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种种乱象，归根结底是出自制度性强制所扭曲的心灵之乱，亟需通过新一轮思想文化启蒙和制度机制变革来平衡 在刊载于上期的《2012：动中求变》一文中，我主要试图阐述的是这样一个观点：不论是短期的2012年中国经济通过“稳中求进”防止硬着陆，还是中期实现“十二五”绿色转型，抑或是长期的中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无不有赖于激发“企业家精神”，无不有赖于营造一个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核心，在我看来，首先是要实现企业家的心智与精神状态的健康转型。尽管企业家群体已积累了超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财富，但他们并不如人们想象中那样幸福。今天，我们在呼吁重建“企业家精神”所缺制度环境的背后，仍然要进一步检讨社会文化层面不可忽视的相关因素。
孔子云：“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内心的平安幸福和信仰、信念等是相关的。而近些年一波接一波的名人失信悲剧，令人不得不审视：企业家的诚信与信仰，如今究竟是怎样一种程度？背后有着怎样的制度文化因素？
应当说，当下社会的功利氛围是中国迫切需要改变的。即便有些企业家的所谓“裸捐”行为，仔细看你会发现，实质上不是慈善，而是捐给了公安、税务等政府部门，相当于一种利益的保护和交换，而且这种“慈善”加重了中国人的不信任感。还有一些地方，警察为了当地的企业竟然跑来北京抓人，也是利益的驱使。
近两年来，包括炒得沸沸扬扬的唐骏“学位门”，还有更为热闹的国美黄光裕和陈晓“股权之争”，以及由红十字会“郭美美事件”引爆的慈善风波等等，其实这些事件也好、风波也罢，都体现出很严重的诚信危机。譬如，对于国美权争，说实话，陈晓的行为并不怎么光彩，他不管黄光裕有什么罪，作为职业经理人也应履行职业操守，不能玩内部人控制，试图将企业据为己有。放眼整个中国职业经理人的问题，就是诚信危机，企业界也是如此。再譬如新华都集团，至今还在雇佣唐骏，这也让人很难想象。
对比一下，在美国，人们常常是不惜巨大代价来捍卫诚信。惠普公司前经理人马克?赫德仅仅是因为用公款泡妞就被开除。据说此君很有能力，担任CEO期间，惠普股价增长了1倍多，业绩大幅上升。以营收额为标准，四年前惠普超过了IBM，进而成为全球第一大科技公司。在他离职前，业界对他颇多溢美之辞。但是，一纸性骚扰的指控，就此断送了他的惠普生命。惠普提前终止合同，公司赔偿了他1220万美元遣散费和其他一些利益，消息公布后，惠普股价重挫9.3%，大约缩水100亿美元。
惠普为什么舍得牺牲如此巨大的代价，让一个战功赫赫的“将帅”走人？这就叫“宁失一帅，不失一信”。惠普董事会表示，赫德违背了“惠普商业行为准则”。因为董事会对他整个人的诚信品质，产生了信任危机，就没有办法再用这个经理人，即使付出巨大的代价，也不足惜。从这件事，你可以看到，一个成熟的社会是多么地看重个人诚信。而这背后，也是一个法治社会里信用体系的高度健全。可见，制度文化对社会成熟的影响有多重要。
在美国，骗人的成本非常高，就像有的中国偷渡者以诸如政治庇护为借口，很容易获得绿卡，不过虽然好骗，一旦发现你撒了谎，惩罚会很重，骗子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而在中国，骗人的成本似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比如唐骏，事后依然稳坐泰山，甚至认为“有能力骗到所有人就是成功”。我想这正是诚信问题，背后本质是信仰的缺失、伦理的沦丧。
信仰是道德的源泉。其实宪法也赋予了我们公民的合法信仰自由，只不过多数国人的信仰还有些流于形式，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有的往往成了以祭神拜鬼来寻求一种心灵上的寄托；而且，社会大众对所谓成功人士的个人崇拜也很严重，“成功学”盛行。
美国宪法基本上是按照三权分立的思想实施的。原因是他们相信人都是有原罪的，总统是靠不住的，必须有法律制约。而中国人却不同，因为相信“人性本善”，所以总想出现清官，想要好皇帝。美国人从来不相信有好皇帝，不管你是什么人，总是有罪的，如果不加以任何约束，最终一定会变坏。可以说，中国人总在找好皇帝，而美国人找的是好制度，按照完全不同于中国的信念路径建构了美国社会。
从曾经的英属殖民地发展为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只用了短短两百年。其间，经历了一次国内战争、二次世界大战、三次技术革命、多次对外战争，更替了四十多任总统，但其由开国元勋制定的以私权自由和公权制衡为核心理念的宪法却鲜有修改。这固然因为美国是一个建立在“五月花号公约”上、以新教伦理为信仰基础的移民国家，但更重要的是其宪政法治基础上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体制、开放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包容并收的多元文化机制（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即《权利法案》第一条就强调信教自由），由此，在立宪建国时所确立的基本理念得以融入到整个国家体系和每个国民血液中，从而使公权不能凌驾于私权之上，行政权不能凌驾于司法权之上。
