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们对当代诗歌持何种态度，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没有诗歌民刊几乎就没有当代诗歌，至少对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当代诗歌而言，这样的论断有着毋庸置疑的有效性。今天，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规模，数以百万人从事着这一创建性的劳作，但其实如果我们对这庞大的研究有所熟悉的话，就会发现当代诗歌的研究占有很少的比重，而对承载着当代诗歌的诗歌民刊的研究，也就更加少得可怜。与诗歌写作相似的是，诗歌研究也需要具有超常才能的人才能得以担当，或许，这也是我们面临的困境之一。
《小杂志》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创办的诗歌民刊，此时诗歌民刊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成熟的传统，按照诗人西川的说法，这个传统开端于一九七八年创刊的《今天》。“《今天》为中国的青年诗人们，特别是比《今天》元老年轻一辈的青年诗人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诗人们看出，在诗歌出版不畅的情况下，自办刊物是一种可行的替代办法；自办刊物可团结一批同人，这比单枪匹马地打斗更容易引人注目；自办刊物可以自由地展示诗人的美学主张；自办刊物是参与中国新诗建设和思想解放的有效手段。可以说《今天》的出版形式为中国诗歌写作开了一个小传统。”但是以诗歌的本性对自由的要求来看，即使没有《今天》的出版，在当代中国的环境之下，地下诗歌刊物的出版也是一个必然。诗歌民刊的出现与诗人们这种对自由创造和对新诗的自觉建设有着不容剥离的关联，在当代中国，诗歌民刊所呈现出的恰恰是在今天日益淡薄的“诗歌精神”。《小杂志》从一九九七年十月创刊，时至今日已越过十年时光，即使抛开十年中当代诗歌复杂的纷争与波动不谈，《小杂志》本身在经费艰难的情形下所具有的这份坚持足以令我们充满敬意。
诗人孙文波和林木是这本杂志的主编，两人也承担了杂志编辑和出版的一切事务。作为当代重要的诗人，俩人的诗歌所呈现的优秀的品质和开阔的视野，足以保证了《小杂志》方向和包容的能量，尤其是诗人孙文波，作为“九十年代诗歌”的缔造者之一，其诗歌作品和所倡导的诗学观念成为“九十年代诗歌”最为重要的内核，这也使得《小杂志》带有非常自觉的色彩，这种自觉源于诗人对当代诗歌清醒的认知和洞察以及对汉语诗歌所怀有的抱负。
时至今日，“九十年代诗歌”的写作已经尘埃落定，按照一个笼统和不太全面的划分，我们也可以把承载“九十年代诗歌”诗歌民刊大致划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以《倾向》、《九十年代》、《反对》、《现代汉诗》、《南方诗志》、《北回归线》、《发现》、《阵地》为主，这些民刊大多在九十年代初期创刊，对一九八九年以后的诗歌格局和面貌的塑造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二个时期的民刊，主要创刊于九十年代中后期，主要有《北门杂志》、《东北亚》、《偏移》、《翼》、《说说唱唱》、《小杂志》、《下半身》等。这一时期的诗歌民刊既对九十年代出的民刊有所继承，但也保持着某种程度的偏离。中国社会的转向加速了中国诗歌的转向，到九十年代中期，民间诗刊日益向着小型化、私人化发展，刊载于这类诗刊的作品，其道德意识、政治意识让位于更精致、更温柔的文学，于是在江浙一带又出了《阿波里奈尔》和《北门》。这两本杂志为更多小型杂志带了个头：北京大学创办了《偏移》、《翼》，上海创办了《说说唱唱》，四川、上海和北京的部分诗人一起创办了一份小杂志，名字就叫《小杂志》。
