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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北]沈阳在台北

时间:2019-02-19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阳明山怀感      在台北的第―个清晨醒得很早。   坐旅行车穿过台北市区,向东南方向的“中山纪念堂”出发途中,看到市民正忙着上早班,熙熙攘攘,景况与大陆许多地方大致相同。只是街上摩托车较多,马路较窄罢了。不久,开始爬山,眼前的植被越来越丰茂。此时,天正飘着小雨,被雨水滋润后的各种树木、小草,以亚热带植物独有的婀娜多姿与润泽,在微风中摇曳着。导游讲,山原名叫草山,1949年,蒋介石到台湾后改名阳明山。
  途中,能见到许多设计别致的别墅。我想,这该是台北风景区的好居处。李敖在凤凰卫视多次提到自己在阳明山有个家,那时,我便记下了这个山名。山越来越高,山涧尽处,即在半山之上转过溪涧的一块开阔地,耸立着碧瓦朱檐、鳞次栉比的仿古建筑。在青碧色大理石回廊里,点缀着精美华丽的建筑,步入其间,让人有入仙境之感。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台湾为表示对中华文化的承继建了这组具有中国古典风格的建筑――国父纪念馆。纪念馆分前后两部分,前部似天坛的园垒,后部为明故宫的大殿,圆与长巧妙的结合,显示出设计者的匠心。据说,这是―位极有才华的女建筑师的杰作。从建筑美学角度来看,台湾在对中华传统建筑的美学承继方面很有成绩,即使今天来看,台北的中山楼依然是一座有代表性的经典建筑作品。
  午饭后不久,在下士林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画展。这对我来讲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说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大陆解放前,故宫的许多名画被弄到了台湾,由于两岸的状况,想看到这些故宫藏画可谓难于上青天。上世纪90年代,我在新加坡探亲,大哥振霄的一个朋友在新加坡一家报社做主编。当时新加坡与台湾的交往较多,一次聚会,我们自然谈起台湾故宫的藏画。台北故宫出版的《故宫周刊》为介绍台北故宫藏画最权威的刊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就有这个刊物。我在学习绘画的初期,也经常看这本杂志。对学习传统绘画的人来说,这真是个宝库,会百看不厌。言谈之间,这位主编先生讲,他愿送我一批台北的《故宫周刊》,随后他连续送了10多年,这是我最早接触台北故宫的藏品。我非常感谢这位主编,并送自己的画作,以示答谢。这些刊物不仅介绍了许多见不到的画,同时对各个历史时期绘画的分析也独具慧眼,深入浅出,可谓图文并茂。这次,我有机会在台北故宫看到这些历史真迹,可谓人生之盛事,心情的激动与感慨可想而知。然而,遗憾的是这次台北故宫展出的作品较少,但看到多幅明代仇十洲的作品,也属不易。最为可贵的是其中存有宋“巨然”的山水画一幅,画幅虽不大,但气象赫然,高古之风让人拜倒而后欲追之无门。我深感艺术贵在精神,精神可穿越时空去影响和感召后世,可见文化精神魄力之无穷。
  
