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4日3时8分，深秋的北京，一位跨世纪的老人静静地睡去，神色安详恬静，就像劳作之后香甜沉睡的普通老者，只是这次，他永远不会醒来了，他拼搏奋斗了98年的生命就这样悄然走到尽头。
在近百年的风雨岁月里，铭刻着他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奋斗不息并为之奉献的生命精彩：他在复杂的外交斗争中，纵横捭阖，搏击风云；对待外国友人，他和蔼可亲，广结善缘；在任外交部长期间，他参与了中美建交、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等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外交工作，他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他――就是我国外交史上的杰出领导人，新中国第五任外交部长、国务院原副总理、第六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黄华。
奔赴延安，协助埃德加?斯诺
完成《西行漫记》
1913年初，黄华出生于河北省磁县一个大家庭，19岁那年秋天，他考入燕京大学。他的夫人何理良曾回忆说，燕大当时作为教会大学，是用英文教学的，黄华的英文很好，这为他后来从事外交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36年6月，黄华在北京燕京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和领导人之一。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立即萌生了去陕北参加红军的念头。恰好这时，燕京讲师埃德加?斯诺诚邀他同行去陕北采访（当翻译），黄华不假思索，高兴地一口答应了。斯诺的这次延安红区之行最大的成果，就是写出了震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辉煌历程和毛泽东的传奇经历。这本书其中就有黄华的功劳，特别是后来随斯诺到前线去采访，黄华每天把斯诺的英文初稿翻译成中文，请信使带回延安请毛泽东过目，保证了记录的准确。但是因为当时黄华到了苏区后即下决心不再离去，于是他叮嘱斯诺写文章、写书都不要用他的名字和照片，所以斯诺的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再版时才提到黄华的参与。
这次旅行中，黄华初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感谢黄华托周恩来转交的从西安带来载有鲁迅文章的杂志，他高度评价了“一二?九”运动，称之为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只是因为消息闭塞，在“一二?九”运动后的很长时间才知道。毛泽东说：“北京的年轻人干得好哇。”并当即指示黄华在陪同斯诺到前线采访的同时，作为白区学生代表，向战士和群众宣传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黄老其实原名叫王汝梅，黄华是他的笔名。”何理良说，到了苏区后，黄华从此不再用原名，也是考虑到从事革命工作后，怕用原名会连累家庭。结果后来“假名”用了一辈子，真名反倒被世人淡忘了，甚至以后他的儿孙们也都全部改姓黄了。
延河之恋，60载伉俪情深
1941年7月，黄华被调到中央军委工作，担任朱德总司令的政治秘书。当时的延安，约有2万多名干部和学员。其中，就有跟随父亲何思敬到达延安，成为军委俄文学校学员的何理良。
何思敬早年在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927年初受广东革命政府邀请到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教书，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他来到延安后在抗大任教，后遵照毛泽东指示，在编译局翻译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1939年冬，何理良的母亲王艾英带着她和她的弟弟、妹妹从香港来到延安，那时何理良才14岁。
“何理良是朱德总司令姨侄女贺高洁的同学，她们常一块儿到总司令的院子里来玩，因此我常同她见面。”在《亲历与见闻》一书中，黄华回忆旧事时这样写道。而把他们两人“撮合”到一起的是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何理良提到往事时说：“有一次康克清看到我，跟我说找对象就得找像黄华这样的。说黄华不错，知识分子，待人诚恳。我当时心里也觉得他不错。”在何理良眼中，黄华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很关心她，当时她缺一本俄文的语法书，黄华就想方设法找到一本送给她。“我挺高兴的”何理良笑着说。那时延安的娱乐生活非常简单，年轻人谈恋爱算得上浪漫的事情：一是傍晚到延河边散步或到小树林里唱歌、谈理想；二是参加周末晚上在“打谷场上举行的舞会，每个人穿着草鞋，在油烟灯底下，在一把胡琴和一支竹笛或口琴的伴奏下跳舞”。
