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生于天津，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批评家。现任《人民文学》副主编。20世纪90年代开始从事文学批评写作，侧重分析当下文学现象、推介文学新人，获首届中华文学基金会“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 著有文集《颜色的名字》《集体作业--实验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合著)、《通往故乡的道路》，另有散文集《看来看去或秘密交流》《凝固的黄河》，评论集《纸现场》等。
1、育善的文章里，时有善好的细节。
比如，他写到家乡苗沟之人好戏：“有一回，前院里婆倒下头了，她儿子我大大却抄起板胡，唱一段《诸葛亮吊孝》，这才安排老人的后事”。
又如，儿时他家与邻家不睦，偏邻家的石榴伸过院墙来，这石榴便成了孩子眼前晃来晃去的禁果，禁果是终究要被偷尝的――
“‘好吃吧，娃！’我掰开石榴刚要往嘴里送塞，身后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把我吓得一下子站了起来。”
是邻家的男主人，那汉子说：“娃呀，我不会给人说的。”说完转走了。
后来，果然不说。
前者是民间的风致，便是事死，也有一种磊落佻达。
后者是民间的深厚，便是为敌，也有一份人情温润。
2、李育善是儒生。
儒生是这样一种人：读书，明理，做事，写文章，最要紧的是明理和做事，他知道何为善好之理，身体力行，行有余力，则为文。
儒生的文章通常诚恳、笃厚，他通常是从“信”起，以“信”终，在儒生看来，天地间有些事是不可怀疑的，写文章也不过是为了体认他之所信。
所以，儒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文章大抵是以不信起，以不信而不了了之。
这里边的得失说来话长。比如我，算是知识分子，但对以不信为能事现在也多少有点不信了――人世间总是有些事值得珍视，人生之有意思其实大抵还是因为“信”。
比如，育善是牢固地相信一个完善的伦理世界的，父慈子孝，亲情乡情。他永远不会在文章中怀疑和非议他的长辈和师尊，推而广之，他对世间事常怀感恩之心。
感恩――这是现代都市生活中近于绝灭的品质。我们可能确实不再感到活于世间，众人于我有恩，我们倒是觉得世人皆欠着我什么。
不知感恩，所以不能近情，也不能体物，这样的文章如今滔滔者天下皆是，以世人为论敌，以他人为地狱，虽辩才逞智，但终究是不诚恳、不笃厚、不可信。
而育善的文章可信，这是最大的好处。
3、育善最好的文章是写他的故乡――商洛一带。
故乡的山、水、树，故乡的风土和人事。――这些育善不写，别人不会知道，育善一篇一篇写了，别人都知道了。
知道了很重要吗？
是的，我认为重要。我因此而对育善有一点嫉妒。
因为，这是如我这样的人所不能写的，我无根。这个时代正大规模地生产着无根之人，在内心深处我并不认为某个地方是我的故乡，当然，老实说，这并没有使我感到生命有所缺憾，真正的问题是，我的直接和间接经验大抵是普遍的和零散的，说得夸张一点是全球性的，我怀疑，到了8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他们的所知就更是普遍和零散和全球和不能辨认来处。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是我的，有的只是我们的，而这个“我们”无限蔓延，无章法、无边界，也就不能构成有效的认同。
于是，像育善这样安稳地写着：这是我的，因为我属于一个如此有限的“我们”：陕西―商洛―丹凤-棣花-苗沟，现在，关于这个地方和人群，我有完整和秘密的知识需要讲述和传授――这样的写作我认为是幸福的。
4、我希望育善多写他的故乡。人的胸怀、眼界固然是越宽越好，人的文章不妨窄，不妨有限。
一件事很少被注意：人类生活中的“地方性知识”正遭遗忘。以笔记、方志为标记的文章传统在中国人的书写活动中近于泯灭。一个现代文人，大概是没有了整理乡邦文献、记录桑梓掌故的志向。
当然，仍有很多人在咏唱故乡，老散文中多，“新散文”中也很多。老散文倒也罢了，每看到“新散文”咏唱故乡我就忍不住头疼，那是在作诗，是过度的缘饰和浪漫，是形而上学猖獗，对作者来说，故乡仅仅在纸上、在语言。
在古代，故乡并非浪漫主义的想象对象，它是绝对实在的生活世界，是人要生于斯、长于斯，最后葬于斯的地方。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人只要读过几本书，就学会了浪漫主义的怀乡，哪怕他实际上没在巴黎、纽约或上海，他只不过就在离乡几十里的县城，他行文的调子也很像他在天涯海角，眼泪汪汪。
这种怀乡病是现代精神的基本配置，似乎是对故乡爱得不行了，其实是真把自己当外人了。
这事且不去说它。就育善来讲，我以为他在骨子里仍是乡村儒生，这一类人在古时是就是曾国藩――读曾氏家家书，我常常觉得他若活在现代，就是一个大队支书或会计――在现代，他们也未必就真的失去了他们曾经具有的巨大能量，他们可能退守到偏僻的“地方性知识”的堡垒中去，但他们脚下有根，他们坚定，极不坚定的时世可能最终要仰仗坚定的人们。
――话扯远了。只说文章，那么，我相信，育善会更深入、更耐心、更坚定地书写他的故乡。他会把苗沟作为世界地图的中心，在这幅图的景象应是：苗沟―棣花―丹凤―商洛―陕西―中国以至世界。
因为他真的认为世界应该这样展开，世界的意义就在于此。
――这样想世界的人，必有力量。
5、育善的老乡平凹先生写过《商州笔记》，后来又写了《秦腔》。
写《秦腔》时，平凹先生是有麦秀黍离之感，梁园虽好，不可久居，故乡似不再是安身立命之地。
平凹先生其实亦是一乡村秀才，他也是从他那个村子里开始看世界的，他的力量和诡魅风流尽在于此。
偶读《胡适自述》，觉得这大概是现代中国文人的一个根本分殊之处，胡老先生是从纽约掉过头来看中国的，他不知道山沟沟里也能出“主义”。
贾也好、胡也好，毕竟文名太大，不可作为通例。所以，对我来说，育善的文章就成了理解中国的一个小的、但更具普适性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