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怀谦 1968年生于山东高密，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硕士。现任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曾获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优秀编辑奖等奖项。著有《拍案不再惊奇》、《生命深处的文字》、《智慧的里空――与思想者对话录》、《游与思》等。
忍的境界
忍是一种传统美德还是一种民族劣根性，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是把它作为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来谈论的。像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二十年，那是为了有朝一日，“三千越甲可吞吴”；韩信在穷困潦倒之时可以忍胯下之辱，那是为了日后出人头地。儒家讲：“小不忍则乱大谋”，意思很明白，忍是为了实现更大的利益。在这些情况下，忍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忍有作为目的时候吗?有。基督说：“有人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也转过去”；道家说：“唾面自干”，这里的忍就有些作为目的的意思了。当然最纯粹的还是佛教。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所著的《释迦牟尼传》中，佛祖给爱争斗的弟子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拘萨罗国有位大王，名叫长寿。迦尸国有个大王，名叫梵豫。一次，梵豫王统领大军进攻拘萨罗国，长寿王亲率大军迎战，很快击败敌军，生擒梵豫王。但长寿王宽恕了梵豫王，对他说：“你的生死掌握在我的手中，我且饶你不死，今后不要再兴兵争战了。”
梵豫王喜出望外，谢罪后逃窜回去，可是不久，他又举大军前来进攻。
长寿王说：“他是我的手下败将，我要战胜他并不难。可是争来斗去没完没了。他要的是国土，我和他为了国土而伤害黎民百姓，实在是下策。我宁愿携妻出走，隐居到他的王城里，终此一生。”
长寿王便把这个国家拱手让给了梵豫王，他自己带着王后去了梵豫王的都城，隐姓埋名，研究学问，还以绝妙的音乐舞蹈，愉悦城中的百姓。不久，王后生了一个儿子，名叫长生童子，为了安全，寄养在别人家里。这孩子生来聪明伶俐，年纪轻轻便已精通百艺。
梵豫王最终知道了长寿王的下落，命令武士把他抓住。百姓见长寿王被逮，都流下了眼泪。长生童子化装成打柴的樵夫，来到父亲面前。
父亲对他说：“忍耐吧，要忍耐，惟此谓之孝。不可结下怨恨的因果，含凶、怀毒、积怨而遗祸万载的，不是孝子所为。”
童子明白了父亲的心意，泪如雨注，他不忍见父亲死，就躲进深林中。
城中的贵族都同情长寿王，请求免他一死，但梵豫王惧怕他的威望，最终杀害了长寿王。
长生童子半夜里悄悄来给父亲收尸，安葬父亲后，又躲藏起来。
梵豫王担心童子来复仇，派人严密搜捕童子，但没有找到。
后来，童子又潜回城中，他擅长伎乐，深得豪门贵族们的欢心，慢慢地被大王发现，十分宠幸，以至成了左右不离、可以佩带护刀的侍从。
有一回，国王出去打猎，迷失方向，与群臣失散，跟在身边的只有童子一人。国王筋疲力尽，就枕在童子的膝上睡着了。
这时，童子想到：“此王无道，残杀了无辜的父亲，又抢夺了父亲的国土。如今，他落在我的手中，这正是天赐良机，报仇当在此时。”他拔出腰刀，正要动手，忽然想趣了父亲的遗训，又把刀收回鞘内。
恰在这时，国王从梦中惊醒了，说：“啊，吓死我了!刚才长生童子前来报仇，要用刀砍杀我的头。”
童子听了，说：“大王啊，您不必惊惶，我就是那个长生童子。其实，我刚才是想报仇的，但想起父亲的遗训，又把刀收起来了。”
“你父亲有什么遗训?”
