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若齐 教师。1956年2月生于安徽省休宁县，1982年7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2002年开始写作，曾出版散文集《夕阳山外山》（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4年）、《烟火徽州》（华文出版社 2006年）
火桶
某冬日，某外地人途经徽州某乡村，见到向阳的屋前墙边，若干老人与孩童正曲腿端坐在几个木桶上。他大为惊讶，以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出恭，有辱斯文。走近一细看，大谬也：木桶里置陶钵一只，上面有镂空的盖，里面的炭火忽明忽暗。这几个徽州老幼衣装整齐，正一脸舒坦与怡然地享受着。外地人恍然，这木桶，不就是徽州本土文人津津乐道的火桶么？
徽州的纬度不高，由于山高岭峻，这里的冬天是很难捱的。没有南方的温暖，没有北方的热炕，特别是夹着雪花的绵绵冬雨下起来，越发冷得呛人――那是一种渗透到骨髓里去的阴冷。乡村陈旧的老屋高大空廓，寒湿的风从四水归堂的天井倒灌进来，盘旋在窗棂、斗拱与雀替之间，吸走了房里房外最后的热气，整个屋子冰窖一样。好在徽州多山，山上有树，树可烧炭，炭可取暖。于是，便孪生出了火篮与火桶这一对兄弟，世世代代相伴着徽州人，使一个个漫长、逼仄的冬季变得温馨起来。与手拎的火篮相比，火桶似乎更体现了一种“人本”的关怀和体贴，它的温暖是全方位的。火桶的规格是多种多样，高低不一、大小各异，可拎可站，不讲什么工艺，求的是实用价值，都是乡村木匠的杰作。最大的火桶可围坐四人，八只脚放在里面都不拥挤。放几块上好的、不冒烟的栎炭，从早到晚都能热从脚底起，全身暖洋洋。就这么对坐着，拉家常、说古今，化冬天难耐的寂寞为消遣，变无所事事为乡村式的休闲。若能佐以山核桃、花生、瓜子等零食，那“坐桶”会变得趣味盎然。嗑剥吞吐间，编排出引人入胜的乡里轶闻，然后作为民间文化发散到家家户户，丰富着单调枯燥的冬季生活。当然，女人会抓紧做一些衲鞋底、补衣裳的活儿；冬天农活少，猪长膘，镰上墙，犁耙搁一边。男人们喜欢拎着火桶，张家李家地到处找推牌九的场子，一坐下往往彻夜不归。输了钱，黎明时缩着头，弓着身，踩着一地寒霜，两眼稀忪地回家了。敲了半天门，里面主妇的脚步与骂声就一起出来了：白贴了一钵好炭。
一个徽州人，从生到死，如果不走出大山、走出乡村，那注定是一个“火桶人生”。始于火桶上的呀呀学语、摇头晃脑；终于几十年后在火桶上倨着背，像一个木雕，不言不语，残喘着最后的时光。当然，小小的火桶圈不住徽州人的心志，他们不甘“前世不修、生在徽州”的宿命，或顺着新安江；或沿着徽杭古道，说着旁人听不懂的土话，成群结帮地把自己“往外一丢”。几经打拼，还真弄出个“无徽不成镇”的奇迹。连乾隆皇帝下江南，面对那些个巨富的徽州人，也要感叹起来：可悲的是，自从雄踞天下三百年的徽商颓败以后，这里的乡村越发显得保守、内敛、守拙，守着祖上巍峨的祠堂、华美的大屋，乡民们的人生哲学是知命而又知足的。有道是：手捧苞箩果，脚下一桶火，除了皇帝就是我。