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化和本土化双重压力下，国际并购成为中国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和拓展市场的有效手段。科技型企业具有高投入、高创新、高收益等特点，复杂的国际竞争环境使这类国际并购行为具有很高的风险。本文结合科技型企业自身特点，构建了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价、风险控制三部分的并购海外科技型企业风险管理系统，在建立风险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模糊层次综合评价方法进行风险评价，确定了各个风险的等级和相应的管理级别，有针对性地制定规避、转移或减轻风险的管理决策，从而保证并购成功，进而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关键词：科技型企业 国际并购风险 模糊层次综合评价 风险管理系统
一、引言
在全球化和本土化双重压力下，国际并购成为中国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和拓展市场的有效手段。近年来一批拥有先进技术和全球研发能力的海外科技型公司，因其拥有的知识产权以及研发能力，具有很高价值和强大的吸引力，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并购的目标。但并购是一项高风险活动，受地缘政治、制度差异等因素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较易受到发达国家的歧视和偏见，特别对于科技型企业其高投入、高创新、高收益等特征，使其并购行为具有更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建立一套科学的并购风险管理系统，从而对并购风险进行识别、评价和控制，是海外科技型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必然要求。一个系统的风险管理过程（CIRIA，1996；Chapman and Ward，1997；许晖，2009）主要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如（图1）。风险识别是风险管理系统中最关键的步骤。风险识别的主要对象是风险，通过搜集资料、分析风险、评估风险、确定风险等程序，分析风险源、危害和影响程度等因素，将风险聚焦在感知最大的或对企业影响最深的关键风险上，形成风险体系；由于并购风险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可以运用模糊层次综合评价模型对风险进行评价，确定各种风险发生的概率和趋势，为管理决策提供决策依据；在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价的基础上，管理者掌握了并购风险发生的时间和等级，明确了不同风险的管理级别，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风险控制策略，有效规避和化解风险。
二、并购海外科技型企业风险识别和评价
（一）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风险识别是企业开展海外并购，进行风险管理采取的首要步骤，也是有效规避风险的前提和基础（Kim，W.C.，Hwang，P.，1992）。海外并购作为国际扩张的一种方式，面临着诸多国际经营风险。Miller（1992，1996）从经理人员感知的角度探讨了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风险来源，提出了国际风险一体化框架（perceived environmental uncertainty，简称PEU模型）。在此基础上，荷兰学者 Keith D.Brouthers（1995）从实证的角度对Miller提出的一体化国际风险模型进行检验，并构建了分析战略性国际风险的框架，将战略风险划分为两大类，即管理控制风险和市场复杂性风险。随后，Keith D.Brouthers又联合Lance Eliot Brouther、Steve Werner等学者继续对Miller 的PEU模型进行了改进，将风险分为政府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公司所使用的资源和服务的不确定性、产品市场和需求的不确定性、竞争不确定性以及行业技术的不确定性，称为PEU2模型。国内学者许辉（2007）在Miller和Keith D. Brouthers等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特点，分别从宏观环境层面、行业环境层面和企业内部层面，提出了中国企业海外经营的15种风险，是目前国内较完整的国际风险识别体系。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按照搜集资料――分析风险――评估风险――确定风险的步骤，整理和分析了近年来发生的并购海外科技型企业的案例，结合科技型企业自身特点，分别从宏观、行业和企业内部三个层面，构建了并购海外科技型企业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主要考查7类指标：政治风险、人文风险、宏观经济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财务风险以及技术和设施风险。
（二）评价指标风险区间的确定 对评价区间的设置须慎重，过于严格会使结果被夸大，人们受结果的指导去防范本来并不严重的风险；但过于宽松又会使评价系统不够灵敏，很可能错过重大的风险隐患，造成不必要的风险损失。基于以上原则，采用定量和定性结果的方法，确定评价指标风险区间。对于定量分析的风险指标，需要确定该指标的取值区间应隶属于哪个风险等级。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可基本确定定量评价指标的评价区间。在7类指标中，能够定量分析的指标有4类，分别是政治风险、宏观经济风险、人文风险以及财务风险。其中，宏观经济风险和财务风险分别来自目标国宏观经济数据和并购公司年度财务报表。政治风险在Globerman & Shapiro （2003）提出的“治理基础”理论基础上（Governance Infra-
