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延安 11月16日政府(国民政府)开始西迁(1937年)，当晚有船先送参议员赴汉口。我因顾念山东事情①，仍先回山东。又应李宗仁司令长官之邀到徐州。迟至12月9日，乃到武汉。曾卧病旬日。病愈，即于新年(1938)1月1日飞到西安。
本来退出南京时，各参议同人有奉命视察各地方者(如曾慕韩先生奉命视察云南之类)，我自请视察陕西及河南。所以这次到西安，算是奉命的。但我目的地实是延安。先经与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好，又经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洽备车，遂于1月5日往延安。关于这一段访问延安，我择要分述于此。
访问延安的动机
我去延安是有两件事要做：
一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作一考察。
二是对于中共负责人有意见要交换。
若论其意绪动机，则蕴蓄已久。我是要求社会改造的人，我始终同情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对共产党不了解中国社会，拿外国办法到中国来用。我认定北伐后，老社会已崩溃，只须理清头绪来建设新社会，没有再事暴动破坏的必要。这里有两句话：
从进步达到平等；
以建设完成革命。
这是我的信念，不断地暴动与破坏，将只有妨碍建设，梗阻进步，延迟革命之完成，实在要不得。所以自从共产党放弃对内斗争，国民党坚苦淬砺领导国人，共同抗战以来，当然是民族命运一大转机。我们欣喜之余，不能不考虑两个问题：
一、多年对内斗争的共产党，一旦放弃对内―斗争，可谓转变甚大；但此转变是否靠得住呢?
二、以同仇敌忾而得见国家统一，诚足欣幸；然为巩固此统一，似非国人有进一步的努力不可。
我对于暴动破坏痛惜于衷者愈久，则对于第一个问题想求得解答愈切。于是就非去考察考察不可。从事乡村建设多年的我，无时不梦想国家统一，以便整个规划进行，觉得眼前抗敌的统一总不满足。对于第二个问题就怀抱一些具体意见，想去努力看一看。
再明白地说，我访问延安的两件事，其一所谓考察者，不是考察别的，是专为考察共产党的转变如何。其二所谓交换意见者，不是交换旁的意见，是专为求得国家进一步的统一，而向中共负责人交换意见。
延安所见
我于1938年1月5日由西安往延安去，于25日返回西安，往返共三星期。随行者有黎君邹君两位。车是军用大卡车，无篷。路是军用公路，一切宽度，坡度，转弯角度，均不合于公路规矩。而自西安往北，愈走愈高，缺乏桥梁涵洞，车行危险而且费事。时当严冬，奇冷难支，举目所见，荒凉凄惨。人口之稀少，地方之穷苦，一望而知，可不待问。而愈间愈惊，多有出入意表者。
所谓陕甘宁边区者，闻其代主席张国焘(主席为林祖涵先生)言之，共有二十一个县又半。人口是九十余万，而实只五十余万(张言如此)。即平均一县两万多人，岂不奇怪。愈荒即愈苦，其苦自不待言。许多游记笔记，于那里生活情况，各有记述，亦不必详及。
然而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政府，党部，机关，学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满街满谷，除乡下人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的，稀见长袍与洋装。人都很忙！无悠闲雅静之意。军队皆开赴前方，只有些保安队。所见那些制服的人，多数为学生。
学样似有六处，所谓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主义学校(简称党校)，鲁迅师范，摩托学校(机械学校)，如是等等。花样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各种安排，值得欣赏之点甚多。自然其中鲁莽灭裂、肤浅可笑者亦正不少。这是大胆创造时，所不能免，不足深怪。并且事实上证明，他们是成功的。因为许多学生来自北平、天津、上海、南洋等处，现在的起居饮食，比了从前不知苦多少倍，而求学兴趣转胜，―般身体并不见差，不是成功吗?
吃饭总是吃小米饭，没有掉换。菜只一样，萝卜汤，有点盐，没有油。滋养二字，不能谈。睡在窑洞内，空气光线皆不足，而且潮湿。又是人与人挤拢一起，铺位分不开，跳蚤虱子纵横无法清除。最苦不堪的，是早起没有洗脸水，因为担水上山来不易，水都冻冰，要柴来烧，而柴是贵的。所以一盆水，第一个洗过，第二人冼，第二人冼过，第三人冼，第三人洗过，第四人洗，如此，洗到七八个人才算完。这种，晴形，卫生二字向谁讲?我留延安半月以上，随我去的邹君参加到他们学生队中，故知之详且确，没有虚假。奇怪的是身体并不见差(面色不见黄瘦难看)，兴趣都很好!这不是―种成功吗?(此段原为作者文后注――编者)
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的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一种的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通。――凡此印象，我脑中尚存留，但不知今日延安尚保持得否?
