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兼职：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陕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等。已出版《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等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并在《光明日报》副刊、《美文》等发表散文多篇。
宋朝第五代皇帝神宗时，大政治家王安石从事了一番改革，旨在富国强兵，这是后世所熟悉的，可知道他独子王?的人恐怕不多。“有其父必有其子”，英年早逝的王?也是非同凡响，史称他豪气过人，“睥睨一世”，也就是说极有胆识，傲视天下。在十三岁那年，王?从一位西北老兵口中得知了河州(今甘肃临夏市)、洮州(今甘肃临潭县)一带的地形和部族的情况后，便对父亲叹息道：应当通过招抚之法控制此地，否则若为西夏所获，国家必会受到压迫，边患就坐大了。
据说，少年的一席议论，对乃父日后产生了颇大的影响。而最终实现这一设想的人，并不是王?，却是一名叫王韶的官员。
志在拓疆
王韶，字子纯，原是一名书生，出生于江州德安(今江西德安县)。据记载，他在年少时曾到家乡的庐山上发奋读书。庐山是一座名山，自古就有许多仁人志士在此游历，并留下无数歌咏诗篇。在山间，王韶领略到前辈的遗迹与题刻，追忆过英雄豪杰的事迹，也感受到大自然的壮美与永恒。他曾目睹窗前一株苍老不屈的古松，咏出了“绿皮皴剥玉嶙峋，高节分明似古人。解与乾坤生气概，几因风雨长精神”（《咏裕老庵前老松》）的诗句，抒发了不屈不挠的意志，也透出不凡的追求。
大约在仁宗朝嘉?二年（1057），王韶通过科举入仕，按照惯例出任州县里的佐贰之职。他因对沉闷的地方衙门生活没有兴趣，所以又报考了朝廷举办的特科考试，打算通过这一途径获得施展才华的机会。然而，制科的失败使他未能如愿。此后，志向高远的王韶竟抛弃已有官职，独自客游西北一带，足迹深入今天甘肃的陇南、河西一带。
说到当年西陲的形势，还得先往上追溯。自唐朝后期吐蕃王朝瓦解后，在今天青藏高原及以东的甘肃部分地区出现了诸多割据势力，其中以吐蕃族（今天的藏族）为主，还有羌族与其他许多民族。到了北宋中叶，被称之为青唐部的吐蕃?厮罗政权一度崛起，以如今西宁为中心，控制了青海与甘肃部分区域。?厮罗算是吐蕃族的一代豪杰，他不愿受到日渐扩张的西夏王朝控制，便接受宋中央的册封赏赐，结成抗衡西夏的联盟。不料?厮罗死后，他的后裔却分道扬镳，致使草原再度陷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厮罗后人多是鼠目寸光之辈，既无力统一各部，又疏远了与开封的关系，遂不断遭到西夏的胁迫和渗透。
王韶在西部边地深入考察一番，发现形势令人堪忧，一旦西夏控制了如此广袤的地区及其资源，便会对本朝构成更大的威胁，可反过来说这也给朝廷提供了机遇，一个乘势西进的机遇。可当政者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看起来宰执大臣也无人愿意关注。他当然不知道还有一个叫王?的少年，与自己抱有同样的梦想。他大有“天下皆醉我独醒”之叹，深感责任重大，不能坐视不管。这么说，王韶从此选择了与大多数文臣不同的发展之路，将投身拓疆西北视作自己的奋斗方向。
