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刚 1956年生, 1982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文专业毕业。在教育部工作多年，其间被派往我国驻日本、德国使馆、驻澳大利亚总领馆共工作十余年。2002年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2006年至今在我国驻澳大利亚悉尼总领事馆任参赞衔领事。曾于少年时代随父母在湖北省丹江口“战备疏散”两年。
在我懂事后的记忆中，永远不会磨灭的，至今仍然经常在脑海里闪现的一个地名就是――丹江。丹江现在叫丹江口市，在上个世纪60年代属于均县。之所以在我的记忆中丹江是如此的亲切和特殊，是因为从1969年12月到1972年1月，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特殊的少年时期！尽管只有短短的两年，但却是我经历许许多多“第一次”的关键时期。因此，我把湖北丹江当作第二故乡。在进入小康社会的今天，尽情地回忆那个动荡年代在丹江的往事，使我们这些当时的“少年”心中珍存的记忆更加清晰,更加五光十色而跃然纸上。那段往事，不仅仅是一些普通的回忆，更是丹江现代史上的一段辉煌，是动乱的文革和复杂的国际局势给丹江带来的特殊“礼物”，也是许许多多中国文化名人和革命干部、工人师傅以及他们的后人的一段值得载入史册的真实历史！每每想到丹江，便勾起我对丹江深深的眷恋与怀念，也使我越发地爱丹江那片山山水水和老少乡亲。
一初离京城 大开眼界
超载列车 触目惊心
我记得那是1969年的冬天，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离开北京城，第一次开始了我比较清晰地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的人生，那年我刚满十三岁。第一次离开北京坐火车就是随我的父母“战备疏散”到湖北一个叫丹江的地方，从地图上查，离武汉还挺远，要坐京汉线火车到武昌，再换火车到湖北的西北部，接近河南南阳的地方。我们去丹江的“单位”全名好像叫“中国文化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丹江分校”。
在寒冷的12月25号，我和爸爸妈妈坐上了去丹江的火车。上了火车已经是晚上了。车厢里很昏暗，挤满了人，人和行李好像没有规定的位置。车厢外面一片黑暗。火车开了一会儿，为了抢座和行李架放大包小包的人们疲惫地静了下来，周围没了嘈杂声,只听见火车轮子那咣当、咣当的无情的转动声。人们过了一会儿又开始躁动，因为火车严重超员，许多没坐位的人开始找车厢里凡是能倒卧下去的地方躺下去睡觉，只见有人像演杂技似的，蹬着椅子背蹿上了窗户上面的行李架，头枕着什么东西横躺在了半空中。当我坐在那硬座椅上仰着脑袋正佩服地望着那位“空中卧佛”的时候，忽然觉着有什么东西碰我的脚。低下头往椅子下面瞧，竟然是一个人躺在了我这排椅子和背着那排椅子的下面，他的头就在我脚后跟旁边。这真吓了我一跳，心想幸亏没踢着人家。
就这样在黑暗中“咣当、咣当”地往武昌方向走着，一会儿，火车到了一个地方停了下来，车厢里的一部分人又热闹了一阵儿，我借着车外站台上昏暗的灯光看见一个白色的牌子上写着“驻马店”，我当时挺新奇，这名字从来没听说过，后来才知道是河南。也不知道火车又“咣当”了多少个钟头，好像是到了第二天下午，我们就被运到了武昌。我顿时兴奋了起来，可以看见伟大的武汉长江大桥啦！我和爸妈就坐无轨电车往大桥方向去。又让我惊讶的是，武汉公交车的车窗很多都没玻璃，钉着三合板。后来才听说要么是武斗的人们砸的，要么是人们挤的。到底是怎么弄成那样的，至今我也没找到最终的答案。看完大桥回来天已经黑了，大家开始准备去招待所的食堂吃饭。忽然听我父亲说，一会儿吃打卤面，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也搭着坐了一宿火车，除了啃点儿带的干粮喝口水等于是一天没正经吃饭，肚子也饿了，人也累了，武昌的冬天又潮又冷，所以那天吃的打卤面印象极深。
