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辛苦苦，独树一帜”，这是伟人毛泽东对辛树帜先生的评价。作为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古农史学家和教育大家，辛树帜先生参与创建“西农”（即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两度并长期担任“西农”校（院）长，与“西农”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足称“西农”里程碑、传奇式的人物，对“西农”，对国家的贡献永远令人敬仰。然而读史览志，我发现载记先生生平、事功的篇什固然夥矣，误说先生的亦复不少，褒贬之间兀自存在着种种的荒谬，日甚一日地误导着人们，尤其是年轻学子的视听。
一、不当之褒，先生何曾“倡议”创设“西农”？
从档廿载，又在志坛徜徉数年，积所经见，我一直坚定地认为长期以来，所有关于“西农”创校历史的说法，几乎都是错的――某些老先生（如马文彦）的回忆是错的，许多根据这些老先生（尤其是马文彦)的回忆写成的历史是错的，连“西农”自己编的校史（即《西北农业大学校史》），观点也是错的。什么“于右任先生创办”，什么“杨虎城将军创办”，什么“于右任先生和杨虎城将军共同创办”，统统都是无稽之谈，都是对历史有意无意的歪曲。“西农”自始就是戴季陶创办的。他是“西农”最早的倡办者，又是“西农”早期建校的主导者和设计者，是“西农”早期历史的灵魂人物，如果可以套用现在人们惯常使用的“××之父”的话，戴季陶就是“西农之父”。这是见诸当时许多记载的，白纸黑字，只要有史家的良知，只要愿意去做，都不难查到。至于尊敬的于右任先生和杨虎城将军，他们在“西农”的创建上，也确曾倾注了巨大的心血，特别是于右任先生，他是“西农”建校的三常委之一，又是该校的首任校长，是该校早期建校名义上的领导者。然而不可否认，两位杰出的乡贤，也许早年他们也曾有过武功建校的承诺或宏愿，也许后来在“西农”校址的争取上做过许多努力，但却没有，哪怕是于右任先生，也并没有向当时中枢提出过创办“西农”的建议，甚至当戴季陶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三二七次会议提出著名的《建设西北专门教育之初期计划》的时候，参与联署的若干人中，也找不出他或他们的名字。创建“西农”的计划是戴季陶率先提出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校名，也是戴季陶在这个计划中率先揭橥的。这些同样都是有案可稽，任谁也无法否认（谓予不信，请翻《中央周报》第229期和《西北言论》第一卷第214期）。于右任先生和杨虎城将军，都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戴季陶议案后，当局决定成立“西农”筹建机构时才加入进来的。所以，于右任先生是“西农”的创办者不假，但充其量只是创办者之一，既不是始作俑者，也不是唯一的创办之人，还称不上完全或充分意义上的创办者。当年建校的三个常委于右任、张继（时任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主持“西京”陪都筹建）、戴季陶三人，其正常排序是戴季陶、于右任、张继，以戴季陶领衔，只有以姓氏笔画排序时，右任先生才可能排在戴的前面，位居第一。这点只要找《西北农林 》创刊号翻一下，心里就明镜似的，用不着我再?嗦。至于杨虎城将军，则当时也只是以属地长官即陕西省主席的身份，被列为委员，被动地侧身其中，论职论名论资格，都尚不足与右任先生比肩，较之右任先生更是“等而下之”，无须再说了。这个观点，几年前我在《“西农”早期创校历史发微》（先后刊发于2009年《民办高校论丛》第3期和《陕西地方志》第5、第6期上，互联网上也有转发者）和《戴季陶与“西农”的创办》等文章中曾反复申说过，充足可靠的档案史料，使我坚信真理在握，史实就是如此。不料最近在网上溜达，无意间发现除谬说右任先生和虎城将军之外，居然还有将倡办“西农”之功，赫乎其然地归于辛老先生名下的。如百度百科《辛树帜》讲：
1932年，辛树帜前往陕西，考察了西安、华山、周陵、草滩等地，放眼祖国大西北这片广袤而又贫瘠的土地以及落后的农业生产现状，他被黄土地那沉重而又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广阔的开发前景深深地吸引住了，一下子迷恋上了这片黄土地，从而萌发了“开发大西北”的一整套宏伟构想。