要说起来，在以往朝廷与西夏激战之日，也有个别身怀豪侠之气的士人愿意投笔从戎，主动请缨奔赴西北沙场，但由于当日庙堂并无远征拓边的宏大构想，所以这些人不免困顿于文案之中，最终一事无成。如仁宗朝的关中士人姚嗣宗，性情威猛，号称关右“诗豪”。此人曾在驿站的墙壁上题写了两首诗，其中有“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穷麟”的诗句。边帅韩琦看到后大感惊奇，及至与本人会面后，又发现对方喜好谈兵。于是，韩琦将姚某推荐给中央。然而，朝廷并没有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仅授以关中某县的县官之职，使他老死于平静的县衙里。同时代人曾喟叹道：姚嗣宗，“人杰也，竟不达以死”。
幸运的是，当王韶出没西北边地探险时，力图作为的神宗皇帝开始统御天下。与前几代先帝不同的是，这位年轻的神武天子不甘心维持现状，急于雪祖宗以来边关之耻，所以对振兴国家武备充满向往，对有关边防建设的建议持积极的态度。随后上台的宰相王安石，不仅主张富国强兵，也早受到儿子的启发，对进一步开拓西北满怀希望，这自然都为王韶创造了有利的大环境。
熙宁元年(1068)，王韶风尘仆仆地从边地来到京城开封，将自己深思熟虑过的西北边防构想，整理成《平戎策》三篇献给皇帝。他在献策中提出了这样的建议：西夏可取，要取西夏，当先收复河、湟（即黄河上游与湟水流域），以对党项人构成腹背挤压之势。近年来，西夏不断进攻青唐，万一攻克此地，他们便能渗入陇蜀地区，从而对社稷构成更大的威胁。如今吐蕃四分五裂，不相统一，朝廷正可以出师，恩威并用，收服诸部。如此一来，我有侧翼之助，而西夏则失去同盟，此乃巩固西陲边防之上策。
神宗阅罢奏书，深为所动，就马上召见了王韶。君臣相见恨晚，很快达成一致见解，天子当即任命王韶为“管干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之职，派其赴西北开展活动。要说王韶的这一头衔，其实并非标准的官职，而是属于临时差遣性的职务，也就是说君王派他先去试探，为西进摸索路子。此时，王韶不过三十七岁左右，正是精力旺盛筋骨强健之时。
初开青唐
王韶来到西北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活动，先招抚了岷州(今甘肃岷县)地区吐蕃部大首领俞龙珂。据记载，为了赢得对方的信任，他仅率数骑亲赴其腹地大帐，推心置腹劝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此招抚俞龙珂麾下十余万口。朝廷特为这位豪爽的酋长赐名“包顺”（据说是因为他仰慕包拯包公为人而提出要求姓包，朝廷特意予以满足），并封赏官爵与财物，使这支势力成为归顺天子的臣民和武装，日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王韶颇有头脑，他清楚一味安抚或单纯用兵都不能收到长效的结果，昔日诸葛孔明收服西南诸部便是采取多管齐下的办法。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所以在旗开得胜后，他放开手脚从事更为广泛的边关建设，初步尝试用经济手段配合军事行动。为此，他组织各族边民开垦荒地，发放农具、种子，既解决了这些人的生计，也满足了部队的军粮供给。当他了解到牧民饮食生活中离不开茶叶时，就利用川茶与各部族交换马匹，通过互市贸易，彼此受惠，还赢得周围部族的欢心。一些内地商人也被他招揽来，又进一步丰富了贸易的品种，像绸缎之类的奢侈品也成为酋长头人家的喜好之物。要说中国以后长期出现的茶马贸易，其实正肇始于斯。
在此期间，王韶因为主持开发渭源(今甘肃渭源县)至秦州(今甘肃天水市)一带垦荒和边贸，与顶头上司经略使李师中发生了矛盾，枢密使文彦博等大臣因对拓边持消极态度，故也加以压制，以至于王韶一度遭到贬官。以后，在宰相王安石的力挺下，他才恢复原职，与他意见不合的上司李师中等也被调走。当日，还有官员诬告王韶有贪污行为，同样也是在王丞相的辩护下，他方洗清了不白之冤。正是因为得到了主政者的有力支持，王韶才能排除各种干扰，全身心投入边防事务。
