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绍义 著名散文理论家，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 韩小蕙 女。资深记者，高级编辑，作家。现供职于光明日报。 问：你觉得在中国，“散文”可以成为一种事业吗？（散文的过去、现在与将来）
答：是的，我个人正是如此定位的，并且为这个事业努力了许多年，还将不懈地奋斗下去。
尽管我很清楚，在当代中国，散文是一个“小语种”，不会有小说那样的王者地位；散文家的名头、地位等等“功名”层面的回报，也不会像小说家、诗人、报告文学作家那样响亮和显赫。但我认了――写到现在，我觉得自己还是属于散文的。
人才学上有一种说法，是说人要获得成功，必须找到与自己生命相对应、相符契的那一种事业。我深心赞同这个观点，因为我从自己的写作经历中了解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缘分文体”――我的“缘分”就是散文。
我最初是写小说的，那是早年在工厂时，还在“文革”中。１９７３年夏天，《北京文艺》（现《北京文学》）杂志社派资深编辑郭德润先生到我们厂，组织工人写作组，我有幸被吸收了。那时我十几不到２０岁，平时喜欢写点东西，逢年过节受命写诗歌、顺口溜之类，在车间的墙报上“发表”，就那样“脱颖而出”了。到写作组以后，我们在老郭的带领下，整天挖空心思编“三突出”小说，编得脑袋都大了，可就是编不成。其实，郭德润先生是一位非常有水平、又非常敬业的编辑，他读过许多书，编发过许多好作品，“文革”前还曾跟着老舍先生搞过戏剧。从人品上说，他为人善良厚道，爱护人，给我们“灌输”了不少文学创作的经验和体会，是我的文学领路人。但当时江青一伙强行推行“三突出”的创作方法，即“在所有人物中要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要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要突出第一号英雄人物”。同时，还有许多特别可笑的条条框框，比如厂长副厂长里面一定得有个反面人物，或破坏生产或保守落后或被阶级敌人利用，然后正面人物党委书记带领工人群众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使××重大工程取得胜利等等。就这么无聊，就这么人人都知道极为可笑不合情理，可是还在一本正经地编造，写了撕，撕了写。后来有一天实在写不下去时，我“退回”到自己的“文学青年”状态，随意写了篇小散文，不料却一下子成了，那篇名为《火伯伯》的三千字幼稚小文，发表在《北京文学》１９７５年第４期，成为我的处女作。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我报考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我连初中的课程都基本没学过，就提前“毕业”被分配进了工厂。由于基础太差，自然名落孙山。我第二年又考，这回被南开大学录取了。四年大学，功课读得很苦，但我还是坚持写了几个短篇小说，后来也都发表了。那时和现在不同，刊物很少，发表作品很不容易，当时在我们中文系是很风光的事，连七七级的男同学都特“嫉妒”，可我自己却并不觉得兴奋，我总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头――它们都不是我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也不是我的血液，而是为了写作而写作的产物。
一句话，我没体味到文学创作所应带来的那种生命的笑或者哭，刻骨铭心的快乐或者痛苦。没有！
１９８２年大学毕业，我进了光明日报社。在总编室上夜班之余，我写了自己的第一部中篇小说，７万字，名为《大学一年级》，是依据我大学期间的两本日记写成的。投到《十月》杂志，没被接纳。后来宗仁发先生到光明日报社来组稿，在他的热情鼓励下，我很羞怯地拿出草稿，因为不自信。宗仁发当时是《关东文学》的副主编，只有２０多岁，瘦瘦高高的，话不是很多，但人很热情，现在他是《作家》杂志主编、吉林省作协书记。令我没想到的是，他回去就把这部中篇发了，而且头条。以后，又有我父亲的一位朋友来家，听说我还有喜欢写作的“雅好”，就说认识著名评论家张韧先生，遂将此中篇拿走了，说是请他看看。我心想：人家那么大名家不会看的，根本也没往心里去。谁知张韧先生还真看了，居然还得到他的肯定。以后我当上文学记者和编辑，在工作中结识了张韧先生真人，而且逐渐成为朋友，直到现在我们的交往中，还偶尔会提起那个中篇。