在延安几年的紧张生活学习中，他们喝的是延河的水，吃的是延安的小米，他们从相识、相知到相恋，1944年秋，他们决定共结连理。但那个时候的延安，物质条件特别匮乏，就连他们惟一的一张结婚合影照片还是从一张集体照中“抠”出来的。镜头中，年轻时代的何理良梳着齐耳短发，身上穿的一件翻领的棉袄似乎颇为时尚。何理良笑着解释，实际上那就是延安统一分发的制服，只是因为不喜欢大家都穿同样的衣服，所以请妈妈改了一下，在领口处缀上了别致的齐排扣，从而显得与众不同。
结婚的那一天，王家坪非常热闹，朱德总司令和康克清为他们祝福。三五九旅旅长王震还特意从南泥湾弄来了一桌美味佳肴，鸡、猪肉和大米。大家饱餐了一顿，学校的100多位教员和同学还开了个晚会。大伙儿围坐成一个大圆圈，吃着红枣和花生，在马灯光下和胡琴、竹笛声中跳起交际舞……
黄华与何理良携手走过了60多年，谈起相处之道，何理良幽默地说，我们不吵架，是因为没有时间吵架。特别是黄老担任了外交部部长后，每天光要批阅的文件就堆成小山，“不仅要有好的脑子，还要有体力，哪里还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吵架？”她说，直到黄老卧病，他才有时间回想两人几十年相处的点滴。“想来想去，他给我留下了两句话：‘如有来生可期盼，结草衔环好姻缘。’”她说，黄老是不重形式的人，两人60年钻石婚时，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他总是说，弄那些花架子干什么？结婚纪念日，两个人照照相就得了。”他甚至嘱咐亲人，自己一旦故去不要留骨灰。何理良说：“他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初涉外事，在与美军驻
延安观察组共事中迅速成长
1944年6月23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受总统罗斯福委派作为特使到重庆同蒋介石会谈，他强调需要采取一切措施来结束战争和拯救美国士兵的生命，指出美国空袭日本的B―29重型轰炸机以及在华北地区进行空战的飞机随时可能被击落，需要中共控制区的军民营救飞行员。美军也亟须得到华北和华中的准确军事情报，而派遣美军观察组去延安是军事需要，与政治问题无关。蒋介石只得勉强同意美方要求，批准观察组的建立，同意该观察组直接受驻华美军司令部领导，也同意包瑞德上校任组长。
在史迪威主持下，美国军事观察小组迅速组成。人员来自陆军、海军、战略情报局、驻华美军司令部和美国驻华大使馆。
毛泽东、朱德和主管外事的周恩来以及叶剑英对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的工作投入许多精力。中共中央成立了以杨尚昆为组长的延安中央军委外事组，成员有黄华、柯柏年、陈家康、凌青。马海德任外事组顾问，黄华担任翻译科和联络科科长。
美国军事观察小组于7月22日、8月7日分两批飞抵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观察组到达延安后设宴欢迎。
到达延安几天后，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的18位成员搬进了延安北门外延河西岸的窑洞和平房内。他们架起了天线，开动发电机，在院子里升起星条旗，迅速投入通信联络和气象探测工作。黄华与柯柏年、陈家康、马海德、凌青等中央军委外事组的成员也搬入院内的宿舍。
美军派观察组常驻延安，意味着美国政府事实上给予中共以某种官方的承认。8月初，中共和美军观察组进入实质性会谈。美方提出了一个他们所需的各种情报的清单。为此，十八集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向各根据地下达了详尽指示。毛泽东还起草电报给太行、山东、华中3地区的负责人邓小平、罗荣桓和张云逸，请他们选择适当地点开辟飞机着陆场。中共中央还致电山东军区和新四军军部，希望他们尽快搜集日本海军在青岛、烟台、连云港的情报，以便向盟军提供。
包瑞德向各抗日根据地派出了3个小组。第一组于9月初出发，过黄河后亲眼看到八路军和民兵用缴获的日军爆破器材摧毁了日军碉堡。他们在晋察冀边区，目睹方圆几百平方公里的地区成为日寇抢光、烧光、杀光后的无人区。这个小组的行程长达2千公里，于11月初返回延安。
第二批观察组人员于10月初出发，赴晋察冀敌后根据地，最远到达河北的阜平，见闻十分丰富。他们曾在近处观察我军同日军交战并俘虏日本士兵的情况。4个月后回到延安，他们向美国政府和军方写了详细的报告。
与第三观察组同行的还有3名西方记者：沃陶、福尔曼和爱泼斯坦。他们于10月9日出发，东渡黄河，访问了晋绥边区，深入敌后直到离日军占领的汾阳城几公里的地方。他们目睹八路军攻入汾阳城和俘虏日军的情况。11月下旬返回延安。
