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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抒情诗中“情”“与理”的辩证运作】 情与理的辩证关系

时间:2019-02-15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任何艺术,包括诗,都应是情感活动的天地,是人们审美情感主宰的领域。从认识论角度来讲,人们的艺术行为,包括写诗,细析起来,莫不有三个过程、两个阶段。   三个过程是指实践过程、认识过程、审美过程。两个阶段,以进入艺术创作为分水岭,在此前的从实践到认知、即从感性到理性的活动过程,为前阶段。虽然是从感性现象出发的,但诗人都不会就此停顿下来,而会立即进入认识过程。而一般的认识活动总是以概念为核心,粉碎了感性现象的具体形式,进入抽象的理性思维,而凝成自己的理论观点乃至体系,达到把握客观世界的“真”,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一旦诗人进入创作过程,也即审美活动中去,前阶段的实践、认识功能与成果,立即受到诗人的审美感情定向的支配、融合,不再是裸露的哲理、枯燥的说教、抽象的概念,而是围绕情感核心运动,归结为一种情感态度,目的在于把握和表现客观社会生活的“美”。别林斯基就说过:“艺术不能容忍渗入抽象的哲理观念,尤其是理性观念,它只能容受诗情观念,它是活生生的情欲,它是激情。”正是情感,使诗人把实践经验到理性认知融为一炉,使之升华为艺术的审美纯金。这就是魏晋时的王弼在其《老子道德经注》中说的:“美者,人心之所乐进也,恶者,人心之所恶习也。美恶犹喜怒也,善不善犹是非也。”他认为美丑属于人的情感范畴,善恶皆道德判断的范畴,他强调了审美判断与审善(道德)判断的区分,也即“情感”与“思想”的区分。我之所以把前阶段概括谓之“思想”,后阶段概括谓之“情感”,这只是两者产生和运作的一般顺序,其实从整个诗的创作过程来看,二者是互相融合、互为因果,互相生发、补充的,而不是孤立地存在。又是别林斯基说得好:“在诗的作品中,思想是作品的激情。激情是什么?激情就是热烈地沉浸于、热中于某种思想。”姚文放在其《现代文艺社会学》一书中,就曾画龙点睛地概括成两句话:“缺乏思想的情感是盲目的,缺乏情感的思想是干瘪的。”
  我们用上述艺术创作“三个过程、两个阶段”的观点来看当代抒情诗,就可以明白造成其优劣之分、高低之分的根本原因。这是大轮廓、大道理。我们还可以更细致地分析一下抒情诗具体运作时,情感活动的种种生发状态和运行轨迹,这对普及和深化抒情诗的创作,可能会起到直接促进的作用。
  前文说到的“情感定向”是怎样取得的?“情感态度”是怎样凝成的呢?我认为首先要把诗创作时情感活动的种种生发状态,主要是把“情”与“理”的辩证运作脉络弄清楚。试析言之。一、情感概括与思想概括的对应性诗人对以往经历的以及面对的社会种种事物,通过实践和认知,产生了相对稳定的思想概括,以及由此而发生的感情模式。善者爱之,恶者厌之,这是人之常情,也即是长期凝铸而成的人生观、道德观和它的派生物。这种感情模式,或称之为感情定势、定向,毋宁说带有浓重的智性成分,是思想概括的感情晶品。当诗人从生活中摄取题材进行创作时,这种情感模式、定势,常常起着触机生发、深化思想、激化情绪的作用。所谓诗人的“敏感”,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触机”是表现形态,“对应”才是实质。“对应”得越贴切、越深刻、越鲜明,就越富张力,诗品才越高。所以我认为:抒情诗应该“立体”地读。
  举一例:
  忆我访扶桑,椿树山庄。欢迎会上互飞觞。淡素衣裳灯彩里,玉润珠光。