在武昌度过了没有暖气的寒冷的一个晚上，我当时才真正地感觉到，苦日子来了。
正是 ：
初离京城一少年，
怎知天下世事艰？
从此踏上拼搏路，
方得后来苦变甜。
二入住兵营 夜望星空
红泥褐土 绿水青山
好像是第二天的黄昏，我们在又坐了一个白天的火车之后到达了丹江火车站，下了火车又坐了一段卡车，来到了一座山脚下。我们的住处是一片排房，红瓦、红墙，一排房子六套，三个对门儿开的单元。从外面看上去还挺好看，可里面很简陋，红砖地，砖缝挺大，露着土，顶棚没有天花板，只看见一根根木条和油毛毡，而油毛毡又盖得不全，夜晚从那缝隙中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下雨的时候，我父亲就拿脸盆呀饭碗什么的去接着漏下的雨水，不然雨水浸到屋子里的砖地上会潮湿好多天。我们后来知道了，这片平房是兵营，是驻扎在那儿的解放军给文化部干校专门腾出来的。我们旁边再往山上面一点儿还驻着许多空军。
我和爸爸妈妈就这样在山脚下的一间十五六平方米大小的平房里住下了。由于我们的行李大部分是拖运的，在刚到丹江的那些天我们没有褥子，只好在木板床上铺稻草垫子，上面罩着一张床单凑合着睡觉。
黑夜过后迎来了我在丹江两年多生活的第一个清晨。太阳又红又亮。冬天的丹江寒冷而略带潮湿。我站在房子外面看着眼前的大山和小溪。山上是一片一片黄颜色的荒草，有的山体部分裸露着被炸开的石头，显得很突兀。
转眼间就到了春天。我们住处的山开始绿了起来。土地是红的，是类似橘红的颜色。每当雨后，地上就会满是红泥巴。沾在鞋上、裤腿上竟是硬硬的。
春天带来的生机让我们这些孩子们感到欣喜。我们几个小伙伴约好去爬房子左前方、山沟对面的山。在暖暖的阳光照耀下的午后，我们兜儿里揣着口琴，带着我们已经开始在丹江养着的小狗，兴奋地往山上爬。那时我们这些北京来的孩子谁都没爬过真正的山，要说见过的“山”也不过就是北京的香山、颐和园的万寿山和城里的景山。爬到半山腰一个很陡峭的地方，不知怎的，我找不到能抓住的任何东西蹬上峭壁，往下一望，不得了，我们住的排房已经显得像火柴盒大小了。上不去也下不去。这时我真的慌了，这可怎么办？！只想，如果谁能从上面拉我一把就会化险为夷。我立刻大声地叫了起来：“哎――！等一等！谁来拉我一下啊！”不知道是小伙伴儿们因为兴奋得往山上爬没听见我的呼喊，还是没理会我真的遇到了危险，没有人来拉我。我更大声地呼喊，忽然 ，一个小个子瘦瘦的小男孩儿从上面转过脸来猫着身子向我这边挪着，我认出了，他是小元！万小元！小元挪到了我的上方，使劲地用双手拉住我的右胳膊，我拼命地双腿往上一蹬，我终于登上了峭壁，我脱险了！我心里说不出的感激我的好兄弟万小元！（我回北京后，曾经去看望过小元一次，后因搬家、上学、工作等等原因失去了联系，但我前些年就打听到小元已经成为全国十大录音师之一。直到去年著名歌唱家万山红来悉尼演出，我聊起小元，万女士热心帮忙，才拨通了小元的手机。时隔近四十年，我们兄弟俩终于又联系上了，通过小元又找到了失去联系多年的好兄弟黄晓捷和著名画家李庚老哥）。
我和小伙伴儿们爬到了山顶，一片开阔平坦的草地出现在眼前。附近流淌着涓涓细流的小溪像一条长长的玻璃水晶项链，在阳光的照射下闪耀出柔和而亲切的光芒。我们爬山也累了，大家不约而同地在草地上坐了下来。暖暖的阳光下，和煦的春风吹在脸上，像松软的棉花，脸颊上感觉有点刺痒。我从兜儿里掏出口琴，吹起了当时禁止唱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真是：