符合基本人性与社会经济内在逻辑的价值理念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须有一套与之匹配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的制度和体制作为保障。
尽管从历史进程来看，在一些相对封闭的区域里（比如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的古代中国），往往会由于人为的、非人性化的因素（即“基于制度性的强制”）而使人们内心这种符合基本人性的价值理念受到压抑或蒙蔽。这种压抑或蒙蔽一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往往会使身处其中的人们形成根深蒂固的经验认知和思维惯性，以为受压抑或蒙蔽的状态及其所依托的一些观念是“合理的”，进而对“外来的”（来自该封闭区域之外，处于非蒙蔽状态或启蒙状态的）这种价值理念反倒不以为然甚至有所抵触。但是，我们非但无法因此否认这种价值理念的普遍性，反而应该说，对传统经验认知的“祛魅”、对压抑和蒙蔽这种价值理念的制度进行有效改良，显得更具重要性和迫切性。而改良的前提，是文化制度层面的思想启蒙。
在中国，至今在最深层的理念上的启蒙，远未真正完成。
从历史来看，中国固然不缺思想家，但真正领先的创造性思想似乎集中于先秦时代，而自秦汉“大一统”、“独尊儒术”以降则鲜有独创者，多是由“圣人”为“万民”设计的伦理规范以及“被规范”之下的人们转而投入的“奇技淫巧”（由于统治思想中缺少基于普遍人性的价值理念，就更遑论真正促进和保障创新的激励机制了）。“三纲五常”、“皇权至上”等系统化的伦理规范通过自上而下地强制推广，成为中国两千年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也沦为“王道”、“霸道”的驭人之术，极大地遏制了商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正因缺失基于普遍人性的价值基础，中国历史才长期成为一部以王侯将相为主角、“你方唱罢我上场”的改朝换代史，人人盼“明主”却不知有“民主”。
直至近代中国被迫门户洞开、东西方文明交锋之后，中国在科技和军事上已大为落后（殊不知本质是制度和观念的落后），故采取最实用的“拿来主义”开启洋务运动，却因对旧意识形态抱残守缺（“祖宗之法不可变”）而使这场改良止步于“器物”层面――所谓“中体西用”即只改经济不改政治――于是在救亡与内战的反复交织中，学习西方工业技术、思想、制度的近代化进程（实质是“现代性转换”）演化为一场确立意识形态的革命史。
值得一提的是，“五四”启蒙的是民主与科学，后来经济学家杨小凯发现“民主与科学”并不是终极目标，更重要的是“自由与共和”，即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权利，实行三权分立。再之后他发现，自由和共和的背后是信仰。
在另一位经济学家赵晓看来，当前中国转型，缺少两样属于文化伦理层面上的东西：一样是博爱精神，它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仁爱。仁爱视对象不同会有爱在程度上的等差，也会因对方的不善导致以恶制恶、冤冤相报的结果；而博爱是无条件的，不管是亲人还是朋友，甚至陌生人，更甚至是伤害过你的人，都要爱他们，所谓“爱你的仇敌”，这样，恶的循环就可以在此终止。要构建和谐社会，就要以博爱之心对待所有人，以此构筑强大坚固的文化基础。另一样就是契约精神。无论是工商文明(市场文明)还是宪政文明，诚信都最为重要，高度的市场文明和宪政文明需要建立在契约精神基础上。契约精神的构建，应贯穿在整个中国转型之中。他认为，只有经历基于契约精神和博爱精神的现代性转换，中国才有望跳出历史上治乱循环的周期律，真正实现伟大的崛起与进步。
对国民精神状态而言，最大的困扰莫过于信仰的黯淡或错位。
近年来，国内由经济社会问题引发的论争乃至批判之声不绝于耳。比如，涉及发展战略层面就有着不同的论调，其中不乏对外向型发展模式的质疑，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对工业化、城市化的反思，对所谓西方“阴谋论”的警惕……不一而足。究其本质，不外乎民族主义对全球化的“抗争”，或曰“左”“右”之争，与上世纪初“五四”运动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颇为近似。这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历史的延续。二者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从“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语可知，“问题”与“主义”本身并非二元对立。吊诡的是，近代中国最终上演了“救亡压倒启蒙”的戏剧性一幕。其后，因循“苏联模式”而建立的政治经济体系，乃至政治动员之下愈演愈烈的全民运动，更是彻底中断了思想启蒙的进程。“文革”后，由于既不能直陈“主义”本身存在的谬误，也无法置国计民生的“问题”于不顾，在两难境地下发起真理标准大讨论。这种暂时搁置争论、边解决问题边找寻主义的政治智慧，既为发展与探索赢得了宝贵时间，也为尘封的思想启蒙打开了一扇窗。
