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旨在结合薛氏兄弟致丁宝桢信扎中的有关史料，介绍光绪初年中英外交争执这个背景下，丁宝桢在山东所实施的海防战略。 关键词：马嘉理事件 烟台条约 丁宝桢 薛福辰 薛福成
中图分类号：K2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2)01－18－24
作为山东巡抚，丁宝桢为筹办海防，多次出巡烟台。光绪二年四月初三日由济南出发，十五日抵达烟台，亲自校阅登荣水师，查看正在建设中的通伸冈炮台工程。然后，于五月初五日返回省城济南。这次出巡后不久，清廷就委派李鸿章为查办“滇案”的全权代表，于六月末赴烟台与英国公使威妥玛谈判，《中英烟台条约》就是这次签订的。另外，由于烟台谈判涉及到其他列强的权益，各国公使纷纷以避暑为名，齐集烟台，以观谈判之动态。
1、马嘉理事件与中英外交争执
“滇案”就是有名的“马嘉理事件”，马嘉理是英国使馆的官员。同治十三年(1874年)六月，英国公使威妥玛以接到英属印度总督来文，称“有英官欲由缅甸至云南省，再由云南进京”，请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给护照，以便沿途保护。并称“由京派翻译官一员到云南缅甸交界处所等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按例“遂将该使臣送缮执照盖用关防，复由该使交给印度官及翻译官马嘉理收执。并函致该省督抚，饬属于该翻译官到境，量为照料。”
马嘉理于年底来到云南，云南巡抚岑毓英派总兵蒋宗汉、同知吴启亮、都司徐成林等官员周到款待，并保护他从腾越出境。分手时，马嘉理还专门致书蒋宗汉以示谢意。但马嘉理由缅甸回来时，并未事先知照地方官员，而是在英国上校柏朗率领的193人武装勘察队护送下，于光绪元年(1875年)初越过中缅边境。之后，遭到了当地武装的阻击，柏朗率队退回缅甸。马嘉理及4名随行人员，在云南边境蛮允村被打死。
英国政府立即抓住这一事件提出各种苛求，公使威妥玛断断续续地同清政府进行了一年多的交涉，不断以撤使、断交及武力相威胁，多方面讹诈，以求实现一些具有侵略性的无理要求，并将各项要求扩大和具体化。
马嘉理事件发生后，云南巡抚岑毓英向清政府报告说杀死马嘉理的是当地“野人”。后来清廷派出的钦差大臣李瀚章和薛焕，查办的结论亦是如此，且证明马嘉理由缅甸回来时未事先知照地方官员。威妥玛对此反应非常强烈，认为“直同儿戏”，要求“岑毓英以及各官各犯，必须提京审讯。李瀚章、薛焕查办不实，亦应一并处分。”
弱国无外交，清廷将地方官员以“肇事者”的名义革职查办，并抓捕所谓“凶手”多人。而对上校柏朗率领193人武装勘察队入境的合法性，压根就不敢提及。
这其中的含混之处，在于威妥玛在处理外交事务时的“小动作”，没有告之“欲由缅甸”入境的是近二百人的武装勘察队，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造成“少数人的游历”这个错觉，从而“顺利”地拿到了护照，岂料竟是以付出马嘉理等人的生命为代价。即使这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致云南省督抚公函中，复以“英人蓄意欲由印度至滇，开通陆路设领事通商，嘱由该督抚留意，预伐其谋。”如知道“欲由缅甸”入境的是近二百人的武装勘察队，定会上奏朝廷并认真应对。这样，威妥玛就不会那么“顺利”地拿到了护照，但马嘉理等人或可不致丧生。
