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照不宣的误读 误读的事在中国很常见，我们所说的真相和评价都跟立场相关。自然，评价必须有立场，但是真相不应该有立场。我们的独特就在这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相对的，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因为我们的立场变了――我们骄傲并带有一点不屑地辩解。
庄子被误读得很生活化，他说的那些极端的话，被只公布条件和前提，跟庄子给出的解决方案全不相关，最知名的无非是“生而有涯而知也无涯”、“相濡以沫”，庄子的后话都被人心照不宣地删掉了，只留下了励志的内容。孔子自然也是，看《四书集注》就会发现，朱熹他老人家是借他人之酒杯发自己之大义。也奇怪了，儒家那些口号喊得山响的，也常批量生产道德行止有亏的伪君子。孟子的文章很坏，他善于强势地给人盖大帽子，并别有用心地有选择转述别人的概念，还委屈地自我标榜：“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矣。”他对阴阳家，对墨家的转述和评价实在过于不厚道，和后世说庄子是一个路子，都说半句话，把别人直接钉在现成的评价模板上，随着他和儒家的后代们的强势宣传，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深究本意。所谓千古之学毁于一孟也。
现代的例子也太多了，就拿李零的《丧家狗》的出版来说，不少人为之愤怒，为之咆哮，他们不为别的，只是说“你有什么资格说孔子这样伟大的人是丧家狗?”他们绝大多数承认还没有来得及看书，或者草草翻翻，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们没有理由可以批评这个噱头味太重的书名，即使这是孔子自己说的话，也不行。
鲁迅自然也是被误读的大靶子，好歹现在读他的人还很多，文字也没有那么大的障碍，虽然被人刻意打扮，总能从脂粉堆中看出破绽。
很多年来，我对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印象都来自于两个事件：皇姑屯事件和西安事变。按照从小的学习的逻辑，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赞同，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自然和日本人是死敌，所以基本可以归到抗日英雄的范畴，至少在民族大义上没有犯什么大错。张学良就不用说了，西安事变对政局的变动影响也太大，他在棋局中关键的一步，让后来的变化受益者多有挂念。最近看张鸣先生的《张氏父子头上的光环》，感触颇深，因为粗糙不愿深究的逻辑，对张氏父子的理解和认同，多了多少可笑的演绎。张作霖作为土匪的时候并不比别的土匪更好些，奉军的民众口碑也基本上是各个军阀中最坏的，奉系政府对思想和文化的控制非常血腥，邵飘萍、林白水、李大钊都是死于他的刀下。他因为给日本人许诺没有实现而被暗杀，在死后头顶上倒熠熠生辉起来。至于张学良则更为可笑，拱手让出东北的奇耻大辱，后人善良地把缘故拉到了蒋介石的头上，而事实上蒋并没有要求他放弃抵抗，且在东北起事的关东军不过一万多人，而东北军在东北境内就有十万人，力量悬殊中让出东北的行为，对于一个职业军人确实是不可争论的失义之举，当然，他自己也没有推卸，不过也被人善良地隐去了。
马君武诗曰：“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是对这段历史最义愤的评价，很久以来却一直被当作韵事的注解存在。张学良在自述中说，自己不到三十岁已得中国半壁江山，也许是因为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吧，他的率性而为体现出让人难以捉摸的逻辑―一虽然在中国所谓的名士派和少爷派逻辑中也算顺理成章。他在军阀列中不向着军阀，在蒋的高度信任中不向着蒋，忽而大失军人之义，忽而发动政变要对抗日军。翻来覆去，颠三倒四，行为错乱，风流自赏。真真让人讨厌。