无知少年逞狂癫，
望山不高爬山艰。
半山腰里遇尴尬，
幸好小元来救险。
登上山顶松口气，
终生难忘万小元！
三名人专家，分组劳动
小孩抬粪，田间浇肥
那时，我们这些被战备疏散人员的孩子们在张杏云阿姨（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非常负责和有水平的阿姨，在她身上，我看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她的先生刘露叔叔也是很早就参加革命的戏剧家）的帮助下，终于联系上了到均县前进中学就读。战备疏散的正式人员，也就是我父亲他们，就开始被分成几个组去做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我父亲和李可染先生在一个组。李可染先生是著名的国画家，喜爱京剧。我父亲白登云曾经给程砚秋、梅兰芳先生和许多著名京剧演员司鼓，在京剧音乐界形成了“白派”，有“鼓王”之称，他还是中国戏曲学院的第一名京剧音乐教授。著名文艺评论家冯牧先生曾经称白登云是中国京剧界的小泽征尔，在1957年，周恩来总理特别指示他要多收徒弟。著名的书法家欧阳中石教授曾经专门为我父亲写了一副对联，并亲自装裱好送到我父亲手上。欧阳先生那副对联赞扬我父亲的司鼓艺术是：“两根楗单双上下调动风雨雷电，一块板轻重疾徐指挥角徵宫商”。
在2006年12月，中国戏曲学院、中国京剧院经文化部批准联合在北京华侨饭店为我父亲举办了“白登云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那次座谈会，欧阳中石先生专门题写会议名称。许多文艺界的名人发言追忆白登云。当时因我已经在驻悉尼总领馆工作，无法回京与会，只得写了一首诗，回忆我父亲的那种精神：
一种精神的永存
一种精神，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十几年之后，在他百年诞辰的时候仍然为许许多多崇敬和思念他的人们所景仰和传诵……
之所以说是一种精神为人们传诵，是因为在我的脑海中，父亲永远是留我在心里的，时刻激励着我和我的后代为祖国、为社会而努力奉献的伟大的精神！
父亲的精神是刻苦，他少年时代从贫穷的村庄走来，用他百折不挠的刻苦夯实了司鼓艺术的擂台！
父亲的精神是攀登，他一生无所畏惧地向艺术的顶峰挑战！他承前启后，他与时俱进，他博采众长，他继承发展，他用全部的生命登上了为艺术而癫狂的云端！
父亲的精神是追求，他一生殚精竭虑追求着艺术的完美与精湛，为人们的精神需求把自己的乳汁挤干！
父亲的精神是探索，他一生为艺术的发展和创新而上下求索！他矢志不渝，在司鼓艺术上创立了为人们喜爱的白派！
他――白登云，载入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长卷！
父亲的精神是忠诚，他用自己对艺术的一丝不苟，全心地奉献了对自己的祖国，对自己始终信仰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与热爱！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刻，在十年浩劫终于结束的时刻，在祖国建设取得每一个重大成就的时刻，他总是欣喜若狂地流淌着热泪，敲击出动人心弦的曲牌！
父亲的精神是仁爱，他以惊人的毅力承受了在古稀之年失去相濡以沫爱妻的痛苦；他自始至终用自己钢铁般的双肩扛起了抚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的重担；他用伟大的父爱留给我们的家训就是：“人”字好写，做来难！
啊！伟大的父亲！您的精神永存，也将为善良的人们永远称赞！
白刚 2006-11-25
于澳大利亚悉尼