政府党部及司法机关，皆曾参观。边区政府亦分民财教建四厅。县政府则有两个：一个是边区所属的，一个是自省政府来的。法院院长为广西雷君，据谈他们的法律大半遵照国民政府，而亦有自己撰作的。还有一种露天开会的审判，最为特别(偶一行之)。监狱内亦有可记之处，惜记忆不清。
共党人物多半会见。唯军事领袖朱、彭、刘、贺、林诸位不在延安，未见到。又惜未多住些时，谋与乡民接近，藉知其所感受者如何。
关于边区的民主政制，从条文及传说中曾得其略。上自政府主席，下至村乡长，都是选举出来的。并且各级都有议会。手边无材料可资叙述，暂亦不愿随便批评。虽然是一个要紧问题，却从略了。
毛泽东的会谈
在延安谈话最多的是和毛泽东先生。前后共谈八次。有两次不重要，一是他设宴招待的一次，又一次是临走之前，他来送行。其余六次，每次进间多半很长，至少亦两个钟头。最长者，就是通宵达旦，――这样有两次，因为毛先生夜里不睡觉，而白天睡。谈话多从晚饭后开始，不知不觉到天明。他这种生活习惯，听说是在军中养成的。夜里面他将作战计划做好，次日大家出去作战，他便睡觉。傍晚起来，听取报告，又做计划入夜。明天大家作战，他又睡觉了。
毛先生民国七、八年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做事，而那时我正在北大教书。毛先生的老师(又其岳父)杨怀中先生(昌济)又同时教授于哲学系，彼此相好。杨老先生住居地安门豆腐池胡同，毛先生州随他同住。我去看杨先生，亦和他碰过面。――这是一点旧缘。此番会晤，在我印象上甚好。古时诸葛公称关美髯曰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让你很舒服的回去。
他于听你谈话时，喜用笔随手记录。秃笔粗墨，在 大纸上横行写来如飞。我一边谈，他一边写。我谈完，他便手指所记要点，一条一条答复，条理清楚，句句到题。我将我的一两种小册子，和四十万言的一部《乡村建设理论》都赠他，请他指教。隔―天再见面时，他取出一沓纸来。纸上已将我书内要点，或他认为好的地方。皆摘录排列，井井有条：这都是可佩服之处。不过他太忙，虽喜欢看书，未能沉潜反复，况对我的书，似未能全部看完―遍。――这是我一点小不痛快。
从旁看他的生活起居，看他的身体，不免使人替他担心。夜间不睡是其一例。还有嗜烟嗜酒，亦太过。谈话时，他为你斟茶，而自酌酒。酒是白酒，亦用不着菜肴，烟亦恒不离手。我曾问他的健康如何。他答我说，人家传我有肺病，医生检查过没有的，但我患神经衰弱。在池们的社会中，似对他特别优待。饮食(夜间同饭所见)却看来亦俭素。唯所住屋内，不火自暖。是从屋外掘地，转于地下烧煤，所费不资：在全延安更无此设备。父他出门走路，有四卫土相随，别的人俱未见有。
我和他的谈活，除交换意见者，另记于后外，兹选择几段，叙于此。
我问张闻天先生那两个问题②，亦向毛先生问过。对于造成1927年后分裂斗争的客观因素，他有答复。大致分别为国内的因素，国际的因素，而取今昔不同，对照言之。即如国际一面，在那时各帝国主义者虽彼此有矛盾、而同惧中国之赤化，却使他们可以统―起来。于是他们就来分化中国内部，使国共分裂。国共之分裂，此盖为有力因素。但到今天来则相反。今天国际上有侵略的日德意一边，有反侵略的英美法苏一边，而统一不起来。他们就不能共同来对付中国。侵略者如日本人，固然利于中国之分裂，而行动适足以反迫成中国之团结。反侵略者则不愿中国再有内战，处处从正面助成我们团结。上年(指民国二十五年)西南两广为要求抗日有所举动时，和双十二事变之时，英美友人的心理和其活动，皆为最好例证。他说：这就是今昔客观因素之不同。由于这些因素(国际的更加国内的)，他相信国共前途只会团结，不会分裂。――这是一段。
对于中共要不要取得政权问题，他先转问我，我们(他自指)不是已经有一部分政权了吗?假如国民党邀我们参加到中央政府去，我们亦可以参加。他如不邀，我亦不强求。即使他来邀，而我们亦待考量大局相宜否。倘于国际情势有所不便时，我们还是不参加的。但往长远里看，国共必是长期合作；长期合作中，少不了参与政权，――大意不否认要有政权，而表示不夺取政权。这又是一段。
我又问他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过去最大错误是什么?听说共产党朋友常作自我检讨，不知亦曾检讨及此否?是否亦可说给我们外边人。他笑着答我道：你且说一说看。我说据我所见，有两个对照：
一是民国十五六七年北伐时，革命军并非以兵力或战术战略制胜，而成功在政治上适合当时大势需要。对照来看，十年间共产党之革命无成，即是其政治上的失败，政治上路线错误。因其在政治上若适合时势需要的话，则配合起军事，应当早成功了。
一是抗战之前到现在(指谈话之时)，共产党博得国内大多数的同情拥护和期待，声光出于各党之上。这其中并无别的原故，只为放弃对内斗争，倡导团结抗日，适合人心要求，政治上所走的路线走对了。对照来看，过去十年之劳而无功，仅仅靠军事来维持党的生命，政治路线之不对可知。
我未了说：我们祝望中国共产党今后继续争取政治上的胜利，而不要再靠军事维持一条党命。毛君笑颜相谢，说你的意思很可感！
1941年于香港
(此文摘自《我努力的是什么》一文，刊时有删节――编者注。)
①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历史最大的缺乏之一是农民不关心国家，国家也不爱农民，在抗日战争之前，他长时间从事“乡村自治”研究工作，1927年在广东发起成立乡治讲习所，有“乡治十讲”一书。后到河南辉县在冯玉祥、韩复榘(河南省主席)的支持下办“村治学院”，院长是彭禹廷，梁仲华，梁漱溟任教务长。一年后逢蒋阎冯中原大战(1930年)，韩复榘转任山东省主席，“村治学院” 迁至山东邹平县，更名“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划县为实验区，梁仲华任院长，梁漱溟为研究部主任。这是中国首个融乡村建设研究和乡村建设实践为一体的 “乡建实验区”，由于工作开展有序而产生影响，后又划荷泽、济宁专区等14县为实验区。文中“顾念山东事情”，即指此事。――编者注
②1、国共过去究竟所由造成此大分裂大斗争之客观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到今天是否已经转变不存在。2、照一般之例，为完成革命，革命党当必须自操政权，施行其有方针、有计划的建设才行，那么，今后中国共产党是否必要取得政权呢?――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