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bes Magazine 2012年3月 首富支招全球经济 面对着希腊债务危机以及欧洲的衰退，卡洛斯?斯利姆?埃卢有一些话想对政治领袖说：你们做错了。
斯利姆是一位墨西哥企业家，他在近50年的岁月里积累了690亿美金的财富。在他看来，政府应该停止通过缩水教育来降低财政赤字。“我很关心世界，我认为政治领袖们正在寻求的解决方案并不正确。”他表示，“他们没有想办法从其他角度解决问题。”这位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近日来确实有时间思考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而非他接下来该投资哪里。自2004年，斯利姆（现年72岁）就渐渐淡出他名下三家最大公司的董事会。他觉得自己有办法能够解决欧洲、美国等面对的挑战。
斯利姆针对欧洲经济问题给出的第一条建议就是国有资产私有化。“看看西班牙，它拥有很多高速公路，都是免费的。”斯利姆就此谈道，“应该向使用者收费并且将这些高速公路卖给私人部门。政府能够通过出售高速公路获得资金，避免大幅削减其他社会项目。”
失业问题也应得到处理，斯利姆觉得，“失去工作，人们就失去了希望”。他不认同创造就业机会需要时间的说法。他表示：“有些投资可以创造许多工作机会，而有些投资则不能。投资应该放在中小企业（创造就业机会的引擎）以及旅游、卫生保健、教育和娱乐等劳动密集型行业。”
对于美国，斯利姆指出其银行体系亟待规范。他曾在1965年创建了自己的金融集团Inbursa，从事经纪业务。随后不断扩张，将一家银行和一家保险公司收入旗下，市值高达140亿美金。“我们增长了47年，从未损失，即便是在国家处于最糟糕状态的时候。”他洋洋得意地自夸，表示Inbursa从来都不需要政府的帮助。“我们不追求规模，只追求品质。”
目前，斯利姆的最大目标是战胜贫困，不过并非出于伦理和道德的考量，而是觉得让穷人变得富裕，对于经济、国家、社会和商业都有好处――“这是一种最棒的投资。”
Director Magazine
2012年3月
温和衰退难挡营收增长
上个月，一项在线的政策之声调查对1000名英国董事学会成员的2012年经济预期进行了统计。在经济周期的这一时期，这些回复的信息代表了复苏的信心。如果欧元危机稳定下来，信心应能相对快速地恢复，公司也能重启去年搁置的投资和招募计划。反之，如果形势不利导致士气低落，那么今年可能依旧低迷。
虽然新闻报道的头条大多悲观，但是只有35%的董事认为2012年存在非常高的衰退风险。而53%的董事则觉得2012年可能面临一定程度（中等风险）的威胁――这一群体是观察的重点，他们变得更加乐观或者突然悲观对于经济走向复苏还是衰退影响重大。
即便那些预期经济低迷的董事们也认同这种衰退是温和的。约43%的董事预期任何衰退都会很短暂、较温和；而33%相信低迷会温和地持续较长时间。
不过，虽然英国宏观经济不景气，公司对于自身的发展前景却显得相对乐观，50%预期2012年收入会比2011年高。利润预期也很乐观，40%的公司认为2012年利润会增加，只有32%表示自己公司的利润会下滑。
与相对积极的收入、利润预期不同，公司对于增加投资和雇员表现得很谨慎：约27%表示投资今年会增加，而29%估计会降低；约27%表示会招聘更多员工，仅仅比认为会减少招募的25%高出一点。
董事们对于欧元解体危机十分关注，二分之一的董事觉得今年在这方面存在很大威胁。当要求董事估计英国未来10年的GDP增长时，19%的董事认为GDP增速会比过去10年慢很多，29%表示会慢一点；而10%觉得相差不多；33%预期会比过去10年快一些，仅7%认为增速会快很多。这一结果恰好支持了“失去的10年”理论，该理论认为英国未来10年GDP增长将非常缓慢，与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遭遇一样。
这些调查结果可能会给政府带去更多压力，导致其实施更加激进的供给改革。而这些改革或许能够调整公司的长期信心。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2年3月
“激励”泡沫