可染先生和我父亲两位老人年龄相仿，可染先生小我父亲一岁。可染先生与我父亲一起劳动在一个组，我父亲历来喜爱书画鉴赏，可染先生喜爱京剧。两位老人也很喜欢一起聊天，而且两位老人个子差不多高，都有一米七五以上的样子，都略微有点儿胖，腰板都很直，穿的也很像，冬天喜欢穿灰色中式布棉袄外套，围围脖。那时，在下午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时常会看到在金色的夕阳映照下，两个宽阔的身影，扛着铁锹，边聊边笑地往住的方向走去。他们之间那种相互的默契和相互的敬重，由此可见一斑。有时我父亲跟可染先生聊得高兴了，回到家里，还会和我妈妈念叨上几句。所以，从那时我就知道了可染先生家乡是徐州，据说以前徐州属于山东，可染先生的口音也可说是山东口音。还知道了可染先生年轻的时候学过拉胡琴，好像还有过一段专门以拉胡琴为生的经历。而可染先生也是很早就知道我父亲是京剧界的著名鼓师，这也是我父亲很开心的原因之一。两位老人就这样越聊越开心，才有了后来可染先生拉京胡，我父亲唱一段样板戏被可染先生调侃成没板的历史性幽默。
在一次联欢的时候，二位老人合作，可染先生拉京胡，而从来只会司鼓不会唱戏的我父亲，竟然唱了一段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结果被可染先生调侃说，您打鼓是那么有板有眼，怎么自己唱起来反倒没板了？两位老人都不禁哈哈大笑。在那样的艰苦环境下，他们就是这样自娱自乐，用伟大艺术家的胸襟和幽默度过了那段特殊的岁月。而也正是那特殊的年代，使我们白李两家的后代结下了永远的友谊。有一段时间，就可染先生一个人在丹江。一次，可染先生调换房子，找我帮着搬家，可染先生很喜欢我，把一些他老人家认为重要的东西让我帮着搬，等到搬完了，可染先生高兴地用那带有徐州方言的口音跟我说：“白刚，等回到北京我请你吃饭。”可染先生那时给我的小特权是，可以在他旁边看一看他作画。可染先生总是那么温和亲切，大气而又不张扬，也许可染先生的画作也是画如其人吧。
后来，好像是在1984年，我因公到日本访问，正值可染先生的小儿子李庚老哥在日本留学，我去日本前便去可染先生家问有什么需要给李庚带的东西没有。可染先生把我叫到他家的画室“师牛堂”里，亲自把一大捆宣纸包得好好的，交到我手里说，一定把这宣纸带给李庚。还说，这是很好的纸。意思是怕我这个小伙子别给弄丢喽。我一看，那一令宣纸的侧面盖有朱砂红字“李可染专用”的印章。好家伙，我带着对可染先生的敬爱，小心翼翼地接过宣纸，到日本的这一路，都怕把宣纸弄丢了更别弄坏喽。到了京都，当我把宣纸交给李庚老哥之后，才算松了口气。李庚老哥当时更是高兴得不得了。那晚上，我俩喝着啤酒聊啊聊啊……
现在回想当年那一幕，真是：
非同一般国画纸，
捧赴东瀛莫慢迟。
难得可染先生意，
欲传精髓李庚知。
那分组劳动，我印象里许幸之先生、滑天友（著名的雕塑艺术家，人民英雄纪念碑《五四运动》雕塑的作者，特别慈祥亲切、朴实无华的一位老先生）、单士元（故宫博物院著名文物研究员，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单老先生个子不高，总是那么谦逊儒雅，在回北京后还与我父亲保持着友谊，并专程到我家来访过)先生等老先生在另外的几个组。许幸之先生和我们住一排房，许老长我父亲两岁，是中国现代著名油画家、戏剧家、导演和美术评论家，二十年代在日本留学时与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交往甚密，三十年代是“左联”发起人之一，曾任“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主席，四十年代“孤岛”时期将《阿Q正传》搬上舞台，后赴苏区，积极推进革命文艺工作，他还是新四军臂章的设计者）。许老在家画油画，也给我小特权，可以在旁边看。