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论文以华中科技大学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以“计划行为理论”作为理论框架，研究大学生网络表达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计划行为理论的三个维度：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在模型上得到了验证。大学生网民对网络表达的态度对其未来的网络表达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大学生网民较为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当感知周围人群经常进行网络表达，其未来网络表达意愿越强烈；大学生对自己表达能力非常自信，且这种自信对其未来的网络表达意愿有显著性的正面影响。而本文引入的外在控制变量：政府对网络表达的控制，对网民未来网络表达意愿存在负向作用，但并不显著。
[关键词]网络表达 计划行为理论 社交网站
现如今，网民可以在社交网络中针对社会中任何信息发表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情绪。那么，有哪些因素影响着网民的网络表达行为呢？在国内，关于网络表达的相关研究虽然比较多，但大都采用定性的方法，相关的实证研究非常少。针对此种情形，本研究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试图明晰影响网络表达的因素并借此预测网民表达意愿。1985年，Icek Ajzen在理性行为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计划行为理论”，该理论主要用来预测和了解人类的行为，为本研究提供了合适的理论框架。那么，计划行为理论是否适用于网络表达的研究？该理论的三大维度：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是否对网络表达意愿存在显著性的影响？这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
网络表达
网络，是一种沟通渠道，我们通过网络了解各种信息，同时这些也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表达是用语言、行动来显出某种思想、感情、态度。网络表达虽屡见不鲜，但其准确定义并未为大众阐述清晰，有学者认为网络表达指个人在互联网空间里通过各种言语或非言语方式表示自己的感情、意愿和态度倾向等思想的网络行为。[1]
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网络表达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2]一是探讨网络表达的现状、特点及反思/应对策略，此类研究或通过实地调查或采取案例分析的方式，从而指出网络表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相关应对策略（王宇航、梁凯音；[3] 解迎春[4]）。二是从法学视角探讨网络表达，偏重于进行学理性的分析，注重对用法律视角来研究网络表达自由及其保护和限制等（张岩；[5]陈婴虹[6]）。三是从伦理角度看网络表达，侧重于探讨网络表达所存在的隐患，主要针对的是网络匿名表达、信息公开和个人隐私、国家安全等方面的矛盾（柳小勇；[7]张新标、周雪[8]）。四是偏重于技术研究，此类文章基本上均以Web2.0的基本特性为基础来探讨网络表达的新发展（张燕[9]）。
总的来说，目前学界对网络表达的特点、现状和发展及管理等方面均有所研究，我国学者对网络表达的影响因素也进行了学理性的思考，主要认为技术的推进、政治民主的进步、群体心理特征新变化和意识形态及价值取向多元化是影响网民表达的主要原因（张思嘉[10]）。但这些研究大部分采用定性的手段，少有采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基本上停留在表层的现象探究上。
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TPB: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是Icek Ajzen于1985年提出，它源于1975年Ajzen 和Fishbein 提出的理性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PB认为目标行为由行为意向引导，行为意向可以由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来预测（图一），其中知觉行为控制间接或直接地影响着行为（段文婷，江光荣[11]）。
计划行为理论是用来预测和了解人类行为中著名的理论，该理论有三个主要研究维度（如图一所示），第一是个人行为态度，指个人对于采取某一行为的态度，即采取该行为对自己是否有利，自身是否愿意采取该行为；第二是个人主观规范，指个人所感知到的采取该行为将带来的社会压力；第三是个人的知觉行为控制，指个人所感知到的采取该行为的难易程度。可以说，该理论为我们研究网民未来的网络表达意愿的影响因素提供了合适的理论框架。
目前，计划行为理论早已经被国外学者应用到多种多样的社会行为研究中，例如环保行为（Mark Cordano、Irene Hanson Frieze[12]）、护肤品使用行为（Staci C.Martin、Paul B. Jacobsen [13]）、校园学生争端问题（Daniel L. Shapiro、Andrew Watson[14]）及抽烟行为（Adele Jomphe Hill、Francois Boudreau[15]）等均采用了计划行为理论来验证人们的行为意向与现实行为之间的关系。另外，也有学者运用计划行为理论来研究网络领域的相关问题，Stella在研究新加坡互联网采纳行为时，首次将计划行为理论应用于互联网领域。[16]在我国，关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也比较多，涉及到性行为、观光旅游、休闲活动及通信等方面，也有少量的研究网民行为（网络游戏，网上购物，网上电影下载等）的研究（图1）。
网络表达行为不同于互联网采纳行为，相对来说，互联网采纳行为具有一次性的特点，即对互联网采纳行为的衡量，只有是或否，却很少考虑具体使用情况的问题。因此在学者先前的研究中，都是对非互联网采纳者未来互联网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而不是探究已采纳者使用行为未来的变化趋势。但网络表达侧重的不是表达行为采纳与否，而是表达程度的高低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探究影响使用者的未来网络表达行为的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本研究试图用计划行为理论来探讨网络表达意向的影响因素。