他说：“忍耐吧，要忍耐，惟此谓之孝。不可结下怨恨的因果，含凶、怀毒、积怨将遗祸万载。”
国王说：“要忍耐，再忍耐，这个道理我懂，可是怀毒将遗祸万载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杀死大王，那大王的臣下必然要杀害我。这样一来，我的臣下又要来杀大王的臣下。但是倘若大王宽恕我，我也宽恕大王，便可远远避开祸源。”
梵豫王感慨万端，说：“我杀害了圣人，真是罪该万死!”于是他要将整个国家赠与童子，童子说：“大王的国家，原来就属于大王，只将我父亲的国土还给我就可以了。”国王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童子，然后送他回国，归还了他的国土。
故事的主题很明确：惟有忍才能停止争斗，所以应该敬重忍。佛陀最后留下一段偈语，其中四句是：“若以争止争，至竟不见止。惟忍能止争，是法可尊贵。”
在这个故事中，长生童子可以忍杀父夺国之仇，这不是权益之计，而是为了百姓的福祉，这才是大忍、弘忍，是忍的最高境界。
常人难以达到这样的境界，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领略忍的道德魅力。现代人不知是因为权炙的、钱烧的还是营养过剩，火气都不小，动不动就想踩扁谁灭了谁，于是便发生了山西警察打死北京警察的命案，或者是豪华车撞人案，开枪打人案，雇凶杀人案……每每这种时候，我就想，与现代人谈忍的境界，未免太奢侈了，不如当头棒喝一声：人们啊，没有了耐性，离疯可就不远了。
古人也会嗅文章
我们都习惯说看文章、读文章，但有的人是用鼻子嗅文章，中国特色的文字狱就是他们嗅出来的。明清不说，我们看唐宋的两个例子。
刘禹锡因为王叔文事件被贬为朗州司马，一呆就是十年，后来幸得召还，回到阔别已久的长安。正是初春时节，他去玄都观赏桃花，人逢喜事精神爽，不由诗兴大发，写了一首《戏赠看花诸君子》的诗，诗中说：“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多少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有那么一些嗅觉发达的人，就说他的诗“语涉讥刺”，刚回京城一个月的刘禹锡，又被贬到外地做官去了，这一去又是十多年。后来换了皇上，因宰相裴度的关照，刘禹锡被召还京师，任主客郎中，二度去玄都观赏桃花，做了一首《再游玄都观绝句》：“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此诗一发表，又有些人说他“薄行”，这主客郎中没当几天，就转任礼部郎中，随着裴度被罢相，他又卷铺盖到外地任职去了。
还有就是苏轼。苏轼是宰相之才，他在王安石和司马光当政时皆不获重用。被贬湖州知州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湖州谢上表》，总共不到三百字，说自己被贬罪有应得，感谢皇恩浩荡，给了他很好的安置，决心上广朝廷之仁，下慰百姓之望。这样一篇文章能有什么过错呢?有些人愣是从中嗅出味道，说他诽谤朝廷，讥嘲时政，说这篇小文在社会上争相传诵，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他们还举了几首诗作为旁证，其中一首是《山村》：“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诗的本意是说年轻的农民拿着国家发的青苗钱进城打工，很快就把身上带的钱花光了，什么本事也没学到，却学会了城里人说话的腔调。这些人就说苏轼没有一点同情心，反对救济贫民，反对王安石变法。因为这点诗文，苏轼被逮到东京汴梁，关进御史台受审，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他在狱中呆了一百多天，其间仁宗皇后 病死。临死前，她对皇帝说：“苏东坡因写诗而获罪，这全是小人陷害他，他们在他的政绩上挑不出毛病，就想曲解他的诗来定罪……你可不能冤枉无辜，天神会动怒的。”就在这一年的岁末，苏东坡获赦，配往黄州，任黄州团练副使。
后来宋哲宗即位，苏轼奉诏入朝，任翰林承旨，有的人为阻挠此事，搜罗罪证，结果发现一首诗有问题。那是苏轼赴常州任职途中，路过扬州，在竹西寺题过一首诗：“此身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诗中的“闻好语”引发了歧见：他的弟弟苏辙解释说是哥哥在扬州听到常州人为他买了田，所以叫“闻好语”；别人却解释是宋神宗去世后，换了新天子宋哲宗，苏轼听到宋神宗死了很高兴，所以叫“闻好语”。虽然新皇帝没有对此诗做什么追究，苏轼却早已成了惊弓之鸟，自请外调，又去了颍州。
在苏轼这个例子中，仁宗皇后仅凭常识就断定苏轼是被冤枉的，说明文字狱的制造者绝非高明的文学评论家，与其说他们对文字敏感，倒不如说是对政治敏感。他们的鼻子先嗅出政治的风向，然后到政敌的文字中乱嗅一通，寻一点蛛丝马迹就把它放大一百倍或者干脆无中生有，编造构陷，总之，是按照政治斗争的原则，获取投机的最大利益。
这一套嗅文章的功夫经过明清，经过“文化大革命”，已经到了非常纯熟的地步，康生、姚文元等人就是杀人不见血的高手。今天，仍有一些人以嗅文章为业，乐此不疲，虽然在浩浩荡荡的民主大潮中，他们已难成气候，但嗡嗡嘤嘤的聒噪，足以让人烦心。办法有二，从决策者这方来说，不妨学一下仁宗皇后，早日识破嗅文章者的不良用心；从创作方来说，则不妨学一下鲁迅，在文章中故意放些烟幕、使些手段，让嗅者的鼻子失灵，不能轻易就跑到主子那里领到奖赏。