火桶承载着一种自然状态下的生活意义与愉悦，幸福永远是相对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简单和快乐的生活方式。在这里的乡间，这器物至今还随处可见。大大小小、陋陋实实地体现着一种渐行渐远的徽风徽韵。有的边沿被磨得光亮可鉴，那是多少代屁股蹭碰的功夫。仔细一端详，火桶上还写着字，正正楷楷，清晰可认：置于清光绪十八年。字很有些功底，不知是哪位乡村秀才的手笔。周沿的桶板也还是那么结实，桶箍是紫铜的，暗幽幽地发着光。
远走高飞他乡的游子回来了，很怀旧，老宅里转悠了几圈，居然西装革履地坐进了火桶。旁人哂之：真是不伦不类。他自己却一脸地深沉和严肃。大概，那遥远、尘封的记忆在这一瞬间全都开启了、复活了，像潮水一样地涌来，不可阻挡：孩提时，任凭大人一遍遍地叫，总是赖在火桶里不出来；大一点了，喜欢听故事，可那故事老掉牙了：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听着听着，就在火桶里睡着了；再往后，冬日放学的夜晚，坐在火桶上，就着微弱的煤油灯光读书，窗外呼啸着北风，拍打着破旧的门窗。日见衰老的母亲在一旁做针线活，微驼的身影模模糊糊地映在墙上。此刻，游子开始恍惚起来，很想吃一块腌渍饼，馅是用老腌菜和咸猪油羼成的。那是母亲她老人家当年从火桶里烤出来的，怕他看书饿着，给他当半夜餐的呵。
起塘
人迹板桥霜。腊月里的霜，很厚重，原本裸露的田地，一夜之间，洒上了薄薄的一层晶莹。太阳还没露头，桥上的霜在川流的脚步下荡然无存。起塘让全村的人在猫冬的日子里起了个大早！
那塘差不多有三亩，在板桥那边的溪滩上。在“农业学大寨”的岁月里，塘是生产队的，每年开春后都要投放些鱼苗进去。尽管喂养得很不精细，可到头来都有几大箩筐欢蹦乱跳鲜鱼的收获。凭着这口塘，家家年三十的饭桌上都是“年年有鱼”。说起来也怪，这塘允许村里村外的人垂钓，可没有任何人能从里面钓出一丁点鱼腥，白白浪费了许多蚯蚓、面团什么的。此时的鱼塘上面飘浮着一团团浅浅的雾霭，靠边结着薄冰。人们三三两两地散布在塘周围，妇女和老人手里拎着火篮，镂空的铜丝盖上，温着一大张腌菜苞萝果，焦黄焦黄，那是做“当头”（中饭）的，很耐饿。乡村这时很松弛，显得懒懒散散。好在老天爷安排了一个年，枯燥乏味的日子于是变得生动鲜活起来。杀年猪、点豆腐、做糕点……起塘无疑把年气提升到一个最高潮――仿佛是全村人的盛大节日，人们岂能不好好受用？更何况那红烧鱼又是年夜饭的一道大菜呀！
太阳有三竿高了，起塘的主角们一身破烂地在众人仰慕的目光中走来：队长、会计、八九个精壮的后生，黑棉袄，腰间大多扎根草绳。抬着水泵和长长的塑料水管――有了这玩意，起塘可是容易多了。早些年，是要靠脸盆、脚盆一盆盆勺干水，方能下塘捉鱼。后生们拉线架泵，水管一头伸进塘里，另一头则甩进板桥下的小溪里――它已几近干涸，裸露着光光的、大小不一的鹅卵石。岸边间或有几尾枯黄的芦苇，在寒风里瑟瑟发抖。