研究假设
计划行为理论是关于预测行为研究著名的理论。Ajzen认为行为意向受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态度越积极，重要他人支持越强、知觉行为控制越强，行为意向就越大(Paschal Sheeran、Sheina Orbell[17])。大学生网络论坛中的表达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计划行为过程，它包含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大学生的表达意愿，直接决定了大学生是否采取表达行为；第二个层次是影响大学生表达意愿的因素，包括：大学生对表达的态度（行为态度）、他人对大学生表达行为的看法（社会规范）、大学生对自身控制表达行为程度的判断（知觉行为控制），这三个因素与表达行为意向呈正相关。本研究中集中探究第二个层次，即网民网络表达意愿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以下假设：
H1、个人对表达的态度越正面，其未来的表达意愿越强；
H2、个人所感知表达的知觉控制越强，其未来的表达意愿越强；
H3、个人的知觉行为控制越强，则未来的表达意愿越强。
二、研究方法
1．抽样
为了探究网民未来网络表达意愿的影响因素，本研究采用自填式问卷调查方法。问卷在2011年11月25日至2011年11月28日期间进行集中发放，采用匿名填答的形式。本调查采用便利抽样方法，在华中科技大学选取人流量较为集中的2个教学楼和3个学生宿舍区进行随机发放。本次调查共发放300份问卷，回收290份，回收率为96.7 %；有效问卷275份，有效率为91.6%。
2．测量
本研究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将网络表达行为限制为社交网站（人人网、微博等）的发言行为。研究中主要涉及四大自变量：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外部控制因素，和一个因变量：行为意愿。
（1）行为态度：它是个体对执行某项特定行为喜爱或不喜爱程度的评估。本研究中，“行为态度”是指个体对网络表达的态度，我们借鉴了Taylor和Todd的相关研究。[18]
（2）主观规范：即感知网络表达的流行性。前人在研究中会直接问调查对象重要他人对其行为的支持程度和期望程度（Anol Bhattacherjee[19]）。由于考虑到“重要他人”概念较为模糊，而大学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学校，离家人等较远，因此，本文将“重要的他人”划定为周围的人和社交网站上的好友。
（3）知觉行为控制：指个体感知到执行某特定行为容易或困难的程度。它包括控制信念和知觉强度两部分，可将其理解为个体感知到的控制能力和感知到的困难程度。为方便测量大学生网络论坛表达行为的知觉行为控制，我们将其分为“自我效能感”和“资源有效性”两个方面（Rachel Povey、Mark Conner[20]）。自我效能感，即个人认为自己所具有的执行网络表达行为的能力。资源有效性即个人所感知的拥有执行表达行为相关的资源或机会，主要通过考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时间的充足性、执行表达行为的便捷性，包括上网便利性和时间便利性。
（4）外在控制因素：鉴于网络表达行为的特殊性（虚拟性、互通性等），它对社会舆论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我国政府等对网民的言论有一定的控制。所以在网络表达中，个人不只是受到身边人的压力，同时还需要考虑舆论环境的压力。因此，本研究中引入“政府控制”这一外在控制变量。由于前人尚未涉及，本文进行试调查之后，确定了两个指标 “我认为政府对网络言论有严厉的控制”和“我认为社交网站对网络言论存在严重的删帖和过滤行为”。
（5）行为意愿，指个人对于采取某项特定行为的主观机率的判定，它反映了个人对于某一项特定行为的采行意向。借鉴Chris Blanchard、Ryan Rhodes[21]等在2008年进行的非裔美国人和高加索地区大学生体育活动调查中，他们通过测量被调查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愿意”和“尝试”某种行为的强度来考量行为意愿。
研究中所涉及的所有变量采用克特量表（-2为很不同意，-1为不大同意，0为说不清，1为比较同意，2为非常同意）的形式进行测量。
三、资料分析
1．受访者基本资料分析
本研究共包括21个题项，问卷3个自变量、1个外在控制变量和1个因变量的整体Cronbachα值为0.7669，远大于0.7，说明问卷的设计具备一定的信度。其中，基本数据统计结果如下：
(1) 调查对象性别分布较符合华中科技大学男女的分布特点，男性偏多，占比57.5%，超过一半。而女性稍微较少，占比为42.5%。
（2）调查对象中本科生为主，辅之以研究生、博士生。其中，本科生占比74.5%，超过大部分；研究生占比23.3%，博士生只有0.4%，符合高校各学历递减趋势的分布情况。
（3） 71.6%的受试者几乎每天都上网。其中，平均每天花费三个小时以上的调查对象，高达37.1%；而每天至少一次，但平均每天少于三小时的，占比34.5%。每周至少一次的65人（23.6%），很少上网的11人（4%）。
（4） 高达81.5%的调查对象都使用社交网站，只有18.2%的不使用社交网站。这说明，社交网站在大学生群体中非常流行和普及。
（5）尽管大多数调查对象都使用过社交网站，但大部分停留在看客的层面。如表一所示，调查对象在指标“常在社交网站上发言”的得分为负值（-0.36）；这说明大学生尽管经常使用社交网站，但却很少发言，活跃度一般。
（6）如表二所示，调查对象未来网络表达意愿情况均为负值，整体不容乐观。但相较于现状，还是有所提升，“我经常发言”题项从原有的-0.36得分提高至-0.25。该维度中两个题项的相关系数为0.803，呈显著性强相关，且Cronbach系数高达0.8803，说明量表的信度良好。
2．网络表达意愿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数据显示，调查对象对表达的态度、表达行为的流行性、政府对表达的控制情况、自我效能感、资源有效性等大部分自变量与其未来的网络表达意愿存在显著性的正向相关关系，且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
由于本研究中采用的概念都是通过几个不同的指标进行测量，表三显示了各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和相关的效度检测指标。被调查者对自变量的整体态度是较为正面的，除了指标“在社交网站上，我认为我的发言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关注”、“我有充足的时间可以上社交网站”的均值是负的，分别为-0.32和-0.09。
