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李光耀：若是个年轻日本人,我会选择移民
李光耀：若是个年轻日本人，我会选择移民
BWCHINESE中文网3月24日文章 原题：什么让日本变成平庸的国家？
日本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就是它自己的人口问题。日本社会老龄化严重，而年轻一代的数量不足。比起这个，日本其他的诸如陷入停滞的经济和没有强势的领导人等等问题都不是问题。如果日本人口问题得不到有效
预测结果显示这个比率还会长期降低，到2022年降到每2个工作人口养一个老人，而到了2060年将达到
1.3。真到了1.3个工作人口负担一位退休老人的时候，也许年轻人会不堪重负而被迫选择逃离日本。
日本社会从二战后开始由7200万人口到1亿2800万人口，一直增长了65年的这个过程在三年前达到了顶点。三年时间，日本人口已经降到了1亿2750万人口。
人口的下降必将伴随着经济规模的萎缩，这点毫无疑问。日本昨天的很多成就，都将永远成为历史。很多很多年来，日本的女人们顺从地接受日本社会文化一直以来赋予女人的角色和职责：相夫教子，扶老携幼，做全职太太。她们也一直很愿意这样做。但是当新一代日本女人们开始去世界其他地方旅行，接触到了不同的人不同的想法，当她们实实在在地体会到参与工作并拥有了经济独立和个人自由带来的感觉，日本女人们的想法和世界跟着发生了巨变，再也回不去了。
我知道有一些在新加坡航空公司工作过的日本籍空姐后来选择嫁给了她们的新加坡男同事。她们亲眼看到了新加坡女人们婚后是如何生活的，你不用跟公婆住一起，你的丈夫也不会用那种男权主义的颐指气使的态度对待你。
日本社会对此做过挣扎，男人们用尽了手段试图压制这种女性独立的思潮并且千方百计使她们在经济上保持对自己老公的依赖，但是这种尝试最后失败了。女人们用了差不多一两代人的时间就完成了向新时代女性的心理和角色转换。她们权衡利弊，更为自己着想，她们认为过去的日本女人付出了太多，她们可再也不要那样了。她们不想让孩子成为自己的累赘。
这种想法也使得很多日本女人一生不嫁。另外还有一些日本女人虽然结婚但是坚持不要小孩。很多日本企业的墨守成规也让情况变得糟糕起来。
瑞典企业允许女人工作，休产假再回来上班;而很多日本企业却说，如果我的女员工去休了产假，那么她就自动被转成临时工了。
这样一来，很多想在职业道路上有所作为的女人，包括那些想要和正式员工匹配的收入水平的女员工，就会认为生孩子是她们职业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因此，很多日本女人虽然心里也想要生孩子，却终究没有迈出那一步。
新加坡也同样面临着低生育率的问题，我们比日本好不到哪里去。但是这两个国家有个本质的区别：新加坡通过接收移民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而日本呢，日本民族是出了名的排斥移民。所谓保持大和民族血统的纯正好像是日本民族天经地义，根深蒂固的想法。因为这个，根本就不会有人公开讨论所谓通过接受外国移民来解决生育率的问题，那根本就不是一个选项，不管是对普通日本人还是对他们的政治精英阶层。
我就亲眼目睹过日本人所表现出来的对于纯正大和血统的自豪。二战中日本殖民新加坡的那几年，我
曾在国泰大厦做英文刊物编辑。
每一年的12月8日，都会有日本军官在那儿举行庆祝仪式，他们会挥动着他们的武士刀，一边还说着“ Ware ware Nihonjin waAmaterasu no Shison desu(我们大和民族是太阳女神的后代)”。
他们的意思当然是，只有我们日本人是，你们都不是。当然，现在的日本人大概不会再说这种话了，可是我认为他们的潜意识里面一直还相信这些，从未改变。
我记得，那些日本人里面有一个叫George Takemura的人有些特别，他在信息情报部门工作，说话做事都很绅士，不像其他日本人那么凶恶。也许是因为他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的缘故吧。其他的日本人其实也并不完全信任他。
当一个人潜意识里面深深地相信这种(我的民族是神圣的，其他民族都是劣等的)说教的时候，很多事情就变得非常难办。
比如说，通过移民解决人口结构问题这样常识性的方案，却从来不是一个选项而且是一个不能说的禁忌。假如我是日本领导人，我会试图吸引那些长相和日本人差不多一样的民族，比如华人，高丽人，或者加上越南人吧。
实际上日本国内已经居住着不同数量的华人，高丽人和越南人，还有其他地方的人。我看过的数字是，56.6万高丽人，68.7万华人。
他们日语都说的非常好，生活习惯和礼仪行为也已经和身边那个大和民族的日本人没有分别。这些在日本的外族人非常渴望能够完完全全地融入到日本社会中。然而，日本社会事实上连这些生在日本长在日本的人都还是不能完全接纳，就因为日本人认为这些人“非我族类”。