水泵一开，声音开始瓮声瓮气，继而高亢尖厉，惹得村里家家门大开。人呀、狗呀，鹅呀、鸡呀，一路奔来，迅速在塘边形成了合围之势。抽了一会儿，原本静静的塘面上泛起了几圈漪涟。眼尖的看见了几张鱼嘴贴着水面在呼吸。“啪”的一声，一条大鲤鱼跃出水面，又落了下去。那几个后生开始脱衣服了，众目睽睽，也忍不住冻得牙齿上下打颤，充不了好汉。队长从兜里拿出两瓶白酒，牙一咬，吐出盖子，就递了过去。酒是从公社供销社买来的，八毛钱一斤的山芋干酒，说是北边一个叫濉溪的地方出的，喝一口下去要热血沸腾的。鱼开始频频地越出水面，此起彼伏，鳞光闪闪。后生用网兜轻而易举地把一条条草鱼、鲢鱼、鲤鱼拿住，随手往大姑娘、小媳妇扎堆的地方摔。鱼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落地了还蹦跳个不停，好几双手都按不住。待到水干泥出时，就要用手在污泥里摸了。每每几斤重的大家伙被揪出时，岸上是笑声一片；没准从手里脱落，又是一片嘘声。突然，翻出了一个圆圆扁扁的玩意，后生一挥手，像投掷铁饼一样，扔到岸边好远的草滩上。一大帮孩子蜂涌过去，原来是只大甲鱼。它居然没有被摔死摔昏，正急急地往枯草丛里钻。大孩子用树枝一拨，它便四脚朝天，任人摆布了。这家伙足足有三、四斤重，贵庚恐怕有不少。反正那年月甲鱼卖不出价，队长也不收归队有。孩子们欢天喜地，围成一圈变着法子折腾。可怜，谁叫它是个王八的命呢！
约摸过了三个时辰，队里的四只大箩筐盛满了活蹦蹦的鲜鱼。起塘的后生们一个个从泥水里拔出，披着破棉袄就往村里的祠堂跑。里面的八仙桌上，一口热气腾腾的狗肉火锅正候着呢！那锅是生铁的，直径足有二尺宽。浓浓的汤上，飘着一层红红的干辣椒。另外，还可以挑一条最大的草鱼红烧，这是多少年下来的规矩。酒是自家酿的米酒，入口绵甜，后劲蛮大的。几瓦罐放在桌上，管够。大家边喝边侃，说些乡村荤事，还要行令划拳，这顿酒非吃到月上观音山不可。
鱼塘边则开始了分分拣拣了，大小搭配，每户五斤。会计是回乡的高中生，村里的最高学历。国字脸，头发一边分，上衣的口袋里总插着一枝大大的黑色“新农村”牌钢笔。考了两次县剧团的男演员，都被刷下来。每年都是他掌秤，每次都要做手脚：村东头胡寡妇的鱼就是要大一点、多一点。众人自然不满，却又奈何不得。胡寡妇自己从不露面，总让她几岁的儿子来。那孩子拎着篮子，拖着永远揩不干净的鼻涕，全然不知大家一个劲地叫他朝会计喊“爹”是啥意思。
鱼塘现在是大片污泥，少许浊水，那些鲫鱼、泥鳅还隐身其中。队里不管，谁摸到算谁。男女老少一窝蜂下去，里面就像开了锅一样热闹。漏网分子拼命往泥里钻，怎奈何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只是泥鳅太滑，刚揪住它的尾巴，就溜得无影无踪了。人们干脆把大块的污泥抛到岸上，然后在里面细细寻找。这玩意泥腥太重，在街上卖不掉，只能自己吃。用红辣椒，大蒜叶透透地烧，然后打几块自家做的豆腐进去，那味道也是鲜美无比的。
太阳在西山头悄悄地拽回它最后的光线，风变得冷凛起来。人们恋恋不舍地从鱼塘离开，拖泥带水地走过板桥回家。喧腾了一天的鱼塘迅速地寂然无声，稀稀的塘泥开始干硬，很丑陋地敞向天空，期待着来年开春的雨水，重有如镜的容颜。袅袅的炊烟生动地在村庄上空飘忽，一阵阵鱼腥味由远而近。家家的主妇把分到的鱼开膛破肚洗净，挂在堂屋正梁的雕花铁钩上――那可是当年喜庆时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地方。昨夜星辰昨夜风，如今是任何老猫都叼不到的场所。一家老小进进出出都眼巴巴地望着，年三十只能吃一条最小的，大的还要留在正月里待客啊！