在两个时期的划分中，《小杂志》以自己的方式见证了九十年代后期以来的当代诗歌的发展、变化，而且推动着这一发展、变化的进展。《小杂志》的作者群主要由这些诗人构成，一是在九十年代诗歌写作有突出写作业绩的诗人，如孙文波、肖开愚、张曙光、王家新、臧棣、清平、朱永良、桑克、宋炜、森子、西渡、黄灿然等，另一类是九十年代以后迅速崛起的年轻诗人，如雷武铃、周瓒、丁丽英、林木、姜涛、冷霜、胡续冬、冯永锋、蒋浩、孙磊、秦晓宇、席亚兵等。尽管《小杂志》的作者在诗歌观念和诗歌的写作上具有不容置疑的差异和独立性，但如果将其放置到整个当代诗歌的写作格局中，他们所具有的共同倾向也有着明显的特征，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讲，《小杂志》的这种同人化更突出地表现为对当代诗歌的建设与开拓上。到今年为止，出版了十七期的《小杂志》已经发表了几百首诗歌，这些诗歌集中展示了中国当代诗歌最有成效性的创作，其中的一部分诗歌无疑成为了当代诗歌最不容忽视的力作，如孙文波的《外祖母》、肖开愚的《北站》、臧棣的《戈麦》、张曙光的《大师的素描》等等，依循这些诗歌作品来探寻诗歌民刊在当代诗歌中的“构建”，将会是诗歌民刊研究的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
那么，如果我们回到《小杂志》的编排结构上，会对这种“构建”有着较为明晰的认知，从已经出版的《小杂志》来看，支撑其展开叙事的框架主要有两个部分：“出版说明”、“诗歌作品”，另外还有不定期刊登的“翻译作品”，这样的叙事框架，回过头来看也还是在“九十年代诗歌”的整体脉络当中。但对于《小杂志》，我还是要提醒研究者注意其“出版说明”所表明的姿态和对当代诗歌作出的有针对性的回应。这些文字由诗人孙文波执笔，大多是在杂志编辑好之后，孙文波对每期的诗歌作品总体把握的基础上作出的反思和判断。我将摘录其中的一些文字，来表明这些反思和判断在混乱的诗歌话语中所抵达的决断和深刻的认知：“考虑到当代文化图景中诗歌被挤压的事实，寻找打破这种挤压的途径，我们的写作很有可能不再是单纯地对诗歌古老准则的提升、修正，而需要从其内部走出，将写作纳入到一个更为宽泛的文化的总体构架中。”（《小杂志》一九九八，三月第四期）“譬如，对于复杂语境下写作的可能性的探究，将写作纳入到一个更广阔的文化框架中去认识的必要性，是不是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可以将之绝对化，从文化发展的‘时间场’中抽离开去，以及“知识”是不是如某些人所说那样，是对诗歌原创性的破坏，和呈现力的遮蔽，等等。尽管这些问题我们已经有过仔细的思考，但是今天看来还显得远远不够。还需要我们重新对之‘再深思’。”（《小杂志》一九九九，七月第六期）“写作，是一次次的革命，是将自己过去已有的作品忘记的过程。从头开始永远是一个新话题，虽然这是非常困难的事。但不如此，又能怎样呢？尤其是当我们看到在如今的诗歌氛围中出现了多得可怕的相互模仿、自我重复而造成的集体和自我解构，这样的工作就更应该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诗歌从来不是一个集体竞技项目，个人，或者说独立，必须像国家一样被确立下来。而正是在这样的基本原则下，我们希望我们的追求不是没有目的的。”（《小杂志》二○○○，十月第九期）这样的摘录随着当代诗歌的展开和《小杂志》的不断出版，将会是没有尽头的，但所有创造性的文字的功效都在于点燃新一轮的创造，对这些观念的深思，也必然会引发新的深思。另外，《小杂志》的“诗歌作品”部分刊登的都是诗人们的“新作”，因而也更凸显出这本杂志的探索意义和所倡导的“变化”的活力。
最后，需要说明的两点是，具有同人性质的《小杂志》并不是框定在一个既定的框架里，它从创刊之日起就不断地吸收诗歌的新生力量，不断地挖掘诗歌新人。另外一点就是，作为诗歌民刊的《小杂志》也在不断地探索着民刊的发展道路，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