黄华在延安接待过几位被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搭救和护送到延安的美军飞行员和军人，并将他们转送去重庆。根据统计，中共部队营救的美国飞行员达120多名，均把他们转送到了安全的地方。有一位美国军官威廉?泰勒，原是一名建筑工程师，1941年12月日本进攻太平洋岛屿时被俘，在集中营做了3年多苦役。一次，他趁看守的日本兵瞌睡时，悄悄地从行驶中的火车跳下逃跑，被新四军发现并护送至鲁南转交给八路军。毛泽东即指示驻在山东的一一五师护送泰勒至晋冀鲁豫的一二九师，转赴延安。泰勒在延安度过了愉快的两星期，后华盛顿美军总部召他回国，以了解关于美国战俘的情况。泰勒返美前夕，毛泽东和朱德热情款待了他，到机场欢送并同他合影留念。1990年泰勒重返中国访问，他特意送给黄华两张发黄的照片，是1945年7月他在延安机场分别同毛泽东、朱德的合影，这两张照片包含着许多温暖友好的回忆。
从1944年7月到1945年4月，美国军事观察小组的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延安同毛主席和周恩来有过几次长谈。他给上级写了许多有关中共情况的分析报告，认为中国最强大的力量是共产党，而且不用很长时间，它就会统一全中国。他积极建议美国政府同中共合作，认为向中共提供援助有助于早日打败日本。他在报告中盛赞中共领导的地区，他写道：“我们全体成员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好像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国度和遇见了不同的人民。在这里，有一种生气勃勃的气象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战的愿望，这在国民党中是难以见到的。”
外交巨子，国际舞台谱写
外交新篇章
“他这个人，整个生命都用在外交上了。”何理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感叹。
新中国成立后，黄华一直在中央外事部门工作。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黄华参加了两次具有开创意义的国际会议――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黄华都作为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参加会务领导工作并活跃于各国记者之间，扩大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
由于他工作作风认真负责，深受周恩来总理赏识，很多开拓性工作都委派他处理。如20世纪60年代，他任首任驻加纳大使；70年代任首任驻加拿大大使；“文革”期间，他出使埃及，是惟一未被调回国内参加“文革”运动的大使。
1971年11月，黄华任中国首任常驻联合国代表。随后基辛格秘密访华期间，黄华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与基辛格的重要会谈，并参与制定轰动世界的尼克松访华的公告。斯诺生前曾评价说：“在周恩来培养的外交谈判人员中，数他才华最出众。”
1979年1月，中美两国正式建交。邓小平应邀访美，这是我国政府首脑第一次正式访问美国。据公安部原副部长凌云回忆，台湾特务及美国恐怖组织企图对邓小平搞暗杀活动。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邓小平赴美国的安全问题，指示国务院、外交部和中央警卫局研究应对措施。1月6日，黄华将中央的决定通知公安部部长赵苍壁，由凌云负责安全事务，先期赴美国协调。1月28日，邓小平由美国两位负责安全的官员专机陪同到达华盛顿。2月2日，邓小平从宾馆到西蒙顿市参观，在大厅出门时，一歹徒抢在美安全官员凯利之前，冲向邓小平，被美方警卫人员制服，化险为夷。2月5日，邓小平结束在美国的访问，于2月8日回到北京。在陪同邓小平访美期间，黄华表现出对党和国家的高度忠诚，恪尽职守，以娴熟的外交技巧，会同各方面力量，为这次访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
1976年12月，正在纽约的黄华接到中央的调令回国。12日，刚刚下飞机的黄华便被告知：中央已决定让他担任外交部长。这样，他成为新中国的第五任外交部长。在他任外交部长期间，实现了中美建交，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黄华深情地回忆了他在邓小平领导下负责外交部工作的体会。在他看来，邓小平身上兼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主要优点，既是战略家，善于抓大事，深刻而扼要地认识和阐明问题的本质，果断明快地作出判断和决策；又善于在策略上仔细地指导具体工作的实施。正是邓小平针对当时国际形势新情况和新动向的清晰认识，发展了我国的国际形势观和外交思想，对原来不适当的外交政策理念和做法进行调整，使中国新时期的外交工作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最佳时期。黄华还透露了他与邓小平交往的细节――