通过因子分析和旋转因子矩阵，本研究提取了5个公共因子，与最初的研究设计和维度设计非常吻合。5个公共因子的解释率达到64%，且每个公共因子在各指标上的因子载荷均高于0.5的门槛值标准（Kline[22]），这表明问卷的构建效度很好。同时，作为维度构建内在效度检测的Cronbaα系数，在每个维度上都反映良好，均高于0.6，说明各维度的构建具有内在一致性。各维度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在0.3-0.6之间，具有显著性的正向相关关系，但相关性又不是很强（r>0.85）或不是很弱（r （二）大学生网民感知表达行为流行性对其未来网络表达意愿有显著性影响
而对大学生未来网络表达意愿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感知表达行为的流行性，即大学生感知表达行为越流行，其未来进行网络表达的可能性越大，这与计划行为理论在互联网相关技术采纳的研究领域不谋而合。相比于大学生自身对网络表达的态度，其表达意愿更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这是从众心理的集中体现。有学者指出，大学生作为高智商群体，在接触媒介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富于理性的动机结构（刘嘉薇[24]）。但本研究显示，大学生网民较为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当感知周围人群经常进行网络表达，其未来网络表达意愿越强烈。其中，周围环境和社交网络上的虚拟表达环境是最大的两个社会压力。目前，绝大多数大学生（81.5%）使用过社交网站，且较常使用社交网站，但并不常在社交网站上发言。社交网站在大学生中的流行不得不归功于这两年社交网站和微博的火热状况。
（三）大学生对表达的自我效能感对其未来的网络表达意愿存在显著性影响
在知觉行为控制维度中，大学生网民对表达行为的自我效能感对其未来的网络表达意愿存在显著性影响。即，其对自己表达能力越自信，未来的网络表达意愿越强。整体上来说，大学生对自我表达能力较为自信，其中人文社科类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为正值（mean=0.162），比理工科类学生的自我效能感（mean= -0.026）强。1981年，Bandura提出自我效能理论，自此之后在社会学、心理学等各学科得到广泛的应用。本研究中亦显示，大学生对自我表达效能感对其表达意愿有显著的影响。
（四）资源有效性对大学生网民网络表达意愿的影响并未凸显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资源有效性指标并不影响大学生网民未来的表达意愿。这并不能充分说明资源有效性这一维度在网络表达研究领域中并不适用，很有可能是研究群体的特性所致。大学生作为互联网使用率最高的群体之一，他们每天在网上花费大量的时间。37.4%的被调查对象每天至少上网3个小时以上。由于大部分大学生上网较为便利，这使得上网便利这一变量无法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未将自变量进行加权处理，直接对11个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时，“时间便利”指标对网民未来的表达意愿有显著的影响（p [16]朱园飞：《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对网上购物消费者持续购买意向的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
[17]Paschal Sheeran, Sheina Orbell. Self-schemas an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00； 30: 533-550．,
[18]Shirley Taylor, Peter A. Todd. Understand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sage:A test of Completing Models[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1995，144-176 ．
[19]Anol Bhattacherjee. Acceptance of E-Commerce Services: The Case of Electric Brokerage[J]. Iee Transactions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2000，411-420．
[20]Rachel Povey, Mark Conner.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o two dietary behaviors：Roles of perceived control and self-efficacy[J]. British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000，121-139．
[21]Chris Blanchard, Ryan Rhodes. Understanding Physical Activity Behavior in African American and Caucasian College Students: An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Journal of American College Health, 2008，341-346．
[22]Kline, R.B,.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 Guiford Press, 1998, New York
[23]张明新、韦路：《知识、态度与乡村社会的家庭互联网采纳》[J].《 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年第10期
[24]刘嘉薇、陈义颜：《资讯时代的媒介认知、媒介行为与政治参与》[J]. 台北2005年中国政治学会年会暨学术研讨会
[25]吴旭：《“公共空间”的特征及其在三种媒介形态上的比较》[J].《 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9期
（项目组成员：夏振彬、左美丽、周玉洁、何南、刘秋文、王瑞琪、游垠、梁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