之后，清廷派北洋大臣李鸿章出面交涉，被迫与英国公使威妥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烟台条约》。
2、薛福成陨缕《中英烟台条约》
光绪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薛福成在致丁宝桢的信中日：
烟台一役，威使作势汹汹，要挟多端。总署惮于启衅，几于无条不允。迨伯相莅烟以后，威使扬言，请示本国，即便用兵。福成从旁默察威使神气，若已接到本国回音，不许冒昧开衅者。而其全神所注，则仍在占我厘税一节。以是密禀伯相，请坚持成说，勿稍松劲；且宜示以议论不和，当即回津。彼恐永无落场，则进退两难，未尝无所顾虑。
威使又持岑中丞主使之说，力请提京。总署但以不能提京拒之，彼窥我之所畏，持之愈力，适足长其挟制之计。鄙意谓，宜告以如主使有真凭实据，不妨提京，但不能含糊办理，相意颇均以为然。因与威使往返辩驳，晓以利害，刚柔互济，并连日索取滇中主使谋害确据。
威使始则设词延宕，谓非二十日不能翻译，既而词穷理屈，乃自做转圜，云如中堂有新样主意，即不提滇案亦可。伯相迎机而导，复与辩论。且联络各国公使密告之，云威使借云南一案，欲从此占各国之便宜。于是各国公使闻而生?，交议威使为非。是威使怵于众论，始获渐就范围。
所议条款，总署已刊行各省，想早鉴及。大致就总署原允八条之说有减无增，其前此所请觐见、请游禁地、请与王公往来及洋货统免厘金各节，悉予删除。仅于租界内免洋货之厘，则所损尚无几也。知关厘系，故再觎缕陈之……
如此看来，《中英烟台条约》丧权辱国，败絮其外的另一面，似有一段金玉其中的佳话。信中“伯相”指李鸿章，爵封一等肃毅伯。当时在山东任济东泰武临道的薛福辰，是薛福成的伯兄。光绪二年闰五月二十三日，薛福辰在京写给丁宝桢的密信中，谈到他陛见奏对时有如下一段话：
又，职道奏对道经津郡，适逢李相与威妥玛议和情事，蒙皇太后垂询至切，职道因将威酋现在沪渎虽扬言广调兵艘由沪赴津，实则英国主本无用兵之意。况现届土耳其国王自戕，俄罗斯尽取其地，驳驳有直抵伦敦之势，彼方自救不暇，何能害我各节，详述所闻，是以有熟悉洋务之奖……
可见，薛福成之所以能够判断英国公使威妥玛“若已接到本国回音，不许冒昧开衅者”，以及李鸿章对薛福成的建议“颇均以为然”，都与“现届土耳其国王自戕，俄罗斯尽取其地，??有直抵伦敦之势”这个背景有关。再者，证明马嘉理由缅甸回来时未事先知照地方官员，无法拿到政府官员主使的证据，英国公使威妥玛只能见好收场。
在此事件中，英国公使威妥玛抛开其他列强，单独猎取利益，并给世人留下了哓哓不休的印象，也是对其外交中“小动作”欲盖弥彰的一种表现。《烟台条约》签订后，威妥玛个人目的达到了，所谓“责其既往，莫若保其将来，请将案内各犯宽免等语”，或可理解为其内心深处的忏悔。
3、东抚的叹息
阎敬铭在《丁文诚公墓志铭》中有这样一段话：“暇尝东登蓬莱，叹息而返。”他为何叹息呢?我们先看一下，此时这位山东巡抚属下究竟有多少兵可用?一是记名提督王正起统领的振军，原有马步队六千余人；二是提督衔尽先补用总兵李培荣统领的培军，原有二千余人；三是提督用中军参将莫组绅统领的绅军，原有一千六百余人，含抚标两营；无军情时为节省兵饷，这个数目要打六折，三军总共大约六千五百余人。这其中包含登荣水师，即登州、荣成各一营，加上烟台海防营洋枪队，约千余人。前已奏准登荣水师改隶抚标，现由候补道李宗岱统领，教官是德国人瑞乃尔，专门教习洋枪及后膛各炮的使用。从另一个角度，前述在京陛见的薛福辰写给丁宝桢的密信中有“已有廷寄密询勇营数目，今日得见复奏，仅有勇六千余人……”，亦可证实。
