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一个人，长得跟正常人不一样。他有九尺高，全身上下是松软的粉红色枕头：他的胳膊是枕头，他的腿是枕头，他的身体也是一个枕头；他的手指头是细细的小枕头，甚至他的头也是一个枕头，一个圆形的大枕头。头上有两只纽扣眼睛，还有一张大嘴一直在微笑。所以你总能看到他的牙齿，他的牙齿也是枕头，小小的白枕头。
枕头人必须这个样子，他得让人感到温和与安全，因为这是他的工作。因为他的工作是很悲伤、很艰难的。
每当一个男人或女人由于生活极其艰难而非常非常悲哀时，他们只想了断这生活、了断他们的生命、了断他们的痛苦，正当他们自杀时，用剃刀、用子弹、用煤气或跳下高楼，枕头人会来到他们身边，坐在他们身旁，轻轻地揽着他们的肩头。
他会说：“等一等。”
时间会奇怪地慢下来，当时间慢下来的这会儿，枕头人会回到那男子或那女子的童年时代，回到他们可怕的生活还不曾开始的时候。枕头人的工作是非常非常悲哀的，因为他的职责就是让孩子们自杀，以避免他们日后在经历了苦痛的岁月之后再走同样的路：对着煤灶、对着枪口、对着湖水。
“可我从没听说过年幼的孩子会自杀。”你会这样说。而枕头人总是建议孩子们把自己弄得像是不幸的事故：他会指给他们那种像装了糖豆一样的药瓶；他会告诉他们从两辆车之间突然蹿出是多么危险；他会提醒他们怎样扎紧没有透气孔的塑胶口袋。因为对妈妈和爸爸的情感来说，五岁的孩子死于不幸的事故总要好过五岁的孩子为了逃避痛苦的生活而自杀。
不过，并非所有的孩子都喜欢枕头人。有一个快乐的小女孩，就不相信枕头人。当枕头人告诉她生活的阴暗以及她面临的苦难时，她赶走了他，枕头人哭着走了，他滴下了一滴滴那么大的泪珠，积了一大摊水。
第二天夜里又有人敲那女孩卧室的门，女孩说：“你滚开，枕头人，我告诉你了，我很快乐！我一直很快乐，我会永远快乐！”但这次却不是枕头人，而是另一个男人。女孩的妈妈不在家，这个男人每当她妈妈不在家时就钻进她的卧室。不久，女孩就变得很痛苦很痛苦。
当她二十一岁坐在煤灶前时，她对枕头人说：“你为什么不想法子劝说我？”枕头人说：“我想尽了办法劝说你，可你那时实在是太快乐了。”当她把煤气阀开到最大时，她说：“可我一直不快乐。我一直不快乐。”
当枕头人成功时，一个孩子就悲惨地死去。而当枕头人失败时，一个孩子就活在苦难中，长大成人后依然过着痛苦的日子，然后悲惨地死去。枕头人，那么高大，那么松软，只能整天转来转去地痛哭，他的屋子里积满了一摊摊泪水，于是，他决定再做最后一次，就不做了。他去了一条清澈的小河边，随身带了一小罐汽油。
小河边有棵大垂柳，他坐在垂柳下，坐着等了一会儿。树下堆着所有的小玩具，有一辆小汽车、一只小玩具狗，还有一个万花筒。附近停着一辆小小的大篷车，枕头人听到开门声和脚步声，接着听到一个男孩说：“妈妈，我去外面玩一会儿。”妈妈说：“好的，儿子，别忘了回来吃点心。”“我不会忘的，妈妈。”
枕头人听到那孩子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大垂柳树下站着的不是一个小男孩，而是个枕头孩。枕头孩对枕头人说“你好”，枕头人对枕头孩说“你好”，他俩玩了一阵玩具。
枕头人告诉枕头孩他的痛苦的工作和死去的孩子以及所有的那些事，小枕头孩一听就领会了，因为他是那么快乐的一个孩子，而且他一心一意想帮助别人，他把那罐汽油洒满了全身，嘴角弯出一抹微笑。
枕头人含着眼泪对枕头孩说：“谢谢你。”枕头孩说：“不要紧，你告诉我妈我不能去吃晚上的点心了。”枕头人撒谎说：“好，我会的。”
枕头孩划着了火柴，枕头人坐在那儿看着他自焚，当枕头人正要隐去时，他最后一眼看到的是枕头孩那张微笑的脸渐渐变为灰烬，只剩下虚空。
这是他看到的最后一眼。而他最后听到的是他从未想到过的声音。他听到的是那数千个孩子的惨叫声，他们本在他的帮助下自杀了，却又活了过来，而不得不忍受命中注定的冷酷、黑暗的生活。
由于他无法再去帮助他们避免这种苦难，他们当然只能完全独自地自我虐杀，所以他们在悲苦地号叫着。
于是枕头人消失了，就像他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有人理解枕头人的暴力与残忍是“想象的产物”，也有人厌恶枕头人的残暴行为。而我们更应该看到的，不应是一个孩子被自杀，而是那个孩子在故事中塑造着一个鲜活的生命。
当人们纷纷指责与抨击枕头人的暴力时，在国家名义下的拷打、酷刑、处决和残害，却仍在肆虐。其实，想象力对于社会的危险远低于那些国家安全法案。这个枕头人的故事只是“存在”于你的心中而已，虽然有时故事也能改变世界，却要看它落入了谁的手中。
蓉儿摘自《枕头人》（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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