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文里夹用拉丁字母的历史比《汉语拼音方案》早得多 实际上，中文里夹用拉丁字母这件事从西学东渐后不久就开始了，特别是数学、化学、物理等教材、著作中。在稍后的新文化运动中，许多文学作品里也常常夹用拉丁字母，如鲁迅作品里的“阿Q、小D、K君来到N地”之类。这种?象表明了汉字系统有较好的包容性、易扩展性；也是国人自觉地吸收西方文化、拿来我用的一种行为。长时期里，这种行为是自发的、自愿的、非强制性的。由这种自发、自愿也逐步形成某些领域里的约定俗成，如科技著作里拉丁字母的使用。其中特别成功、非常普及的是几何、代数教材，化学元素名称、分子式表达等科技领域里拉丁字母的使用。
2、《汉语拼音方案》推行后，拉丁字母的应用迅速扩大
《汉语拼音方案》推行后，拉丁字母在中文里的应用迅速扩大、增长。尽管国家法规里没有规定《汉语拼音方案》的正式文字地位，由于它在许多人心里是行将取代汉字的准文字，对它在克服汉字种种“难”的功能有过多、过度的期望，拉丁字母在中文里就开始出?过多的不当使用。本文想就拉丁字母来书写产品代号这件事小作一点讨论。
3、铅字时代主要使用汉语拼音表达产品代号有其历史合理性
铅字时代，产品身上(如列车车体、飞机机身)及其标签上名称的标注，使用汉字比使用拉丁字母要麻烦，可能还要多耗费一些材料。因为那时汉字打字、排版印刷、模板刻制、模板雕刻都比用拉丁字母繁难得多。那时拉丁字母的大量使用，甚至是仅仅使用单一的拉丁字母式代号，有其历史合理性。尽管拉丁字母没有汉字那样表意鲜明、醒目、准确，拉丁字母还是广泛使用，也被广泛接受。
4、电脑时代，产品代号依旧实行单一拉丁化变得不合时宜
汉字处理电脑化已经在1990年代中期实?了。打字、排版印刷、字模刻制、雕刻都已经变得不再比英文繁难。为了求得表意鲜明、醒目、准确，在产品代号中适当使用汉字，包括使用单一汉字，或者汉字与拼音并用，变得多起来。国产歼击机的命名，如“歼20”与“Q20”并用；火箭的命名，如长征3号；“嫦娥”和“chang"e”并用，等等。显然地，“歼20”比“Q20”鲜明、醒目、准确。字母“Q”在石油制品中表示汽油；在自行车中表示轻便车；在热处理中表示氰化。那么，当我们见到“Q20”时，怎么知道它不是汽油20，轻便车20，氰化20呢?
火车车体上的代号，长期里一直在使用汉语拼音，如软卧：RW，硬卧：YW，硬座：YZ，快客：KK，动车103:D103，高铁20:G20。至今火车车体通常只见到拉丁字母表达。其实火车的乘客主要是国内的。当使用汉字时，即使是奔驶着的列车，人们仍然能够快速、清楚地看到车的型号。当今，新世纪，火车车体的类型代号应该改为汉字与拼音并用；不应该再实行单一拉丁化方式。这将大大方便旅客而并不带来什么大的麻烦。近些年来，动车、高铁发展迅猛。电视或广播里，有时读着“动103”，实际文字表达却是“D103”；有时读着“高21”，实际文字表达却是“G21”。这种读法是很不规范的。实际上，大部分人见到“G21”时，常常按英文字母音读为“(机)21”，而很少按汉语拼音方案读为“(哥)21”；而直接读为“高21”，则有些令人莫名其妙；怎么知道它不该读为：国21、固21、谷21等等呢?当只使用“高21”，或并用“高21”及“G21”，读音时读为“高21”就自然而然了。广播中说“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把一颗实践十号04星成功发射近地轨道”，显然比“CZ二号B运载火箭把一颗SJ1O号04星成功发射近地轨道”鲜明、准确、易懂，听与阅读高度一致。
5、应以实用原则为主考虑