想要完全理解日本社会这种小国寡民的社会形态，让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人群：拥有纯正大和民族血统的从拉丁美洲回迁日本本土却最终不被接纳的那群人，也叫“nikkeijin”。
1980年代，日本为解决业已深化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遂放宽了移民政策。于是，大概有几万人之多的在南美洲尤其是巴西生活和繁衍生息的日本人，不远万里跨越半个地球回迁日本本土。这些“nikkeijin”的祖父和曾祖父辈在二十年代离开日本，漂洋过海到南美洲讨生活，他们第一代大多在巴西的咖啡种植园找到工作并且安顿下来，繁衍后代。
60年后，这个初衷良好的逆迁移过程却以失败而告终。因为这些“nikkeijin”虽然说日语，虽然几代
篇二：中国古人四次大规划移民日本内幕
中国古人四次大规划移民日本内幕
刘姓作为两汉皇族也是此时到达日本的汉族归化人的主力。历史上最有名的刘氏开拓日本人物，是今天日本原田、高桥、大藏等家族的共同祖先阿知王。阿知（也写作阿智）王，又称阿知使主，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的玄孙。
从先秦时代开始，就不断有大陆移民进入日本列岛。最早用文字撰述的日本史籍《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把外来移民称之为“汉人”、“新汉人”、“吴 人”、“唐人”、“归化人”等。大陆移民移居日本列岛的主要可分为四个时期，即秦汉时代——发轫期；魏晋南北朝时代——高潮期；隋唐时代——持续期；宋明 时代——终结期。其中也不乏日本朝廷为吸收先进文化，引进技术人才，多次遣使至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寻觅、劝诱汉人来日等，种种因素推动了大陆移民的赴日高 潮。
第一次是在秦汉时期（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
其间流传最广的就是发生在秦始皇时期的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在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始皇二十八年：“齐人徐 (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那么，徐福求药寻 仙最后去了哪儿呢?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徐福最后到达“平原广泽”之地，竟“止王不来。”据说，这“平原广泽”是今天日本的九州。在日本学术界， 研究徐福事迹的学术团体、学者和专家有很多，也有很多研究徐福事迹的文章、著作和专著，都确认了徐福到达并开发日本事实，徐福至今也仍受到日本民众的尊崇 与爱戴。
不管徐福的传说到底怎样，但是有一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即在秦汉年间，就开始有中国人大量移居日本。首先在秦始皇的铁骑横扫六国时。旧燕国和齐国民众为逃 避战乱，分两路逃亡日本：北路是燕国人由东北到朝鲜半岛再渡海到日本，南路是山东半岛的齐国人直接渡海赴日本。其次在在西汉武帝时期。元封三年(前 108),汉武帝灭卫氏朝鲜政权，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置乐浪等四郡。大量汉族人民随之移居四郡，其中有一部分不断往半岛南部迁移，直至跨海到达日本。再次是 东汉时期。此时中日之间终于建立了正式的官方联系。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公元57年，倭奴国来朝，汉光武帝刘秀封倭奴酋首为国王，并赏“汉倭奴国 王”金印一枚。1784年，倭奴国内发现“汉倭奴国王”五字金印一枚，证明了记载的可靠。另据日本史籍也有关于此事的记载。这个时候开始，就有一部分汉朝 皇室成员（刘氏）因出使、避难等原因开始渡海来到日本。西文首氏（王氏）也有人到达了日本。 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3到6世纪）。
