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湘楚文化是湖南古老的地域文化之源，湘西的古湘楚文化及少数民族文化底蕴尤其厚重。湘西的湘楚文化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现当代湖南文学的发展，甚至对文学湘军的形成都具有不可低估的特殊意义。
关键词：湘西文化；湖南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1008404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0YBB278）
作者简介：刘中顼（1954），男，湖南南县人，湖南城市学院文学院教授。
湖南为古楚国的一部分，在湖湘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位于洞庭之南的湖湘大地更近南方，故形成了与湖北荆楚文化区别明显的湘楚文化，古湘楚文化正是现代湖南的地域文化之源。湖南自中古以来又因中原学术之南渐与本土文化之交汇，形成了中古乃至近现代个性鲜明的湖湘文化。二者遂成为湖南地域文化的两股主要潮流。从文化分布上说，我们认为，如果说湘中、湘北及湘东的近代湖湘文化特征较为突出，则湘西、湘南的古湘楚文化色彩更其鲜明；如果说湘中、湘北及湘东汉文化的特点明显，则湘西、湘南的少数民族文化色彩艳丽，而湘西的古湘楚文化及少数民族文化底蕴尤其厚重。湘西的湘楚文化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现当代湖南文学的发展，对文学湘军的形成都具有不可低估的特殊意义。
一、个性特异的魅力文化
湘楚文化是我国地域文化中个性特异的魅力文化。这种地域文化的显著特征在于它的神秘浪漫，其神秘在于通神事鬼，其浪漫表现为歌舞艺术。人们将其概括地言说为“巫鬼文化”。楚国先民向来就有崇尚巫风鬼祀的风习，《汉书?地理志下》中将其概括为 “信巫鬼，重淫祀”。湘楚地域的这种巫鬼文化，充分地表现了人们对于现实世界与鬼神世界的丰富想象。在中国古代，巫鬼文化的影响其实是广泛的，并不独为湘西所有。鲁迅先生曾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1]（P32）追溯其源，远不止于秦汉以来，至少春秋时代巫风鬼道就已经十分普遍地深入到了人们心中，并作为解说现实生活中事业成败之由的根据。我们从《左传》的大量记载中就可以看到中国普遍存在的鬼神崇拜，尤以关于楚国事件的记载中关于鬼神之事尤多，如“晋楚城仆之战”中，就记述了楚子玉梦见河神向他要琼弁玉缨的奇事。屈原的楚辞中有对曼妙多姿的山鬼的描写，在他的《国殇》中更是丰富地想象楚战士们“身既死兮神已宁，子魂魄兮为鬼雄”。湘西的地域文化又最典型、最突出地表现了古代巫鬼文化的特色。《新唐书》卷168中曾用“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来概括湘西的民俗，《旧唐书》卷168中对湘西民俗也有“蛮俗好巫，每淫词歌舞，必歌俚辞”的描述。
巫风鬼道说它是宗教也可以（中国向来有较突出的鬼神祖宗崇拜），说它是迷信，也并没有错，中国历代就不乏反对张皇鬼神，抵制魔怪的学者。孔子就反对“语怪力乱神”[2]（P72）。即使在魏晋南北朝佛教在全国风行之时，范缜也敢于坚持真理，反对宗教迷信。梁朝竟陵王萧子良是个笃信佛教的人，听说范缜反对佛教，就找他辩论。范缜将萧子良及其帮闲者驳得哑口无言，他与萧子良辩论后写下了著名的《神灭论》。范缜指出人死后灵魂是不存在的，也没有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在孔门儒学的理论体系中，怪力乱神之事至少是不被推崇的。因此，随着儒学的显达与推行，逐渐挤占了佛道巫风在上流社会的市场，中原之地的巫风鬼祀之俗多在民间传承。但是在中土之外的蛮荒僻野，这种巫风鬼道的崇拜却长期兴盛，甚至发扬光大，演绎成艺术性很强的繁复仪式。巫鬼文化在少数民族的精神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湘西、湘南少数民族中的巫鬼文化之所以会保持得如此完整鲜明，应当说与儒家文化及进步的科学文化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大不及中原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湖南是个少数民族较多的省份，汉族之外，还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回族、壮族、维吾尔等四十多个少数民族。人口过百万的有土家族与苗族，人口在十万以上的还有侗、瑶、白等民族，而湘西与湘南则是湖南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他们生活的地方原来的自然环境是：交通山高路险，土地僻远荒凉，物质条件艰苦，文化教育落后。这样的地理环境不仅形成了对外界现代文明的严重阻隔，也同时利于对古老文化风习的完整保存与原真传递。因此巫鬼文化特征鲜明的古湘楚文化，在湘西、湘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僻远地区就保存得最为原真与完整。