几番打拼，几番收获，四年下来，王韶积蓄了足够的实力，也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到了该出手大干的时候了。熙宁五年(1072)上半年，他为了向西部纵深发展，便向朝廷建议扩建古渭寨(位于今甘肃陇西县)。古渭寨原是唐朝渭州的州城所在地，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但到唐末五代时已日渐荒废。神宗与王安石讨论后，认为建议有价值，因为掌握此地有利于逐步恢复对河陇地区的控制，于是下诏将古渭寨升格为通远军，并任命王韶为长官。
获得更大的职权后，王韶的拓边进度加快。不久，他给宰相王安石写信汇报成果：新拓疆域一千二百里，招抚蕃部三十万口。还要说，当时协助王韶活动的主要助手乃是几位武将，包括外戚出身的武将高遵裕。他们通力合作，一边招抚边族，一边修筑城寨，不时还要迎击对手的各种挑战。
在同年七月间，王韶率军继续向西推进，在今天甘肃渭源县等地修筑堡寨，构建防御体系，并出兵征服了周边对抗的部落。在这次军事行动中，他高超的用兵胆略获得了一次重要的展示。
史书留下的记录是，王韶领兵从渭源堡开赴抹邦山时，当地部族凭借山区有利地形武力抗拒。这座抹邦山就是今天的漫坝山，位于甘肃临洮县与渭源县之间，是渭河源头清源河与洮河支流抹邦河的分水岭。面对不利的地形状况，众将都要求在开阔地带布阵迎敌，王韶分析了形势，却放弃了这种惯常的战法。他对部下说：大军远道而来，应速战速决，否则若对方据险不出，则我军势必因缺乏给养而难以持久。危险地势固然对我军不利，但如能借此吸引对手出动，激发士气，倒可变被动为主动。不用说，这样的作战方案具有很大的风险，需要非凡的勇气与精确的指挥。王韶就是王韶，他早已胸有成竹。于是，他号令上下破釜沉舟，然后率军一路急行军，快速翻越崎岖的山岭，突然在对手脚下列开军阵。随之，他传令全军：我军已置于死地，敢言退者斩！果然，对方纷纷冲出制高点袭来，试图借地形优势打垮宋军，双方遂展开激烈的对决厮杀。当宋军士卒几乎抵挡不住时，王韶立即披盔戴甲，上马率后备队从侧翼发起猛攻，对手猝不提防，被打得四散溃逃，王韶大获全胜，一时洮河以西为之大震。
当年，以今天甘肃临夏市为中心的吐蕃部相当强大，其大首领名唤木征，周边诸部多奉其为盟主。木征闻听宋军获胜，哪里肯服，旋即召集兵马，东渡洮河赶来支援，原来溃败的部落也会集于抹邦山中，打算联手反攻。面对如此严峻形势，王韶不仅没有畏惧，反倒认为机会难得。于是，他命令猛将景思立率领所部在山下大张旗鼓，吸引对方注意，而他则率领其余将士迅速从偏路奔袭武胜(今甘肃临洮县)，一路势如破竹直抵武胜城下。据守此地的首领瞎乐乃是改名包顺的俞龙珂的兄长，他在大军压迫之下仍不愿归顺，结果只能仓皇出逃。王韶在招抚了武胜的一些部落后，在当地修建起城寨，使朝廷的影响力进一步深入洮河流域。随后，经过王韶恩威并施的攻势，想必也通过包顺做了许多劝说工作，最终包括瞎乐在内的一些酋长陆续归降。
战报送达京师后，朝廷赐给瞎乐“包约”之名，以与其弟包顺的名字相连，同时赐予这位首领与其他大小降将不同官爵，至于赏赐的金帛财物自不用说。不久，朝廷宣布将武胜改为镇洮军，任命高遵裕为守将。
武胜之役结束几个月后，中央又将镇洮军改为熙州，又以此为中心成立包括河州(今甘肃临夏市)、洮州(今甘肃临潭县)、岷州(今甘肃岷县)及通远军(今甘肃陇西县)等地在内的熙河路，任命王韶为熙河路都总管、经略安抚使兼熙州知州，并特赐予龙图阁待制的加衔，全权负责开拓西部边疆事务。要说新设立的熙河路行政区，地域辽阔，人烟稀少，朝廷直接掌握的只有分散于关隘要道上的一些城寨，广大山区和草原仍由归顺的部族首领实际统治，而河州及洮州等地，名义上虽属熙河路管辖，其实还远没有进入官方的有效控制之下。
翌年(1073)二月中，王韶指挥军队先攻破香子城(今甘肃和政县)，再一度攻占河州城，迫使木征出逃，抛下妻室做了俘虏。不久，王经略使班师，暂时放弃河州，但香子城等地却已成为西进的桥头堡。
西陲不断取得的重大战绩，令庙堂上下欢欣鼓舞，群臣入朝庆贺，天子为之振奋。神宗高兴地对王安石说：若不是你在朝中主谋，哪里会有如此斩获？