在四世纪末和五世纪初以及五世纪末，中原人民为躲避战乱，大规模迁徙日本群岛，形成两次日本史书称之为“归化人”赴日的高潮。主要祸根是由西晋末年八王之 乱所引发的百年内战（史称“五胡乱华”），长期极其残酷的民族仇杀使大陆汉族人尤其是中原的衣冠望族不堪忍受，开始了向四周大规模迁徙的浪潮：主要是南迁 江南，其次是由东北逃向朝鲜半岛，南北两路难民都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最后去了日本。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日本早期史书中，对这段时间大量来自大陆的 归化人到达日本有着非常详尽的记载。在日本文书中常被提到的汉族“归化人”的代表，有弓月君（秦氏）、东汉直（刘氏）、西文首（王氏）等人。他们大都是来 自朝鲜半岛的汉族“归化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些人常常自称为秦始皇或汉高祖的后裔。例如，弓月君及其所率领的秦人，自称为秦始皇的后裔；阿 知使主及其儿子都加使主率领的汉人，自称为汉灵帝的后裔；身狭村主青又自称为吴孙权的后裔；再晚些如司马达止等则自称为南朝司马氏的后裔等等。
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应神纪所载，大约在四世纪初弓月君率其部民一百二十县(或一百二十七县)归化日本。这是后来被称作秦氏一族的来源。到雄略纪时 (即倭王武时代，大约在五世纪后半)，收集秦氏遗族，共得九十二部一万八千六百人，赐其首领名为酒公。秦氏一族在长期的养蚕制丝业、农田水利和土木工程的 生产活动中，逐渐蓄积财富，变为具有实力的地方豪族，成为倭王的得力官吏，形成地域集团的首领，并加入倭王高级统治集团，由倭王赐姓为直，成为日本古代重 要的氏姓巨族之一。
刘姓作为两汉皇族也是此时到达日本的汉族归化人的主力。历史上最有名的刘氏开拓日本人物，是今天日本原田、高桥、大藏等家族的共同祖先阿知王。阿知（也写 作阿智）王，又称阿知使主，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的玄孙。日本原田家族族谱《大藏朝臣原田家历传》称，阿知王是汉献帝的玄孙。当年曹氏灭汉建魏，汉献 帝刘协被曹丕贬为山阳公，建都山阳郡下的浊鹿城（一名青阳城，在今河南省修武县东北）。阿知王在这时也随东汉皇室遗民便从洛阳徙居浊鹿。后来司马氏灭魏建 立西晋，刘氏皇族地位表面上没有改变，但实际情况开始恶化。太康十年（289年），刘阿知见当时天下混乱之像已生，便于五月初一召集旧臣商议对策。刘阿知 说：“我久在此地，恐有覆灭之祸，闻东国于日本，有圣天子”，遂决定率其家族东渡，前往日本避难。这样，刘阿知便率领他的儿子刘都贺、舅舅赵舆德和族人刘 国鼎、刘涛子、刘鹤明、刘信子等男女共2040人，离开中国本土，飘洋过海，几经艰难，于日本应神天皇二十九年九月五日来到日本。阿知王到达日本后，被日 本天皇赐号东汉使主，奉命定居于大和国高市郡桧前村。据记载，当年随阿知王来日本的，还有段姓、郭姓、李氏、多姓、皂姓、朱姓、高姓等7个姓。阿知来日本 后，又奏请日本天皇，派遣使都前往高丽、百济、新罗等国，将许多流落在这些地方的同乡族人招来日本。因人多地狭，日本天皇政府又将他们分置各地。日本大化 《新撰姓氏录》记载，阿知使主的儿子刘贺都，后被日本雄略天皇赐姓为直，子孙因此以直为姓。他有三个儿子山木直，次志努直（一名成努直），次尔波伎直。其 中，山木直又是日本民忌坟、桧原宿祢等25个姓氏的共同祖先。尔波伎直则是山口宿祢等8个日本姓氏的共同祖先。志努直的后裔后来也衍生出数十个日本姓氏。 阿知使主一族在手工业中的业绩显著，其中一些人逐渐成为倭王政权中的中下级官吏，进而变成“官人豪族”，成为日本古代社会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终于成为 拥有氏姓豪族的东汉直氏。
西文首氏是另一个归化汉族集团。其中一些人至日本群岛的时间，可能略早于秦氏和东汉直氏。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应神纪载，百济王命阿知吉师(或阿直 歧)去日本，赠送倭王牡马和化马各一匹以及刀、镜等礼物。因阿直歧懂中国的经典，倭王令其教太子茧道稚郎子读中国典籍。一天，倭王问他，是否还有比他更懂 中国典籍的人?他回答说：有。王仁比他更懂中国典籍。于是，倭王派使者去百济召聘王仁。王仁应召来至日本，同时携带《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这就是 关于王仁的传说。王仁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贡献，后来在传说中逐渐演变成为西文首的首领。王仁与乐浪郡的王氏一族有某些渊源。乐浪郡的王氏一族原是山 东半岛的巨族大姓，因避战乱迁至乐浪郡，并在那里作过郡，守。其后裔中知识分子很多，担任过历代乐浪郡的各种官职。在公元三一三年乐浪郡灭亡后，其中一部 分人移居于百济。王氏的后裔从百济再迁移至日本。因所居之地靠近河道，因而和船运、物资的收藏、管理、搬运等工作发生联系。经过长期的发展，这一族也形成 拥有氏姓的地方豪族。为和东汉直归化汉人相区别，且居于大和的西部，遂称为西文首氏。
这样，秦氏、东汉直氏、西文首氏等归化汉人，以其大量的经济活动，逐渐形成地方氏姓大族，进入倭王政府，成为日本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