但即使是这样，我也还没有真正从内心深处、从灵魂深处，尝到文学创作的燃烧和震撼。还是那句话：不是我自己生命的宣泄，不是我想呐喊出来的话，不是我自己！
而且，写小说一直让我痛苦。因为我的经历相对封闭，生活不厚，对人了解不多，又没有编故事的能力，所以我的小说“编”起来非常困难，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人百我一，事倍功半。我常常觉得自己真是太笨了。
这时，我的工作发生了调动，从报社总编室搞新闻的编辑，调到文艺部搞“东风”文学副刊。这个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积累起来的副刊，凝聚着几代编辑的心血，办得非常出色，在社会上也非常著名。“东风”以散文为主，作者基本上都是文学大家，像冰心、孙犁、巴金、王蒙、张洁、张承志……编的多了，我自己也常常有了写作的冲动；而且当时我为了迅速结交作家，组到好稿，也觉得自己应该写一些散文，以增加作家们的信任度。
于是，我真正的散文创作，就这么“功利”地开始了。然而当时很不成功，我记得写了几篇，请“东风”的老编辑看了，他们认为不成，够不上发表水平。
三年后，即１９８８年夏天，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我有个中学同学王世尧先生，当时在中国作协工作，他自己也写东西，文笔不错。有一天他到我家做客，看到我随便写的几页作业纸，大感兴趣，说你不妨抄出来，我看能发表。那是我写从小生活的宿舍大院的，写了“文革”前后大院的历史变迁，都是从我心里流淌出来的种种感觉。我写得很舒畅，很随意，真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一点儿也没有想到应该怎么结构、怎么语言、怎么主题思想啊等等。所以我根本就没想到去发表，也不认为它能发表，那只是写给自己的。听世尧兄那么一说，我也就那么一听，没往心里去。王世尧见我不信，有点急了，连说：“真的，真的。”看他那么认真，我有点儿疑惑了，拿起那几页作业纸又看了看，问他这是什么？他说是散文。我说不对啊，这能算散文？这只是我自己信笔记录的生活，连结构都没有，也没有“创作”上的主观努力啊？他反驳我说：“什么叫创作？你以为非得摆开架势写，才叫创作？”见我仍不相信，他就说：“你自己要是不拿出去的话，我可拿走了啊，准能发表。”
于是，我只好半信半疑地把文稿抄到正式的稿纸上，交给了世尧兄。他拿到《文艺报》，交给副刊编辑陈明燕女士，没过几天还真的发表出来了！题目仍是我自己起的，没给改动，叫做《我的大院我昔日的梦》。谁知就是这篇文章，竟成为我正式亮相文坛的成名作，许多我的作者都来信来电，有的表示祝贺，有的干脆表示惊奇：“你也会写散文啊？”我的作者、西北军旅散文家杨闻宇先生还写信评论说：“这篇散文表面上花团锦簇，实际上深刻地写出了知识分子地位的衰变……”
我当时很兴奋，心想：噢，他们都说这是散文，那么这就真是散文了。没想到散文可以这样随意地写，这散文可比小说好写多了。
于是接下来，我就接二连三地写起散文来了，一篇又一篇，写得那么动情，尽心尽意，把心里要说的话全凝在笔端，大把大把地往外掏。那些日子里，什么事在我眼里、心里都是散文的歌唱，我简直是在用散文的思维来工作、学习和生活，简直就是散文心、散文脑子、散文手，散文的一切。我觉得如有神助，整堆整堆的句子在我心中轰响着，像滔滔不绝的涌浪一样向外涌，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忙不迭地记录下“上帝之笔”。
从那以后到现在，我再也没写过小说。我把自己的一切――肉体、心灵，形而上与形而下所镌刻的灵魂，全都交给散文了。
后来据我所知，散文界的一些作家，其创作情形与我极其相似。我们都是灵魂的奉献者，而且都有一个创作上的爆发期。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中国的散文创作大热，各行各界的大家们――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评论家、学者，甚至科学家、医生、职员、官员，都来加入散文的队伍了，有不少人写得比专业散文家还好。但我想说的是，纯粹散文家的灵魂构成绝对与他们不同，我们是心无旁骛，一颗心全部交给散文女神了。
