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十点，冯主任打来电话。其时，我正翻阅杨伯峻先生译注的《论语》――从“公冶长篇第五”到“雍也篇第六”。一年难得有几次这样清静安闲时刻。我把书扣在桌子上接听。信号不是太好，声音匆促断续，似乎还夹杂着风声。他说当日上午主管副省长来市视察新农合。新农合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简称，其进程可以用“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来形容。原定的视察日程没有基层计划生育的内容。市计生委领导抢抓机会，特别提出申请，得到省长慨允。省长多年前曾在本市工作，虽然没有直接分管计划生育，却与市计生委领导熟悉，出于对老部下工作的支持，遂同意临时增加这项内容。在为期两天的视察中，每天见缝插针视察一个乡镇的工作站或一个村活动室。当日上午确定的是西部县一个村活动室。翌日上午视察我们县一个乡工作站。市计生委领导十分珍惜这个机会，再三叮嘱要充分做好准备，务必给领导留下一个好印象。
本来轻松安适的上午，因为这一非同寻常的安排骤然变得紧张起来。省长莅临本县基层，属多年不遇的大事情，何况具体而微到一个小小的乡工作站。市计生委领导用心良苦，想要省长从乡工作站之一斑而窥全市工作之完豹。我在骄傲之余，更感到紧张和压力。我的声音提高了，语速加快了，呼吸也变得粗重起来。责任重大，时间有限，千万不能出现半点疏漏，一切当以最佳状态呈现。
历史老人有时像一个顽皮的孩子，在你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倏然现身，不失时机调侃播弄一番，然后意味深长转身离去。
那是十二年前的春天，省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发文通报了上年度的考核结果。结局比我们预料的更差，差到即使让全县三十八万人集中想上一天也不敢相信。全省一百四十个县大排位，我们县排在倒数第一。这意味着我们定而无疑地成了省重点管理县，同时成为省委书记的联系县。县领导做梦都不会想到，在限期转化的一年时间里，他们将以这样一个匪夷所恩的理由随时等候省委书记的召见――真是莫大的讽刺!天没有塌下来，但倾了半边。全县的神经中枢被深深刺痛了。反应自上至下、由中心而外围辐射开来。从县直部门到乡(镇)村，不论出于怎样的考虑，都被这一消息弄得兴奋、燥热、沮丧、沉默、谵妄，外加阵阵痉挛。造成这一结局的仅仅是因为一个不足三千口人的村庄。当由十六人组成的考核组黎明进村时，支部书记正在梦中游荡。他发癔症地以为传递消息的人溯梦而来。当他意识到自己确实正以“民族睡法”(全裸)筒在被窝里时，才意识到可能“来了”，接着知道“坏事了”。他呓语般地嘟囔着，全县二百五十多个村，怎么偏偏抽中了我们……倒霉透了!当他一边兜上裤子，―边用塞满泥垢的指甲料理眼角的眵目糊时，考核组已经走完了一半的村民家庭。等他走出家门来到街上时，太阳已在东方露脸，多个政策外生育的孩子已被记录在案。一切毫不费事地被考核组搞定了。
在羞愤难熬、忐忑不安的日子里，伴随着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没有白天黑夜，钱塘涨潮般的集中活动节奏，我们等待省委书记的召唤或驾临。