此时移居于日本群岛的汉族，远不只上述三族。据九世纪初日本天皇政府编纂的《新撰姓氏录》所载，在天皇政府中有一定政治地位的氏中，在京城、山城、大和、 摄津、河内、和泉等地区收集起来的归化人系统的氏有三百二十四氏(其中一部分是汉族)，约占日本全部
氏的百分之三十。这百分之三十的归化人中虽然不全是汉 族，但汉族所占的比例不会小。这话说得很中肯，去到日本群岛的汉族人民，就是作为日本人的一员在自觉地建设着日本，但是，他们在客观上起了促进中日文化交 流的作用。两晋“五胡乱华”时期东渡日本的移民，大都身怀一技之长，深受日本朝廷重用。无数事实证明，大和国家统治机构的完备，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 无不与大陆移民有密切关系。
第三次是隋唐时代（公元6世纪末至10世纪初）。
此时，隋朝完成了中国的统一，结束了长达三个世纪的南北分裂状态，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进入了鼎盛的巅峰时期。尤其是大唐王朝前期（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国 家空前强盛，百姓生活富足安康。相比之下的日本，则正处于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折的阵痛期，国势日衰，内部矛盾重重，内讧不断。大陆移民东渡热潮日趋消 退，虽仍有部分知识分子、手工业者和学问僧在日本使者的劝诱下赴日，但是人数相比两晋时期已是强弩之末。相反，强盛的大唐却强烈的吸引了当时的日本人不畏 惊涛骇浪，大规模派遣使节（即遣唐使）来唐朝访问学习。本文开头引用李白诗中的晁衡就是其中一名最著名的留学生（日文名叫阿倍仲麻吕）。遣唐使回日，唐朝 有时派遣送使同去。由于航行艰险，他们往往居留下来，归化日本。如沈惟岳、袁晋卿等，都在日本朝廷任职。唐朝僧人也有随遣唐使赴日的，最有名的是鉴真东 渡。有趣的是，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员交往，出现了很多唐日之间的跨国婚姻，如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娶的就是一位中国新娘。可见，跨国婚姻不是今天才有的的时尚， 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已相对的普遍化了。安史之乱后，唐朝衰弱，藩镇割据混战，民不聊生，此时直至唐末，又陆续有不少民众驾舟东渡，但规模已无法与两晋 时相比。甚至有传说杨贵妃并没有在马嵬驿被缢死，而是随使者逃到了日本，据说日本还有人自称是其后裔。 第四次是宋明时代（公元13世纪末至17世纪末）。
遣唐使于公元895年废止后，一直到元朝，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趋于冷淡，官方往来基本停止，大规模有组织的大陆归化人移民浪潮也基本结束。有据可查的是洪 武二十五年(1392)，朱元璋“更赐闽人三十六姓”人琉球。这批中国移民主要是向琉球传授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琉球王国也曾主动请求赐人，如 1606年，尚宁王受册封时，便请赐明人归化。如从中国去的蔡氏为蔡襄的后人，林氏为林和靖家族的后人。到了元灭南宋和清军入关的残酷民族战争与屠杀中， 又有些南宋和明朝遗民（主要是江南汉人）迁居日本（比如著名的南宋温州雁山能仁寺住持高僧祖元、明朝宗室遗民朱舜水等），但为数已不足道。一个最主要的原 因就是唐宋以来，中国造船技术的进步和指南针的使用大大提高了中国人的航海技术，大量的贫苦农民和战争难民开始浮海到自然条件更为优越的南洋一带谋生，人 多地狭的日本已逐渐失去了对大陆人民的吸引力，不再是中国海外移民的首选目的地。17世纪末，清朝统治日趋稳定，民族压迫政策有所减轻，经济由恢复而发 展，开始进入封建社会最后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盛世——康乾盛世；日本则进入了德川幕府统治时期，中日两国都奉行闭关锁国的国策，官方往来再次中断。至此 时，引发移民潮的原动力不复存在，持续了将近2000年的中国大陆移民迁居日本的历史终于彻底终结。
正如日本一位史学家所说的，“只要统计一下我们祖先的数字就明白了。可以说我们现代的每一个日本人，都继承着一千数百年前生活着的全部日本人的血液，所 以，必须承认，我们不论谁的血液中，都含有百分之十或二十古代归化人的血液。虽然流行着我们的祖先同化了归化人的说法，但并非如此，归化人（汉族移民）就 是我们的祖先。”
篇三：日本原始时期历史
日本原始时期历史.txt男人应该感谢20多岁陪在自己身边的女人。因为20岁是男人人生的最低谷，没钱，没事业；而20岁，却是女人一生中最灿烂的季节。只要锄头舞得好，哪有墙角挖不到？一、日本列岛的形成与日本民族的起源