structure，），借鉴Kaufmann et al’s（2004）的分析和指标界定，因为它基本上涵盖了经济、法律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政府政策和制度（Globerman & Shapiro，2003）。人文风险采用Kogut and Singh （1988）定义的“文化距离”（Cultural Distance）概念，并借鉴Hofstede’s （1980）的测量指标，包括权利距离、不确定规避、个人主义和男性主义四个方面，由方程（1）计算而得。
CDj =■ （1）
其中，CDj 表示第j个国家与我国的文化距离， Iij 表示第j个国家的第i个文化维度指数，Vi 表示第i个指数的方差，C代表中国。具体风险评价区间如（表2）所示。
若获得评价指标类别的评价区间，需要根据测算出的指标值在上述各个风险评价区间确定其等级值（按风险由小到大分别为1，2，3，4，5分），按照其在本指标类别中的权重见（表1），由方程（2）计算该指标类别的评分。
R=■ni ×wi （2）
其中，ni表示经济风险指标类别中的第i个具体指标的等级值，ni∈［1，5］；ωi表示第i个指标的权重。根据风险指标的得分，可以确定其所在的评价区间。如（表3）所示。
对于定性指标，可以结合德尔菲法，聘请专家确定每一种风险指标分别属于5级风险水平的概率，然后汇总这些评分结果，根据具体情况加权平均来计算出不同专家评分的平均值，然后确定该指标隶属的风险区间，并从各个指标输出的信号可以清楚地看出每一个指标现在处于哪一种风险状态下，也就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防范和减弱风险。
（三）并购海外科技型企业风险模糊层次综合评价模型 模糊层次综合评价模型是模糊综合评判法和层次分析法的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重在解决具有多层次影响因素的复杂决策问题，模糊综合评判法则是在不确定性和模糊环境下，利用模糊系统分析的理念，对某一事物做出综合决策的方法。考虑到海外并购风险的多层次和不确定性，运用模糊层次方法对海外并购风险进行综合评判更有利于管理者做出最优化的决策。按照如下步骤，运用模糊数学方法，构建并购海外科技型企业风险综合评价模型。
（1）建立并购海外科技型企业风险因素集。因素集是以影响海外并购风险程度的各种因素为元素所组成的一个普通集合，通常可以用大写字母U表示。本文根据风险识别内容，包含7个主因素，作为评判的指标体系：
U1=政治风险
U2=宏观经济风险
U3=市场风险
U4=人文风险
U5=管理风险
U6=财务风险
U7=技术和设施风险
根据这些因素的特征，将7个主因素分为2个子因素集，用字母M表示，即：M1=｛U1，U2，U3，U4｝，
称M1为并购海外科技型企业外部风险子因素集；M2=｛U5，U6，U7｝，
称M2为并购海外科技型企业内部风险子因素集；于是，U=｛M1，M2｝
（2）建立并购海外科技型企业风险模糊评价集。评价集是评价者对评价对象可能做出的各种评价结果所组成的集合。通常用V=｛v1，v2，…，vj｝，其中元素vj（j=1，2，…，n）代表第j种评价结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及集成风险评价目标的要求，用不同的等级、评语或数字来表示。根据并购海外科技型企业的自身特点及风险评价的要求，可以将风险程度划分为5个等级，建立海外并购风险模糊评价集：V=｛v1，v2，v3，v4，v5｝，v1-v5对应的风险等级分别为“低”、“较低”、“中等”“、“较高”、“高”。
（3）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风险因素的权重。影响科技企业海外并购风险的因素很多，影响程度随着目标国政治环境、经济结构和市场发展水平的不同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权重分析，并据此构建判断矩阵。首先，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影响科技企业海外并购风险的各个因素进行重要度排序，然后请专家在参考每个指标得分（没有得分的定性风险类别直接凭借参考材料和经验判断）的基础上进行评分，最后通过方程（3）计算风险类别的得分，从而得到单因素评价矩阵R：Ri =■Pij ×wij （3）
其中：pij代表风险指标类别i中风险指标j的评分；wij代表风险指标类别i中风险指标j的权重。
（4）对子因素集进行一级模糊综合评判。对子因素集Mi（i=1， 2）分别进行一级模糊综合评判。首先，构造单因素评价矩阵R，对于M1，有：R1= r11 r12 r13 r14 r15r21 r22 r23 r24 r25r31 r32 r33 r34 r35r41 r42 r43 r44 r45
对于M2，有：R2=r51 r52 r53 r54 r55r61 r62 r63 r64 r65r71 r72 r73 r74 r75
其次，进行权重分配，运用专家评价法，分别得到子因素集中各因素的权向量：A1=（a11，a12，a13，a14），A2=（a21，a22，a23）
最后，求出从U到V的模糊变换：Bi=Ai*Ri， （i=1， 2）
B1=（a11，a12，a13，a14）∧R1= r11 r12 r13 r14 r15r21 r22 r23 r24 r25r31 r32 r33 r34 r35r41 r42 r43 r44 r45=（b11，b12，b13，b14，b15）
这里一般采用的是算子（∨，∧）。类似的，可以得到：B2=（a21，a22，a23）∧ r51 r52 r53 r54 r55r61 r62 r63 r64 r65r71 r72 r73 r74 r75 =（b21，b22，b23，b24，b25）
（5）对主因素集进行二级模糊综合评判
以M1，M2为元素，用B1，B2构造它们的单因素评价矩阵为：R=b11 b12 b13 b14 b15b21 b22 b23 b24 b25
根据有关资料和专家评价法，得到“并购海外科技型企业的外部风险因素”、“并购海外科技型企业的内部风险因素”的权重分别为：
A=（a1，a2）
因此，二级综合评判为：B=A*R=（a1，a2）∧b11 b12 b13 b14 b15b21 b22 b23 b24 b25 =（b1，b2，b3，b4，b5）
经归一化处理得到：
B’=（b’1，b’2，b’3，b’4，b’5）
