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镇邦 1938年出生于福建云霄，196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82年调中国作协，先后在创作研究室、鲁迅文学院工作。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协特别顾问，石家庄学院、红河学院等高校兼职教授。著有《九十年代文坛扫描》《观念的嬗变与文体的演进》等文学评论集和《笔墨春秋》《边走边吃》等散文随笔集，主编《文体学从书》《名家侧影》等大型书系。
1956年秋天，我踏进复旦大学的校园，戴上了复旦大学的白校徽；潘旭澜先生呢，正好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戴上了复旦大学的红校徽。就从五十多年前的那个秋天我们相识，开始了我们之间既是同乡、师生又是朋友的长达半个世纪的情谊。
记得潘先生开始住在第十宿舍学生俱乐部旁边一座条形的旧楼底层，这座楼当时叫做“一字楼”，由于是在学生宿舍区里，我就经常到他那儿串门聊天。无论是在第十宿舍的“一字楼”，还是后来搬到第八宿舍的教工单身宿舍，他都同他的老同学，专治汉语史，又懂中医的周斌武老师同居一室。我们两个闽南人凑在一起，或用闽南话，或用普通话聊得很热闹，周斌武老师依然埋头备他的课，看他的书。我们聊的内容除了时事和日常生活外，大部分是关于学习方面的事，诸如他介绍系里的情况，询问我各门功课的学习情况，记得还曾为我开了一份“俄罗斯文学必读书目”，共三十余种，包括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等人的代表作品，让我在一两年内读完。于是，汇报读书心得，谈论俄罗斯文学，便成了那一两年我们见面时聊天的主要内容。1959年下半年，我上三年级时，潘先生为我们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于是下课后到他宿舍里谈的也大多是有关现代文学史的话题了。潘先生在讲授现代文学史的同时，也用相当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当代文学评论的写作，诸如关于杜鹏程的系列评论，后来发展成一部关于杜鹏程的作家论《诗情与哲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的文学评论，常常具有独到的新鲜的见解，文笔既犀利又稳健，有的文章是同扬州师院（即后来的扬州大学）的曾华鹏合写的，相当一部分发在《文学评论》之类的名刊上。这很让我眼热和羡慕。大学后期，我也对文学评论热衷起来，私下里把潘旭澜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于是，每次到潘先生的宿舍聊天，话题又转向有关文学评论的发展态势以及文学评论的写作方面了。由此看来，潘旭澜不仅在课堂上是我的老师，课下对我各方面的指导和教诲，更是我的老师。虽然，后来彼此很熟了，他出于谦虚，老不承认是我的老师，只承认是我的朋友；但从这一段历史来看，潘旭澜先生的确是引导我走上文学评论道路的恩师；或者说我们之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值得补充一句的是，他不仅在学业上关心指导我，在生活上也多方面关照我。1959年至1960年的冬春之交，我生了一场重病，每天潮热不退，拖了近一个月，实际上是急性肺结核，但被复旦校医院误诊为“疟疾”，正是潘先生提醒了我，才到上海第六医院检查诊断，然后到叶家花园的上海结核病院住院治疗，才捡了一条命。从这一点说，潘先生还是我的救命恩人。
潘旭澜先生对学生在学业上悉心指导，生活上热心关怀的不止是我一人而已，沐浴他师恩的学生成千上百。2001年秋天，我和56级同学返回母校做毕业四十周年的聚会，适逢潘旭澜师七十大寿，他的许多学生从全国四面八方赶到上海为他祝寿，由此可见其师生情谊之深。2006年他发现患不治之症入院之际，他的许多学生专程赶到上海探望，不少学生在他病榻之旁流泪哭泣，久久不忍离去，由此也可见其师生情谊之深。无论是从旧的道德标准来说，抑或从新的道德标准来看，这种师生情谊都是崇高的，值得赞扬的！潘旭澜之所以受到历届学生之爱戴，不是没有原因的，那是他几十年来爱护学生、视学生如兄弟、如子女的结果，他不仅传授他们以丰富新鲜的知识，从各方面关心他们的生活，而且同他们交朋友，做他们的诤友，并处处为他们争取学习的机会，为他们说话。二十多年前，也就是1983年秋天，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在香山举办“当代作家写作学习研讨班”，为期一个月，住在香山别墅。我们邀请潘旭澜先生参加。他得到通知后，要求把他正在带的三位研究生也带来，以便开阔眼界，进行一次关于当代文学的生动的学习。我在请示有关领导后满足了他的这一要求。由此一事，足见他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他的博士生王彬彬，在读博时他对其要求甚严，有时还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但毕业后回南京工作，却处处为他争利益，抱不平以至解决各种实际问题。2000年春，首届“紫金山文学奖”开评，我作为初评与终评的评委参加了评奖活动。王彬彬报的一本书不知什么原因没有通过终评，因为我在长篇小说组，不知道详情。后来在上海见到潘先生，他责问我为什么不许上王彬彬的作品，我无法回答，但很佩服他这种爱护学生，为学生争的精神。另一位学生潘凯雄，1983年复旦中文系毕业后，由他推荐到《文艺报》，二十多年中，一直关心他，传为佳话。
