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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强调：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关系13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垃圾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为基础、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类制度，努力提高垃圾分类覆盖范围。他开门见山指出这项民生工程的重要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一语中的道出这个关键环节不可或缺。
生活垃圾围城之困，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和公民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令人头痛且迫在眉睫，莫不绞尽脑汁严阵以待：先是集中填埋，后是直接焚烧，最后是源头减量化产生、全程资源化分类回收，直至将少量无法利用且难以降解的危险废物付之一炬并达标排放。
碍于国情弃优从劣，不加任何前置处理集中填埋或焚烧后直排飞灰，目前在许多人口爆炸的发展中城市仍大行其道。源程控制还是末端治理，系方向迥异的路线抉择，误入歧途终将不得正解。短期行为万般无奈、权宜过渡无可厚非，却不能成为垃圾处理永远落后的借口。生活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丢弃的GDP时代，尽可能减少垃圾产生、规范垃圾处理并从“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中找出路已是刻不容缓。
类似人口问题，少产生垃圾，后续压力必逐次递减。垃圾减量化，一是能不丢弃的东西尽量重复使用，一次性用品泛滥与之相悖;二是勿人为制造不必要的废弃物，过度包装频繁更新与之不符。党中央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项规定及相关条例落到实处，最终无不带来大幅削减废弃物的环保效果，实应理解为垃圾减量化的最高指示和行为准则;岁末年初中央纪委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致当下公款订购台挂历送礼的现象基本消失，既遏制公款消费又避免不必要的垃圾遗弃，减轻了清运和处理负担。此其一例，不一而足。
“源头控制减量，继而分类处置，尽量回收利用，鼓励发展替代”是国际社会应对垃圾难题的主流思路，分类回收综合利用即资源化。我国2009年实施的《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筹规划建设城乡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和资源化利用设施、建立和完善相关体系。早在2000年前后国内城市陆续试点社区垃圾分类，而迄今各地止于空谈不见起色：从市民、环卫工到垃圾桶、清运车等环节几近乱丢混运，守法毫无奖励、违法概无成本，资源化无从谈起。由此折射出的弊端，归根结蒂还在发展模式、执政理念和社会风尚层面。
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国际上并非没有成功典范，日本德国堪称登峰造极，短短几十年就从战败的废墟上把它做到极致。尤其日本，国土人口平均密度远大于中国，朝野通力合作使垃圾处理精细度领先全球，举国上下乐此不疲，值得我们借鉴。据笔者实地考察，日本家庭不分城乡，一般设5个垃圾袋，标以不同颜色;国民环保公德和资源危机感普遍极强，自觉践行垃圾细致分类已成日常生活习惯和行为要素，从不随意丢弃;垃圾收集环节一板一眼，分类不到位不达标一律不予从社区垃圾桶运走;废品回收利用企业规模庞大效益良好，环保设施投入产出成正比，最后付之一炬的渣滓少之又少。其处理效果令人惊羡，涉及民风、科技、政策、法律乃至体制方面诸多背景。
