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经常在文末用“太史公曰”的方式来发表自己对历史人物的看法，抒写他复杂深邃的历史情怀，教学《史记》，我以为他最为复杂的内心，表露在《屈原列传》的最后，而这一节文字又相当让人费解。其文曰：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鹏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屈原矢志不渝的报国理想，光彩照人的人格高标，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颂，读其文，想其人，思其遇，我们不能不为他痛心叹息，但是，报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格也不是生命的唯一价值。就报国来说，君主时代，它要落实到具体的国家和代表国家的君主身上。面对楚怀王这样一个昏聩无能，心胸狭窄，利欲熏心的君王，我们到底是执着的爱他，忠他。最后吊死在这一棵树上，还是实行“贤臣择明主而事”的变通法则，去寻找生命的另外出路?司马迁困惑了。孔子圣人，为“行其道”而“历试于天下”，屈原怀抱经纬，为什么不能另寻出路，施展大才?这个追问。使司马迁想起了贾谊，想起了他的《吊屈原赋》，贾谊说：
“盘桓在这样混乱的世上遭受祸难啊，也是您(按：指屈原)的原因。无论到哪里都能辅佐君主啊，又何必留恋这国都?凤凰在千仞的高空翱翔啊，看到人君道德闪耀出的光辉才降落下来；看到德行卑鄙的人显出的危险征兆啊，就远远的高飞离开。那窄窄的小水沟啊，怎么能够容下吞舟的巨鱼?横行江湖的鳝、鲸啊，(离开水之后)也将受制于蝼蚁。”
针对屈原的遭遇，贾谊一方面认为圣人的神德可贵，屈原应“远浊世而自藏”，离开这个浑浊的社会而自己隐居起来，另一方面又认为屈原无论到哪里都能辅佐君主，而不必留恋楚国的都城：“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可是离开了楚国的都城，遭流放在外，又如何去“相其君”呢?这好比贾谊，自己被远贬长沙，又如何实现自己的抱负?司马迁懂得贾谊的意思，于是他就史论史，给屈原开了药方：你屈原有那么大的才干，为什么不学圣人去“历试天下”?然而，春秋时代周王室的一统天下(实亡却是名存)，又怎么和战国时代的群雄逐鹿相提并论呢?圣人周游列国，目标是实行王遭，屈原“游诸侯”，虽说是“何国不容”，但作为祖国的楚国就只能被吞并灭亡。这一点司马迁不可能不知道。面对这样的处境怎样自处?屈原其实并没有别的出路!去，不仅“兴国反覆”的愿望无法实现，而祖国也将面临覆亡的危险；就，楚王为群小所包围而又至死不悟(“终不悟”)而自己终归不存在有希望的一天，这是时呢，命呢，还是运呢?
司马迁再度困惑了。贾谊离不开君临天下的汉文而别寻出路，只能“忧伤病沮”(苏轼语)，郁郁而死；自己横遭牵陵之祸而幸有修史之任可以立言，假使自己身处屈原之世而换居贾谊之位，又该是怎样一种命运呢?“自古圣贤皆寂寞”，历史带给圣贤们的共同命运和普遍意义上的伤痛，使得司马迁放不下屈原，于是他向着人生更深远处思考了，他同样想起了贾谊，想起了贾谊鹏乌入舍因贬长沙(“谊即以谪居长沙”)的“自广”(自我宽慰)之辞：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厂
万物，包括古来的贤哲，都免不了要受变化莫测的自然和社会法则的支配，生当然由不得自己，死又怎么能自己做主?生死尚且由不得人，遇合得失谁又能理清楚它的头绪?!可是厄运为什么总是偏爱“正道直行”的君子?而奸佞邪恶的小人为什么又总是能够得势受宠呢?这是真正叫人困惑的根源。
读《鹏鸟赋》，对贾谊“同生死，轻去就”的人生态度，司马迁为何会“爽然自失”?其实，这里的“自失”，不仅有司马迁对屈原人格精神的赞美，有对不平世道的控诉，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更包含着对伟大人格和道德价值的终极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