松毛蕈
汪曾祺先生在《菌小谱》一文中，把中国的菌蕈天南海北林林总总了一遍。中看不中吃的，中吃不中看的，皆写得活色生香，令人垂涎不已。老人家文中所列，我不多不少也吃过一些，但我又不得不相当孤陋寡闻地说：最好吃的，当为长在徽州那些起伏山坡上的松毛蕈。汪先生到过徽州，称赞过毛豆腐和臭鳜鱼，他恐怕是与松毛蕈擦肩而过了。
松毛蕈绝对是野生的，没有任何人工种植、加工、打理的痕迹。一阵秋风一场秋雨，老衰的松针悄然落下，树林开始苍翠进而斑斓。松毛蕈就开始静静地、不知不觉地星星点点在树下了，时间也是很短暂的。它长得一点也不狂野与张扬，低调、寻常，颜色和牛粪差不多。山里的动物很少光顾它，偶尔有一只灰色的松鼠从树上窜下来，松毛蕈或许会微微地绊住它奔跑的双腿。采蕈于山里的农家而言，说不上有什么诗意的浪漫。他们称之为“捡”，无非松毛蕈全然是老天爷的馈赠，不要白不要。头天上山两个时辰便是一篮子了，第二天赶个早市，到城里的小菜场换点油盐酱醋的钱。如今在菜场已难觅他们的身影――有大户专门下乡收购，那价格当然也是扶摇直上。物以稀为贵且不说，每天在菜场只露面十几分钟便很快告罄。某公极嗜此物，又在外地工作，回老家恰逢松毛蕈上市。第二天天一亮就急急地去赶早市，还是迟了三分钟，悻悻却又无奈。突然发现大户的篮底还剩了几个，样子很残花衰柳，估计是人家挑完不要的。他欢欢喜喜地尽数买下，乐滋滋地掉头就走。心想：做一碗汤还是够了，得要好好品味品味。
蕈的吃法很多。你若能在云南呆一段时间，便可领略诸多。要想充分地享受到松毛蕈的其鲜其美，唯一的做法是不加任何杂物。操作是简单和朴素的：热锅滚油，将洗好的蕈倒入爆炒，至六、七分熟。加水、加盐，至多再投几瓣蒜，盖上锅盖煮就是了。半小时后，汤一旦变得浓厚，撒少许小葱段进去便可。你切不可将其作为佐饭的汤来喝，在任何一张饭桌上，它绝对是道大菜，只是它藏在深山未人识而已。一说起徽菜，便是臭鳜鱼，石鸡和马蹄鳖。请者津津乐道，眉飞色舞；吃者津津有味，点头称是。倘若你吃了一碗汤汁醇醇的松毛蕈，你一定会真正认识徽州还有这么一道上承天露，下接地气的佳肴，颇有“黄山归来不看岳”之感。顺便提醒一下，你在买回清洗时一定要注意，它的隙缝里，会有小小的沙砾或残断的松针，得细细地打理才是。
由于是大自然的赐予，松毛蕈的供给有限且有时间性。可遇不可求，吃起来就得有节度。海吃当然过瘾，但有上顿没下顿也是很惆怅、很失落的。这东西贮存不了，一些人就整烧零吃。口感是差了点，但总能绵绵不断几天。一是用松毛蕈来烧豆腐：豆腐的质地要好，三寸见方的打成四块下去，一直烧到豆腐绽出众多小孔方可。吃时不要忘记在面前放一小碟红辣椒片，一定要新腌制的。二是用松毛蕈下面：那面条也是一点马虎不得的，面条要有筋骨、有韧性。最好是传统意义上的座杆刀切面。它是以人工为动力的压面机压出来的，至少往来三遍。机子终端的那位师傅身手不凡，当面条瀑布般地涌出时，他两手娴熟自如、松弛有度地将其断之。长短相当，一甩手，在空中盘成一圈，稳稳地落在圆圆的大蔑匾里。如今已成绝响，只好用机制的茼子面来凑数。得买价钱高一些的，下到锅里，清汤清水；捞出来，用大号瓷碗盛着，浇上味道醇厚的蕈汤，加一层实实的松毛蕈，绝对比陆文夫笔下的苏州浇头面有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