李鸿章在当年七月十七日复丁稚璜宫保的信中写道：“登荣水师船只虽小，操练整齐，颇为各国所称 许。德人瑞乃尔尽心教习，弟已面为拊循。”或许从这时起，登荣水师，这个刚具雏形的海防战力，就已落入李鸿章规划与筹建北洋水师的夹袋之中。再者，这等于肯定了对方于五月初七日给朝廷的奏摺，其中曰：“所练钢炮、洋枪各队，步心整齐，号令严肃，枪炮所发，悉能命中。”
信虽是这样写，但两个人心中都明白，国家千疮百孔，就这点军队，如此落后的装备，仅山东就有三千八百多里的海岸线，怎能不受外强的欺辱呢?当时正在建设中的通伸冈炮台，需银八万两，是国家海防的重点工程，按例要等北洋大臣李鸿章接到部拨之款，提供给山东后才能开工。针对户部拨款迁延，经李鸿章与丁宝桢共同努力并奏准，以山东各藩库及东海关垫付了启动资金，才得以按期开工。
4、疆臣同志
两个人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想尽快地使国家强大起来，做法则有所不同。李鸿章的做法是对外强的欺辱，有限度地隐忍，争取时间，通过开矿快速地积聚财富，购置先进的军火，如钢面铁甲舰等，装备军队，保卫国家。因此，他在这封复丁稚璜宫保的信中还念念不忘地写道：“宁海州金沙甚旺，派人察勘，乡民日有淘获。似宜任令采取，由官随时弹压，洋人必不敢觊觎。此外，东三府煤铁之矿甚多，亦望设法筹开。藉地宝以资海防，实取不尽而用不竭。徐仲虎于此事甚晰，可备咨访。”
对于开矿之事，与李鸿章相比，丁宝桢似乎更注重于关税、厘金，并辅之良好的吏治。他认为：“若舍此而别求之开煤、挖矿，非不护利于一时，而地力一竭，无业之辈能聚而不能散，势必酿成事端。是欲筹饷以御外侮，转致内患丛生，外侮亦无从筹御。此则事之必当计较万全者也。”
其中“而地力一竭，无业之辈能聚而不能散”，说明了丁宝桢对开矿这一新兴产业的认识不足。而对此，李鸿章则更有见地。他在当年八月二十六日复丁稚璜宫保的回信中劝勉道：“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弟前于磁州议开煤铁，奈派人复勘，矿产不明，去河太远，故暂中止。旋奏请试采鄂省广济煤矿，经营年余，尚无佳煤，深为焦急。昨嘱赫德由英代雇匠师，且俟到后酌办。稔知贵辖登莱一带五金宝藏甚多，欲请设法筹开，窃为中原大局计，非执事雄心毅力，断办不到。兹来示以民情悍朴，多不晓事，恐有滞碍。老成慎重之见，不为天下先，故可敬佩，但此事迟之数年或数十年，必有破群议而为者。仍望明公博咨远谋，留心试办为幸。”李鸿章富国强兵的真知灼见，于此信中可见一斑，丁宝桢自是不如。
5、以守为战的海防战略
“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这是梁启超对李鸿章，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评价。“谤”之最重者莫过于十八年后的甲午之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此时没有北洋水师，丁宝桢却制定并实施着一套切实可行的海防战略：
针对胶东半岛的海防，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丁宝桢指出：“若与外洋用兵，则主客之形劳逸之势，彼不如我。”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一旦接战，其战略为：“彼欲急战，而我故延缓之；彼欲不战，而我故牵制之。务使之进不得战，退不得息，久之粮尽煤绝，势必自溃。迨其自溃，我乃乘其势而击截之，或尾迫之，当可取胜。此所谓以守为战也。”
