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四十二岁才生下了我。 我出生正是十年文革时期。我的父亲是铁匠，手艺精湛，名扬鄱阳湖以北一带，没想到因此被厂里的造反派打为现行反革命。我出生第三天，父亲就被隔离审查，随即县革委会一纸《下放证》就将母亲和我们兄弟下放到一个偏远的小山村。直到八岁我才返城上一年级。
母亲不识字，但对文化却有一种由衷的敬重。小时候我与母亲一起上街，母亲经常指着墙上标语要我读给她听，许多字我并不认识，母亲便费劲地猜测，让我心里暗下决心要好好读书，认更多的字。
父亲由于文革中惨遭毒打，后来一直重病缠身，我上初中那年，父亲便去世了。我的兄长没有读什么书，下放落户在乡下农场，成家后没有回城，生活十分困难。
父亲去世后，我是靠母亲摆地摊供上学的。卖的是一些铁器，如斧头、挖锄、凿子、锅铲、菜刀之类，是我一个打铁的叔叔赊给母亲，可以卖完货再付款。
母亲的货重，每天来去要挑上好几趟。找街边一避风处，两张条凳上放一块门板便算开张。夏日炎炎，母亲在摊上支起一把破伞遮阴，手拿大蒲扇，不停地扇动。寒冬腊月，北风凛冽，母亲头上包着大围脖，搂着一个烘笼，尽量蜷缩在墙角。碰到城管队的人检查，还要急急地搬到更偏僻的地方。
那时，我不懂事，只觉得母亲在街头的形象丢人，甚至不好意思到母亲的摊边去。早晚，母亲摆、收摊，要我帮着照看一下，我总是远远地站着、望着，唯恐碰到同学，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从此不再唤我帮忙。
后来母亲年纪大了，身体越来越差，便托叔叔帮她钉了一个木箱，下面安上四个轮子，四周用页片连上可以收放的木板，支撑起来便成了一个摊面。每天清晨，母亲佝偻着身子，用绳子拉着箱子上街，那“吱吱呀呀”声和独特的箱式摊点成了小城街头一景。
我考上大学那晚，街坊们都来祝贺。母亲很高兴，拿出十元钱买了一筐梨巴，大家围坐着，吃着聊着，说了很多祝福的话。我的印象中，这是我们家十几年来第一次买水果。
在大学里，母亲每月给我寄四十块钱。是请街坊代寄的，随汇款单附上几句“你娘身体很好，你娘叫你不要挂念，叫你好好念书”之类的话，这么几句，却总是令我潸然泪下。
我知道，四十块钱是母亲摆摊收入的一大半，母亲留给自已的生活费就很有限了。可以想象得到，母亲的菜碗里永远是没有油的酸菜，偶尔加上一道新鲜的白菜。这也是我们母子十几年相依为命的主要菜谱。
在大学里，我就像刚脱离襁褓的婴儿，一切都是那么新鲜，一切又都是那么陌生。对母亲更是充满了愧疚和思念，尽管明知母亲不识字，我却难以抑制给她写信的冲动。夜深人静的时刻，我趴在被窝里，想着母亲独自一人风吹日晒，内心的孤独被无限地放大，笔下的思念如泉水汹涌。
这种充满激情的信，在我是全身心的流露，可是不识字的母亲却要请街坊代读。母子心心相通，我相信我的思念母亲最懂，只是街坊们如何能完全理解我这份赤子之情。一次我一连写了六页纸，全是念家和思亲的话，反复叮嘱母亲要注意身体，再就是一点一滴地述说学校的生活。街坊的附言中，几句老话之后，破例加了两句话，说：“今后写信，望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想是街坊读得烦了，让我好生羞愧。
但我知道，母亲是喜欢听的。我那些稚嫩的语言，也许能令母亲心里生出一些温暖，也许能给母亲的漫漫长夜带来一份希翼。
母亲每次嘱托人写给我的那几句话，我总能读出新意和殷殷的期盼，令我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也成为我抵御外界物质诱惑、奋发向上的动力。
母亲现在已经八十岁了。一次，我读初中的女儿在她的衣柜最底层翻出一叠用布包起的信件，女儿好奇地打开，全是当年我写给母亲的信，一封一封都是用剪刀整齐地剪开的，纸张已经发黄，但保存得很好。女儿玩似的一封封地读着，年迈的母亲在旁边却听得十分认真，边听边抹眼泪。手捏着这些信，母亲轻轻地抚摸着，不停地念叨：“看这些字，写得多好，写得多好！”
我宛若又看见当年母亲每次接到我的来信时，那份喜悦和满足。我的眼泪不由夺眶而出。
责 编：宋世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