至于从整个中国的散文创作来说，虽然从五四新文学算起，现代散文创作也有近百年历史了，也披沙拣金，出现了非常多的珍珠、翡翠和玛瑙；但散文始终算是“茶余饭后”、“小说余诗歌后”的“边缘文体”，不被重视。所以，中国的散文创作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好好地研究、总结、评论，也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索。
而面对迅疾而来的散文时代，以及从这个时代的骨骼中滋生出来的肿瘤――人情冷漠、自私自利、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官本位、权老大、浮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乃至抄袭、剽窃、偷盗、作假……面对道德的全面溃败与沦丧，整个人类精神亟待重建。这其中，散文，也应该起到大作用，以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前进。
问：你认为“学者散文”是散文中的最高层次吗？（请以“学者散文”与“文化散文”的关系谈谈）
答：我不同意这样的表述。
关于散文的“最高”，十年前我曾有如下表述：
散文四境界：
一、靠个人才气灵动地写，此以天分取胜。
二、靠独特的人生经历直抒胸臆地写，此以真性取胜。
三、靠深刻的思索研究智慧地写，此以思辨取胜。
四、靠渊博的学识形而上地写，此以书卷气取胜。
有人说，我们这个民族爱走极端，以偏概全，我想这话是一针见血的。过去我也犯这个毛病，因为自己崇拜金克木、张中行、季羡林等老一辈学者，羡慕他们的学识和人情练达，遂以推崇书卷气为最高境界。这本身也是不错的，文章没有书卷气，的确难成大家。
但我现在有了一种新的认识，也许更加客观：我觉得任何文章，“学者散文”也好，“文化散文”也好，或者“抒情散文”、“哲理散文”、“环保散文”、“女性散文”，等等吧，本身的区分都是人为的，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强加到散文客体的产物。更往开阔了说，文学本来就不应该以体裁分，什么“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传记”等等，也都是人为的因素。实际上，文学哪能分得那么清，像切西瓜似的，一分为二或一分为四或一分为八？不，文学也不需要分得这么清，像生产合金钢似的，要加多少铁、多少铜、多少锰等等。文学是精神产品，是灵魂的诉说，不管用什么手段，写得好就是好文章，哪怕把这些手段全杂糅在一起操作，也无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洋洋六大卷，杂小说、散文、随笔、日记、回忆、对话等于一体，上天入地，寻古追今，获得了极大的创作自由，也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
当代也有一个绝好的例子，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现在已成为公认的上世纪９０年代散文经典之作，不过１９９１年它发表于《上海文学》时，编辑认为是小说，要把它排在小说栏目，史铁生说它不是小说是散文呀，编辑说它哪儿是散文呀明明是小说呀？最后取了一个妥协方案，把它标成“作家新作”，模糊过去了。可是发表之后，有人认为是小说，比如韩少功先生就撰文说《我与地坛》显示了该年度小说创作的丰收；也有人认为是散文，特别是散文界都认为无疑它是标准的散文。后来我编《九十年代散文选》时把它收入，征求史铁生的意见，他很高兴地说，《我与地坛》本来就是散文么。这说明什么？说明了文体的无界限性，在创作实践当中，作家们只管跟着感觉走，怎么表达得得心应手就怎么表达；谁也不会限制自己必须跟着××文体走，一味跟着文体走，绝对写不出好文章。
我还经历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吴冠中先生和李政道先生做了一个有趣的交流，李请吴用画笔画出他对自己的学科高能物理的理解，吴请李写文章谈他对自己画作的感觉。画毕，文毕，两人哈哈大笑，十分开心，因为他们都觉得深刻理解了对方的学问和精神，心心相印了。而我觉得，连科学和艺术都能在文化的高层互相融通，何况本来就是一个母体之中的散文呢？