潘旭澜的生活道路是坎坷不平的，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和在业务上勤于钻研，成绩骄人，于是被当作走“白专道路”的典型。因此，从毕业留校到粉碎“四人帮”他足足当了二十二年的助教，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压力。即使这样，他仍然孜孜不倦地从事当代文学的研究与评论工作，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成为国内高校中的第一位当代文学方面的教授和第一批博导。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他除完成教学任务，带出一批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外，学术成果也相当丰硕，共出版学术专著和评论集五部，即《艺术断思》（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中国作家艺术散论》（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潘旭澜文学评论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9月出版）、《诗情与哲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长河飞沫》（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主编了《十年文学潮流》（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新中国文学词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当代散文精品珍藏本》（沈阳出版社1994年10月出版）、《上海五十年文学创作丛书?散文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等词典书籍；散文随笔集四种，即：《咀嚼世味》（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小小的篝火》（群众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太平杂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太平杂说》（繁体字版）（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2001年版）。在他病重住院之时，他的部分学生还为他编辑了《潘旭澜文选》一书，上、下两册，收入他学术论文、文学评论以及散文随笔的代表作，于他辞世后由香港文学出版社出版，算是对潘先生的英灵的告慰。
潘公（这是我在他中年后对他的一种称呼）虽然长期受到政治上的压抑，长期受到疾病的煎熬（青年时代起即患有胃病，“文革”中怀疑患“肝癌”“文革”后他第一次来京时相见，还没有从“癌”的阴影下走出来），但这一切均未能摧毁他从事学术活动的坚强意志。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他的环境和工作条件大大改善了，身体也好一些了，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于是干得更加起劲。但无论逆境，还是顺境，他照常读书写作，著书立说。他写作之勤奋、治学之严谨，由以下几桩事例可见其一端。
1986年，粉碎“四人帮”十周年前夕，他在复旦大学策划了一场关于新时期文学发展主潮的研讨会，与会的大都是复旦的校友，我亦应邀赴会。在复旦校园里，我看到从会议的主持、党委书记接见校友代表到一些细小的会务工作，他都事必躬亲。尤其是会后，他督促与会的校友把发言写成文章，结成《十年文学潮流》一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他担任主编。我了解到，收到与会者的文稿后，他逐篇审读挑选，收入书中的文章，他也逐一改过。这样做，当然费时费力，可一本书的质量就是靠他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保证了它的质量。
更能体现他严谨学术态度的还是主编《新中国文学词典》这桩事。此书于1986年开始策划，1991年完成初稿付印，历时六载，终于在1993年3月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一百八十万字，收入四千二百多个词条外，还附录了一些重要资料，是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方面的一部材料翔实、态度客观、立论新颖、下限较近的大型工具书，对海内外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专业人士与业余读者均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可以想象，这样一部大型辞书，由一位学者个人集合一批中青年学者靠业余时间编纂而成，既无立项，又无经费和时间的保证，其间该有多少困难啊！潘旭澜先生在《走出炼狱――送问世》一文中动情地描述了编纂这部辞书的经历，也道出其中的种种困难。办这一件事，不仅是“一项既艰难非常又充满风险的事”，而且“作为自发的民间项目，同人的工作当然不可能与实际利益直接挂钩，更谈不上什么借调之类”。将他们维系在一起的，“主要是道义的力量”。设想一下，在长达五六年的漫长岁月里，靠一种“道义的力量”，把这个集体维系在一起，以“孤灯黄卷、用心血煮字”的精神去对待选定的事业，务期于成，作为主编的潘先生，要身先同人，苦苦支撑与煎熬，而且一丝不苟地、高标准地、完成词典的编纂工作。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当年，当我接到这么一部还散发着油墨芳香的词典时，尤其是读了主编潘旭澜先生撰写的前言时，对于他的治学精神，不禁肃然起敬！