人类的历史据说最早可追溯到地质学上的洪积世时期。据地质学家与考古学家的研究，在新生代第四纪洪积世，由于冰川作用，日本列岛曾以陆桥的形式与亚洲大陆相连，原始人类与动物可以自由来往。直到1万多年前的全新世，海岸线和气候急剧变化，新地层的形成和侵蚀愈加强烈，随后冰川融化，海面上升，陆桥被淹没，日本列岛遂成为今日与大陆脱离的岛屿。但大陆居民仍可利用日本海左旋环流和季风渡海赴日，往来于大陆与日本列岛之间。一些为追逐动物而至的大陆人逐渐定居下来，成为日本列岛上最早的居民，并在荒芜的土地上播下文明的种子。随着时代的变迁，人口增加，因而形成了日本民族的母体文化。
地近寒流暖流、气候温暖潮湿的日本列岛适宜动植物的生长，生活在日本列岛上的居民以狩猎、采集、捕鱼为生，群居洞穴，打制石器，并进一步发明了陶器（即先土器），迈开了由蒙昧走向文明的新起点。人们根据陶器表面的绳纹式样，将弥生粗陶出现以前的约6000年间，通称为“绳纹时代”，长期以来以此作为日本历史的源头。然而，1946年相泽忠洋于今群马县新田郡岩宿发现的一些粗制的黑曜石打制石器，它们被鉴定为早于绳纹时代。此次偶然的发现把日本历史的源头提前到 “旧石器时代”。岩宿遗址的发现，使人们掌握了一把通向远古迷宫的钥匙。至今日本列岛上发现的旧石器遗存总数已达约4000处。
关于日本民族的起源，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的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和历史学者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学术界曾经根据发现的人骨，提出从距今80万年前后至1万8千年前后，日本列岛上曾居住着“明石原人”、“葛生人”、“牛川人”、“三日人”、“港川人”、“滨北人”及“圣岳洞人”等。但随着考古技术的进步和近年来深入研究的结果，考古学界已明确否定了除冲绳县港川以外的人类遗骨的定性。产生定性错误的原因，一是由于考古发掘技术的局限；二是出于对日本文化的崇敬，故意拔高，妄目推前年代；三是极个别人对考古遗物的伪造。尽管大多数原有的定性被推翻，但是从发掘的石器、陶器和居住遗迹表明，日本民族很早就劳动、生息在列岛上了。关于日本民族的祖先从何处而来，考古学者樋口隆康指出，进入日本列岛的外来移民主要有五条途径：北路（来自桦太即库页岛、经北海道进入本州北部）、南洋路（来自南太平洋诸岛进入本州东部）、朝鲜路（来自北西伯利亚和中国华北、经朝鲜半岛仅进入本州中部）、东中国海路（来自中国长江流域直接东渡至九州北部）和冲绳路（来自中国华南及东南亚经台湾、冲绳至九州南部）。 [1]
二、绳纹时代的日本
公元1万年前至公元前3世纪稍后，日本进入绳纹文化时代。绳纹遗址最早发现于19世纪90年代，后在全国各地陆续发现，但以东日本分布密度最高，最主要的为贝丘遗迹。在绳纹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陶器。前期器形为尖底深钵，花纹有繎丝纹、押型纹、贝壳纹等。中期以后，器形主要以平底钵形、瓮形、圆筒形等，花纹除绳纹以外，还有贝壳纹、爪形纹、涡纹。后期的器形呈现多样化，深钵、瓮形外，还有瓶形陶器和碗等，花纹以磨消绳纹为主。关于绳纹陶器制作技术，目前存在两种主要说法，一种为“渡来说”，即来自南太平洋诸岛的移民或来自北亚的移民带来了陶器的制作技术，这种技术逐渐为土著人所掌握，创造出绳纹陶器。另一种为“本土说”，即陶器技术是自发产生的。根据考古学界对爱媛县久万川石灰岩断崖处遗址发掘的调查报告可知，在相当于1万2千年前的第九层中发现细隆纹陶器；在相当于1万年前的第六层发现了无纹陶器；在相当于8千年前的第四层发现了押线纹陶器。据
此可知，该遗址为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绳纹时代初期的遗址。 [2] 因此，可以认为，绳纹陶器的制作技术可上溯旧石器时代晚期，下及绳纹时代，中间未出现明显的断层。事实上，陶器的使用是人类文化的共同性，日本的陶器制作技术是石器时代最早的移居者们带来的，陶器工艺以后的变化发展也离不开来自外部的刺激，这已为日本考古界所认同。
绳纹人的生活是一个以聚落为中心的闭塞世界，居住竖穴和铺石洞穴，他们的生活用具有打制的石镞、石枪以及用鹿骨制作的骨镞，还有陶制或者木制的、涂有漆的腕饰以及玉石制作的耳饰、骨制的发饰等工艺品。 [3] 拔牙习俗甚为风行。拔牙的涵义，或为结婚标记，或为近亲服丧，或为护身御敌的咒术，更是一种成年式的习俗。