过去30年，一种单一却强大的理念静悄悄地改变着美国资本主义，那就是：金融市场能合理地衡量公司绩效与分配报酬。于是，给予经理人的股票工具以及提供给投资者的高效激励合同急剧地改变了激励和奖励的性质与程度。
1990年，美国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总额中有20%是基于股权的股份。到2007年增长到了70%。同时，投资管理行业也经历了一场变革，私人直接投资公司以及对冲基金兴起，并以基于市场的薪酬为特色。这些基金的佣金标准是“2%、20%”，即薪酬与所管理资产的规模挂钩（2%的管理费），与经理人的表现挂钩（抽取收益额的20%）。
金融市场的薪酬之所以诱人，是因为其与企业家精神和人力资产的信仰非常契合。对于这种直觉的贯彻并未经过仔细的思考，也没人关注可能存在的激励扭曲。此外，负责监督管理者（董事会）和投资者（主要是养老基金）的那些人轻易地就将绩效评估和薪酬决定权外包给了市场，以避免承担做决策的义务或者合理化过度乐观的假设。基础理论与监督的双重缺失令有害的激励、非对称的报酬以及暴利性的补偿在过去的20年里快速增加。
要纠正这些扭曲的激励，需要我们推广金融激励泡沫的概念。方式主要有：展示这种激励背后的知识缺陷，重构薪酬合同以及把正统的投资活动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分离开。
总之，不能简单地依赖金融市场来评估管理者与投资者的表现，过度地将激励外包给市场会扭曲激励，使某些人获得不恰当的暴利。
The Economist
2012年3月
股票牛市难持续
“通胀交易”众所周知，其含义是：在发达国家，央行会尽其所能地去恢复本国经济，即便要容忍一段时间超预期的通货膨胀。因而，投资者就有购买与名义经济增长（特别是股票）或者物价上涨（大宗商品）挂钩的“不动产”的动机。
从去年10月4日到今年3月1日，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全球股票指数上涨了21.4%，标普高盛商品指数增长了23.8%，以任何标准来看都可谓强劲反弹。看涨情绪被竞赛化的量化宽松预期不断推动。不过，强劲反弹之后出现回调是在所难免的。更重要的问题是，通胀交易背后的基本原理真的合理吗？
各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在危机期间都有所膨胀。回顾2008年，欧元区基础货币占了GDP的约10%，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则在4%－6%之间。现在上述三地的基础货币量都处于GDP的16%－18%间。
那么，基础货币的增加真的必然带来广义货币的增加吗？并非如此。在英国、日本和欧元区，货币供给增长仍然疲弱，只有美国看起来比较稳健。
究其原因，在于：很多银行出于巩固资本的想法，依然不愿意扩张信贷。数据显示，即便欧洲央行采取了前述借贷措施，欧元区住房与非金融公司借款总额在近几个月还是下降。加拿大BCA研究公司的Dhaval Joshi表示，商业银行消灭货币的速度与欧洲央行创造货币的速度一样快。伦敦经济咨询公司资本经济的Jennifer McKeown则在数据的基础上总结道，银行借贷依然疲弱，缺乏信贷的情况会继续阻碍经济活动。
总之，通胀交易的前提假设可能存在错误。随着2011年秋季起就笼罩着市场的悲观情绪有所缓解，欧洲当局消除银行破产的迫近威胁，同时意大利、西班牙国债收益率疯涨停止，经济恢复是有其动力的。不过，现在投资者们纷纷停下来，歇口气。他们知道经济前景依然相当晦涩不明。譬如3月5日，中国就下调了增长目标到7.5%，欧元区服务行业的调查数据也不如预期。
此外，市场开始失去关键的支撑点。在全球经济从2009年的衰退中复苏的过程中，有赖于借贷成本下降和工资增长放缓，利润率一片激增。然而汇丰银行数据显示，欧洲公司利润较之前一年下降了7%。甚至在表现尚佳的美国，对标普500公司2012年的利润增长预期值也只有6.4%，而去年这一数值为14.8%。
2012年，所有情况看起来都与恢复乏力的2011年十分相似。只要债券和现金之类的其他资产依然维持低收益，那么股市很难崩盘。不过，债券、现金等资产收益率之所以这么低，恰是因为央行对经济前景的担忧，所以，股票的牛市也就很难持续。
Bloomberg Businessweek