我（1980年10月陪法国总统访问西藏）回京后，带着一尊精致的小铜菩萨像去见小平同志，并向他汇报情况。他听说我去了西藏，羡慕地说：“我真想去西藏啊！哪怕仅仅到拉萨机场用脚踏一下西藏的土地立即返航也好啊！但是医生们和中央坚决不让我去，说是对我很危险的，我只好从命。”
小平同志说：“我还想去的地方就是香港。我个人生活中就这么两个愿望。”我说：“第二个愿望总没有问题吧。”他说：“谁晓得。”
当时小平同志是4周前从黄山参观回到北京的。他撩开裤管对我说：“你看，我的腿肿了一个月了，还没有完全消掉。我坚持自己走上黄山，爬到山顶。他们要我坐滑竿，我坚决不干，下山也是自己走的。”我深深感到小平同志的那种刚毅精神还像他年轻时一样，丝毫未减，令人敬佩。
1983年至1988年，黄华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此时，他已进入古稀之年，除承担繁重的国务活动外，又满怀热情地组织外交界人士、专家和学者，开展了对中国国际友人的研究工作。
1984年9月，黄华发起成立了“中国三S研究会”（三S指斯特朗、史沫特莱、斯诺）。黄华在成立大会上赞扬了斯特朗、史沫特莱、斯诺的功绩。他说：“在我国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峥嵘岁月里，时常看到一些外国新闻记者的身影。他们不畏艰险，冲破封锁，记录中国革命的狂飙巨澜，报告中华儿女的英雄业绩，写下了许多不朽的篇章。”1991年，黄华又倡导成立了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在黄华的领导和主持下，国际友人的研究工作蓬勃开展，出版了《国际友人丛书》。由于黄华竭心尽力地工作且作出了巨大贡献，获得了各国友好人士和青年的敬仰。
耄耋之年，精心撰写
《亲历与见闻》
2007年，黄华出版了他的个人回忆录《亲历与见闻》。这是“黄华91岁那年开始动笔写作的，他前后花了4年时间，总计45万字。”何理良介绍说，书中关于我党延安时期的半官方的外交史，几乎全靠他个人记忆。“他记忆力很不错，别看他生活中有些昨天的事情也记不牢，但他工作中经历的那些年轻时的事情，比如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捕两次、在狱中写作、出小报《牢狱之花》等经历；1949年南京快解放时，他在北京开会，周恩来让他到南京与司徒雷登见面，了解美国对华政策等事情，他都记得很清楚。”
晚年的黄华仍十分关心国内外大事。重病中的黄华连眼睛都睁不开了，还在病床上琢磨国际上的事情。
黄华在回忆录中记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比如，1972年在尼克松访华发表《上海公报》后，由于黄华常驻纽约（常驻联合国代表），基辛格建议在他俩之间建立一条与巴黎渠道平行的、中美间的另一条秘密联系渠道――纽约渠道。1972年和1973年，黄华和基辛格在纽约有许多次避人耳目的秘密会晤，都是在约定的时间在纽约曼哈顿43街的一所公寓里进行的。会晤情况，基辛格直接向尼克松和白宫报告。这种会晤是中美两国在没有正式建交的情况下进行的特殊形式的外交往来。它避开了媒体，免受外界干扰，又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
事实上，这时候的驻外人员常常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当时还曾经发生过一起常驻纽约代表团的服务员王锡昌在罗斯福旅馆被害身亡的不幸事件。经查，王锡昌房内的暖瓶里有剧毒的尼古丁溶液，中方怀疑是蒋帮特务搞的暗杀阴谋。
何理良说，之后大家都提高了警惕，在保卫工作方面做了许多规定，而美国人对他们这些驻美的中国外交人员也有很多规定，比如不允许他们在哥伦比亚广场20英里以外的地方活动，如果要去，事先要报告美国国务院得到批准才可以。“有一次我国的乒乓球队到美国访问，比赛正巧在20英里外，所以我们只好专门申请才能去看比赛。”她说，美国当时是把中国当成敌对国家对待，“我们门口总停着一辆汽车，只要我们一出门就尾随，有时候我们星期天去郊外看风景，他们的车就在20步开外的地方停下来。”
何理良说，由于黄华接触的很多事情都属于国家外交机密，在没有解密前，即使是对自家人，黄老也是守口如瓶。
满头银丝的黄华在走过了近一个世纪漫长的岁月之后，平静而安详地走了，淡淡的笑意始终驻留在他的嘴角、眉梢。让老人欣慰的，不仅仅是20世纪中华民族命运的沧桑巨变，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建设的伟大成就，更是21世纪全面建设小康和谐社会的美好前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