围绕着这个战略思想，他从如下几个方面人手：
1)整顿山东水师
早在同治十年(1871)，丁宝桢就奏准整顿山东水师。之后，他筹银十万两，派员赴广东购造了14条拖缯船，每船配属多种火炮二十一尊；原则是以外洋精制为佳，不惜重价，以立水师之根本。再者，裁兵并饷，从原水师1311名建制中裁汰511名，三营合并为两营，称之谓“登荣水师”。每营分派7条新购建的师船，荣成营驻扎在荣成县的石岛海口处，登州营驻扎在登州城外的天桥海口处。
向职业化、专业化、正规化的技术兵种转型，是这次整顿水师的特色。
一是将“裁剩之兵饷，加作现兵之口粮，俾其足敷养赡，无以藉口。然后，责之以勤操，彼既有所利而乐为，我亦有所恃以行法。”丁宝桢奏日：“此练兵之大要也。”
二是“自营官下至兵丁，均定制周年以船为家，不准上岸居住。使兵不离船，而练习日精；船不离兵，而废烂可免。”这样一来，与“周年出哨无异”，丁宝桢又奏准“酌量加增”饷银，使官兵养赡“衣食有资，无须别谋生理。……以船为家，日久练习无稍间断，同船之人亦情谊相洽，无彼我之分。故遇敌能各自为战，又能联为一气也。”
三是“水师制胜之具在于船坚炮利，而能用船炮者首在乎舵工得人，南省舵工之良者俗又谓之驾长……一船之人皆以为命，即为将领者亦与之商榷攻守之宜，以为进退。”而以前饷银低微不足养家糊口，每届巡洋出海，舵工多临时雇募近海渔户，加之平时兵丁陆居与船分离，“稍遇风浪即成散涣，故一遇贼即弃船逃走，水师废弛至于此。”据此，丁宝桢又奏准“每号拖缯船内各设舵长一名、副舵长一名、桅长一名、副桅长一名……”这与近代海舰中的“航海长、观通长”似乎有些接轨。
四是奏准援照陆营马兵拔补。如“舵长、桅长缺出，以副舵长、副桅长分别考较充补；……各战兵按例较论劳绩技艺，以为拔补次序之先后；劳绩技艺相等者，则以入营月日之先后为次序。……”
这样，通过并饷和“周年出哨”加饷，基层官兵的饷银接近原额的三倍，养赡有靠。实事求是地增设有技术含量的士官兵额，并援照陆营马兵拔补，士官进身有望。船体加厚并包裹铁皮，引进德国克虏伯枪炮、延请德国人瑞乃尔作为教练，可谓船坚炮利。再加之严军令、精训练、信赏必罚，经过四年多的努力，改制后的登荣水师得到了“船只虽小，操练整齐，颇为各国所称许”的评价。
五年后，就是由登荣水师精选出的两百多名官兵，组成了接舰队伍远赴英国，将“超勇”、“扬威”两艘新式巡洋舰接回中国。两舰万里归国，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已经开始扬帆起航。
2)兴建通伸冈炮台
又称“烟台西炮台”。光绪元年(1875)，丁宝桢奏准，调湖北候补道张荫桓来山东。次年，正式开始兴建通伸冈炮台，由登莱青兵备道权东海关的张荫桓，具体负责该炮台修建工作，光绪四年竣工。此台略仿西法，皆用三合土筑造，坚固石乞立。据张荫桓在日记中记载，原计划“尚有垛山、八蜡庙前敌两台，以无经费无从举办。又台成无炮，亦不能为东海屏藩，可惜也。”几个月后丁宝桢调往四川，烟台的海防建设也陷入了停滞状态。
3)增购轮船和炮船
在给朝廷的奏摺中，丁宝桢说：“第中国海疆寥远，现有船只，以之分防，自不敷用，应由各省酌量筹办，分年购买。即以东省洋面而论，必须有轮船三四只，呼应方灵。现仅有闽局调来一号，臣已饬烟台所练之枪队挑拨四十名赴船操演，以后尚拟购备一二只添人操练。一遇有事，乃能应手。惟以东省之财力，非蓄之三四年不能成功。”在另一个奏摺中，他又以本省的湖河防务为由，在原有的20余只炮船的基础上，拟再增购30只炮船，以期与海防彼此 兼顾。
4)限戎马沿海列树