当时，陕西大旱，赤地千里，饿殍载道。他首先想到民以食为天，想到农、林、牧业。后来他在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刊创刊号的题词中写道：“管子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开发西北，道在其中矣”。要发展农林牧业，又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关键又在于教育是否发达。由此，他联想到偌大一片黄土地，纵横五省区，竟没有一所高等农林院校的现状，萌发了创办一所西北农林高等院校的设想。这个想法一提出，便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赞同和支持。特别是陕西籍的国民党元老如于右任、焦易堂、杨虎城等的大力支持。是年秋，于右任、戴季陶等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的筹建西北专门教育初期计划议案获得通过，并由于右任、戴季陶、朱家骅、焦易堂、邵力子、杨虎城、辛树帜等十五人组成筹委会，集资在武功杨陵营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
人物abc《辛树帜》讲：
1932年，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辛树帜来到洛阳，他没有参加会议，却利用这个机会，游览了西安、华山、周陵、草滩等地。放眼祖国大西北辽阔的土地，面对农业生产落后，西北五省竟没有一所高等农业学校的现状，辛萌发了一个念头，在陕西武功这个中国古代农业发源地举办一所高等农业学校。
这个想法一提出，便得到很多人的赞同，特别是一些陕西籍的国民党元老，如于右任、焦易堂等更是大力支持。该年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于右任、戴传贤联名提交的筹备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初期计划议案，成立了筹委会，于右任、戴传贤、朱家骅、焦易堂、邵力子、杨虎城、辛树帜等十五人为筹备委员。同年12月，易名为“建设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并委派专人负责筹集资金，建筑校舍等工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论坛《辛辛苦苦，独树一帜――辛树帜先生传记》讲：
1932年，辛树帜在“开发大西北”的呼声中来到西北，周游并考察了西安、华山、周陵、草滩等地，目睹陕西1929年至1931年大旱以后，赤地千里，饿殍载道的荒凉景象以及落后的农业生产现状，辛树帜以战略家的眼光提出，在西北建一所农林专科学校，以此“建设西北基地，为抗击日寇侵略作准备”，“变浩瀚的沙漠和广袤的黄土高原为将来的绿洲沃壤”。这一想法一提出，便得到了于佑任、焦易堂、杨虎城等有识之士的赞成和支持。是年秋，国民政府规划营建西北农林专科学院，校址定在陕西武功。辛树帜是十五名筹委会成员之一。
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大有三人成虎，认定“西农”笃定就是先生倡办的架势，回头再查《陕西省志?人物志》（中），其《辛树帜》传甚至也有先生“认为陕西武功是中国古代农业的重要发源地，曾倡议在武功兴办农业院校”的说法。然而事实上呢？正如我前面所说于右任先生、杨虎城将军不是“西农”倡办者，倡办者是大名鼎鼎的戴季陶一样，辛树帜先生，也不真的就是“西农”的倡办者。由于史料的限制，我不敢怀疑先生1932年考察西北之后有过创办农校的想法，作为一个蜚声中外的学者，一个对国家民族有担当的科学家，先生生发此想是完全可能的，也在情理之中；或者他在某个场合对外表露过如此心迹，抑或以他和戴季陶、朱家骅诸人相交相知的关系，某个时候他向戴、朱等当道者有所建白亦未可知。但是当年戴季陶向中枢提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之初期计划》的时候，联署的人中并无先生的名字，却是板上钉钉无可否认的事实。有人会说，先生当时并非中委，是身份所限。这是对的。可是《计划》中也没有提到是先生有所建言一层（以先生当年之学术地位，提了不是更有分量吗？），不仅《计划》没有提到，也没有任何史料证明他给戴季陶提过这件事情呀。而相反的，当时舆论似乎都认定这是戴季陶率先提出的，“发明权”在戴，而并未旁涉他人，特别是辛树帜先生。如天无《建设西北专门教育之必要》说：