我很喜欢看许老画画，那冰山啊，雪地啊，是那么逼真，而又给人一种静谧、安详的感觉――也许有点儿像许老的性格。（当时少不更事，不知道许老笔下的这些画作，都是中国第一代油画大师的稀世珍品）许老身体不太好，时常闹痔疮，他的小儿子许和平比我大一岁，我俩关系很好。有一次，和平在附近玩儿，许老的夫人卓阿姨外出，许老突然犯了痔疮，疼痛难忍，这时许老很痛苦地坚持着走到我家门外喊我的名字，“白刚、白刚，你快去叫一下许和平” 。我一看许老痛苦的神情，知道许老犯了痔疮，我三步两步就跑到我们住的后面山坡上去喊和平。和平很快回到家帮着许老处理好，洗干净，安顿老人家躺着休息，才算避免了一次危险。
那时，我与和平等等这些小孩儿们经常参加劳动。有一次，和大人们一起给田里浇肥，那肥料是人粪尿。我们两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儿，一根扁担，俩人抬一个粪桶，许和平在前，我在后，抬着满满的一桶粪往一段台阶上走，结果晃晃悠悠地，和平在前面一迈步，这粪桶里的粪肥就逛荡出来了，正溅在我前胸上……
想起来真是：
一根扁担两少年，
大粪一桶抬上肩。
前后摇晃粪泼身，
方知不易肥浇田！
四山后上学 夜间遇“狼”
开门办学 爱上青椒
我们在均县前进中学上学，也就是后来的丹江一中。我们那时上学，有劳动课，课的内容是在我们学校前面的山坡上种蚕豆。那时必须自己准备扁担、簸箕。我们这些北京来的孩子谁家也没有这些工具，就一起去买。在丹江我学会了挑担子，那时能挑将近一百斤。我们的教室里，夏天蚊子多得不得了，只要一晃动那长条课桌，放书包的格子里面就会忽地飞出好多好多蚊子。而且这些蚊子好像专门咬我们这些外地来的孩子，当地的同学没觉着怎么被蚊子咬。没办法，我们就用驱蚊剂抹在胳膊上、腿上。
记得那一年，为了庆祝国庆节，十一的头天晚上，我去学校集合，为了第二天早晨参加到均县县城里的彩车游行。在去学校的路上遇见了“狼”。我们的学校在我们居住的那片房子的山后面，去学校要爬上半山腰，走一条小路绕到山后才到。据传说那山上有狼。那天夜里，天空乌云遮月，时而漆黑时而有点月光。大约快十点钟了，我拿上手电筒，带上一根挺粗的木棍，一个人就往山上走。到了半山腰，天空黑漆漆的。这时，我忽然看到不远处有两个闪亮的，好像眼睛似的东西正在往我前面移动。我立马想到传说中的狼，据说狼眼睛夜里就会发亮，跟灯似的。我一想到可能前面会是一条大灰狼，顿时浑身发抖，手里的木棍子攥得紧紧的，还用两只手把棍子举在了眼前，想着如果狼真的扑过来，我就朝它猛抡！正想着，只见那两只“眼睛”飘动得离我越发地近了。不过，“狼”不是向着我站着的山腰小路方向来，而是往山下去了。这时，我才倒过手，一手拿着棍子，一手掏出手电筒，打开来照那一双“眼睛”。咳，这一照，我自个儿站在那儿就笑了，原来是一对萤火虫！
当时学校时兴开门办学。我们的班主任徐家蔚老师是一位很要强的老师，徐老师不顾自己身体虚弱，主动带着我们班到汉江对面武当山的国旗三大队去开门办学，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因为在学校文艺宣传队参加文艺演出，比班里其他同学晚一天出发到真正的农村。从学校到国旗三大队，要在中途的一个村子歇一宿，第二天再走才能到。正是中途休息的那个晚上，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们三个学生由一位老师带着下午出发，先从学校走到江边，然后上了一个老乡划的小木船。那小船有藤竹编搭的小棚子。我没进到那小棚子里，就坐在船夫旁边一直好奇地看着他摇橹划船。我是平生第一次在公园以外的江河里坐木船，因此感到非常好奇。小船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天已经暗了下来。