随后开始了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不啻是对不堪回首的极端理想主义所酿灾难的修复。市场经济制度是通过改革国有企业、发展外向经济、放开中小企业、建立资本市场、健全法治体系等逐步确立起来的。在此过程中，随着对外开放及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宪政民主、有限政府等价值观念越发深入人心。
不过，官方始终未能从根本上吸纳并引领上述观念形成普遍价值，而所谓的主流意识形态因其浓厚的政治色彩和与现实的脱节而渐失真实认同感。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三十年巨变，经济结构已翻天覆地，社会结构却滞于其后，政治体制及价值体系则无根本变化。由此，封闭的、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与开放的、多元化的经济体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或者更确切地说，传统社会主义基于的制度性强制原则，与现代市场经济基于的自愿、协商原则，这两种基本原则之间的非兼容性――成为当下诸多乱象的根源。
换言之，当下种种乱象，归根结底是出自制度性强制所扭曲的心灵之乱。比如，契约精神本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但今日中国经济社会却遭遇了诚信短板与信仰危机。近几年，我们在战略层面上一直担忧的粮食安全问题没有出现，但食品安全却成了人人自危的社会问题：牛奶里加三聚氰胺，火腿肠里加瘦肉精，还有令人发指的地沟油…… 诸如此类问题所折射出的不仅是监管缺失、企业家社会责任缺失，也不仅是奶农、养殖户的见利忘义，而是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
诚信和信仰已成当今国人的短板，这虽是相当痛心疾首的事实，但至今并没能形成一个基于共识的“解决方案”。惟一的出路恐怕在于，看清原则、找准方向的基础之上，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找到一种能为各方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用这种价值理念去意识形态化，并以此为基进行政治体制的深层变革。但现下意识形态领域所呈现“一元统治，两极对立”的非兼容状态，使得形成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异常困难。
利益分化和社会结构多元化是市场竞争之果，与此伴生的是价值观的多元化。改革开放之初为缓解发展和稳定之“问题”，只好先不争论“主义”，此后的官方理念对意识形态的处理愈加模糊，仍是对“不争论”的延续。按说，动态和谐的多元化结构必从具有普遍性的价值理念基础上较为自然地孕育而出，但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中间阶层的日益萎缩，食利阶层对社会公正的不断破坏，逐渐演化出今日“左”“右”对立的两极化，与官方主张的一元意识形态愈发无法兼容――
于“左”而言，早已脱离现实的极端理想主义不过是改革者利用其话语权预先设定的一种经过理论上演绎推理、但实质上只服务于少数权贵阶层的真实谎言。他们失望于经济体制改革产生的负效应，并寄望于用曾经的理想主义揭穿今天的伪理想主义。
对“右”来说，不变革政治体制、仅复制经济体制的新版“中体西用”同样只是一个服务于权贵阶层的陷阱。他们悲哀于自己成为上一轮改革产生负效应的代罪羔羊，并寄望于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来进一步证明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性。
而对执政党和政府而言，即使理想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已被虚化，但面对“左”“右”两派的同时诘难，出于维护执政地位之本能，在“左”“右”之间作出任何选择都将是冒天下奇险，因此只能继续通过实施制度性强制来填充意识形态的空洞，不断扩充早已臃肿的队伍，进而维护意识形态在“量”上的优势地位……
但在这种意识形态非兼容结构中，存在一个非常隐蔽却常常被忽视的食利阶层，他们非“左”非“右”，虽早已背弃理想主义，却或化身为“左”来攻击社会不公，或乔装成“右”为改革辩护，或干脆以公权力自居、以稳定为名对意识形态采取“不争论”态度，从而通过在“左”“右”之争中“和稀泥”渔利。今天，造成意识形态非兼容问题、阻碍普遍性价值理念形成的，正是从官商结合模式和政府竞争模式中不断获利的权贵资本集团，其所依托的正是基于行政权力越过边界、对市场和民众不断施予的制度性强制。