省长要来了，圣人只能告退。放下《论语》，就地论战。当即通知人口和计生局四位党组成员速来议事，简要传达市计生委领导的意见，要求大家放下手头一切事务，“立刻下乡，分线负责，对口指导，监督推进”各项准备工作。重点放在“四清三落实”资料的整理归档；县乡两级医院、诊所以及乡计划生育工作站在综合治理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方面的制度和记录；沿途及所到之处的宣传氛围；工作站内外环境卫生、软硬件的配备。碰头会是站着开的，不到五分钟就结束了。大家各自招呼分管科室的人员，马不停蹄赶往乡下。
一位副局长原定带着办公室副主任到东部一个乡为育龄妇女小组长发工资，按省计生委“月报月发月训”要求，对她们进行业务培训。四十多名小组长候在乡里，只等一场好雨来临。事情紧急，她已改弦易辙，委托办公室副主任独立完成。小组长工资固然重要，却不能与省长视察相提并论。前者可以缓一缓，甚至错后，错两个月都无妨，后者却不能错，错不得，错过了可能就永远没有了机会。
大家走后，猛然想起省长肯定要听县里的汇报，方才竟然忘得一干二净。办公室副主任平日兼管文字材料的起草，于是电话追了过去，让他缩短跟育龄妇女小组长见面时间，尽快回来起草汇报。
关于汇报材料，市里建议与新农合揉到一块搞。我给主管县长报了一份预案。他说揉到一起好，在预案上签了“拟同意”几个字，要我跟有关人员联系。我对“拟同意”一向持疑问态度，要么同意，要么不同意，“拟同意”实际上是既没有同意，也没有不同意，是相机行事的意思，下文则是主要领导同意了，他也曾想过同意，主要领导不同意，他也没有说死要同意……我管不了那么多，就按同意之意去领会，心里不免嘀咕：揉到一起固然好，恐怕难以实现。明明是两项工作，涉及两个部门，临时往一块拢不可能拢得来。新农合的汇报已经搞就，计划生育汇报要半路加塞儿，卫生局还有负责把关的政府办资料室不可能同意。后面的情形如我所料，他们答应看看再说，终于在再说的时候否定了这个提议。我很理解，让办公室副主任关起门来另起炉灶。
下午三点多，接到冯主任电话，他离开了西部那个县，正在赶往我县途中，让我在市东郊的一座立交桥下等他。单位几部车上午都派了出去，只好临时求助于物价局。物价局租借我们的楼房，是我们的房客。房客为房东服务当属天经地义。走出楼来，见司机捏了几枚钥匙等在车前。那是一辆垂垂老矣的工具车，坐上去就像一头扎进了蒸笼，汗立刻就下来了。司机说冷气来得慢些。我想慢倒不怕，只要能来就好。开了十多分钟，一直驶出十多里地，到约定地点了，冷气还没有来。车一停稳，我迫不及待开门跳了下去一蒸一锅包子也该熟了。就见市计生委的车远远从正西开了过来。我回头谢过司机，让他回去。胖嘟嘟的司机热汗蒸腾，满脸红润却难掩尴尬，他说，开锅了……
冯主任坐在后座上，问他怎么没带位处长来。他说技术处的处长请假了，儿子要高考，他去陪了。我问西部那个县省长上午看了?他说没有，因为修路车辆进不了村，日程取消了。我事后得知其中隐情：他提前赶往村里，原以为一切准备就绪，没想到看到的情况跟以往印象反差很大。这个村两委班子齐全，专业队伍发挥作用，待遇落实，集体收入很可观，所有街道全部硬化，闲暇时村民们在文化大院娱乐休闲…一然而，现场情状让兴致勃勃的他感到失望。当年召开现场会的热闹和热烈已不复存在。文化大院冷清少人。隔着村委会大门，看到楼上楼下的办公房门紧紧关着，野草从墙根砖缝长出来。好不容易等来看门老头打开了院门，内里景象更让他凉了半截。办公室、活动室的桌椅歪七扭八地放着，上面落满灰尘和鸟粪……村里工作不像行政机关那样按部就班，干部们该熬夜的时候可能会连着熬几个通晓，没事的时候则不拘形骸，马放南山，村委会无人值守也就不足为怪了。原本想着要在这里出彩的，希望却一下子 落空了。省长视察日程紧迫，何时到何地，停留多长时间，前后掌握到错不过五分钟，现在再做准备根本来不及，只得忍痛割舍开来。