小船到了江边一个村庄旁停下了，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离船上岸，向船夫道谢后径直来到了一座泥墙茅草顶的房子前。这座房子挺大，好像是一个公社大队的公用房，进到房子里面，因为没有电灯，墙壁又全是泥巴的，里面很是昏暗。这时天色已晚，迎接我们的当地农民大叔，已经把晚饭为我们准备好了。坐了一下午的小船，天也黑了，肚子也饿了，正想吃晚饭。农民大叔点燃了煤油灯，为我们端来了粗米饭、用盐暴腌过的新鲜绿辣椒，还有咸鱼什么的。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第一次坐在一个草房子里的木凳上和几个当地的同学围着一张挺大的木头桌子吃晚饭。我就着辣香扑鼻的暴腌小青椒，大口地嚼着香喷喷的粗米饭，那叫一个香啊！从那以后，我至今都喜欢吃暴腌小青椒！
回想当年情景可谓是：
煤油灯下粗米饭，
青椒辣得头冒汗。
从此爱吃朝天椒，
更爱丹江农家餐！
吃完晚饭，我们就分别在不同的房间里胡乱和衣而睡了。第一次在农村的泥草房子里睡觉，觉着特别新鲜。周围静谧而没有光亮。那一晚，我反而睡得很甜……
五左邻右舍，皆无白丁
爱党爱国，似海深情
当时我们的邻居当中，除了前面讲到的可染伯伯、许幸之伯伯等等著名画家以外，还有一位白发老太太阿姨，叫曹安和，中国民乐专家、琵琶演奏家。这位曹阿姨可了不起，刚解放的时候，去见瞎子阿炳的就是曹阿姨。她记录下了阿炳唯一的那几首曲牌。曹阿姨个子不高，很和蔼，但好像也是很有个性的一位阿姨。曹阿姨那时已经六十多岁了，可依然精神矍铄，是干校很活跃一位阿姨。
我知道曹阿姨最多的是从我们的小伙伴小妹那儿听来的。小妹就是尤小妹，他们家都叫她小妹，邻居们也就这么顺着叫下来了，她大名尤国丰，可当时没什么人知道她的大名。尤国丰是北大医学部85年毕业，后去美国留学，现在美国的一所知名大学担任终身教授，前两年出版了关于药物学的重要专著，并经常参加国内与美国大学及科研机构的医药合作科研及国际会议。尤国丰教授的母亲是著名的翻译家侯焕良阿姨，人民出版社的高级翻译家，她父亲尤开元叔叔是出版社翻译编辑室的主任。那时小妹也就八九岁吧，她父母和她奶奶、姥姥都去了丹江，而且身体都不好，小妹就担起了她们家所有的对外联络和采买工作。每天打饭，必是见她怀里抱着个大锅，要把他们全家好几口人的饭都打回去。有时偶尔看见侯阿姨坐个小板凳跟着排队打饭。侯阿姨后来翻译了《恩格斯传》《马克思传》，还特意送给我。侯焕良阿姨、尤开元叔叔的译著，对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的邻居当中还有一位孝顺的红红姐姐，现在估计也得六十岁上下了。那时候因为她比我们大，小孩儿们都叫红红姐姐。红红姐住在我们那排房子后边一排，挨着北影司机于师傅家。那个姐姐人可好了，长得漂亮，能歌善舞，特别孝顺，当时在我们那儿可是受欢迎的大姐姐。她母亲熊焰阿姨是很早参加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是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当时熊阿姨身体好像不好，总是皱着眉头，还常常不能走路，得要红红搀着行走。有时，红红刚想和大家伙儿轻松地说会儿话，熊阿姨就在家喊红红回去给她喂水吃药什么的，可是红红从来都没有嫌弃和腻烦过，老是那么和颜悦色地心甘情愿地照顾着她的母亲。丹江曾经有个小年轻军代表可追红红姐姐了，可是红红姐姐似乎没看上那位不知从哪个地方来的，长得结结实实的年轻人。那人可牛了，我们小孩儿们都不喜欢他，他当时还和一个比他大的“四个兜儿”（注：当时解放军的军装没军衔标志，外套上衣有四个兜儿的是干部，两个兜儿是战士）的人一起，可横了，那老的“四个兜儿”曾经在会上指着我爸和李可染伯伯说：“你们这些人，反右的时候就没有右派言论？我才不信呢。”还侮辱可染伯伯说，别把胡子画到眉毛上去。那家伙把父亲和可染伯伯这些老人们气坏了。我父亲后来气得说，我二儿子也是解放军军官，我一辈子拥护热爱共产党，1957年有的民主党派邀请我参加我都没答应，这个人怎么能这样说我们呢？！而且，那两个人非要把干校的人们养的小狗全部杀掉。结果害得我家养的“小黑儿”被父亲偷偷送给了远处的一个铁路工人，没两个月就被火车轧死了。林彪事件出来后不久，那两个人就被调走了,据说是犯了错误。
