是上天赐予的最好的礼物。
[下午4：00 未来]我们离开了儿童村。
第二天我们依旧会恢复往常的生活：忙着上学，忙着考试，忙着看书，忙着睡觉忙着玩。他们也会和我们一样继续着自己的日子。对于我来说，在以后的日子里，在莫名其妙抱怨生活的时候，会想起这一天，它会提醒我：有一些看似很不幸的孩子生活得更健康、更快乐、更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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