当年为迎接省里年度考核所做的准备，非眼下的准备所能比，历时数月，一进入十月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隔三差五一次调度会。乡镇自查和互查。县里组织模拟考核，随时通报情况，校正工作方向。永远在谈论澄清底数的问题，而底数似乎永远澄不清。我们陷入数字的迷魂阵，陷入性别出错的泥沼，陷入反复排查过程中不断冒出来的恼人问题里。每一个问题都是一颗威力无比的重磅炸弹，可能造成灭顶之灾，把一个县击沉。县领导深以为忧。我们焦灼不安。乡村干部焦头烂额。政策外生育对象惶惶不可终日。螺丝继续拧紧。问题逐一排除。我们终于可以稍稍松一口气了。然而，谁都没有想到，悲情的种子早在几个月前已经悄然种下，发芽只是早晚的事。一纸消息为那个注定的结局埋下了伏笔，以致全县上下倾注的大量心血一朝归于徒劳。
引爆炸弹的那个村庄濒临107国道，位于县境北面，与另一个民风蛮悍的大县交界，基础不牢，管理混乱，群众难以约束，成了受其影响的突出标志。村里总是不平静，支书在持续的动荡中熬过一年又一年。夏天，一封举报信触动了省法制报一位记者的神经。他在村里神秘现身，跟举报人接触之后，又神秘地离去。随后，报道发出来了，指称村里存在六大问题。在谈到计划生育时，提到“管理混乱，存在大量超生”。就是这句话，直接成为负责考核的省人口调查队选取样本点的依据。
一切看来复杂，其实却很简单。考核组从省城启程的早上，尽管数以千计的乡镇干部四点钟就起了床，如临大敌，严密把守着通往乡镇的各个路口，监视来自省城的以A字打头的面包车的出现，却万万想不到，他们提前驶下高速公路，从107国道进入我县，连问路都没有，径直开向既定目标。我相信我的判断：当村支书发癔症时，全村人都会跟着犯迷糊。那些政策外生育的对象，因为无人组织，连跑出村躲避风头都没有，一觉醒来，惊异地发现陌生人一手捏着夹纸板，一手握着圆珠笔，笑眯眯地走进了自己的家门……
现在旧事重提，我已经心平气和，没有了当年的满腹怨气。我不想为我们没有做好工作开脱，更不想掩饰那个村支书的失职。我想说的是，考核的缺陷不容回避。虽说事过境迁，有些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梳理、思考、讨论和研究。我们仍然没有觉悟。对于那个样本点的抽取，实际上背离、违反了随机抽取的考核原则。有人利用手中权力，先入为主地旁涉一点，不及其余。我们不是在考核阶段被决定了位次，而是在抽取样本点阶段就被决定了。公平、公正原则被弃置不顾。对于考核结果的评价和使用，也值得商榷。一个村代表不了全县，连一个乡都代表不了。它只能代表它自己。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因此否决全县，除了让人扼腕叹息，怎么能够服气!
市计生的车子开进了省长要视察的乡地界，穿过牌坊，驶上一条坑坑洼洼的柏油路。村民大兴土木，路上堆着沙子和砖瓦，把本来不宽的道路挤得更加狭窄。环境条件确实不敢恭维。省长从这里经过，将作何感想?冯主任念叨，西部县那个村子条件好，全是干净的水泥路面，硬件绝对没有挑剔。他是在批评这个乡的道路状况，但这是进乡的唯一路径，别无选择。