垃圾围城理应由政府伸出公共服务之手予以破解而非利益驱动，项目规划要甘于“本届立竿下届见影”，寻求经济发展与环境承载的平衡点。生态城市绿色社区各项建设要分清轻重缓急、先雪中送炭后锦上添花，不能只摆设几个自欺欺人的“分类垃圾桶”就不了了之。首先要持续提供公益宣传营造舆论氛围唤醒公众参与，让资源危机感和环境忧患意识深入人心，触动市民从高压力快节奏唯GDP导向的日常生活中抽出必要时间精力投入垃圾分类，自觉履行环保义务。
我们当然不能指望自律方舟直抵功德彼岸：国家应及时制定配套法律法规，在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动用强制力让违法者付出可观代价;更应排除各种干扰以科学决策扶持环保产业，引导市场形成鼓励垃圾分类回收和循环利用的经济杠杆，撬动仅靠道德约束始终打不开的环保僵局。有关部门还应审慎研究和调整相关政策，制订生活垃圾分类回收细化实施办法，通过政策激励机制加以规范。要在促进垃圾分类处置回收利用的各个环节科学配置有限财政资金和行政资源，铸就循环经济长链。只在无数断层的某一点上围追堵截，终必徒劳一场。
多年来，废品不断贬值导致回收行业萧条，许多市民宁可丢弃或烧掉也不愿分类积攒下来卖到回收站。从环保角度看，市场缺乏生态潜能，是民间价值观的倒退，政府难辞其咎。城里尚且如此，乡间愈发难堪：垃圾倾倒比比皆是、分类处置水中望月，回收利用天方夜谭、围城之势与日俱增。由此可见，城乡垃圾分类相关事宜，搁置太久亟待激活。
排除万难重启长期性基础性工作、尽快走上必由之路向终极目标靠拢乃当务之急。垃圾减量是最直接的资源节约，而资源化利用的最终效果就是垃圾越来越少。时不我待、善莫大焉——偃旗息鼓举步维艰的垃圾分类系统工程，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近年来，随着大气污染防治日益被重视，以及PM2.5概念的流行，雾炮车也火了起来。多地采购了这一新型工具上路，雾炮车也逐步以“治霾神器”的面貌为公众熟知。(12月7日《南方都市报》)
雾炮车并非什么新鲜事物，起初被用于农林喷洒，后多用于工业除尘。然而随着近年来雾霾成为“全民公敌”，这么一台工业除尘车竟也摇身一变，成了备受各地政府追捧的“治霾神器”，还真是“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商机”。
如果“治霾神器”真的那么神奇，厂家借机逐利，政府借此缓解民众“呼吸的痛”，自然不失为好事一桩。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颇为讽刺：雾泡车治霾的证据寥寥，治霾数据面相模糊，质疑声不绝于耳。在专家眼里，堪称天价的“治霾神器”只是一台洒水车而已，更有专家指出雾炮车甚至有加重雾霾的风险。
如此看来，雾炮车的“治霾神话”，不过是商家夸大宣传和地方政府盲目跟风双重作用下的荒诞闹剧。究其根源，则是地方政府浮于表面、急功近利的治霾邀功。
在十面“霾”伏的现实窘境下，一旦与治霾沾边，产品自然就成了热销品。商家窥探商机，不惜游走在违法的边缘地带，借机夸大吹捧雾炮车专治PM2.5的神奇功效，治霾弄虚作假就有了滋生的沃土。
反观地方政府，面对治霾任务层层加码，却始终拿不出有说服力的治霾效果，不得不“病急乱投医”，不惜花费巨资盲目跟风采购，并进行夸大失实的媒体报道，治霾就此异化成了一场“谁采购谁治霾力度大”的面子工程。浮于表面的政绩观作祟，面对商家拿不出实际证据的营销宣传，地方政府部门依然有模有样随声附和的吊诡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治霾是一场艰难的战役，地方政府将治霾寄望于采购“神器”、制造“神话”，显然不是有所作为，浮于表面的治霾比“等风来”的荒唐也强不到哪去。不然，之前各地“发明”的“防雾霾操”“城市风道”“人造龙卷风”等形形色色的治霾“神招”何以只留下一地鸡毛。
而寄望于“神器”和“神话”，面对高能耗、重污染产业等雾霾之害的源头，地方政府又怎么可能拿出切实有效的惩治手段?如此，被群众多次举报却依然有胆量不停工的”先锋化工们”长期存在也就不足为奇了。
治霾是关乎民众健康的大事，是需要拿出真刀真枪的持久战，容不得急功近利的忽悠做法，更容不得浮于表面的政绩工程。在污染治理形式严峻的大背景下，如何在决策前多一些科学论证，如何切实完成有说服力的硬指标，是该静下心来认真反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