陶俑最早出现于绳纹早期遗址，中期以后大量出现。根据地域的不同，陶俑的形状和制作也相异。表现突出的是乳房和膨隆的腹部，普遍认为这是从女性的形体抽象制成的。有学者认为，绳纹时代日本曾盛行女神崇拜信仰，女性陶俑都是与生殖繁荣相关的女神像。绳纹中期遗址发现的大型**形石棒则是一种性器，是作为崇拜对象而出现的。它与注口陶器的注口部分看作性器是相对存在的。 [4] 除陶俑外，还出土了熊俑、猪俑和猴俑等动物俑。一般认为它们是一种具有护符性质的物品。绳纹后期作为咒物的女性陶俑制作风行，可能是显示了集团性宗教信仰的强盛。绳纹时代一般死者都是呈屈肢状埋葬的，此还有蹲葬、伸展葬，随葬品很少。关于为什么采用屈肢葬的葬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所需面积小，节省劳力；手足缩屈乃睡觉或休息姿态；屈肢为母腹胎儿的姿态，以此祈求再生；为了防止死者再度还生。
绳纹时代的日本社会，已处于母系氏族社会阶段，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由一个个母系家庭构成的原始共产制经济单位。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的氏族成员，共同居住在一定的区域，住的是简陋的竖穴。从千叶县姥山贝丘竖穴遗迹来看，在直径为6米的圆形或椭圆形的平面内，其中央有用石块或陶片围成的圆形灶炉，聚落附近形成的贝塚也很有规则。从这些情况来看，当时的聚落是在一定统率者的支配下过着有组织的生活，依靠集体协作从事采集、狩猎、捕捞等生产活动。当时的生活原则是以聚落为单位实行自给自足，彼此在相当范围内互相进行交易。如用于制造石镞的黑曜石就存在许多交易圈。其中以长野县的和田峠、九州的阿苏和北海道的十胜等黑曜石的产地为中心的交易圈的半径约200公里。 [5]
随着考古发掘材料的日益丰富，越来越多的事实说明，绳纹时代已经出现了原始农耕。绳纹人在长期的采集生活中，渐渐悟识到植物的生长规律，为了确保季节性植物食品的稳定收获，植物的种植栽培便诞生了。作为掘土工具的石斧和摘穗用的石刀，在近畿、九州、四国地区等遗迹中已广泛发现。近年来，一些绳纹后期的遗址中，陆续发现了炭化米、大麦粒等的压痕；北九州福冈市板村遗迹中，发现了绳纹后期的水田遗址，水田置有调节水量的堰水栅、水沟、田间小道。这些发现生动地说明在绳纹后期已栽培栗、麦、稻等作物了，后期绳纹人耕作经验的积累，为后来弥生时代水稻的广泛耕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
与原始农耕相适应使用的陶器，无论从绳纹陶器的形态还是纹饰来看，都有相当进步。但从烧制陶器和制造陶器的技术来看，可以说还停留在很幼稚的阶段。绳纹陶器中残留有许多黑斑，这种黑斑显然不是绳纹人想制造黑色陶器的结果，而是因为不了解造窑技术和其效应，满足于低火候、低温烧制的陶器。绳纹时代的各种技术随着时代前进多少有些进步，但就制陶技术来说，不是直线发展的，绳纹文化的发展明显地带有“畸形性”。“尽管在陶器和石器加工上发挥了高度的艺术才能，但是生产力的停滞却使石器时代人的精神内容不能不停
留在低级阶段。以物质为材料进行造型的能力之高涨，与组成社会的人类思想认识之低下，形成了原始社会文化奇特的不平衡。” [7]
如此畸形发展的文化，势必要被一种新的先进的文化所代替，于是伴随着水稻耕作技术及金属工具的传入，弥生文化便应运而生。
三、水稻的传入与弥生文化的诞生
约在公元前2、3世纪，日本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该时期以1884年在东京弥生町向冈贝塚发掘的比绳纹陶器先进的球形陶壶为契机渐受世人瞩目，该陶器被定名为弥生式陶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之间的时代被称为弥生文化时代。经过考古学者的论证，人们逐渐明白，弥生陶器是农耕文化的产物，绳纹晚期来自大陆的新文化要素促使日本列岛发生了“农业革命”。这种新文化要素，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日本各地发现了大量的水稻农耕遗迹和金属工具。 [8] 据考古发掘，绳纹后期九州地区已普遍种植水稻，稻作文化要素显然从海外传播而来。关于稻作的传入路线，主要有四种见解：华北迂回传播说；朝鲜间接传播说；南方迂回传播说；江南直接传播说。迄今，朝鲜间接传播说仍为日本和韩国的许多学者所倡导，也即从中国江南北上经山东半岛、朝鲜半岛南部传到九州北部，而后传播开来的。中国学者多倾向于“江南直接传播说”。近日遗传学专家经过对近畿地区弥生时代的池上曾根和唐古·键两处古代人居住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米进行脱氧核酸（DNA）鉴定，进一步证实水稻是从中国大陆直接传到日本。 [9]
水稻的种植和铁器的开始应用，是弥生文化的重要特征。水稻传入不久，农耕技术迅速地从九州地区传布到近畿地区，并波及全国。水稻农耕作为典型的生产经济方式，取代了以采集、狩猎、捕捞为主的自然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列岛的文明景观。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住居和村落发生变化；陶器的器形和用途发生变化；纺织技术突飞猛进；原始宗教信仰出现。这些变化与考古发现和《三国志〈魏志·倭人传〉》等史料所载可相互印证。