在檀香山的时候吃饭的餐厅对面就是张学良养老的公寓，据说沈阳曾力邀他回家，被他拒绝，这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正确的决定，不过也说不好到底是老糊涂的，还是突然难得地明白了。沈阳也应该感谢他的决定，否则多年以后怎么面对对他的款款深情，倒是一件难拿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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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调在中国形成多年，不少知识分子挺吃这套，在位则眼高手低，身处江湖则白眼论世，显得全世界就他有性格，就他明白，就他才高八斗，因此拥有着胡说八道和行为错乱的权力。这背后也许是一种责任感和道德感缺失的思维背景，因为名士是特例，他们有权力违背伦常和道义，这种精神上的特权意识，也许是政治上特权行为的折射和延伸。柳亚子也以名士自居，自视有国士之才，给两党瞎出主意，‘并篆“大儿斯大林小儿毛泽东”的印章，狂到极点。毛对他已经算非常客气：“牢骚太盛防肠断”，这话看似劝慰，其实说得狠，也把他吓住了。老诗人写诗还行，就是太自不量力了。名士派讲风流，世界就是一个摆PosE的舞台，贻害甚大。年轻时候喜欢名士，现在看不得。 中国文化中有一种不求甚解的基因，有好处，也有麻烦，看似我们没有自我，实际上“我”大得很。我们有着独特的、强大的、不可摧毁的“个人主义”。
纪念碑
如何纪念一场战争，是一件难拿的事。
在美国看了四个战争纪念地。印象最深的是越战纪念碑。它由深黑色的大理石砌成，沿着缓坡探入地下，又沿着缓坡升起，呈英文V字形。纪念碑上刻满了战争中死者的名字，黑色大理石反光，在读这些名字的时候也看到了看者的身影。这种奇异的对照让人无法不沉静，让人只能庄重面对碑上刻着的每一个名字――他们都曾经鲜活，死的时候还非常年轻。我看到一大家子人站在自己亲人名字前面，大家轮流读出给他的信。这场景让人有怀念的温暖，没有痛切的悲伤。
一处碑底放有一张黑白照片，两个年轻人站在坦克前微笑。有个人裸着上身，笑得有点没心没肺，好像未来很长。也许他们还讨论过女朋友的可爱，退伍以后什么时候结婚，或者怎么一起做个小买卖之类的话题。照片旁边有一支快枯萎的康乃馨，红色，有点萎了。也许照片上的一个人在碑上，一个人活着回来了。活着的人老了，给碑上的人唠叨，还记得谁谁谁吗，现在他们都去陪你了，也许我们见面也快了。这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
华人到这里，总有些隐约的自豪，因为这个纪念碑是一个年仅21岁的华人设计师设计的，她叫玛雅琳，中国名字叫林璎，她的姑父和姑母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她的设计稿从1400份设计稿中脱颖而出，她的想法不过是，活人和死人，他们将在阳光普照的世界和黑暗寂静的世界之间再度会面。也许游人看出了更多的东西，不过谁也无法否认，走入这个陷入地下的纪念碑，确实在和碑上的死者悠然会面，大家以不同的姿态和方式谈话，只有自己听得见。
战争中对个人的纪念，是一种极容易被感染和引发沉思的方式。宏大的群体和伟大的目标，把粗硬奔放的精神凌驾于个体感受之上，把战争全面概念化的结果，就是没有私人感情的生存可能。在珍珠港纪念馆我也看到了橱窗里的一个普通士兵，那里贴着他儿时的照片、高中毕业照、家庭照、训练照，写给妻子的信和一封军队最高长宫签署的阵亡通知书――几张纸，一个人的一生。他是亲切的，你能在一群人中喊出他的名字。也许他和其他人一样，在日本空军密集的轰炸机群扔下炸弹的时候完全懵了，他迷糊了好一阵之后才想起要到船尾去拿机枪向飞机扫射。他也许一边大喊一边忍受着巨大的爆炸声，心里充满恐惧，他哆嗦得拿不稳枪……最后他死了。他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受伤了会疼，发怒了会吼，伤心了会哭，他爱他的孩子和妻子，一想起要回去跟他们在一块儿就忍不住乐出声儿。这样的人在战争中一个个死去，战争才那么卑鄙。正义和非正义，是另一个世界的说法，为了这些说法个人可以死去，但是在人的层面上，丧钟为每个人响起，无一例外。
越战纪念碑旁边的韩战纪念碑，让人没有那么大的好感，栩栩如生的头像用激光打在黑色大理石上，看着疹人。不过倒是可以领略到美国人的煽情功夫：FREEDOM Is NOTFREE，“我们的国家以它的儿女为荣，他们响应召唤，去保卫一个他们未曾了解的国家，以及那里素不相识的人民。”我不得不承认，美国人有一种粗大天真的情愫，自作多情，有时候让人感动，有时候让人厌恶。战争关乎利益、权力和阴谋，也许普通人只有假装忘掉这一点，才能死得好受些吧。
这两处纪念碑，均为私人捐助建造，未动用联邦政府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