离乡政府很近了，一个三十来岁裸着上身的男子，突然闪身而出，挡住了去路。他步履踉跄，如醉似癫。我心中一惊，意识到可能是“四术”对象借机滋事，看他手中没有掂着石块才稍微放下心来。我在乡下遇到过类似事情。一个人在庙会上醉了酒跑到乡大院闹事。正是午休时分。我和一位副书记已经躺下，不愿再理睬他。他骂了一阵离开了。他摇摇晃晃穿过309国道，被一辆疾驶而来的煤车挂飞了脑袋……他的死亡令我十分懊悔。若是把他捆住，限制他的行动，他的命就保住了。…一车前这个人穿着短裤，光头上汗浸浸的，目光幽然，细看并不聚光，而是向四外散射着。难道不是醉酒，是脑袋出了问题?他岔开两腿，挥动粗壮的胳膊，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司机赶紧把车停下。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一个前扑爬在了车上，仰脸与司机对峙，仿佛爬在了自家床上。我以前在这个乡工作过，有些底气，问他想干什么。他语气已不清爽，说拿二十块钱来，嘴角就有口涎流出，说完又爬了上去。发愁如何脱身之际，附近一个村的支书正好骑摩托车路过，看到此景，急忙把车支在路边过来解围。他厉声训斥着。那人并不买账，瞪了两颗核桃大的眼睛与他吵骂。我看明白了他不是在使酒疯，也不是在装疯卖傻，而真正是脑子有问题。支书扭住他光滑的手臂，被他一次次使劲挣脱。他们几乎厮打起来。支书身强力壮，气势上占着上风，最终把他拖离了车子，搡在一边。车子乘机开了过去。我往那入耳后一瞧，发现他耳朵上方，有一个月牙型疤痕，像咬了一口的柿饼往里凹着，使得他的脑后明显缺了一块。我恍然大悟，正是因为凹进去的那一块，才让他变得疯癫而乖张。
乡主管领导听说我们被拦下了，带了三四个人神色张慌地从乡政府跑了出来，看到险情解除，放慢了脚步，脸色也缓和下来。我暗暗念叨，明天省长过来，千万不要遇上这个家伙才好。
车子开进了乡政府。汽车、自行车、摩托车早已挤了一院子。拆下来的宣传展板堆在墙根。工作站的同志有擦窗户的，有抬桌子的，有整理资料的，一派杂乱繁忙。主管领导说，乡里统一修缮，工作站刚刚完工，赶上了扫尾，看上去比较凌乱。这样倒好，只要略做整理就可以了。如果一切从头做起，工作量太大，想要一夜之间准备齐楚恐怕就难了。
冯主任挨着房间巡察，边走边提意见，工作站的同志紧随其后。我们上到二楼，看了几间办公室，在宣传站停了下来。窗下的沙发又脏又破，冯主任没有犹豫就坐了上去。他让大家往身边聚聚，讲了几点意见：一是省长不是专门来视察计划生育的，停留时间不可能太长，自然不会更多地问及业务，环境卫生就成了首要问题，大家要搞好，让他一下车就能看到一个干净、整洁，规矩的工作站；二是虽然省长不可能听汇报，但乡里还是要准备一个简短的汇报材料，在省长视察过程中，呈送给随行人员带回去，希望注意，汇报材料就是汇报材料，不要搞成华而不实的彩印广告；三是一楼那两间司法所办公室，与整个工作站氛围不协调，建议工作站把后院的办公房跟他们调换一下，给人一个完整印象；四是手术室与南面房屋形成一个阴暗的夹道，感觉很堵，如果把大门口的那块宣传展板移过来，会让人眼前一亮。冯主任还提了一些意见，都很具体实在。我一开始心有顾虑，生怕乱糟糟的环境让他看了批评，但他没有。我多少得到些安慰。
我把计生局的同事集中到会议室碰了一下情况。进展顺利。他们担心中午停工，就没有回单位，一直坚守在乡里。看着一脸疲惫的他们，我心里泛起一股暖意。