弥生初期，农耕工具虽然主要还是木器、石器，但是中期以后，已从大陆传入铁制工具，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青铜器和铁器制作的风行，日本列岛进入铁器时代。金属文化传入日本，或由大陆移民携来，或为中国朝廷赐予，或经交易获得。由于弥生时代直接从石器时代跃入铁器时代，因此与铁器主要生产工具不同，青铜器主要是作为武器和礼器盛行于世。特别是在弥生时代后期，铜鉾、铜剑和铜戈等完全失去作为实用武器的性格，铜铎也丧失本来作为乐器的机能，它们演进成共同体的神圣礼器。从考古发掘分析，弥生时代的青铜器可划分为以北九州为中心的青铜利器文化圈和以畿内为中心铜铎文化圈。1984年岛根县荒神谷遗迹发现358年铜剑，距该处7米处还发现畿内制的铜铎6件、北九州制的铜鉾16件。由此可见，两大文化圈并非孤立，两者之间存在着交流和影响。
第二节 日本古代国家的成立
一、邪马台国与古代国家的起源
水稻农耕作为典型的生产经济方式，取代了以采集、狩猎、捕捞为主的自然经济，与此相应，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集团渐趋消亡，以地缘为核心的村落共同体迅速产生并日益壮大，至弥生中期部落国家初现端倪。公元1世纪成书的《汉书·地理志》载，当时的日本“分为
百余国”，这些部落小国定期向汉朝（乐浪郡）朝贡。至后汉时发展成“三十许国”，从安帝永初元年帅升等复数国王参加朝贡来看，日本当时尚未出现统一王朝。至桓灵年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在濑户内海沿岸地区的山地斜坡、高地等处的高地住宅遗址，普遍发现筑有壕沟，并拥有石制、铁制武器。佐贺县吉野里遗迹除出土了铜剑和管玉外，还发现大量折损的武器和残缺不全的人体骨骸，在其四周存在长达2500米的壕沟。由此可知，当时日本已进入阶级社会，分立的小国之间斗争尖锐残酷，正朝着更广阔范围的政治上的统一发展。在相当于魏晋时期，在九州北部诞生了国家联盟“邪马台国”。
学术界普遍认为，现存《魏志·倭人传》各版本所载邪马壹国之“壹”为“台”之误，邪马壹国应为邪马台国。然古田武彦指出，原文本作“邪马壹国”，“邪马台国”则为后人擅改。 [10] 关于邪马台国的地理位置，学术界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见解，即“九州说”和“近畿说”。 [11] 从考古资料以及九州地区的地理位置来看，九州地区是易接受、吸收大陆先进文化的自然合理地带，最早与大陆通交，且扼守通往半岛的要道，该地区的国家政权最有可能与曹魏结盟，曹魏也不可能避开必经之路九州而通交近畿地区的国家政权。
诞生于北九州的邪马台国统治着二十余个小国，其国内“尊卑各有差序，足相臣服”，“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以婢千人自侍”。可以想象，这种存在着“大人”、“下户”和奴婢等级、严格上下贵贱差别的邪马台国，阶级制度和身份制度已经确立。邪马台国还建立了一套包括辅臣、“大率”、“大倭”、“大夫”等机构的国家机器，其应是日本列岛上第一个阶级统治的机关。 [12]
《魏志·倭人传》载：“女王国以东，渡海千余里复有国，皆倭种。”说明与邪马台国同时在近畿地区已有国家兴起。以北九州为中心的青铜利器文化圈和以畿内为中心铜铎文化圈的对立，表明了近畿地区也存在着势力强大的国家政权（或国家联盟）。大量的考古发掘显示了该地区的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布局集中且有规则的铜铎和铜镜的大量出土，说明前大和地区的国家已建立了政治统治制度。邪马台国和前大和地区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并行不悖地发展着各自地域的经济和文化。 [13] 这说明了邪马台国时代的日本，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多元的，至少北九州和畿内地区的发展水平是相近的，即在九州存在着邪马台国的时候，在畿内地区同时存在着另一个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在这两个势力强大的国家（或国家联盟）争夺霸权的历史进程中，诞生了统一日本列岛的第一个国家政权——“大和国”。
二、卑弥呼的“鬼道”与早期神道教