香子城战后，王韶与部下将士都获得重赏，其中受到奖赏的有功军人就有三千之多，而王韶本人除了获赏三千匹绢外，还越级升迁为礼部郎中、枢密直学士，这自然都属于名义上的官衔，他的实际职务依旧是熙河路的最高长官。难得的是，天子还与王安石达成共识，确保王经略使作为熙河统帅的权威不受他人制约，包括亲信宦官李宪也须服从调遣。为了增强熙河路的兵力，还下令将原属秦凤路百分之六十的军队划归王韶麾下，包括近三万名士兵和三千余匹战马，其中多半军人都是战斗力极强的西北土兵。
河州再捷
自第一次河州战火消散后，朝廷收复了唐末以来丧失的河陇许多地区，并在此重建了统治秩序。凭借在西陲赢得的威名和增强的军力，王韶从此行动更为主动大胆，在积极实施进一步西进计划的过程中，恩威并施，所向披靡。接下来的目标，该轮到了河州要地。
时隔两个月后，王韶派军攻占香子城西北的踏白城要塞(在今甘肃东乡族自治县西)，又大败当地部族势力。有意思的是，本次前线的指挥官王宁原本是一员庸将，素来缺乏战绩，这一回却取得不小的战果，要说原因的话，实在应归功于高涨的士气，令庸人也因此获得升华。天子获悉这一消息后，相当感慨，就对宰臣王安石说：作战士兵精勇无比，虽一介庸将亦能获胜。王安石答道：人无勇怯，关键在于调度安排是否妥当。自我朝太宗皇帝以后，因朝廷各方的猜忌和束缚，像曹彬那样曾平定过江南的名将，也不免兵败幽州城下，如杨业、郭进及狄青那样的猛将，终究死不得其所。是故昔日的朝政环境下，也只能产出王超、傅潜之流的庸懦武臣。朝廷唯有治军有方，才能无往而不胜。君臣的这段对话值得关注，因为正道出了以往武备不振的症结所在。
当年七月份，王韶决定派将军景思立率偏师从熙州正面出动，扬言要修筑河州城池，利用对手主力被吸住的机会，自己再暗中带领八千士卒南下翻越露骨山，然后先开拓洮州疆域，再绕道北上夹攻河州。当他将用兵部署报送京城时，神宗因不了解战场形势和行军路线，颇为忧虑，认为王韶应当直接支援景思立部，而不是绕远路行动。王安石到底站得高看得远，他对如此大胆举动深表赞赏，便一面给前线回信表示支持，一面安慰天子。王丞相对神宗指出：王韶极有智谋，绝不会轻举妄动。他还以下棋为例说明王韶的动机，即用兵如下棋，如果只考虑一招棋，必然无法取胜，只有出一招而收二、三步之效，才能稳操胜券。
露骨山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衔接地带，位于今天甘肃渭源县与漳县、卓尼县交界处，山顶常年积雪，山势陡峭，主峰海拔达3941米，至今还流传着“漳县有个露骨山，比天还高三尺三”的民谣。像这样的山岭，即是有路也不过是崎岖小道，自然不利于大规模军队通行。
兵法从来讲究的是虚虚实实，千变万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在出其不意中打击敌手。如王安石所预料，王韶的这次大胆行动，完全出乎对手意外，下的是一招应几招的好棋。但在翻越露骨山的过程中，行军也颇为艰难，常常只能牵着马攀登。当大军终于翻越山岭突入洮州境内时，当地部族势力毫无戒备，留守的木征的兄弟巴毡角只得落荒出逃，山南各部遂一举被收服。消息传到河州，木征为了夺回失地，便留下一部分人应付，自己亲率精锐军队尾随王经略使身后，伺机发动进攻。在如此危急的形势下，诸将都请求直接开赴河州，与景将军汇合，王韶却认为：若就此进抵河州城下，木征必然尾随而至，成为守城者的外援，而周围的势力也会赶来参战，里应外合，其结果不堪设想。于是，他暗中派出一部分军队支援景思立，令他们立即对河州发动进攻，他自己则引诱木征出战，随之大败对手，迫使木征溃败撤退。在此举获得成功之后，王韶才挥师赶往河州，与景思立部汇合，大军兵临城下。如此一来，绝望的守城者只好开门出降。