“建设西北专门教育”本来是中委戴季陶先生的提案，业经中央政治会议议决通过，报载，同时，政府并聘任于右任、戴传贤、杨虎城、张继、朱家骅、王陆一、焦易堂、沈鹏飞、吴敬恒、李煜瀛、褚民谊、王应榆、辛树帜诸先生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委员会筹备委员。至关于它进行的方法和计划，我想戴先生当然已经一定拟就了详细的计划书，可惜因报纸上还没有详细的登载过，所以我们此刻自然无从知道。不过我们认为在国难严重的今天，尤其是开发西北负有了世界的新意义以后，戴先生能有这样一个倡议，不管他的动机和实行的决心怎样，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智慧过人和眼光远大了!的确，开发西北，是指示中国将要从一个不振兴的路上跑到新世界上来的一个实行的起码；而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在开发西北的方法中，我们认为更是目前最切实、最必要、最有意义的一桩工作了! （《西北言论》第一卷第214期）
戴愧生《促进西北教育案》（1935年11月5日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说：
兴办西北专门教育，造就实际人材，其为当务之急。举国所知前年戴委员传贤、陈委员果夫、居委员正等曾提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初期计划案，极切实际。当经第三二七次政治会议通过，交行政院饬教育部负责计划，嗣由中央决设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于武功，顾其余拟定实施之步骤，亟应加紧进行。（西安市档案馆《民国开发西北》）
可见当时并没人认可或提到，创办“西农”是辛树帜先生提出的。毫无疑问，先生是“西农”创建者之一，这是已然载诸史册不能忘记的。不过，他的真正介入“西农”的创建，按笔者目前所见史料观之，则在戴季陶公开揭橥创办“西农”倡议并获中央政治会议讨论通过之后，具体地说，是从国民政府决定组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委员会”（旋改“建设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委员会”）时，与于右任、戴季陶、杨虎城、张继、朱家骅、王陆一、焦易堂、沈鹏飞、吴敬恒、李煜瀛、褚民谊、王应榆等若干人一起膺聘为该会委员开始的。所以，网上包括《陕西省志?人物志》所谓先生倡议创办“西农”的说法，至少从史料上讲，是缺乏必要的根据的。语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先生于陕西乃至国家的教育，广有德泽，我们礼敬先生，爱戴先生，情之所至，理之自然，但却不能因为敬之爱之，因为他在“西农”校史上的特殊地位，而罔顾史实，将一些传闻不实的事情也锦上添花地加在他的头上。其实冷静地想想，以先生之声望与地位，说不说他倡办“西农”，于他既不增荣也不增辱的，又有多大区别，何必不知就里地从哪儿得上一句就跟着起哄呢？
二、 无心之贬， 先生出任“西农”校长名至实归
辛树帜先生出任“西农”校长，是在1936年“西农”筹建工作结束后正式开始招生之际，有“西农”校子网上撰文称其“首任校长”，是不妥当的。因为“西农”始建于1934年4月，当时“西农”建设委员会曾公推于右任先生为其校长；尽管事实上于先生一直未曾到校履职，一切悉由筹建主任王玉堂（字子元）先生代拆代行，然其名分长期在那儿摆着，不可否认。另外，网上或志界又莫名其妙地盛传着一个说法，好像于右任之后，“西农”的校长本来应该是子元先生的，只是因为戴季陶从中作梗，才换成了辛树帜先生，话里话外，明着是替子元先生抱不平，给人的感觉却是先生夤缘权贵、鸠占鹊巢，颇有些贬损先生的意思。如《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王子元说：