  何事最难忘?热血柔肠。纵谈广岛泪千行。者是论交开始地,春雨镰仓。
  ――冰心:《卖花声?为访华日本女作家有吉佑和子书扇》日本女作家来访,索诗题扇,这是“触机”。因此调动了作者以往经历的回忆及其思想概括:访日时的场景、与有吉佑和子的初交、广岛原子弹的劫难,概括为对日本人民的深切的同情友爱,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情感概括,其前后的对应性是十分鲜明的,因此产生了情真意切的阅读效果。
  二,情感逻辑对理性逻辑的超越性
  本来,艺术的逻辑在本质上是理性逻辑的情感概括。但是,诗人创作时往往缘情攀升、扩展,激情奔宕、超飞,会产生许多妙想、奇想,甚至超越自己的理性逻辑基座,把生活逻辑、科学逻辑都丢在脑后。这样的诗,在不懂诗的人眼里会认为荒诞不经、违背真实,其实却是符合诗创作规律的无上妙品。毛泽东的游仙诗《蝶恋花?答李淑一》,把他怀念杨开慧、柳直荀革命先烈的感情,完全升华为一种虚幻的梦境,连先烈闻说革命成功而流泪,也夸张想象为倾盆大雨,写得很生活化,却完全超越了现实、超越了科学,读去,只使人感到诗人情感的真实、浓烈,感到诗因情感表现的超常,而获得力度超常的震撼。我觉得,这种超越性,往往是一首抒情诗要达佳妙境界所必需的。尤其是用来表达比较抽象的感情时,形象化加超越化,似乎已成为提高情感表现力、震撼度的通用途径。李白的“白发三千丈”、李清照的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都是通过形象化加超越化来表现抽象的情感(量化那一“愁”字)的很好的例证。
  随便举例:
  拾来戈壁拳拳石,伴我迢迢万里行。
  莫道行囊多累赘,河山情重石头轻。
  ――钟家佐:《戈壁石》从拾一块戈壁石来表达爱国热情,戈壁石太小、太平常,爱国情感太大、太抽象,反差甚大。如果没有后两句的“形象化加超越化”,想把自己的的爱国情感通过一块小石头表现出来,是很困难的。正因为有这一超越,此诗的情感力度就顿然飙升,而成抒情妙句。
  三,情感定向对理性定向的悖离性
  理性定向指的是诗人通过实践和认识过程所获得的理性定向,以及在历史在社会中沉凝的大家共同认定的理性定向。诗人写诗,进行情感运作时,经常要被个人的和公众的这两种理性定向所引导、所拘囿,有意无意地趋同:趋自己之同(重复自己)、趋社会之同(重复古人和他人)。这是千篇一律、陈词滥调,以及口号化概念化的诗泛滥的根本原因之一。这种诗往往还被某些诗人目为正宗、庄严、典雅,而加以维护、倡扬,甚至用这种定势思维来干涉、歧视、打击那些敢于标新立异的诗。其实,诗毕竟是以情感为核心、围绕着情感运作的。情感定向在与理性定向相一致的时候,当然不存在谁是主导的问题;一旦二者有所差异,甚至有所抵牾时,情感定向的主导性,便成为诗人运作时所必须解决、必须坚持掌握的问题。白居易的《长恨歌》,从题材的理性定向来说,当然习惯地应以讽刺帝王纵欲误国为主,而白居易却写成了青年男女之间那种无望而又无尽的爱情的永恒的同情,这一来,相反具有了普遍的意义。这是对理性定向的明显的悖离。我们固然不提倡趋同、固守,但也不提倡邪门歪道、荒诞不经、炫怪炫奇、违背艺术原则的悖离。因此,作为诗之主导的情感定向本身,不能不受到理性原则的检验。也就是说,这种悖离性也不是绝对的、无限的。以臧克家的名诗《抒怀》为例:
  自沐朝晖意蓊茏,休凭白发便呼翁。
  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 岁月长逝人易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违拗不得。人们对此无能为力,这是常理。因此,白发吟之类的伤老,惜寸阴之类的诫勉,就成了上述理性定向之下的情感定向,顺此方向落笔成诗者多矣。而臧克家却一反“常”态,把他的情感定向于这种常理的反抗上:“还我青春火样红”。诗人自己当然明知“反抗”不了,这就是理性定向对他的制约。怎样处理这种情感与理性的柢牾呢?臧克家来了个出其不意:明知无用,却还去认真的具象化动作化的“遐想”――“狂来欲碎玻璃镜”。事实上他并非愚蠢到如此地步,也不会真正去摔镜,他却认真地写来,其结果是反因此强化了他的情感表现力度。这首诗足以证明情感定向对理性定向的悖离性的作用。