可以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确定并购海外科技型企业的总体风险等级。
三、并购海外科技型企业的风险控制
（一）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主要表现为目标国政府的政局不稳定，如受恐怖主义威胁或政变，战争等原因，目标国社会动荡、恐怖袭击和第三国干预等风险，今年初以来，北非地区的动荡政局，给在相应国家经营的中国公司带来了巨大损失。获取合法性（legitimacy），克服新进入缺陷（Stinchcombe，1965），学会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生存是有效控制政治风险的关键。具体的做法有：（1）代言人策略。游说是西方企业最常使用的政治策略之一，但对中国企业而言，直接进入西方政府参与政策制定难度很大，因此在并购遇到政府认可、批准等困难时，可以寻找海外代言人，以获得管制合法性。在西方政治中介组织非常发达，企业可以通过雇佣专业游说家充当代言人进行游说活动。另外，私募基金合作伙伴、中国大使馆以及一些非中国机构等第三方力量，也是中国企业管理在海外的政府关系和商业关系的良好资源。（2）信息咨询策略。与政府进行信息咨询，也是西方企业常用的政治策略手段，中国企业可以加以借鉴。一方面，中国企业可以向目标国政府多了解与自身或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可以参照西方企业的做法，站在自身或行业的角度提出研究报告，或者通过提供与己相关的民意调查结果等方式，影响政府决策。（3）政治关联策略。要想缩小制度距离，得到目标国政府长期的支持，中国企业在管理整合并购后的新企业时，应考虑实施一些与目标国政府的政策法规相关联的经营行为。以组织公民的身份，履行好海外社会责任。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做适合目标国政治环境的事情，做目标国政府鼓励和推荐的事情。
（二）人文风险 由于不同国家、不同企业间的双重文化差异以及文化融合过程中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而导致企业并购后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目标发生背离，甚至导致企业跨国并购活动失败的可能性。防范人文风险的具体措施主要有：（1）中国政府可以开展积极的“中国并购”公关策略，当务之急就是要考虑如何更有效的传递自己的信息。中国政府应该更积极地回应外界的关注与质疑，通过各种渠道向世界表明，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并购”是为了加强与海外各国公司的合作，给世界带来的并非威胁，而是机遇。（2）企业应该妥善处理民族文化和企业文化两方面的融合问题。在并购谈判过程中，注意与目标企业管理层和工会组织的沟通，获得他们的支持；在并购后的整合过程中，尽量做到属地化经营用属地化人才，在“混血”的企业里达到文化优势互补。
（三）技术风险 技术风险主要表现在并购获得的高新技术是否能够满足市场需求，能否完全被中国企业消化吸收，知识产权被侵犯等方面。规避技术风险，中国企业可以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1）通过技术转移和联合设计消化吸收高新技术。通过技术转移、联合设计，可以逐渐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从而为核心技术的掌握及国际标准的制定打下坚实的基础。（2）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保护知识产权对科技型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必须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才能有效规避技术风险。
四、结论
风险是客观存在的，风险管理的目的不仅仅是规避风险，更多的情况是针对风险的特性，通过分散、转移手段，把风险造成的损失控制在企业可承受范围之内。本文根据科技型企业的自身特点，构建了一个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价和风险控制三部分的并购海外科技型企业风险管理系统。企业“走出去”是大势所趋，但绝非短期套利，适时而动不等于盲动。企业应该找准定位，培养风险意识，学会控制风险，客观把握优势和劣势，积极采取行之有效的风险管理策略，减低国际并购风险，提高企业绩效，增强国际竞争力。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竞争的主导模式――专业池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7JA790081）资助
参考文献：
［1］许辉、余娟：《企业国际化经营中关键风险的识别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07年第10期。
［2］许晖、李硕：《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和计划经营中的风险管理研究》，《国际贸易问题》2009年第2期。
［3］潘镇、殷华方、鲁明泓：《制度距离对于外资企业绩效的影响》，《管理世界》2008年第7期。
［4］Kent D.， Miller. A Framework for Integrated Risk Management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2.
［5］Subodh P., Kulkarni. The Influence of the Type of Uncertainty on the Mode of International Entry,American Business Interview, January, 2001.
［6］Globerman & Shapiro ，Governance Infrastructure and U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3.
（编辑 梁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