另一方面，湘西、湘南地区也是湖南少数民族生活文化丰富多彩，美不胜收的去处。那里的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人民的生活文化也鲜明地表现出与汉族人民生活文化的许多不同。他们的节日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器具文化、风俗文化、娱乐文化、生产文化等方面，不仅与汉族人民的各种文化判然有别，而且少数民族之间的诸类文化也各不相同。这些璀璨的文化亮点，与巫鬼文化特征鲜明的古湘楚文化，一起装点了湘西、湘南的文化山河。这些文化不仅成为了现当代文化群落中最为抢眼的亮丽风景，也成为对现代人最富魅力的文化磁石。
二、文学书写的独特意境
湘西地域文化的鲜明特色，不仅成为当地文化旅游的宝贵资源，更成为湘西作家文学书写的丰富宝藏，从而造就了以沈从文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学才俊。除沈从文之外，还有著名画家兼诗人黄永玉，有苗族诗人石太瑞、汪承栋，有小说家孙健忠、蔡测海，有小沈从文之称的散文家彭学明、向启军、张心平、向秀清等。在湘西作家的文学书写中，常常建构出湘西地域文化的独特意境。这种意境的独特，常常体现为两个类型：一是具有古湘楚巫鬼文化特征的神秘意境；一是具有土家族、苗族生活风情的美妙生活意境。但无论哪种类型，它们都具有浓厚的浪漫抒情色彩。这种神秘、美妙、浪漫、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在湘西作家们小说和散文的文学书写中都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沈从文的创作中就时常表现出古湘楚巫鬼文化的因素。在他的文学书写中一是突出表现出了湘西人万物有灵的信仰，如沈从文在谈到他对自然的认与思考时说：“失去了‘我’后却认识了‘神’，以及神的庄严。墙壁上一方黄色阳光，庭院里一点花草，蓝天中一粒星子，人人都有机会见到的事事物物，多用平常感情去接近它。对于我，却因为和‘偶然’某一时的生命同时嵌入我记忆中印象中，它们的光辉和色泽，就都若有了神性，成为一种神迹了。不仅这些与‘偶然’间一时浸入我生命中的东西，含有一种神性，即对于一切自然景物，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的微妙关系时，也无一不感到生命的庄严。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3]（P243）在他的《阿黑小史》中他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巫师给阿黑治病的场景：头上包着红帕子的巫师“到了天黑，老师傅把红绸子法衣穿好，拿了宝刀和鸡蛋，吹着牛角，口中又时时刻刻念咒，满屋各处搜鬼，五明就跟着这干爹各处走，因为五明是小孩子，眼睛清，可以看出鬼物所在。到一个地方，老师傅回头向五明，要五明随便指一个方向，五明用手一指，老师傅样子一凶，眼一瞪，脚一顿，把鸡蛋向五明所指处掷去，于是俨然鬼就被打倒了，捉着了。”[4]（P63）沈从文在他的创作中也反映出了湘西人对于巫鬼神祗的虔诚与笃信，他说湘西女人年老的易成为盅婆，而三十岁左右的少妇则易成为巫婆。他在《凤凰》一文中写道：“三十岁左右，对于神力极端敬信，民间传说如‘七仙姐下凡’之类故事又多，结合宗教情绪与浪漫情绪为一，因此总觉得神对她特别关心，发狂，呓语，天上地下，无往不至，必需作巫，执行人神传递愿望与意见工作，经众人承认其为神之子后，中和其情绪，狂病方不再发。”[5]（P193）其余在他所写的《我的教育》、《龙珠》、《凤子》《神巫之爱》中对于苗巫文化都有较多而生动的描写。苗族巫师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极高。《神巫之爱》中写云石镇五十多个极年青而美貌的花帕族女子得知神巫将到她们镇，于是对神巫充满爱的激情，通宵等待，她们都愿意对神巫以身相许，在她们看来，能把把神巫“款待到家。献上自己的身，给这神之子受用，是以比做土司的夫人还觉得荣幸的”[6]（P42）。从沈从文开始，湘西作家就一直在他们的文学中承继着对古湘楚文化的书写，如湘西青年作家符云亮的散文《楚风楚舞酉水行》中也同样生动地描写了湘西土家人的巫鬼文化风习。他这样写道：“7月22日清晨，我们是在梯玛祭祀过水神后，（‘梯玛’是土家族对土老司的称呼，是沟通人神和鬼之间的巫师，是神的代言人。）踏着铳炮、牛角、树皮号声从保靖县酉水新码头出发的。”他在文中还述说了土家先民徙至酉水之滨生息繁衍的传说：“相传，涅壳赖大王身披树叶，手握石斧一路劈风斩浪来到酉水，在宽坦的河岸上搭庐建棚，垦荒造地，就这样有炊烟，有了婴儿的啼哭，也有了篝火中高歌狂舞的茅古斯，有了龙凤旗下鼓吼锣鸣的摆手舞，有了城廓邑里……”[7]（P78）湘西作家们对于土苗先民的古风旧习的描绘是很多的，如彭学明的《祖先歌舞》《鼓舞》、《上刀梯》，向启军的《远徙的魂》，符云亮的《神秘的土家禾撮妮嘎》，等等，都是对湘西古楚文化的描摩与追寻。