迎接省长到来，精神紧张，心情愉快。与当年迎接省年度考核相比，到底是两种况味。必须承认，那时不敢有少许懈怠和轻慢。所有当事者都承 担着非同寻常的压力。
在一位县主管领导家属的眼里，每次考核都无异于上刀山下火海。每逢此时，她都会悄悄去寺庙里进香，请求大小神仙的护佑保驾，平安度过了再去还愿。考核进行中，她渴望了解情况，又不敢多问，只好在焦虑等待中忍受煎熬。我的前任每经历一次考核，必定口舌生疮，大发高烧，除非躺进医院挂几天吊瓶才能缓过劲儿来。他在任的四年多时间里，没有一次能侥幸躲过此劫。乡村领导在积极准备的同时，各使其招，有的到庙里抽签，有的卜六爻卦，最低限度也要提上二斤点心求告村中的大仙，指望他们打通幽味，口吐莲花，点破迷津。查到的提心吊胆，查不到的点鞭放炮。多年之后，幕后隐情显露出来。有些人走了终南捷径，直接跑到上面，与有关人员接触，打通了关节，让他们在抽取样本点儿时避开自己的乡镇。这是明白人狡猾的选择。实践证明屡有奇效，雄辩地说明了“干活不如想点儿”、“干事不如投门儿找人儿”这些颠扑不破的真理。
我们只知道干活。省里检查的头两天，县两位主管领导仿佛被一根看不见的丝线牵着，不由自主来到了那个村庄，实地考察迎检准备情况。乡党委书记陪着我们。我们迈出一座座高大的门楼，又进入一个个破旧低矮的院门。我们踏访了数十户当年有生育的人家。县领导亲自与育龄妇女交谈，询问她们现有子女数量，是政策内还是政策外，亲自查验生育证，唯恐有什么不妥，出门反复叮咛乡陪同领导，一定要在检查当天早早进村，把有问题的人员转移安顿好。大家不再避讳什么，因为这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检查标准太严苛，基层不得不在加大力度工作的同时，附带着做些手脚。政策外生育的部分对象，要么在头天夜里被撵出村庄，借宿在亲朋好友家里，要么被集中在村外废弃的机井房内，或者躲进破砖窑里。若是秋天，青纱帐无疑成了最好的藏身之地。等到考核结束返回村里，算是侥幸过了一关。
乡下短暂的碰头会一结束，我就返回单位，分别给书记、县长汇报情况。他们嘱咐要细致周密，务求万无一失。
回到办公室等着晚饭，随手翻看周晓枫《你的身体是个仙境》。周写得好，俨然成了一个生活的哲学家。索性打开平柜上的音响，把穆特演绎维瓦尔第的《四季》当作背景音乐，让自己彻底放松下来。
七点一刻，晚饭好了。从乡下回来的七八个人坐在桌旁边吃边聊。大家惦记乡里的工作，仓促吃过又离开了单位。请假外出的一位副局长打来电话，他已经从外县赶了回来，知道大家忙了半天，自己负责的那一块心中没底，晚饭顾不上吃赶往乡下。时间不长，他从下面打来电话，说发现一个问题。进村路边有一条排水沟，臭气阵阵，怕省长路过产生恶感。大家集思广益，想了许多解决办法，都被一一否决。一是在上面遮一层塑料布，担心孩子们不知深浅，跑去玩耍失足淹死；二是沿路垒一道砖墙，设想固然宏伟，但拉砖砌墙等一连串行动，涉及许多人事，无异于建造万里长城；三是用六寸泵抽取地下水，通过稀释让污水变清，臭味自然就没有了，成本不低，无异于天方夜谈；四是苫上稻草，临时遮盖一下，看上去有失美观……议来议去，一时决定不下来，最后让乡里想法去处理。
第二天一早，他们按照预先设定的视察路线重走了一趟，发现那条臭水沟不见了，空气里的味道好了许多。原来是乡里的同志在水面上密密撒了一层嫩草尖。在初升阳光的照耀下，望上去绿草如茵，露光闪闪……他们真有办法!