  摩耶精舍
  
  阳明山下土林―带,既有台北的故宫博物馆,也有党政要员的官邸。据说,蒋介石就住在土林,国画大师张大千的摩耶精舍也在这里。因台北故宫博物院今年展出的作品有限,镇院级的作品均未展出,因而,参观用去的时间不多。在该院的图书商店购买故宫藏品的印刷品用去了不少时间,我买了几册印刷精美的历史藏画集锦。
  来台前,我一直惦记拜谒大千先生的故居,参观故宫博物院时我向赵树栋先生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商量一下再定。经与导游研究及台北故宫有关人员联系,我们一行在参观完台北故宫博物院后直奔“摩耶精舍”。
  “摩耶精舍”是大干先生从巴西返台后的居所,80年代我就听说过,见过大干先生在摩耶精舍的照片,了解当时他的一些生活情况。因此,这次参观也是―次极其难得的经历。
  八十年代初期,大批日本朋友来访,其中一位日本画家,名叫藤原楞山。楞山先生热爱中国艺术,崇拜齐白石,自己也画得一手好画,颇得中国意味。来西安后,他向当时的外办表达了与陕西国画家交流的愿望。由省外办日语翻译李先生带到省美协,我联系安排他与省美协的名家方济众、何海霞、王子武等进行书画交流。当我向楞山先生介绍何海霞时,特意说明何先生的老师是台湾的著名画家张大千,楞山先生很感兴趣。我还向楞山先生讲了家父赵望云与大干先生抗战时在四川成都的密切交往。在四川时家父与大干先生过从甚密,大干先生家历代藏画颇丰,家父常到大干先生家看画、谈艺。大干先生待人热情豪爽,且有侠义。1958年,他在美国曾撰文谈及在艺术上与当时诸多画家朋友的不同时,说自己画马不及悲鸿和望云。大干先生在回忆文章中曾谈到,家父望云有一次间大干先生和悲鸿的马谁的好?大干先生回答:悲鸿画的是骏马,望云画的是劳动干活的马。从以上两件小事可以看出父亲与大干先生的友情,也反映出在那个时代艺术家之间因共同的艺术理想而相互存在的亲和与支持,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历史人物,让人感到艺术家之间的真情,直至今天仍然在闪光。
  楞山先生访问西安大约半年多以后再次来到西安,与海霞先生、济众先生和我相聚。这次来西安,他显得对我及海霞先生热情倍加。通过交谈得知楞山先生从台湾大干先生处回日本后又马不停蹄直奔西安,给我们带来了大干先生的情况。当时楞山拿出了他与大干先生在摩耶精舍的许多照片。楞山先生讲,他向大干先生讲了他在西安见到海霞和我,并向大干先生谈了家父望云1977年病逝的消息。大干先生闻之仰声哀叹,并把眼镜抛向空中之后落地摔碎。这感人情景,至今令我不能忘怀。楞山先生是个有心入,他不但带去了我们对大干先生的问候,并且用一个旅行水壶装去临潼华清池的一壶清泉,送给了在台岛的大干先生,这壶故乡的水深深地打动了大干先生。据楞山先生讲:大干先生用这壶水的一半研墨,画了一幅唐装仕女,请楞山先生转交何海霞先生,剩下的让他的夫人用来洗澡,以示不忘唐明皇之妃杨玉环在临潼华清池的贵妃沐浴。楞山先生想必已离开人世,但当年他带来大千先生的信息依然让我想起,不免感慨万千。
  摩耶精舍在一个小街口。门开了,院内奇花、异草、美石、小溪,环绕着小楼,环境十分雅静,处处露出一种特有的幽情。陪同参观的女士想必是张家的老友,她介绍起来如数家珍。当她讲到楼门前的一块巨型奇石是巴西出的类似田黄的石头、十分名贵,又勾起了我的回忆:二十多年前日本友人楞山先生第二次访华,那次,楞山先生告诉我,大干先生晚年喜爱各种奇石,收藏甚多,每一块石都有对一座祖国名山的情思寄托。大干先生经常手摸石头面向大陆沉思着,眼里流露出悠悠的思乡之情。看着大干先生收藏的石头,感到这些石头似乎不及它的主人在时更显灵气、生气、精气。虽然初来乍到,但对大干先生故居,似乎并不陌生,先生的画室早已经照片上见过。此时,物是人非,不免有一种怅然的感觉。我径直向后花园走去,去找寻那二十多年前大干先生特意安排楞山先生合影的“梅丘”。当年从照片上看梅丘,周围无多少植被,而今天,梅丘已被树与草深埋,显露有“梅 丘”字样的石头在树丛中依稀可见。我特意请友人在梅丘前为我拍照留念。我想,如果大千先生尚在人世,他一定会热情接待我这故友之子,也一样会领我到梅丘合影。面对主人离去的这座空宅子,原本对“摩耶精舍”的向往变得淡了许多,但占据心中更多的是大千先生的故事及他的不朽的画作。至于美术吏论界如何评价他,我不想多谈,我认为大干先生是中国古典传统绘画的集大成者,是为二十世纪中国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的一代大师。
  