潘先生的晚年，用了不少精力与时间从事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工作，在翻阅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用随笔的文体写成《太平杂说》一书。此书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初版印行一万册。甫一出版，即受到出版界某个官员的责难，勒令出版社在一万册销完后销版不许重印。原因是此书在大量的史料基础上，对太平天国史研究中许多已成定论的观点提出质疑，并提出一些站得住的新观点。这样的态度与观点，立即在读书界和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响，潘公对此也据理力争，不在权势前屈服，终于在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社出了繁体字版，让其流传海内外。《太平杂说》引出的小风波再一次凸现潘旭澜先生作为复旦学术的学术品格和追求真理的精神。
潘旭澜从1952年跨进复旦校门，到2006年7月1日辞世，一直学习、工作和生活在复旦，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在复旦的一些岁月，由于极“左”思潮肆虐，虽然对他的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伤害，留下伤痕累累，但他不改热爱复旦的初衷，以作为一名复旦学人而自豪，而且随着岁月的增添，他对复旦的爱与日俱增，形成一种浓得化不开的复旦情结。在同他的接触中，在他的文章里，我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在上个世纪末写的《毕业照》一文中，他深情地回忆在复旦学习的岁月，赞美每一位导师的道德文章。从全国唯一著有《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兼治哲学、美学的周谷城先生，以《中国文学发展史》名世，又写过《欧洲文学发展史》，创作和翻译过不少作品的刘大杰先生，到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奠基者之一，又在史传文学作了杰出建树的朱东润先生，以运用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探索汉语各方面内部规律而著称的张世禄先生，还有文学批评史泰斗、早年当过燕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郭绍虞先生，中国话剧运动的开拓者、曾任中国最高戏剧学府――中央剧专校长的余上沅先生，长期担任北新书局总编辑的赵景琛先生，曾担任复旦文学院院长、后来以主编西方文论教材而更加著名的伍鑫甫先生，等等。他一一罗列礼赞，如数家珍，热爱复旦之情溢于言表。
写于1995年，朱东润先生虚岁百岁诞辰之际的《若对青山谈世事――怀念朱东润先生》一文，以饱含感情的笔墨记述了曾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达二十五年之久的朱东润先生在“文革”中同在“牛棚”里挨斗的情景以及朱东润先生同作者的情谊，礼赞朱先生的学术品格，热爱复旦之情也穿透纸背。
《两部大书的腥膻与苦涩》一文是他本世纪初的一篇散文力作，曾荣获首届郭沫若散文奖，文中记述我的老师也是潘公的老师鲍正鹄先生晚年为王欣夫先生整理其遗著《娥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一书的感人事迹、赞美同这本大书一样高大的复旦人的学术品格，读之为之动容。
2005年秋天，复旦百年校庆前夕，我在上海《解放日报》的副刊《朝华》上读到潘先生献给母校百年校庆的抒情散文《复旦啊，请听我说》。文中热情地描述复旦百年校庆前夕新建筑林立、校园里一片欢腾的景象，追述复旦的历史与先贤，尤其是赞美老校长李登辉先生对复旦的贡献。在此文中，他热爱复旦之情更是溢于言表。此文开头这样写道：“多半年来，我无论在家里或在宿舍附近活动腿脚，都越来越清晰听到：‘复旦，加油！复旦，加油！’的呐喊，时而像海潮，时而如猛雨，犹如在运动场上，马拉松选手跑进第一赛段终点那样。原来，它的一百周年校庆到了。”文章临近结尾处，他又这样写道：“复旦啊，如果你不做大航母，大楼的布局也许已基本就绪，而大师肯定还远远不够。你已经培养出大量杰出人才，遍布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大洲。在新世纪里要能凭借新的条件，培养出更多英才、大家乃至金牌选手，该多好！”当时读了此文，我也心潮澎湃起来，拨通潘家的电话，聊了近一小时，这可能是他生前在电话里同我最后一次的长聊！我先告诉他，这篇文章如何感染像我这样漂泊在各地的复旦学人，是篇好文章，他欣慰地笑了！
除了上述一篇篇洋溢着他热爱复旦之情的文章外，我还在各种场合下感受到他作为复旦赤子的拳拳之情。
1986年初夏，我为群众出版社主编“当代名家随笔丛书”曾南下组稿，到潘先生处组来《小小的篝火》一书的书稿，从下午聊至深夜，并一起到蒋孔阳先生家拜访，也深深地感受到这种情绪。
2000年秋天，我应邀到上海参加九十年代文学研讨会，顺便回复旦讲学，之后中文系设宴款待，贾植芳先生、潘旭澜先生两位老师一起来陪我，席上聊了许多，让我更加深深地感受到两位先生，尤其是潘先生的赤子之情！
2006年5月，我突然听到潘先生重病住院的消息，过了一个多月，即7月1日上午，即接到潘先生的长女潘向黎的电话，告知当天凌晨其父已安然辞世！我因天气炎热、身体不佳、家人力阻不能到沪送别先生而遗憾终生。然常回忆起我们亦师亦友的半个世纪的情谊，回忆起先生的事业与精神，尤其是他热爱复旦的赤子之心，这一切，将成为我有生之年的生活动力和学习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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