1930年，王子元回陕后，于右任邀他去南京任职，但他不愿再涉足政界，欲归故里从事教育工作。1932年经于右任推荐，王子元出任“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业大学前身）筹备处主任，从此他投身于“西农”的创建工作，并代理校长之职。1936年建校基本完成，在正式任命校长时，戴季陶因前嫌，排挤王子元而任命他人为校长，王于是离校返回西安。在报国无望，前途渺茫，深感悲观之际，1937年秋，宋尚节博士来西安布道，王子元带领全家人参加，听后大受感动，幡然省悟，决心将后半生献身教育事业和基督教事业。
陕西基督教网《一代英才王子元》说：
回陕后，于右任邀他去南京任职，他不愿再涉足政界，欲归故里从事教育工作。1932年经于右任推荐，王子元出任“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业大学前身）筹备处主任，从此他投身于西农的创建工作。并代理校长之职。1936年建校基本完成，在正式任命校长时，戴季陶因前嫌，排挤王子元任命他人为校长，王离校返回西安。
大抵都持戴季陶挟嫌排挤，使乐意而且有望担任校长的子元先生，最终愿望落空的观点。而《陕西省志?人物志》（中）王子元传虽然没有说得如此明白，却大致上也是这个口气：
1930年马步芳在蒋介石支持下主政青海，王即返回陕西。于右任邀他去南京任职，他不愿涉足政界，欲归故里从事教育。1933年经于右任推荐，出任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身）筹备主任。他原想以此为基点，实现自己“兴学兴农”的抱负，因此，到任之后购地建房，筹办农、林、园艺各场，可谓尽心尽力。但1936年建校基本完成，筹备委员会工作结束之时，教育部任命辛树帜为校长，王离开武功返回西安，自省为救国奔波半生，却落了个报国无门的结果，情绪十分悲观。恰逢宋尚节博士在西安宣传基督教义，他带领家人参加，听后大受感动。
同样认为这个校长的位子，本应是子元先生的，结果教育部却意外地换成了辛先生，好像子元先生最初就是奔着校长来的，当年右任先生荐他出任建校筹备主任，就有将来以校长属之的深意，子元先生之?力建校，之对“西农”所做的一切，也决定了他就应该任这个校长，而按照常理和常规，辛老先生并不是这届校长的最佳人选，只是因为戴季陶对子元先生的排斥，或者说他和戴季陶有某种私人关系才得以膺选此职，用陕西人的话讲，拾了个?（音nié）的（意即“捡了个便宜”），来得并不气长。这种说法究竟依据何在？不得而知，但就两位先生现在可以拉出来比较的条件来讲，似乎明显有欠公允。不错，子元先生勇于任事，德才兼备，他对“西农”校址的最后选定和“西农”早期的建设，确实筚路褴褛，功不可没，右任先生当年以此建校大任责之，可谓所用得人，而子元先生也实在不辱使命，颇孚厚望，然而就其经历与资望言之，先生一则只有短暂的办学经验（创建崇美中学），并非资深的教育家，二来不具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并非出名的科学家，而其当年对“西农”所做之事，更多表现在行政、庶务方面――这当然是必需的。虽然在右任先生个人，也许真的不无让陕人掌握该校管理大权的想法，但对一个国人普遍寄予厚望，预期很快便会发展成为高等学校的专科学校来讲，在当时普遍以专家治校的氛围下，条件应该坦承还是弱了一些。须知，戴季陶是“西农”的精神之父，对于“西农”这所学校，可是视若“己出”，倾注了大量心血的。提出《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初步计划》之初，他就对这所学校的前景有着远大的规划，筹备建校中间，他发表《关于经营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办法之意见书》的同时，曾和子元先生多次信函探讨过诸多问题（均载《西北农林》创刊号），对学校性质、经费配置、学生管理、科目设置等，无一不曾加以深邃的考量，1934年春“西农”教学大楼奠基，他甚至还以考试院长和专校筹委会常委的身份专程亲临，并发表了文采飞扬、热情洋溢的奠基祝词，亲笔为该校题写了校名。对于“西农”校长一职，他显然视若重器，不愿轻由他人染指，或者说不可能给他不信任的人，和在他看来与他的办学理念不相投契，不足以实现其教育理想的人。而辛老先生与子元先生不同。