从此次战役的全过程来看，王韶采用了声东击西以及围点打援的战术，积极主动在运动战中大获全胜，可谓深得兵法妙用，这在本朝用兵史上确不多见。后世史家在修《宋史》时，对他还有如是评价：起于孤寒书生，而用兵有胆有略。每次临阵前，他对诸将仅授以机宜，便不再过问。在紧张的交战之夜，侍卫们皆恐惧打颤，他却能安然入睡，鼻息自如。由此可见，王韶的确是一位胆识过人的杰出军事家。
战役结束后，王韶指挥士卒对河州城火速进行了扩建，以巩固其战略要地的作用。随之，他迅速率军向东南方向出征，连下宕州(在今甘肃宕昌东南)、岷州(今甘肃岷县)、叠州(今甘肃迭部县)及洮州等地，除了少数对抗者被镇压外，各地大多数部落首领都被招降。史称：王韶行军五十四日，跋涉一千八百里，收服了东西千余里的地域和大小蕃部三十余万帐。通过一系列的用兵活动，使河州东南方向的广大地区归顺了本朝，并与阶州(今甘肃武都县)和成州(今甘肃成县)连成一片。
还值得说到的是，当王韶这次带兵深入地形复杂、气候恶劣的部族混居地区时，因多日杳无音信，朝中官员都以为全军覆没。所以，神宗在最终接到捷报后，喜出望外，面对率百官入宫庆贺的王安石，竟兴奋地马上将身上的玉带解下赐给他。天子一高兴，还打算立即授给功臣王韶节度使的高位，不过王安石却建议暂不授予，可先提拔官职，节钺还是留待日后再说。神宗遂传旨：王韶越级迁官左谏议大夫，并加授端明殿学士及龙图阁学士之职。随征作战的有功将士因此也都获得升迁，其中武将张玉从刺史迁为观察使，也是连升数级。
为了加快对新地区的开发治理，王韶继续执行怀柔政策，一面扩大贸易活动，密切与各族的经济联系，一面开设蕃学，对归顺的部族首领子弟进行儒家文化教育，并鼓励这些年轻人参加科举考试。除此之外，还修筑寺庙，在灾荒时给予赈济等等，这些举措对稳定边疆局势都发挥了作用。而通过不断的茶马贸易，还极大地缓解了朝廷紧缺战马供应的矛盾。
威震西陲
西线的形势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但战争的残酷性却从未减弱，因为广袤的草原、山区仍聚集着各种各样的对手，一有机会便会展开绝地反攻。
在熙宁七年(1074)正月间，王韶奉诏赴朝商议未来对付西夏的战略规划，暂时告别了前线。在宫廷内，神宗皇帝再次见到王韶，也再度听到了他的不少高见，此时距上次会面已过了六年多时间，他早脱去一身的书生气，完全是久经沙场的大将风采，谈吐中透出的是成熟的兵机韬略。对这位智勇双全的将帅，天子颇为欣赏，于是特授予资政殿学士的头衔。须知，这一职衔以往仅是卸任的执政大臣才有资格获得。同时，天子又赐给他京城内一座大宅第和许多银绢，以示感谢。
一个多月后，正当王韶踏上返程的途中，景思立战死踏白城的消息传入耳中。事情的原委大致是：朝廷正式设立河州后，以今天青海西宁为中心的吐蕃势力感到威胁，便派大将鬼章出兵协助木征。鬼章是位枭悍的战将，他一面领兵骚扰，一面不断写信挑逗河州守将景思立。景将军不堪忍受，遂贸然率数千军兵出击，结果在踏白城被优势敌军打败，景思立以下许多将士阵亡。还有一种说法是，鬼章来信诈降，景将军率部被诱骗至踏白城后被歼。鬼章得手后，随之指挥大军围攻河州城，万骑呼啸，弓矢齐发，河州几乎成为一座危城，一时相邻各州也大为震惊，纷纷闭关自守，形势万分危急。好在岷州的首领包顺自归顺后，就成为王韶麾下的一员猛将，此时坚定地站在中央一方，率领自己的部属击退了来犯的木征军队。王韶在关中的兴平县(今陕西兴平县)获悉战报后，立即马不停蹄地赶往前线。
王韶抵达熙州（今甘肃临洮县）后，迅速调集各地军队两万多人，准备展开反击。在会商作战计划时，大多数将领都要求直接增援河州，唯恐这座千辛万苦营建的城池失陷，并引起连锁反应。王韶依然是异常冷静，他分析各种军情形势，又决定实施避实就虚迂回作战的方案。
经过一番战前准备，他率大军从熙州开赴西北方向的定羌城(今甘肃广和县)，接着北渡洮河，切断对手通往西夏的道路；再挥师西进至宁河寨(今甘肃和政县)，然后分兵南下露骨山，一路歼灭数千敌军，从而横扫河州以东及东北、东南的广大区域，断绝了其外援。如此这般，围攻河州的鬼章与木征联军便不敢继续逗留，只得拔营撤退。王韶乘机集中兵力一路追击，在踏白城以西连续大败敌手，不仅拔除了对方的许多据点，更进一步分兵北上黄河沿岸，并向西扫荡山区，于是将河州四周的部族大都征服。在疾风暴雨般用兵的同时，王韶又在新占领的关隘要塞修筑城堡，加大了压迫对手的力度。