夜里十点，接到带队的同志从乡里打来的电话。环境整治完毕，硬件准备完毕，接待安排完毕……一切就绪。我放下听筒，长长出了一口气。
跌入后进，成为省重点管理县的那一年，我们从春天开始等待，一直等过了夏天，到了秋天，省委书记既没有召见我们县领导，也没有亲临指导。然而，中间省里来人了，省委书记派使者来了。使者是省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主任。他带着省计划生育协会的会长，统计处的处长，政策法规处的处长，还有办公室的同志来了。他的到来暂时缓解了我们县领导紧张的神经――总算有人来了。他是来打前站的。他观看了我们县大打计划生育翻身仗的专题片，听取了我们县领导关于知耻而后勇，破釜沉舟，集中整治生育环境的长篇汇报。他被感染了。他在肯定我们工作的基础上，明确了下一步应该努力的方向。他还从业务角度，主要是人口数据的关联、变化角度，分析了我县人口生产方面存在的问题，希望引起我们的重视，更好地加以解决。他的指导博得了在座各位的热烈掌声。
他离开之后，我们县领导信心倍增，上下更加协调一致，加快速度解决了许多困扰已久的问题。我们一下子为近百名工作在乡镇计划生育战线上的同志办了合同制手续(虽然多年之后，市里否定了这个做法，但当时让长期工作在第一线的同志看到了希望)。我们通过考核、考试，调整了三十多名同志的工作。那些长期在一个乡镇工作的同志，被调整到了新的岗位。撤掉了保护伞，可能的漏洞堵上了。他们曾经庇护过的那些人，慢慢浮出水面，相继接受了手术和处罚。我们还将育龄妇女小组长的工资统筹上来，统一由县里发放，稳定了专干队伍，织密了基层服务网络，彻底解决了一逢检查，临时拉人凑数，让支书、村长、会计等人的老婆冒名育龄妇女小组长上场迎检的现象。不能不提的是，我们还做了数以千计的引流产和结扎手术。夏天，技术服务站门口飘荡着一股连来苏尔水都压不住的腥味。
省委书记是要来的……
过了几个月，省计生委主任又一次莅临我县。他的再次光顾，带来了一个不知道应该让人失望还是应该让人高兴的消息，省委书记不来了，也不用我们县领导到省里觐见了。省委书记虽然不来了，但是他的亲笔信来了。省计生委主任带来了他的亲笔信。亲笔信指出我们存在问题的严重性，耍我们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加大工作力度，避免重蹈覆辙。同时，还对我们近一年来的工作给予了肯定。我在高兴之余，多少有些失落。我们所做的艰苦努力，主观上是职责所在，客观上多半是冲着省委书记的，是为了迎接他的到来。现在，他不来了，我们的工作好像失却了水分的柑桔，立刻变得轻飘飘的，应有价值大打折扣。县领导跟我的想法不一样，他们肯定不愿意因此被省委书记召见，更不希望省委书记出现在我们县里。他们应该如释重负。否则，我真不知道他们该怎样面对那个不尴不尬的场面!
省委书记爽约十二年之后的夏天，省长如期而至乡工作站。那是上午九点半。省长乘坐奔驰牌大巴，穿过那条虽然狭窄但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路面驶进了乡政府。工作站在乡政府的前院。大巴停在了前院。院子本来不大，宏伟的大巴进来之后更见狭小。它连调头都调不转，只好在离开时倒车出去。
市县的主要、主管领导，计划生育系统的领导早已等在那里。媒体同仁扛着摄像机，端着照相机，举着录音笔，围在车门口，等着省长从大巴里下来。院里挤满了人。台阶上，二楼上都站满了人。有些是工作人员，有些是村里的群众。他们听说了，以极大的兴趣赶了过来。大家被这个盛大场面 感染和激动了。逼仄的前院在短时间内好像缩水了。宏阔的大巴威仪堂堂，熠熠生辉。
省长谦和地跟迎接他的领导以及老部下一一握手。省长的随和让所有接近的人感到一下子轻松自在了。这时候，各级领导都自觉地闪到了一旁，而乡计划生育主管领导却被推到了省长面前。他太幸运了，大风光了。他陪着省长从东头手术室看起，一间一间走过来，寸步不离省长身边。在接诊室里，省长停了下来。省长随手翻看桌子上一摞摞接诊记录，询问为育龄群众开展服务的情况。乡主管领导、负责接诊的技术服务员，充满激情地一一做了回答。省长不住点头。互动良好。现场气氛十分融洽。