难以贪廉论英雄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官员大致分如下四种：第一等，廉而能干事；第二等，贪而能干事；第三等，廉而不能干事；第四等，贪而不能干事。常听一些老百姓说，我们不怕他贪，只要能帮老百姓干事，就行。有些官员，倒是有清廉之名，可是在任期间，一无所为，在老百姓的口碑中，反不如那些贪而能干成点事的人。
这不是诲贪诲腐，而是老百姓在现实政治体制下做出的一种非常务实非常无奈的选择。
拿明末改革家张居正来说，历史学家多责其虚伪，说他似廉实贪。我较同意《张居正大传》一书作者朱东润先生的分析：“居正可以洁身自好，但居正有仆役，有同族，有儿子，有弟弟，还有父亲。腐化的势力，在北京找不到对象，便会找到江陵。”我的看法是：一、张居正基本上做到了廉洁自律，但他的家人则可以说是贪婪的。二、他的廉洁自律是分场合分对象的，能贪污时也贪污。三、他的贪迹与他改革取得的巨大成绩相比，是可以原谅的。
先说其廉。在推行考成法时，他严辞峻切；在廉洁自律方面，他有时也做得极为苛刻。万历三年，整顿驿递。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乡里祝寿；次弟居敬病重，需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破例发给通行证，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不以身作则。他的家仆游七因为与外面的官员有勾结，还曾遭过一顿痛打。
张居正在与诸大臣来往的书信中有很多拒绝礼物的记载，像“厚惠概不敢当，谨用纳璧”、“厚仪概不敢当，谨以璧诸使者”等字眼，胜不胜数。他在答两广总督刘凝斋的书信中有一大段论防腐反腐的话，说得非常透辟：“监司抚按，取受不严，交际太多，费用太泛，皆嘉隆以来积习弊。各省大抵皆然，而广中为甚。自不毂待罪政府，以至于今，所却两广诸公之馈，宁止万金?若只照常领纳，亦可作富家翁矣。若此类者，不取之民而孰办耶?夫以肉驱蝇，蝇愈至，何者?以致之之道驱之也。司道之取与不严，欲有司之从令，不可得矣；督抚之取与不严，欲司道之从令，不可得矣。尊示谓稽察吏治，贵清其本源，诚为要论。顾积习之弊，亦有难变者。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毂当事以来，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门巷阒然，殆同僧舍，虽亲戚故旧，交际常礼，一切屏绝，此四方之人所共见闻，非矫伪也。屡拟严旨，奖廉饬贪，欲庶几以身帅众，共成羔羊素丝之风，而终不可易。乃苞苴之使，未常绝也，钻刺之门，未常瑾也，虽餮荼茹董，徒自苦耳，何裨于治理耶?虽然，不毂固不敢以人之难化而遂懈其帅之之心也，早夜检点，惟以正己格物之道有所未尽是惧。”此外，他还多次说过自己门前冷落，“士大夫公见之外，不延一客，公谈之外，不交一语。”
在明末腐化风气早已弥漫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时候，张居正能保持那么高拒腐防变的觉悟，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所以，他的廉洁不能简单地说就是虚伪。
再说其贪。前面说过，当时空气中弥漫着腐化的气息，连戚继光、李成梁这样功业卓著的领兵名将也在送厚礼。蓟辽总督梁梦龙为了谋吏部尚书一职，给掌印太监冯保一次就送了三万两银子。更早些时，首辅高拱提名贪名很大的殷正茂任广西巡抚，进攻广西古田叛僮。高拱说：“给他一百万，正茂也许吞没一半，但是只有正茂会把事情办好。”后来果然是这个殷正茂平定了叛乱。
在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中，作为腐化势力主要进攻对象的张居正，很难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在江陵，当地官员历时三年，耗资二十万两银子，为张居正建起一座富丽堂皇的太师府第，他自己拿出的钱，还不到十分之一。在北京，他建了一座同样豪华的官邸，壮丽不减王公。他的门生刘台在万历四年上疏弹劾，说他“起大第于江陵，费到十万，遣锦衣官校监治，乡郡之膏尽矣。”“盖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不然，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又何由致之?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义何由致之?”这些话中可能有夸大的成分，但张居正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则是事实。