到同年四月中，在朝廷强大的攻势之下，吐蕃大首领木征已无计可施，也无路可逃，只得率领手下八十余位酋长来到王韶大军辕门投降。之后，木征被护送到开封，天子对这位强悍的游牧部族领袖极为重视，特赐给皇家姓氏，为其取名赵思忠，授予荣州团练使的官衔，封其母为遂宁郡太夫人，放还他的妻子并封为咸宁郡君，又封赏家族许多成员官爵，也就是说打算通过赵思忠的号召力，来协助招抚西北吐蕃诸部。
这次军事行动的过程实在是瞬息万变，其结果出乎很多人的预料。当景思立兵败之初，由于吐蕃兵势再度兴起，数千里外的庙堂中便蒙上一派悲观情绪，许多文臣建议干脆放弃熙、河地区，收缩兵力退保原来的防线。天子为此忧心忡忡，寝食不安，多次派宦官持诏书赶往西线，指令王韶为了保住熙州，可以持重不战。但王经略使却不为所动，没有采取被动、死守的方式应战，依旧是运用主动灵活的运动战法迎敌，不仅扭转了失利局面，更进一步扩大了战果。因此，当战役结束后，神宗皇帝对王韶给予高度评价，并特意派人给他带去了这样的谕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以说，当朝天子的这一表态，恰与先帝们实行阵图、监军一类控制将帅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到熙宁七年大败吐蕃诸部并招降木征后，王韶在西陲的拓疆活动达到了顶点，熙河路不仅巩固下来，其疆域更向西得到扩张。至此，他也走到了人生的最辉煌时光。
要说王韶是宋代历史上最善用兵、也最具胆魄的文臣统帅，是毋庸置疑的，其军事才能足以与以往历代良将相媲美，甚至如杨业、狄青等本朝名将与他相比，也似乎略显失色。王安石曾专门题写《次韵王禹玉平戎庆捷》的诗篇，赞扬了王韶的赫赫功业：
熙河形势压西陲，不觉连营列汉旗。
天子坐筹星两两，将军归佩印累累。
称觞别殿传新曲，衔璧宁王按旧仪。
江汉一篇犹未美，周宣方事伐淮夷。
作为大政治家的作者不吝笔墨，在诗里既写到了西北异常的严峻形势，也写出王韶挥师出征、排兵布阵和凯歌奏捷的非凡事迹，最后表彰了他为朝廷宣威西陲的巨大贡献，并将此与周宣王时代讨伐淮夷的战绩相类比。真是大将荣归，身佩累累印信，令人景仰。
错位角色
自古政坛讲究论功行赏，但凡睿智明君大都遵循。熙宁七年的年底，王韶奉诏调入京师，出任枢密副使，也就是国家最高军政机关枢密院的副首脑，这当然属于论功行赏原则的体现。在本朝历史上，以军功出身背景攀升至执政大臣的情况并不多见，此前只有狄青等有限的几位。除此之外，王韶还拥有礼部侍郎兼观文殿学士的显赫头衔，这些在外人眼里，确是春风得意。
算起来，从上书议论边事到此为止，前后不过七年的时间，王韶便从一名离职小官跻身将相之列，将原本排在前头的众多朝臣远远甩在了身后，可说是步入了其从政的顶峰。这一年，他大约四十五岁，仍是大有可为的年龄。
王韶步入枢密院之初，因为一身的辉煌战绩，还是深得皇帝的眷顾，他办公的衙署虽与皇宫有数百米之遥，但他感觉与天子的距离仿佛近在咫尺。来年的四月上旬，他加封开国侯爵位，祖上三代也获得追封官爵的荣耀。仅仅十余天后，他又获得封妻荫子的好处，其母被宣召进宫，受到九五之尊的接见，老人家当时就被册封为嘉泰郡夫人，他的两个儿子也得到加官的赏赐，连他的儿媳、弟媳与侄媳几位女眷都因此沾光，每人获得一顶金冠及一袭彩缎披风，真是皇恩浩荡，也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然而，“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风光无限背后往往隐藏着阴云密布。要说升迁显达的结果，未必皆是喜事，要看位置是否合适，要看环境氛围及人际关系之类如何，若有一个环节出了差池的话，当事人就会遭遇麻烦，面临尴尬以至于倒霉的结局。遗憾的是，王韶这位擅长用兵打仗的军事家进入枢密院后，就发现朝堂绝对不同于战场，自己的聪明才智很难派上用途，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困惑随之而来。