面对种种困局，改变政治层面基于制度性强制、经济层面基于自愿、协商（社会层面则是强制与自愿并存）的“非兼容结构”，朝着经济、社会、政治全面基于自愿、协商的“动态和谐结构”转型，走上真正的现代强国富民之路，渐成高层与社会各界的共识。在此过程之中，围绕如何转型而展开的争论，又逐渐演化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翻版。
历史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起初双方对待民主与科学等基本理念并无明显分歧，只是在涉及改良与革命的路径选择后始现分野。今天的“左”“右”之争，双方对非兼容结构的表象在认知上也无分别，但对造成这种非兼容结构的根源，其判断却截然不同，与之对应的路径选择更是水火不容。
诚然，在“左”“右”两种思潮交锋下折衷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曾一度被誉为理论上的伟大创新，并被视为中国摘取“世界工厂”桂冠的头号功臣。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在政治、社会、经济上的非兼容结构而越发令“左”“右”为难――经济社会领域深层次矛盾的逐渐显露，究竟意味着自由民主与市场经济破坏了社会公平，还是意味着一元化模式阻碍了社会进步？究竟是重拾极端理想主义，再来一次改造社会结构的革命运动，还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变革体制？
综合中国百年历史与现实来看，对转型实质的认识分歧以及与之对应的路径选择，正是近代以来“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核心来源，也是新一轮“左”“右”之争的关键所在。我认为，路径选择的价值判断，亟须破除“以成败论英雄”、“以成败论历史”的实证思维定势，而应关键看所选路径本身是否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逻辑与普遍人性内在需求的一致性。
无论是宗教统治的蒙昧时代，还是权力独裁的封建时代，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强制性，无不阻碍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正如卢梭在两个多世纪前所说：“人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姑且不论“共产主义”可否成为人类绝对自由的终极形态，可以肯定的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一元化（作为手段的“结构社会主义”）又岂能成为通往自由平等（作为目标的“功能社会主义”）之路？在逻辑上这显然是难以自洽甚至是自相矛盾的，类似“以阶级斗争为纲”、“两个凡是”等基于制度性强制的一元论及其主导下的社会情境已不堪回首；与此同时，自由竞争、宪政民主、现代法治等符合人性价值的基本原则，为经济社会的动态稳定发展与财富持续创造“保驾护航”，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确立。
倘若说，不谈常识，空谈主义，确是清谈误国；那么，避谈常识，或先给常识贴上意识形态标签，再高举极端理想主义大旗，则很容易成为玷污理想主义的借尸还魂。今日“左”“右”之争，仅仅是新一轮价值启蒙的前夜，尚未上升到路径选择的技术方法层面。惟有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逻辑与内在需求的常识性启蒙，方能让人类历史已经走过的弯路不再重复，让争鸣通过启蒙回归到常识框架内。
站在历史的时间轴上审视，对中国而言，过去三十年，人力资本的释放是进步的源泉，但这还属于欲望的释放，缺乏精神的释放。释放欲望，就像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带来中国经济活力的同时，也加剧了精神社会的混乱，所以需要通过新一轮的思想文化启蒙和制度机制变革来加以平衡。
中国经济发展，确实不能再单一追求GDP了，亟需反思我们的转型。中国现在处在工业化转型期社会危机的前沿，财富分配不均、两极分化，其结果会“撕裂”社会，加大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从而把中国社会搞得四分五裂。近年来，我们看到了在幼儿园杀害儿童的事件，以及富士康的十三跳，还有包括多处政府机关发生爆炸等在内的一系列非常极端的事件。这些已经不是冤有头债有主的报复，而是针对整个社会的报复，他们对现有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都持否定态度，追求制造反对效果的最大化。
危机往往也是转机，要破解当下中国经济、中国社会、中国人心的雾中迷局，需要的还是大智慧、大魄力。对于未来，我们仍需谨慎。
不论是短期的2012年中国经济通过“稳中求进”防止硬着陆，还是中期实现“十二五”绿色转型，抑或是长期的中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无不有赖于激发“企业家精神”，无不有赖于营造一个创新创业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