山东的海岸线有三千八百多里，可谓防不胜防。在给朝廷的奏摺中，他说：“窃惟外洋之所恃者，在船炮之坚利；船炮之所恃者，在测量之准的；而测量之所恃者，则全在于千里显微各镜之能视远。若使海岸俱有屏蔽，令彼不能远视，则测量之术穷；测量之术穷，则船炮之利亦不能独胜。……臣再四筹思，欲求海岸屏蔽之法，莫如沿岸多种树木。盖树木易于生发，但使栽种得宜，数年之后，树身新高，枝叶渐密，远近二千余里，皆一望浓阴，纵使轮船升桅远眺，亦无能瞰我虚实。此时栽植树木，系地方民生应办之事，既不骇人耳目。设异日仓卒有事，即于树林之内筑垒设防，较之炮台之彼此对观毫无遮蔽者，利钝自觉悬殊。”
有关这次种树，新编的《潍坊市志》在光绪二年(1876)条记载日：“1月，同知福润和副将林竺文先后到潍县督导沿海植树。东西三步1株，南北两步1株，林带共长26公里。”
5)创办山东机器局
虽然“所幸者，外洋有独擅之利器，而不思自秘其长，每制一械，但使足以济用，即贪利而转售之他人。此在彼有自敝之愚，在我则有可乘之机。”可从洋人处买到枪炮。但是，“既用外洋枪炮，必须外洋子药。而内地所用皆取购于外洋，为费甚巨。且恐有事之时药丸无处购办，枪炮转为弃物。”光绪元年冬，丁宝桢奏明朝廷，设山东机器局。由徐建寅总理局务，并派道员薛福辰为会办。于济南城外泺口购买民地300余亩，动工兴建厂房，并赴上海向美国蒲思公司订购机器设备。在创办山东机器局的过程中，坚持吸取洋法，不用洋匠的原则。山东机器局投产后，主要制造黑色火药，并造铅丸和铜帽等产品。
次年，丁宝桢了解到湖南候选通判曾昭吉通晓机器制造，即令他仿造英式马梯尼亨利枪。不到两个月，造出121支，在射程和灵巧轻便方面与英式相同，靶劲优于英式马梯尼亨利枪。当年十月二十三日，丁宝桢上奏朝廷，保荐曾昭吉为同知。
前述薛福辰写给丁宝桢的密信中还谈到对山东机器局首任总办徐建寅的保举：
嗣于闰五月初五日行抵京师，二十日验放。二十二日蒙召见，垂询东省事务暨机器局布置情形。当即逐件详细奏对，共有一时之久。奏对时，竭力保举徐仲虎深明制器，东省独能不用洋匠之故。至设局在省垣近处，不贸贸在烟台创设，则又钩座用意深远，异时必享其利各等因。均蒙俞纳，仰荷皇太后温旨，嘉其熟悉中外事务。职道因见圣意隆重，遂将去年春贾庄难办工务，经钧座半年栉风沐雨，眠食俱废，拼命堵筑而成，东苏两省受福无穷各节，详细奏陈。均蒙皇太后俞纳，盛称钧座任事之勇，旷世难睹云云……
这封密信的最后还提到，恭亲王奕诉在薛福辰陛见的次日传见了他。关于东抚丁宝桢，在“任事之勇，不计利害，不避嫌怨，自是缓急可恃，朝廷深悉其为人”等几句褒词后，恭亲王奕诉针对“东省初有主战一奏”，特别指出：“但洋务非可轻易主战”。恭亲王奕诉主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态度似与前面薛福成所语：“总署惮于启衅，几于无条不允”相辉映。
6、小结
本文旨在结合薛氏兄弟致丁宝桢信札中的有关史料，介绍光绪初年中英外交争执这个背景下，丁宝桢在山东所实施的海防战略。对此，王闽运在《丁文诚诔》中，以两言概括之：
登之罘而慨然，备不虞而经武。
造楼船以横海，荫千里之桑柘。
是年，中国北方旱灾颇为严重，省城济南地区一直早到闰五月的下旬。丁戊奇荒，又称“晋豫大饥”，一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灾荒，正在悄悄地来临……
责任编辑 张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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