省长从接诊室出来走下了台阶，站在院里听主管领导的概括介绍和汇报。省长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市县领导、系统领导的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省长简洁地予以肯定和勉励。由于时间关系，村服务室就不看了。视察遂告圆满结束。我紧绷的神经至此彻底放松下来。省长间开展新农和的乡卫生院在哪里。县领导说就在隔壁，就在出门往南二十米远的地方。在县领导的引领下，省长弃车跟大家一块走向乡卫生院。
省长回去之后，全省新农合工作会议召开，推进步伐明显加快。
省长离开之后，市计生委的领导肯定了我们的工作。大家沉浸在快乐和喜悦里。
市、县领导相继满意地离开之后，大家异常开心，觉得头天的紧张付出太值了。
省长离开后的第六天，我带着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党组全体成员，到解放军某医院探视一个叫王洪斌的人。他是省长所视察的乡计划生育工作站一名普通职工。他在筹备活动当天，遭遇了意外，被紧急送往那里救治。当天晚些时候，计生局的几位同事先后通过电话向我通报了这起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的事故。
大家最后一次搞了院落卫生。一切基本停当，活要干完了。
王洪斌脚踩一只方凳，更换三个科室的标志牌。原来标牌不算太旧，主管领导却执意要换成新的。这些标牌傍晚才做好送来。王洪斌比较轻松地换下两个标牌。它们都是两颗螺钉上下固定着，一把螺丝刀让他轻易就搞定了。更换最后一个标牌时，他遇到一点小麻烦。这个标牌的上面是一颗螺丝钉，下面是一颗直钉。他用螺丝刀把上面的螺丝钉取了下来。轮到下面那颗直钉时，螺丝刀派不上用场了。扶着小方凳的同事递上一把铁钳。这是一把非常好用的铁钳。王洪斌接在手里，分开合上几次，觉得挺顺手，于是，他用铁钳夹住了那颗直钉。他多少还是费了些劲儿，才把它撬出来。如果他慢慢往外撬，就不会有问题，然而，他有些性急，想以最快速度把它起出来。他暗暗跟这枚直钉较上了劲儿。他两条小腿的肌肉绷紧了，一侧腰肌也绷紧了。他的身体已经偏离了中轴线。他改变了用劲儿的方式，不是撬出而是试图拔出那颗直钉。他的力量太大了。就在他噗的一声拔出那颗直钉的瞬间，脚下的小方凳被蹬翻了。他的身体向后一仰甩了出去，标牌越过头顶远远飞向身后，小方凳重重地撞向墙壁。他的上身斜落下来，落到低于小方凳的位置，眼看就要脱离小方凳了。如果能够脱离小方凳，我们就应该击掌，同时山呼万岁了。可是，就在似离非离时刻，他的右脚竟然伸进小方凳的横木里了。他的上身继续下落，右脚却被死死卡住了。人们看见王洪斌莫名其妙地倒撞在台阶上，看到那个小方凳莫名其妙地跟他的脚连在了一起。他倒下时发出沉闷的“扑嗵”声，而小方凳撞上墙面与之摩擦升起时发出一阵怪异的无法形容的声音。当人们明白发生了什么，赶紧跑上去，想把他的右脚从小方凳里取出来时，却听到了王洪斌的尖叫。这一声尖叫把人们吓住了。小方凳的横木真够结实，它一点事儿都没有。大家隐约意识到，王洪斌的右腿折了。
短暂昏迷的王洪斌被小心翼翼抬到了车上，火速送往就近的解放军医院。他的右腿胫骨呈螺旋形骨折，治疗难度因此增大了。医生随即用石膏对之固定。第二天在x光下发现骨折处理得并不好，无奈决定施行手术。这一次，他受大罪了。他的伤腿从腿面骨内侧被割开了。医生校正好错位，缝合十六针，用一块二十厘米长的钢板从外面加以固定。四颗总计售价二千四百元的钛合金螺钉，将他的右腿胫骨跟那块钢板，外加一套金属支架拧合在了一起。它们紧紧拥抱，牢不可破，坚不可摧。他在医院躺了二十一天。半年之后，另一家医院为他取下四枚螺钉和那块钢板。三位一体的牢固结构被打破了。两次手术花去两万多元。
最痛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躺在床上的王洪斌一如从前，微笑而腼腆。他无怨无悔。在病房外，乡主管领导告诉我，他虽然无怨无悔，但还是有一点遗憾。那天傍晚，他给妻子通了电话，让她找出第二天要穿的干净衣服。他想清清爽爽地看看省长。可是，他太不走运了。他的愿望没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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