周有光先生在新世纪初谈及解决“汉语汉字最大的问题”时说“关键在于使语文问题的研究，纳入科学的思考，降低政治的温度”。其实，“纳入科学的思考，降低政治的温度”几乎对当今所有汉语文问题都具有重要性。当今拉丁字母在中文里的恰当使用，应当主要从实用原则考虑，而不应当以什么政治原则为主考虑。由于中国的拉丁化运动主要是在中华文化衰败的半殖民地境地产生、发展的；由于铅字时代，或工业时代，汉字机械化遭遇到确实无法克服的困难；由于中国的拉丁化运动是与全盘西化、民族悲观、民族虚无、拼音文字优越论、汉字落后论等等思潮混合、夹杂一起来到的，拉丁字母就被国人寄予太多、太美妙的厚望。这些厚望是它实际上无法承受的。这样，自然地，中文里出?了拉丁字母的不恰当、过度地使用。这种使用，主要不是从实际效果，不是从公众需求出发，而是从种种意识形态考虑出发。从1983起，每逢五破十，都要召开纪念《汉语拼音方案》的纪念活动，出版纪念文集。文献就分别是25、30、45、50周年纪念文集。每个文集中都一律强调：要“继续推行”，“扩大应用”，“不断扩大应用”，“不得消弱”，甚少考虑如何根据新情况做什么完善、调整。不断继续扩大应用的理由并不是根据当时实际和公众愿望提出的，而是种种政治因素，诸如因为《汉语拼音方案》是新中国文字改革的伟大成就，是新中国最伟大的文化成就之一，是近百年来先哲、圣贤、领袖们接力创造的成果，是伟大领袖毛泽东、周恩来亲自主持制定的，等等。本来，在发布《汉语拼音方案》的人大决议里慎重地说它是“帮助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要“在实践过程中继续求得进一步的完善”。1958年文字改革家们也都承认方案中有缺欠，需要在应用中再求得完善。王力先生曾说：“当然它还有不少缺点”，“将来在实践过程中还可以加以改进”。吕叔湘先生曾说：“在实际使用中发?有很多不便，也还是可以再研究的”。到了1988年，汉字电脑化成功在望，人们对汉语拼音方案产生新评价的时候，吕叔湘先生发文“汉语拼音方案是最佳方案”；王力、周有光联合发文论述“汉语拼音方案是一种有利无弊的?代化语文工具”。在2000年出版的《汉语拼音50年》中则称汉语拼音方案“在教育、科技、文化、经济、军事、外交及人民生活诸多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这些似乎都是为了给质疑者、反思者面前树立一个“神圣的”、“不容置疑”的形象吧?这种情况下，《汉语拼音方案》就不能根据实际发展进行必要调整，像产品代号单一拉丁化这种不再适宜的做法就继续下来了。有些本来没有实质性意义，仅仅有某种显示《汉语拼音方案》重要性、“高贵地位”“神圣形象”的形式化应用也继续下来。书、刊封面必须印出汉语拼音名字的规定，就有相当地形式主义应用的味道。
6、几点具体建议
本文作者并不主张立即、一刀切式地改变产品代号的命名法。希望首先放宽原来严格的单一拉丁化规定，给基层、给公众以根据实情做必要改变、更新、创造的必要空间。?今，微电脑的命名，如方正飞跃N70，联想家悦A46等，使用的是汉字公司名(方正，联想)，接汉字品牌名(飞跃，家悦)，再接字母数码的子序列号(N70，A46)，并没有使用单一拉丁化。显然地，单一拉丁化的FZ FY N70，LX JY A40的易读性、鲜明性都差得多。国外品牌汽车，宝马X6也采取宝马(BIW)X6并用形式。这种情况应该看作是正常的。
建议对火车车厢上类型号的标记法从单一拉丁化改为汉字式与拉丁式并用，并对单一拉丁式与汉字、拉丁并用式做一番详细、具体、全面的对比统计。
建议对书、刊的拉丁字母名称不必非得印在封面，但保留汉语拼音名字在版权信息中。一定印在封面，给图书装帧设计带来很大干扰因素，带来麻烦，而实质意义不大；保留汉语拼音名称在版权信息里，足以满足使用拉丁字母检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