多年以来，本朝庙堂上养成的风气是，体现一位大臣才能和价值的主要标志，是理论学养的高低，讨论国事要引经据典，还得保持风度，所谓“坐而论道”。因此，一个实干家，尤其是军事实干家，通常便受到歧视。当然，谙熟官场门道也至关重要，要能妥当处理上下关系，不仅要赢得帝王的欢心，同时还要善于与同僚交往，该让步时要忍让，该角力时也不能手软，长袖善舞、拉帮结派、纵横捭阖、尔虞我诈之类的手段，一样都不能少，即使是专责军政的枢密院长官也不能超脱免俗。可在这些方面，王韶显然缺乏历练，骤然从军令如山的营门踏入错综复杂的朝堂，政治风浪权力漩涡此起彼伏，都令他目不暇接。可以说，他是一位纵横驰骋疆场的杰出战地统帅，而不是一位满腹经纶、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于是角色出现错位，高明的军事家沦为笨拙的政治实习生，一段时间后他头顶的光环自然渐渐消退。
王韶能取得战场上的巨大成功，与神宗皇帝的信任分不开，他之所以出任枢密副使，又是因为天子对其战绩的欣赏，这是以用兵收益为轴形成的交换关系。一旦这种纽带断裂，他便难逃失宠的结果。遗憾的是，王韶入朝后就失去独立用兵的机会，因为庙堂远离战场，而重大军事决策由天子与中书和枢密院的诸位大臣会商，涉及的范围又相当广泛，他说多了，易遭致他人的猜忌，说少了或说偏了，也会引起君臣的不满，特别是几位文臣出身的顶头上司多少都对他有些压制，遂令他的才华难以显示，就此逐渐疏远了与天庭的关系。更令他想不到的是，自己与王安石之间也产生了距离，这是谁都没有料到的后果。
要论王韶与王安石的关系，原本一向正常，王韶在西部的拓边行动，就长期得到王丞相的鼎力支持。在王安石看来，这种拓疆活动符合国家的战略利益，也是自己的一个夙愿，故彼此在这一点上理念吻合。因而，以往每当朝中有人非议王韶时，他都坚决予以回击，又说服并打消皇帝的疑虑。就王韶受到诽谤的事，王相公曾在天子面前鸣过不平：如今王韶不过以二三分心力经营边事，却要耗费七八分精力防备他人的陷害。王韶先后三次被指控有贪污嫌疑，也都是在王安石的辩驳下洗去冤屈，王丞相当日甚至不惜以辞职来为他担保。正因为如此，王韶才能无后顾之忧，全力投身于前线，天子也才能长期对他毫无芥蒂之心，赋予全面用兵大权。
入朝之前，王韶对王安石一直满怀信任，当时发生的一件事足以说明这种信任的程度：熙宁七年四月中，王安石主动辞职。王韶在西陲得知消息后，深为自己的前途忧虑。此时还有人散布谣言，称朝廷将要废除熙河路，将他调回秦州。王韶闻听愈加忧虑困惑，不免心灰意冷，即使天子屡降诏书安慰，也不能打消他的顾虑。在此情况下，神宗只得请卸任的王安石给王经略使写信，借助特殊的信赖关系加以劝慰。正是因为得到故相的书信，王韶才继续安心从事军务活动。但必须承认，他们俩的关系到底是建立在开拓西北的相近志向上，其实并没有多少深入的私交。不巧的是，当王韶进入枢府时，王安石已罢相离朝半年多，这使他失去了最初讨教与深交的机会，仅仅维持着以往的公事关系。
据说，次年王安石复相以后，在处理一些问题上与王韶出现分歧，素来性格强硬的宰相当时正因变法受到反对派的围攻，很可能就此对昔日的部下产生了看法，两人之间遂有了隔膜，感情上便疏远了。这更使王韶陷于极大的苦恼之中。
为了摆脱尴尬境地，王韶一度萌发了离朝的想法。神宗出面做和事佬，劝王相公安慰昔日的英雄，说服王韶放弃了辞职的打算。经过天子的调和，双方恢复了以往的关系，但其他大臣对王韶的态度依旧，他的处境也就难以完全改善。
苦闷而死
王韶是个身强体壮的人，发迹后娶了多位妻妾，由此育有十多个子女，大的已经成年，小儿子才刚会说话，从这一点说可谓多子多福。在他的精心栽培下，几个成年儿子顺利踏入仕途，连开口不久的幼子也被教导得异常聪明。