  阿里山与合欢山
  
  作为搞山水画的人,对到阿里山一游自然十分感兴趣。阿里山在大陆名气颇大,我早就喝过阿里山产的茶叶,印象极好,在我心里阿里山与乌龙茶是联系在一起的。当我逐渐爬上阿里山时,我被台湾优美的自然风光深深地吸引住了。台湾位于太平洋中,北回归线穿过岛的中南部,亚热带及热带气候,以及周遭的海洋为台岛提供了优越的生态环境,植物极易生长,品类繁多,可谓洋洋大观,真不愧为“宝岛”。
  从台北到阿里山行程约一天,到达阿里山宾馆已是黄昏。在夕阳的照射下满山的冷杉黑魃魃的,挺拔而有韵致,拥满了远近高低的山峦。趁天黑前的光线,在山间小道感受阿里山的魅力,心情格外舒畅。钻入林内,林子深邃,墨绿中透出森凉气,幽静而深沉。夕阳中,层层树干好像镶了金边,给人美的享受。第二天早晨,我们结队去更远的地方拍了许多山间的风景照,也看到了巨大的神木,并去过阿里山火车站,但论感受远不及途中和初到时好。
  我一直以为台湾少有大气魄的壮观景象,而这次从日月潭出发横穿台湾中部横贯公路进入中央山脉的合欢山,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没想到台湾的中央山脉也有多座海拔近4000米的高山。高海拔、低纬度、海洋性气候,这几个因素决定了其风光的独特品味。那天的行程最长、最艰苦,连接台湾东西之间这条惟一的公路是当年蒋经国率一万多人在深山之中开凿出来的,时至今日,已是半个世纪。公路极窄,弯道、险道多,但能看出路面的养护不错。随着车子不断爬行,路愈来愈不好走。已近下午,时而云雨交加。当爬到约3000米左右时,沿途巨大的松树以其扭动而雄壮的风姿,银白而斑驳的色彩,撼动了我们。由于山道险,路窄,松树或沿途排开,或坡上群而聚集,苍翠之中偶尔露出几枝老朽的银色枯木,顿显另一番生机。
  天色近晚,车外的气温也愈热,停车写生、拍照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在车子一晃而过的瞬间获得极短暂的印象,而这印象却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并时时勾起朦胧而又清晰的回忆。我见过泰山的松、华山的松、黄山的松,也见过韩国东海岸的松,我觉得它们都不及这合欢山之松。我的确为台湾岛的松树所折服了,为了这些松,我打算有机会再赴台湾。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每年几乎都与台湾的画家有交流。90年代初,一个台湾的文化代表团来陕访问,那个团的规格很高,其中有在台著名的画家欧毫年,他对岭南画派的艺术有继承和发展,他的画保持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气魄和风格。我与欧先生曾有一面之晤,这次在台见到许多他的画,很是喜欢。那日,在台湾的酒会上因他晚到,我又走得早,故未能相见,很是遗憾。不过,酒会上见到了台湾的老画家李奇茂先生。李先生是我的师兄黄胄先生的老友,和师兄徐庶之亦是亲朋。黄胄在北京盖的炎黄艺术馆正厅的大铜门就是李奇茂捐赠的,据说这铜门是当年金门炮战的弹壳铸成的。当时,赵树栋先生给他介绍我是赵望云的儿子,李奇茂显得很兴奋。席间他在主桌,与我在六七米的距离,但却很大声讲道:“很像赵先生!”我当时很吃惊,你见过家父吗?我暗自问自己。可能是因我的原故,他在主桌侃侃而谈,看来是说家父望云与他之间的事。不一会儿,台湾两岸文化交流基金会的庄先生找我:给你通个信,没想到你的知名度很高。李奇茂大师很想与你谈话,你是否过去见他一下。我随即过去向李先生敬酒。李先生见我过来,主动站起,说:“我是陇东人。咱们都是西北人。我与赵先生早就认识,赵望云先生是一代宗师,他的画反映的是劳动人民的生活,开创了新路,了不起。更了不起的是他培养了黄胄、方济众、徐庶之、韦江帆四大弟子,应该要很好宣传。”他认为对家父的宣传少,给的地位不够,有鸣不平之感。他同时提出要让家父的作品在台北展览。我为他对父亲的熟知和中肯的评价而感动,亦被他的热情所感染,他对我们的了解如此清楚,像一家人一样清楚,我深感中华文化是两岸骨肉同胞割舍不断的纽带,这纽带又将两岸人紧紧地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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