古代人的生活与现代相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气侯或地形等自然条件左右，人们既切身感受到大自然的恩泽，又对频生的自然灾害感到无限恐惧，因而常把自然的威力归结为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古代日本也不例外，而且围绕祭祀、祈祷神的“神事”相当发达。原始神道的图腾信仰的主要表现为对生殖器的崇拜，至今袒露象征生殖器的石偶或石棒仍残存于日本各地。至弥生时代，随着农耕生产的发展，村落共同体的形成，大约于弥生时代前期，在祈求神灵保佑农业丰收和丰收后答谢神灵恩德的祭祀场上逐渐形成日本的原始神道教。先是以崇拜谷神、土地神为主，后来受到大陆传来的儒、佛、道及萨满教的影响，原始神道的天神、地祗、人灵逐渐完整和系统化起来。原始神道的祭祀出现了“神篱”及“盘境”等。至古坟时代，祭祀仪式逐渐复杂，祭祀期间临时性的房屋被永久性殿社代替，神社神道逐渐诞生。5世纪大和朝廷统一日本后，演变成为以天皇氏族神——天照大御神为中心的一套天神地祗系
列和礼仪，这种所谓的皇室神道是神社神道的核心。
原始神道的中核是巫术和祭祀活动。《魏志·倭人传》中，倭人死后“停丧十余日，当时不食肉，丧主哭泣，他人就歌舞饮酒”及重大决定时“辄灼骨而卜，以占吉凶，先告所卜，其辞如令龟法，视火坼占兆”等记载的巫术活动，是日本神道教的原始形态，弥生时代以后的原始宗教，本质上是农耕仪式。春秋两季的祭祀活动目的在于祈求丰收和感谢神灵赐予的丰收。“其俗不知正岁四时，但记春耕、秋收为年纪”，当起源于弥生时代的农耕仪式。 [14]
《魏志·倭人传》中记载，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对于卑弥呼的“鬼道”，学界的见解主要有三种，即原始巫术说、道教说、原始神道说。
卑弥呼深居宫室楼观不是道教中的清静无为的修炼，其为王之前仍可示人，“为王之后，少有见者”是为了维持“鬼道”的神秘性、“惑众”性，“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也是为此目的。“宫室楼观”并不是道教的“楼观”，而是倭女王卑弥呼的祭祀场所——殿社。日本原始神道的祭祀，先是选择一定的洁净地划为“圣域”，种植常青树作神灵的依止场所，称为“神篱”；或选一定的岩石叫“盘座”，周围用石头围砌起来，称为“盘境”。至3世纪，日本的神道祭祀场所肯定比“神篱”、“盘境”豪华，作为倭女王卑弥呼保持神秘性的祭祀场所也肯定会建造巨大的殿社并四周“城栅严设”。
《魏志·倭人传》记为“鬼道”，正反映了魏使对日本固有的民族信仰和礼仪——日本神道教的见解。或许当时像《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一样，称神道教为“本教”、“神习”、“德教”、“古道”或“神道”等，其具体内容并没有固定下来。对于3世纪来往于中日两国的使者来说，未必能以一个统一的称谓来称呼当时的神道教，他们拿当时中国人的价值标准，结合东汉末年诞生的符水道教（太平道和五斗米道）而称倭女王的祭祀场所为“楼观”、其所事的神道为“鬼道”。我们认为，从祭祀场所为固定的“宫室楼观”来看，卑弥呼所事的“鬼道”已隐约表现出神社神道的性质。 [15]
三、倭人的习俗与对外交往
据考古发现，绳纹时代倭人已佩带陶制或者木制的、涂有漆的腕饰和纹饰，以及玉石制作的耳饰、骨制的发饰等工艺品。《三国志·倭人传》载，男子“以木棉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女子“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可见列岛的纺织技术进步，这与倭人以农业为主、“种禾稻、纻麻，蚕桑、缉绩，出细纻、缣棉”等是分不开的。邪马台国向曹魏贡献的“斑布”、“倭锦”、“绛青缣”、“绵衣”、“皂布”及“异文杂锦”大概供统治者专用，这充分说明当时手工业已较发达。此外，从女王壹与上献的“白珠”、“青大句珠”等装饰物来看，倭国还出现了专门制作供统治者赏玩、装饰等工艺品的部门和工匠。“倭锦”和“异文杂锦”上也肯定与弥生陶器一样绘有图案，虽然不能确定其图案是否为花草、禽兽或人物。至隋代时，倭王开始着冠且“以金银镂花为饰”，很有可能受中国的影响。倭人“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文身亦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则说明了倭人以文身用来装饰，而且“诸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断发文身乃是古代中国江南吴越地区的习俗之一，倭人文身习俗当来自中国江南地区，《晋书·倭人传》载倭人自谓吴泰伯之后，应是有凭可据的。
如上文所述，绳纹时代后期日本列岛上存在许多交易圈，至弥生时代倭国交易更为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