我们还有一位住得稍远一点儿的邻居陈一帆先生。我最近看了陈一帆先生的小女儿陈洋的回忆，才使我想起来那个可爱的小女孩儿。那小孩儿当时也就六七岁，白白的，长乎脸儿，总是笑眯眯的样子，特别惹人喜欢。他的父亲陈一帆先生当时岁数不很大。那时，我还纳闷儿呢，丹江不是安置老弱病残的地方么，怎么这么年轻的干部也来了，真要成劳动的地方啦？
陈一帆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朝气蓬勃，积极能干，一看就是个革命者。那时我们称呼陈先生陈叔叔。陈叔叔高高的个儿，长脸型，总是很开朗，也健谈，没架子。可以说，陈叔叔当时是干校里中年人当中最帅的。那时，陈叔叔是我心中的偶像，而且对我后来的成长，也就是小男生模仿什么样的男子汉，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我曾经很留意学陈叔叔的开朗和积极向上的精神。不过那时没有追星族一说，加之岁数小，在丹江与陈叔叔接触的时间不太长，所以这种偶像的感觉在我心里只是隐隐约约的，下意识的。也许，这才是真正偶像在人心里起的作用。甚至我一直都不知道陈一帆叔叔是做什么工作的，但肯定陈叔叔是位了不起的人。前两天黄晓捷博士给我看了小妹妹陈洋的回忆，我才知道陈叔叔是做什么的。下面引用陈洋回忆中的一段话：“爸爸，陈一帆，1938年参加革命，战地记者，在前线和后方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解放后曾多次进中南海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拍摄《新闻简报》，留下了无数珍贵的镜头。后来父亲到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工作，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我还很想念我的好友黄晓捷（日本京都大学博士，松下电器北京公司经理）的父亲黄焰强先生。黄焰强先生今年八十六岁了。他是个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老革命军人，是丹江干校的校长，他一家是1970年才从咸宁调到丹江的。黄伯伯是个真正热爱人民的共产党人。他到了丹江以后，和大家伙儿打成一片，没架子，做了很多好事，用现在的话说叫以人为本。譬如在黄伯伯的领导下，大家可以养鸡了，也有了逢年过节的联欢活动，还让后勤的师傅杀猪给大家改善生活。那时我们都会很高兴跑到礼堂后面的后勤那儿去看杀猪，好大的一头猪啊，杀的时候也挺恐怖的。黄伯伯很有风度，个子不高，方脸庞儿，经常眯着眼睛，那时他脸上就有了皱纹，南方口音不太重，戴一顶军帽，那帽檐儿有点儿向下塌，穿着真正的解放军的黄色军装，就是没领章帽徽，粗腿军裤子，黑布鞋。黄伯伯很喜欢我，和我这样的小孩儿说话都很平和、亲切，像革命战争电影儿里的政委（准确地讲，黄伯伯是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政委）。我从少年时代起形成的热爱党、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思想，与我父亲的言传身教和认识黄伯伯、陈一帆伯伯、侯焕良阿姨、李可染伯伯等等这些革命老前辈和老专家艺术家有密切的关系。