所以，我现在不再刻意去注意什么“学者散文”与“文化散文”的区别，也不去分辨它们在本质上有什么区别，更不考虑孰高孰低的问题。我不觉得这对散文的发展有什么意义。说句直率的话，我认为研究散文创作最好不要走入这个误区，这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这只是一个书斋里的课题。
我倒是更愿意关注当下散文创作的一个误区：即现在所谓的“大文化散文”。怎么搞的，它们竟然已经成为读者憎恶的冗长的裹脚布了！请注意，我没说“又臭又长”，因为我不敢说一切这样的文章都“臭”，但它们确实都非常长；而且它们已经发展到作者自己津津乐道其中不能自拔，读者一见掉头就跑的地步。我觉得症结在于：学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但缺乏真情实感和出众的见地，不是从作者的内心里喷发出来的，而是为了作文章而作文章。其结果，尽管堆砌了一大堆“历史”（多数是抄历史书的“历史”）、典籍里的“文化”（凡事从三皇五帝一路洋洋洒洒写到今天，显示其有文化的“文化”）、深刻的思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思想”）、华美的文辞（浮辞艳彩），但本身连创作激情也没有。因而缺乏激动人心的力量，就只能被读者抛弃。
所谓“学者散文”也一样，如果也只是为了写作而写作，就只能是走掉书袋的路子，即使有一些真知灼见，也会因缺乏真情和激情而显得苍白无力。在世俗生活中，我们还怕掉入模式化的窠臼呢，更何况最个人化的散文写作。
问：作为女作家，你认为“女性散文”的最大特点是什么？最大价值是什么？
答：首先我有一个原则，我认为就文学而言，它表达的是人类的共同情感、经历与思考，所以应该没有性别之分。是的，我从来不承认文学还分男性或女性，散文亦然。
女性和男性因其体性机能、社会环境、社会分工等等的不同，所呈现出来的精神特征，肯定也是不同的。数十万年所培育出的女性基因，使今天的女性呈现出一些特有的共性，比如温柔、细腻、柔韧、耐心、纤弱等等。这些女性物理特征表现在精神指向上，往往呈现出慈爱、母爱、友善、耐心、富有同情心、富有奉献精神等等。而所有这些特性表现在文学作品上，就形成了与男性不尽相同的“第二性”特征。其最大特点是什么？我有点说不好，但其最大价值，我认为是体现出女作家也和男作家一样，可以用自己的笔，全力地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
“女性散文”倒是有一个特点还没有被世人关注到，即她们对男作家具有激励作用，对读者而言是一个阅读的参照坐标。这些年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散文写得整体水平不低，让读者刮目相看，也让男性作家心存敬畏。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有些男作家很注意学习女作家的散文，从中寻找灵感和语言等等。而过去呢，基本都是女作家向男作家学习，男作家不大屑于读我们的作品。
我这么说，似乎有一点女权主义的味道了。其实呢，我不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我的观点是：男人和女人是一块大陆的两半，世界是由两性共同创造的。以此观之文学，尤其是今日之文坛，也越来越是由两性作家共同繁荣起来的。
而且，依据时代的发展趋势，男性似乎越来越多地进入官场和商场，女性则越来越多地留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据说现在中文系女生占据多一半江山，尤其研究生差不多都是女生，男文科硕士简直成了“稀有动物”。那么完全可以预计，就在不远的将来，女作家、女评论家，将会奉献出越来越多的作品，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女性散文”亦然。
问：作为作家，你如何看“散文是作家的身份证，诗是艺术的入场券”这一说法？