湘西地域文化的又一鲜明特色即是少数民族的生活风情文化。这种地域文化因素在湘西文学作品中有着更加突出的表现。在这类文学作品中不仅有沈从文所书写过的那些船夫水手与湘西旧时代的妓女们纯朴情真的交往，如《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更有当代湘西作家所描画的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绚美画卷。例如郭曼文的《抢狮》中对苗家抢狮玩年的节庆生活的描写：“‘百狮会’会场就设在大兴寨的那条小河边，……一面面彩旗恋着雪花儿在空中飞舞，在水中漂荡；一匹匹雄狮在人圈里跳跃，在雪地上扑腾。……好容易等到它舞完了一轮，没等那舞狮头的汉子从里面脱出来，我便箭也似的冲了上去……几双粗壮的手同时抓住了狮子，有的紧紧地揪住了狮头，有的牢牢地拽住了狮皮……看热闹的围着我们穿来跑去，哦哦地打着吆喝助威！……”[8]（P394）湘西最为浪漫的生活风习之一，是青年男女之间爱情的诗意表达，苗家的对歌，土家的赶边边场都是极富诗意的。沈从文的《边城》中早就描写过苗家男女以歌为媒的习俗。彭学明的《边边场》中十分生动地描写了湘西土家族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浪漫风习。那些青年男女在赶场的日子里，都是借赶场之名来集市相对象的，只要男女互相看中，那么浪漫的爱情传奇就会在这里开始。作者这样写道：“要是你去河边那群美丽的女子中，对你看中的某个女子说一声；‘跟我去赶场，好么？’说不定她会瞟同伴一眼，害羞地歪起头来，捻着辫子一笑，跟你就走，你就可以牵着她的小手，走进森林走进神话般的传说。”[9]（P1011）彭学明的《踏花花》、《赶秋》、《哭嫁》，向启军的《七月八》、符云亮的《土家跳马节》、《苗家风俗拾趣》，等等，都是这类描画湘西少数民族人民生活风情的美丽篇什。湘西文联主办的文学杂志命名《神地》，符云亮的散文集取名为《秘境诱惑》，这些精心巧设的刊名书名，我以为正好有代表性地表现了湘西作家们在文学书写中努力建构具有湘西地域文化特征美妙意境的共同创作倾向。
三、湘西地域文化对文学湘军形成的特殊意义
古老的湘楚文化虽然在湖南的湘西与湘南地区保存得较为原真与完整，但是湘楚文化的深刻影响，却是遍及湖南全省的。王竹良教授认为：“要认清当代湖南文学的传统及其特色，首先有必要认识到当代湖南文学的发展与古代湘楚文化，近现代湖湘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这就是说湖南当代文学与湖湘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核――以楚文化为代表的浪漫文化，和近现代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的密切关系。”而且她认为：“当代湖南文学之所以能够成绩卓著、特色鲜明，是与周立波和沈从文在湖南文学界的深刻影响，以及由他们的影响形成的湖南文学的两大传统分不开的。正是他们的深刻影响，形成了当代湖南文学创作题材取向的主流与边缘，创作风格清丽现实与纯美浪漫两大不同的文学传统。”[10]我们认为这种分析和认识是有见地的和比较客观的。关于湖湘文化对于文学湘军创作的影响，我们可以另文探析，这里只谈湘楚文化对文学湘军形成的意义。
（一）湘楚文化对文学湘军的形成，首先在于它对文学湘军浪漫多情、正直倔强的精神气质的整体培养。这种精神气质当然来自曾流放于湖南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人格精神。屈原就是既浪漫多情又正直倔强的文人典型。他在《涉江》中这样写道：“入溆浦余?徊兮，迷不知余所如，……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浪漫多情的屈原，一生都情系故土，忧国忧民，表现出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但他为了坚持正道，决不变心从俗，一直到死。这种精神极其深刻而普遍地影响了湖南作家。沈从文在解放后感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不合时风，于是基本上没有文学创作，这就是一种坚持自我，独立不迁的精神表现。周立波在解放后虽然成为了湖南文学界的举旗人，但是在他的《山乡巨变》中却能够不趋时俗，比较客观真实地写出了合作化运动中“左”倾冒进带来的后果，并且将李月辉这个犯了“右”倾错误的人物作为正面形象来歌颂。即使在“文革”中湖南也出现了柳仲甫等的《园丁之歌》和张扬的《第二次握手》那类坚持正道，敢犯时忌的作品。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大批揭露“左”倾思想路线危害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都出自湖南作家之手，如莫应丰的《将军吟》、古华的《芙蓉镇》、韩少功的《月兰》、《西望茅草地》，等等。