  四,情感升华与理性升华的归一性
  诗人的理性认识和审美感情互相交融的最高形式,就是审美理想的生成。写诗总要有个立意,意就是诗之主旨的指向,它代表着诗人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在这首诗中通过情感的运作,所达到的理性高度。种种情感的生发、定向,以及与理性的对应、超越、悖离,归根结底,都要向这一审美理想的高度归趋。而这种审美理想,一、不是凭空虚拟、空洞说教,有它的现实根据,因而具有发展的可能性;二、不是过去的再现,不是改头换面的重复,而是过去的增加、提高、升华;三、它的预见性不是虚幻玄妙,而是来自诗人大量的认识活动中提炼出来的理性内容,光芒足以照亮未来的道路,对未来的实践活动有巨大的认识价值。我想,每个诗人写抒情诗的目的,其最终最完美的达成高度,应该是给读者以这种从感情到认识、从人性到社会性上的导引,以期到达人生最美好的境界。没有这种理性主旨的归趋,那么诗的抒情便成为一种庸俗的放纵、狂悖的自炫、自我陶醉的偏私,甚至成了有危公众的雾瘴。“思想大于形象”,我从未反对,诗必缘情,其理陛归趋,也应以意象出之;“光明尾巴”,更应鄙弃这种拙劣,这是指空洞的概念甚至口号、用滥的意象和硬贴上去的理性结语。这些都与上述感情升华与理性升华的归一,不是一回事。诗人的艺术技巧,就表现在这种归一性的隐藏、暗示、意在言外、余音袅袅匕。
  试举一例来说明这个问题。这是画家张大千写于1981年的一首题画诗《题荷花图》:
  梅花落尽杏成围,二月春风燕子飞。
  半世江山图画里,而今能画不能归。一首具体而细微的题画诗,如果平面地写去,或就此生发感情,写一些对荷花品质如“出污泥而不染”之类的歌颂,都可能写成一首抒情诗,但不痛不痒,品位就不一定能到达如此高度。张大干旅居域外数十年,以画山川驰名,爱故土、思故乡是他深蕴于心底的一个情结,且到达精神上立身之本的理性高度。这一情结,因题荷花图“触机”,而进发,而升华,终于达到情与理归一的艺术制高点。此诗妙在:一始终不脱离“题画”这一题材本身,又是他数十年实践、认知的理性升华,说得实在,生发自然,并非硬贴;二是时代背景鲜明,1981年是改革开放初期,作者的思乡情结在这时空背景下,会更被激发,更为迫急,因此一“触”即发,这就增强了诗的情感力度与可信度;三是后两句用了反差法,用自己半世画的是祖国江山,却至今不能归去重亲乡土山川的极大反差,深度结构和表达了其情感与理性升华归一的主旨,却又蕴含无穷,把自己的审美理想(两岸相通,祖国统一、再去亲觅笔下山川的源泉)和渴望实现的预见性,都暗示出来了。读者获得的不仅是题画诗本身给人的愉悦感,而是受到从情感到认识、从人性到社会性的导引,是到达最美好境界的激情与启示、信念与追求。
  关于抒情诗创作中如何择取万缕情思中闪光的一束,如何整合情感经验成为贴切主旨的整体,为何面对题材情感经验赋以现实的形象等等艺术技巧问题,则需要诗人自己从实践中去慢慢摸索,体悟直至熟练运用,上述四项无非从宏观上提供一些深入探讨的线路而己。浅陋之见,尚望专家和读者赐教。
  (附言:此文重点参考了姚文放著《现代文学社会学》,同时参阅了林同华主编的《中华美学大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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