另一种解释是，在张居正任内阁首辅的前期，他的廉洁自律还是比较好的，但到了后来，权势炙手可热，贪欲也跟着膨胀起来。据说严嵩收藏中十分之二的精品，最终归于张居正。而他奉旨归葬时，坐着32人抬的豪华大轿，吃饭时菜肴过百品，还觉得没有下筷子的地方。历史学家王春瑜帮我们算过一笔账：做官前，张居正家中不过有田数十亩，当了内阁首辅后，按一品官月俸87石米计算，他一辈子的官俸加在一起，至多不过折银两万余两。可是光他送掌印太监冯保的礼物就有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从张居正抄出的财产，折价约金银19．58万两，另有良田8万余顷。
我个人认为不可尽信由当年张居正的政敌提供的这些数字，他总体来说不能算贪官，当然也不能算清官，只能说是一个不彻底的改革家。事实上，对有些历史人物，很难做简单的道德评判。像古代改革家商鞅、桑弘羊都有自身腐败的行径，这说明，由体制产生的腐败比因个人道德品质产生的腐败要可怕一万倍。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考量某些历史人物的时候，的确难以贪廉论英雄，所以中国的老百姓才会提出他们独特的对官员的四大考评标准。我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这里说的是“难以”不是“不以”，因为在任何时候，贪污腐败都是劣迹，而不会成为有本事的证明。尤其是像胡长清、成克杰之类贪而不能干事的官员，与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扭曲的价值观，产生于扭曲的现实。有谁告诉我，哪样的现实是未被扭曲的呢?
害怕感动
一个六十多岁的北京老太太天天骑着小三轮车给别人送桶装水。体重只有八十斤的她，抱着约五十斤重的水桶，爬坡上楼地把桶装水送到用户家中。她的腿上、手臂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那是送水时从楼上连人带桶滚下来摔伤所致。有些用户不忍心让老太太送水就要求退订，老太太哀求说不要这样，因为大家都不订她的水，她就会失去这份工作，也就会失去每月五百元的活命钱。
老太太之所以如此卖命，是因为一家的重担都在她肩上――老伴患重病，两个儿子，大儿子因车祸撞伤了肾脏，小儿子是残障，孙子是弱智。老两口虽有退休金，但远远不够支付一家的生活及治疗费用。
事迹在电视台播出后，很多好心人给老太太送钱送物，说他们不是可怜老人，而是被她自强不息、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所感动。
其实，这样的感动每天都在上演，只是这位老太太碰巧上了电视而已。同样幸运的还有带着妹妹上大学的洪战辉，扶贫助教的歌手丛飞等，因为媒体的报道，他们的命运多少有所好转。生活中还有更多的故事让人感动，也让人心酸。
去年初冬的一天，寒风已经有些刺骨了，我在单位阅报栏的玻璃橱窗前读到这样一则寻人启事，大意是说一位在北京某建筑工地打工的外地农民于日前走失，希望见到者与工地方面联系。我看了一眼附在上面的身份证复印件，一算年龄，这位农民工已经71岁了。七十多岁的老农为了生计，还要背井离乡，来到首善之都打工，不能不让人唏嘘不已。我在想：他有怎样一个家庭，是儿女不孝还是生活所迫?他的走失是一时迷路还是精神有问题?带着种种疑问，有好几天我都觉得失魂落魄。
无可否认，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素质参差不齐，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有贫有富，这些都可以理解，可是，要让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要让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还要“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还要“淘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这总有点说不过去吧?“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残疾者皆有所养”，如此古老的社会理想，为什么在今天看来还是显得那么渺茫?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的社会保障机制两千年来就没什么发展。所幸，领导高层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提出要让老百姓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这很好，就先从城乡医改做起，从最低生活保障做起，让每一个公民，尤其是弱势群体，都能够健康而有尊严地活着吧!
收到刚寄来的一本杂志，上面一篇文章写一个中国人在国外遇到车祸，拨打交通事故电话后，不出3分钟警察就过来了，随后就是救护车。因为车子要送到维修厂去，警察当场指派给他一辆车，在自己的车子修好前，可以一直开这部车。后来医生发现咱们这位同胞须去医院作检查，还是那位警察开车把他送到医院，忙前忙后地给他挂号，还帮他垫付了钱――当然这钱以后保险公司会赔。读了这个故事，我真的很感动。这是纯粹的感动，没有任何附加因素的感动，让人幸福的感动。
可是在我们国内，我有些害怕感动，因为在这样的感动背后，往往有太多的辛酸，太多的无奈，太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