（二）湘楚文化对文学湘军的形成，其次在于它对文学湘军创作中故土情怀的引导。也许是受湘楚文化中热爱故土，情系桑梓的深刻影响，湖南作家的故里情怀显得特别的深厚。沈从文一辈子笔耕湘西神地，他的创作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湘西作家对故乡生活题材的采撷，同时也对湖南其他地方的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周立波解放后专注湘北农村人情，其创作对湖南各地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影响更加明显；古华、叶蔚林专心描绘湘南乡村民俗；谭谈、张步真多画湘中农村生活图景。他们的文学创作大多以自己故乡农村的生活为依托，勾画出湖湘各地乡土风情殊异的生活画面。因为他们不仅对故乡的历史、现实、人情、风习谙熟于胸，写起来得心应手；同时他们在描写家乡热土时都总是表现出一往情深。湖南文学湘军的创作尽管在其他方面也成绩斐然，但是若要论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还是以乡村题材的文学成就为巅峰的。这种文学现象的出现，就与源远流长的古湘楚文化的影响具有密切的关系。
（三）湘楚文化对文学湘军的形成，还在于它对文学湘军整体气质风格的塑造。湖南作家在总体上有一种敏锐浪漫的艺术气质。这种艺术气质在文学湘军中发生普遍的影响，与湖南作家共同生活的地域环境是有密切关系的。有人从地理文化学的角度探讨文学创作与自然地理的关系，认为：“北方为高原、平原地区，土地广平厚实，多博大雄浑之气，文学倾向于规范、庄雅、整齐的美；南方为山林川泽地区，风光奇秀，多曼妙瑰丽之姿，文学倾向于灵动、变化、错落的美。北方民族习礼仪，重人事，文学比较贴近现实生活；南方民俗盛巫风、喜淫祀，文学带有比较浓厚的神异浪漫色彩。”[11]（P13）正因为湖南作家都处于这种奇秀多姿的地理大环境中，所以神异浪漫的湘楚文化因子普遍地渗透到了湖南作家的血脉之中，整体上铸造了他们共同的艺术风格与气质。他们在文学书写中总会或浓或淡地表现出飘逸浪漫的艺术情调和色彩。沈从文为代表的湘西作家群在文学书写中的飘逸浪漫自不必说，即在湘南、湘北、湘中作家群的创作中，也无不有浪漫的明显色彩。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中陈大春对于清溪乡美好远景的丰富想象，陈大春与盛淑君山中谈情时，作者对于清溪乡月夜景致的抒情性极浓的描写，都充分地表现出了奇丽浪漫的特点。其实浪漫的文学情调，不可能离开抒情，屈原楚辞的浪漫，除了他想象的丰富大胆之外，浓郁的抒情当然是增强这种浪漫气息的重要因素。所以湖南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都比较善于抒情，以强化其作品的浪漫色彩。如散文家叶梦的不少散文就浓郁的弥漫着湘西巫文化的氛围，而且书写自然的人性和人的生命体验痛快淋漓，抒情性强。有学者认为，“叶梦创作极得楚文化精神的巫性思维。”[12]（P335）叶蔚林的《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对于盘老五的露水夫妻生活描写，他那种敢爱敢恨、自由放纵的情怀，和《白狐》中关于具有原始野性特点的女猎手钟菌儿的行事作为，作者都在抒情性的描写中表现出浓郁的浪漫色彩。
总之，湖南的文学湘军在以湘西地域为中心传承的湘楚文化精神的养育下，形成了不同于全国其他作家群的鲜明特征。湘楚文化不仅深刻地影响了现当代湖南文学的发展，对当代文学湘军的形成和成长都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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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王竹良.论当代湖南文学的两大传统[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4）.
[11] 廖承良，等.湖南文学史：古代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12] 胡良桂，等.湖南文学史：当代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粟世来)
On Local Culture of Western Huna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Hunan Literature
LIU Zhong-xu
（College of Literature,Hunan City University,Yiyang,Hunan 413000,China）
Abstract: Xiang-Chu culture is the origin of Hunan culture with long history,especially western Hunan has a long and brilliant ancient Xiang-Chu culture.Xiang-Chu culture in western Hunan has much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unan literature,and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Hunan writers as well.
Key words: culture in western Hunan；Hunan liter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