丹江的回忆真使我感到：
邻居往来无白丁，
专家学者老革命。
受此熏陶上正路，
天涯海角中华情。
六小车牌照，寄托乡情
零一不换，定能回京
那时候，干校有辆美国四轮驱动小吉普车，是01牌照，也就是北京的牌子。那车是可以敞篷的，但上面有帆布篷子。我在那以前没见过真正的敞篷吉普，只是在打仗的电影里见过国民党军官挺神气地坐着那样的车风驰电掣地去抓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什么的，在丹江能亲眼看见电影里的“道具”，还能有机会坐坐，那真是特开心的事儿。所以，平时那车停在我们排房以西小河另外一边车库外的时候，我们小男孩儿都爱去上前摸摸那车的方向盘呀，敞篷边上的扶手啊什么的。那时的专职司机是一位北影的于师傅，因为年纪比较大，不怎么开，经常开的是卢师傅,哪个学院来的记不清了。我们当时特羡慕于师傅和卢师傅。有一次，于师傅开着那小吉普送我上医院，是因为我突然得了美尼尔症，我当时尽管特 难受，但还是印象很深，因为我要是不得急病，哪儿有自个坐美式吉普的资格和机会呀，我们这些孩子去镇上买柴火都是坐另外一辆大卡车。我病好以后，父亲带我到我们后排房子住着的于师傅家感谢于师傅的时候，于师傅一边喝着小酒，一边得意地回忆说他因为我得的病是头晕不能晃悠，他就把车开得特别小心，在下山坡的时候，什么怎么踩离合换挡啊，怎么打方向盘转弯呀等等，反正挺神秘的，我当时听得都快入迷了，特崇拜于师傅，觉着跟电影演员似的。那时候，吉普车是从北京调过去的。车牌子自然是北京的01牌照。大家伙儿由于怕户口被落在当地，又没有准确信息，所以就瞎猜，不知道哪儿传来的风，说车牌子要是换成当地的，那就彻底回不了家了。因此，我们这些孩子就都盯着那01牌照，觉得只要那牌子是北京的，咱们就能回北京。结果，那牌照好像还真的没换。
真可谓：
特殊年代相思梦，
车牌也能寄乡情。
果然零一牌未换，
两年之后皆回京！
七重返丹江 感慨万分
第二故乡 欣欣向荣
我虽然在丹江只生活了两年，但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段特殊的生活，她记述着我少年时代那永远不会磨灭的美好与心酸。
丹江在我的心里是美好的，丹江在我的心里是亲切的，我乐意自豪地说，丹江是我的第二故乡！自从1971年1月离开丹江，我一直就想回去看看。终于，在2000年的夏天，我的愿望实现了！那次，我回到了我读书的中学――曾经的均县前进中学，如今的丹江一中，不过，我当年上课的平房教室已经被崭新漂亮教学楼所代替；我回到了我曾经居住的山坡上，然而，当年的绿水青山已经变成了许多许多人居住的小区，我当年吹口琴的山顶，似乎也已经被开发盖上了房子；我和许和平当年抬粪灌溉的田地也早已找不到了踪影……
丹江变了，变得大了，人也多了。变得繁华了，也变得喧嚣了。那年，我的感觉已经是，第二故乡欣欣向荣了！
从2000年到现在，又过去快12年了，丹江肯定又有了更大的变化。我相信，我乐意称之为第二故乡的丹江，肯定会变得更加美丽，而我最希望丹江不变的，是丹江人的那份淳朴与真诚！我相信，这一点应该不会变……
丹江在我心中的印象可说是：
青山绿水红土壤，
地灵人杰美名扬。
特殊年代天赐缘，
乐把丹江认故乡。
之所以能写出这么多丹江生活的回忆，起因是丹江市委希望我们这些当年的小孩儿们讲讲那个时代设在丹江的文化部干校，为县志提供些资料。而我知道此事还要感谢我的小伙伴黄晓捷和万小元。这件事是我去年找到了几十年没见的万小元之后，小元告诉了黄晓捷，晓捷督着我才一发而不可收拾地写了这许多往事。因此，我由衷地感谢黄晓捷博士。
谨以此文献给曾在丹江患难与共，现早已长眠于地下的我的爸爸妈妈和许许多多叔叔阿姨伯伯婶婶们，也谨以此文献给我们改革发展的，创建90周年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