有一次，遇到京城过元宵节，王韶打发仆人带着乳名叫南陔的幼子去观灯，谁知小孩头上戴的镶嵌着珍珠的帽子引来了盗贼，人流拥挤中突然南陔不知了去向。四处寻找不到后，家仆只得惊恐地回来报告，不料当爹的却不十分在意，对家人宽慰道：若换作别的孩子，就得马上去找，南陔这孩子倒不要紧，过些天就会自己回来。
果然，十来天过后，南陔竟坐着一顶官轿进了家门。从稚嫩的孩子口中，父母才得知了事情的经过，原来那日贼人乘乱将南陔从仆人肩上抢走，这孩子人小鬼大，反应很快，明白都是值钱的帽子惹的祸，便悄悄拿下帽子揣入怀中。当看到有皇宫的车马从身旁经过时，他就大声呼救，吓得强盗扔下他惊慌逃走，于是他被带回宫内。次日，天子听说此事，颇感惊奇，遂叫来询问，这才知道是王枢密的幼子。神宗喜欢南陔的聪明伶俐，便留在皇宫多日，最后才派人带着压惊的金钱和果子送回来。
发生在南陔身上的这件事，以后流传甚广，成为民间教导儿童的一个著名故事。由此可见，王韶教子有方，从小就培育出孩子沉着冷静的性格。南陔的大名叫王?，成年后科举入仕，以词章闻名，之后却沉溺于神仙方术，又以此名动朝野，最终因遭到宫廷道士林灵素的谗言而被流放岭南。他的大哥王厚，在哲宗、徽宗两朝继承父业，成为活跃西北的知名将帅，官拜节度观察留后，这当然都是后话。
到熙宁九年(1076)十月，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王韶更为孤立了。他性情耿直外露，多年紧张的疆场生涯养成了雷厉风行的作风，而这与朝中的氛围却格格不入。他自知失去施展才能的环境，又拙于权势争斗，因此在朝堂呆久了，不免心灰意冷。
一次，在讨论解决对交趾(今越南)用兵、宦官李宪在西部拓疆等问题上，王韶又因言语不当，遭致天子的不满，这使他处境越发艰难。数月之后，他不得不递上辞呈，不料皇帝并不挽留，当即发布调任他到洪州(今江西南昌市)做知州的诏命。不过，神宗念其过去的功勋，特为他加上了户部侍郎兼观文殿学士的官衔。
王韶回到家乡的洪州就职，因为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就在给天子的《谢到任表》中流露出不满和怨言。这一举动立即遭到御史的弹劾，并且旧账重提，指责他曾经贪污军费。于是，他被削去观文殿学士的职衔，改调鄂州(今湖北武昌)知州。
接连受挫之下，王韶困顿于鄂州地方衙署。他大概看透了官场的险恶无情，遂懒于政务，纵情于杯中之物。宋人野史称，一天，他设宴请客，一位来客借着醉意想调戏他的家姬，家姬哭着跑到主人面前诉说，他却对受到委屈的女子说：叫你们来就是助兴的，怎么搞得客人扫兴。说罢，他举起一大杯酒罚这位家姬饮尽。事后，众人都为其气量所叹服。
王韶看起来似乎豪爽豁达，其实内心却相当苦闷，除了政治上的失意外，据说还时常为昔日在西北的杀戮行为而不安。于是，他不断出入佛门，希望以此抚慰烦躁的心灵。遗憾的是，佛陀的光辉也没能驱散心中的阴霾，他甚至时常出现言语举止反常的情况。以后，文人们分析他之所以如此，乃在于昔日杀人太多的缘故，也就是因果报应所致。这一切是否属实，已不得而知，后世能确切知道的是，王韶是在痛苦的心情下度过了晚年。
神宗元丰四年(1081)，王韶去世。他的死因很特别，是背部生恶疮所致，当时他不过五十二岁。
朝廷获悉王韶病故的消息后，赠以金紫光禄大夫的官衔，定谥号为“襄敏”。这些不过属于照章办事的礼节性程序，而且来得太晚，当然已无法安慰故去的一代英豪。王韶死后，归葬于家乡德安县的望夫山下，至今尚残存一些石碑、石翁仲及石兽像之类的遗物。
好在后人并没有忘却王韶的功业，多年之后，熙河地区修起了“王韶庙”，以纪念他对开发西北做出的贡献。而有关他的记载也流传不绝，散见于正史、野史以及笔记小说之中。几百年后，其宗亲后裔修族谱时，也以这位先人的事迹为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