2012年3月
中国工厂为何多用临时工
中国最近一直在努力尝试保护劳动者，这些努力始于2008年一部法律的生效。该法律要求公司为员工购买保险，加班时间支付双倍工资，并且应根据员工的工龄支付薪水。
不过，有一种方法可以规避上述法规，而且，很多中国和外资公司都在利用这一方法：劳务派遣公司雇用工人，并且将他们作为临时工派遣到需要的工厂。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估计，目前中国超过3亿的城市劳工中约有五分之一（6000万）属于劳务派遣员工――自2008年上述严格的法律颁布后上升了两倍多。工厂老板付钱给劳务派遣公司，然后劳务派遣公司再支付临时工工资，此外，这些临时工还要向劳务派遣公司支付200元（30美元）左右作为介绍工作的中介费。今年临时工的数量可能还要再增长30%－50%，因为在最低工资不断上涨的背景下，企业都在尝试降低成本。而这些临时工的利益很难获得保障，他们无法从雇主那里得到任何承诺。
根据中国的劳动合同法，公司雇用派遣制员工应该是用来承担“临时的，辅助的，或者替代性的工作职位”。但是很多工厂现在反而让临时工变成主力军，令他们长期为工厂工作，如此，这些临时工就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况：如果某个工人不遵守规定，那么工厂很简单地就能开除他。而且，虽然有法律规定，但是劳务派遣公司通常不会提供社会福利保险――这笔金额往往会占正式工用工成本的40%。此外，劳务派遣公司在支付加班费方面也经常拖拖拉拉。不仅中国企业如此，大型的西方公司也在使用劳务派遣制，东莞诺基亚工厂就是如此。
中国的工会以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已经在努力规范劳务派遣行业的这些乱象。截至目前，这些努力仍面临阻力，部分大型的国企中有超过70%的劳动力都是临时工。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公司把合同工看作是劳动中介工，排除在公司薪酬体系之外。他们不会关心这部分员工的待遇如何，最终导致人才流失。
Entrepreneur Magazine
2012年3月
创业：艺术还是科学？
企业家精神并非一种理性的追求。创立一家公司必须承担巨大得令人癫狂的风险，低得可笑的成功几率，并且毫无工作、生活的平衡可言。
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授布兰克看来，承担这些风险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他总共开设了8家科技公司，其中两家十分失败，这些经历促使他将注意力转移到怀揣梦想的下一代身上。
布兰克颂扬企业家在创业中的非理性特质。他觉得不合逻辑的想法恰是社会前进的方式。每一名伟大的企业家，从英国亿万富翁理查德?布兰森到近来炙手可热的史蒂芬?乔布斯，都会做出其他人看起来疯狂的决策。但这些决策确实最终改变了世界。而且几乎每一名伟大的企业家在回答成功秘诀是什么的时候，都会说“内心的直觉”。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与众不同总是正确的。恰恰相反，90%的冒险型创业都败于“噪声与幻觉”。但是，虽然仅仅剩下10%的成功者，其意义依然巨大――为更多企业家的萌芽提供了环境。
布兰克认为，企业家精神更像是艺术而非科学，Facebook和谷歌带来的变革美就如同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以及梵高的《星夜》一般。
惠普实验室首席科学家陈其一则认为创业需要慢慢来，他建议企业家采取更加系统的方法。创业应更加科学。如果人们能够理解自己的心理缺陷和身体局限，就能更有效率地设计产品和公司。他表示，“目前在创业方面较少对科学和分析进行强调。”而一旦企业家能够注意到自己的或者客户的非理性行为，就能在运营过程中做出更加明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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