固然他确曾与戴季陶有旧，他们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7年，那年他留德回国，就是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的戴季陶邀请的，后来戴所捐建的中山陵孝经宝鼎，也是戴和他一起放入石匣封固的。然而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才德突出的学者和教育家，“1928年至1931年，曾组织一个大规模的生物采集队，深入广东北江瑶山、广西大瑶山、贵州梵净山、海南岛及湘西等地，采集了几万号植物标本和上万号鸟类、兽类及爬虫、两栖动物标本，建立起动、植物标本室，购买了一大批研究动、植物的期刊、图书。他和他的同事刻苦钻研，编著出版了十多册生物丛书，使中山大学的名字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就为德、法、英、日等国生物界所熟悉……在采集中发现了不少动、植物和爬虫类的新种，其中经过国内外学者鉴定，以辛氏命名的就有二十多种。”（《陕西省志?人物志》（中））同时，他还是筹备建设“西农”委员会的委员，（而子元先生则不是）。这些都是能摆到桌面上的、硬邦邦的条件，也是子元先生所不具备的。我仔细查了一下当时建设“西农”委员会十五个委员的情况，戴季陶、朱家骅、王世杰等人都是高官，不用说；张继、褚民谊都是筹备西京委员会的要员，负有西京（长安）陪都筹建之责，不用说；于右任、焦易堂、杨虎城、王陆一都是陕西籍的高官，不用说；邵力子时为陕西省主席，地方长官，也不用说；其他诸人，吴敬恒为建设委员会委员，李石曾为北平研究院院长，王应榆为黄河水利委员会副委员长，沈鹏飞为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只有辛老先生是懂得教育、专业对口的纯粹学者。仅从这点，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戴季陶早就属意的人物，人品高尚、成就骄人和亲身考察之后对开发西北独有的认识，大概中枢当年将其位列委员之中，就已经隐然有了往后令其担任校长的意思了，怎么能说戴和当局“卸磨杀驴”，委屈了子元先生呢?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们现在很难设想子元先生担任校长之后，“西农”会怎么样，但是可以肯定地讲，后来“西农”的历史雄辩地证明，戴季陶当年选择辛树帜先生绝对是有眼光的。没有辛树帜先生，便很难讲“西农”会有后来的一系列成就；没有辛树帜先生，也很难设想“西农”会有今天西部农科城的辉煌。从这个意义上讲，向阳花木，近水楼台，首先得益于“西农”的陕西，真的应该感谢辛树帜先生，也应该感谢戴季陶先生，又怎么能厚责于戴，轻诬于辛呢？我曾经不止一次说过，戴这个人不简单，有学识，有器量，有政治家兼教育家的襟抱与眼光。由于政治和人事的原因，他曾经因著名的“四?二六驱戴斗争”，被当时的陕人狠狠地羞辱了一顿（至今陕西还流传着“陕犬甘虫”这莫须有的谬说），然而当年10月，他就向中央当局提出了《建设西北专门教育初步计划》，提出了创设“西农”的一系列高瞻远瞩的设想，而且不计前嫌，很快就同意了陕西地方人士的努力，将这个学校设在了陕西的武功，后来还给选配了这么一位才德并茂、卓荦不凡的校长！人都是有局限性的。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戴季陶在政治、为人等其他方面，也许有可商可议之处，但是时过境迁，抛开国共之间那段曾经的历史恩怨，单从“西农”创校选长一事来说，这确是陕人、国人一份值得永远记怀的莫大恩德，忽之不仁，亵渎不得。光阴荏苒，转眼七十多快八十年过去了，回望前尘，于右任、戴季陶、杨虎城、邵力子以及安汉、芬次尔诸贤，凡是在“西农”创校史上有过功绩、给过帮助的人，我们都应该给予必要的敬意，牢牢地记住他们，在王子元和辛树帜两位先生身上，也不该厚此薄彼再作那些乏味的抑扬，哪怕是无意识的。两位先生都是需要我们恭敬的前辈，我不愿也不忍心看到有人承袭前人未必可靠早应摒弃的观点而对其有所轩轾。常识告诉我们，我们无法左右历史，但是我们有权选择厚道。饮水思源，笔底阳秋，愚意所有提笔为文、著史、修志之人，应该都有责任慎之又慎，力避轻为褒贬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