答：前半句话我还可以接受，后半句话是不是有点学生腔？如果从未写过诗的作家呢，你能说他就没有进入艺术的殿堂？而且，“艺术”是个极宽广的范畴，科学、哲学、史学、土木工程学甚至工业、农业、商业等等，都是与艺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就连我们的平凡生活中，也处处融和着艺术的元素，不是有一句话“诗意地栖居”吗，其实就是说的“艺术地栖居”。因此，写作不写作都不能说成是进入艺术门槛的入场券，更不是以诗来界定的。
不过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这场散文创作热潮中，有越来越多的诗人涌入散文创作中来，的确是事实，甚至形成了一种潮流性现象。上一代、两代诗人中，著名者如牛汉、公刘、李瑛、邵燕祥、雷抒雁、舒婷、韩作荣、叶延滨、西川，都写了大量散文随笔；现在的年轻诗人中，也有特别多的人尝试写散文，虽然名气还不那么大，但写得好的比比皆是。
诗人出身的人写的散文，与没有诗歌背景的人写的不一样，一看就能看出来。可能是诗歌对语言的要求很高吧，所以从诗歌到散文的转换，似乎很容易就进入了，他们的语言一般都非常美，无论长句短句，用词用字都很讲究，带着才气；节奏是有韵律的，更多地潜藏着音乐性，仿佛可以歌唱或朗诵；感觉是扑朔迷离的，不是规规矩矩的“政府职员”而是体制外的“自由职业者”；意向也是跳荡的，像风一样飘忽。我真的很羡慕这些“诗人散文家”，也羡慕他们的才气，我想：要是逆向过去，从散文转换到诗歌，可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问：作为编辑，你写散文是否受到你编发过的作品的影响？
答：当然是的，百分之百。
前面说过，我原来是写小说的，有过《大学一年级》等中篇小说。自从１９８５年我开始在光明日报编“东风”副刊（后改成“文荟”副刊）以后，就转向散文创作了。这是因为我们的副刊是以散文、随笔为主的，基本不发小说，诗歌发的也很少。
前面坦白了，我最初写散文，是带着十分“功利”的目的，即觉得如果自己也学写一些散文的话，可以使作家们更加信任我，放心地把他们的好稿子交给我。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的确是这样的，通过以文会友，我基本上达到了随心所欲地约稿、编稿、退稿的境界，也把我的副刊办成了全国一流的副刊。
我们的作者从来都是名家为主，不单文学界，还包括科学家、医生、工程师、将军等在内的所有知识界的精英人物和大师们，名单甚至可以排列成一部中国（含海外）当代作家词典。他们对我都很好，给我的基本上都是他们的上乘之作。我从他们的文章中吸取了太多的营养――不仅是散文的和文学的，更有人品的、学养的、人格境界的等等。完全可以说，我是被他们“培养”出来的散文家。
远的不说了，只说去年（２００５）吧。由于我们副刊越来越少发纯抒情散文，多发观点性的随笔，强调紧跟急骤变化的社会生活，发出我们的声音。这对编辑敏锐的洞察力、独到的眼光、深刻思想性、厚实的审美水平等，都要求更高。有两位先生给我的帮助和启发最大，一位是著名老作家林希先生，他年过古稀、一生坎坷，却越发锻造成罡风中的硬竹，大凡迷雾漫来，他能迅疾作出反应，一针见血地剑指要害，２００５年他发来的几篇随笔，《狼文化与市侩哲学》《人云亦云与人哄亦哄》，都及时分析了流行文化中的弊病，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给我的点播和教育也是醍醐灌顶。第二位是以犀利见称的著名杂文家王乾荣先生，他思维敏捷，写作甚勤，对身边发生的典型社会事件，几乎全方位评说，不仅信息量大，而且观点正确，更兼文笔优美，比如仅在２００５年，仅在我们副刊上，他就对越来越泛滥的帝王戏、对语文教改、对作家的名誉侵权官司、对狼文化等一系列现象一一细说，有些事我也是从他文章中才得知，我曾对他戏说：“您的文章太重要了，逼得我想不发都不行。”
除了名家之外，也还有同辈文友的影响。我们的版面以名家为主，所以非名家若在那里发文章，就必须是特别高妙的上品才行。不能不承认散文随笔创作有这样的情形，即非名家有时是会突然写出一篇好文章的（而名家应是篇篇都在水平线之上，所以才称名家），作为编辑，应该有随时抓住的本事，就像夜幕包容着大明星和小明星一般。更有的随着岁月的飞渡，明明灭灭之间，小明星变成了大明星，我们一起成长起来。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不胜枚举。
标签：曾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