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山壁 1939年6月16日生于河北隆尧，1962年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1965年任河北省作协专业作家，1986年起任河北省作协主席，河北大学教授，文学创作一级，享受国务院津贴专家，已出版诗歌散文四十余部，散文《母亲的河》、《理发的悲喜剧》、《石头的生命》、《陶醉壶口》入选语文课本。
放“卫星”的日子
解放以后，群情激奋，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开展，社会上出现经济过热现象。周恩来仗义执言“反冒进”，毛泽东针锋相对“反反冒进”，使中国一下子进入“大跃进”的年代。
“大跃进”农业一马当先，关键是粮食产量。《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要求粮、棉总产12年内分别由6000亿斤和5600万担增加到1万亿斤和1万亿担。如何完成指标，毛泽东号召“解放人的思想，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民日报》更是概括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哲学家李达不同意这个提法，他和毛泽东同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又是好朋友，结果还是不被理睬。
1958年上半年是我高中最后一个学期，面临毕业，可是大家高度兴奋，无心复习功课，天天盯着报纸，报纸上一天一颗“高产卫星”。开始是小麦，6月8日河南遂平亩产2015斤，6月11日河北魏县2394斤，6月18日河南商丘4412斤，6月30日河北安国5103斤，7月12日河南西平7320斤。接着是早稻，6月26日江西贵溪亩产2340斤，7月9日福建连板3000斤，7月22日福建闽侯7275斤，8月1日湖北孝感15000斤，8月13日湖北麻城36900斤，8月22日安徽繁昌43075斤，9月10日四川郫县84525斤。最后出现了天文数字，青海赛克什农场小麦亩产8585斤，广西环江县早稻亩产130434斤。
那一年9月，我在一片欢庆的锣鼓声中来天津上大学，开学不久就去东郊新立村参观水稻卫星田。密实的稻穗像堆起的一方金黄的平台，铺着金黄的地毯，人可以站在上面大步走。就像一首民歌描写的那样，“稻子长得密又浓，遮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得弹回半天空。”毛主席刚刚视察过这块高产田，从报纸上那绽开的笑容看，他老人家十分满意。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更是深信不疑，连晚上做梦都在稻穗上打滚呢!直到半年以后，班上一位同学悄悄说，那是用40亩即将成熟的稻子挖来堆积在一起，怕捂霉了，中间安上管子，夜里用鼓风机往里吹风。不久这位同学便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轮流批斗。
谎言是虚伪的影子，随着“大跃进”虚张声势，“大跃进民歌”应运而生，浮夸之风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全国各地涌现了一大批推波助澜的民歌。“高粱长得穗儿大，长到天宫织女家，织女低头往下看，碰了一头高粱花。”“谷穗长得不够长，黄河上边架桥梁，四辆卡车并排过，挤在上面不晃当。”“一个米粒煮一锅，一个玉米装一车，高粱杆上安电线，坐着瓜皮过黄河。”“稻粒超黄豆，黄豆像地瓜，芝麻赛玉米，玉米有人大；花生像山芋，山芋超冬瓜，蚕长猪样长，猪牙如象牙。一棵白菜五百斤，上面站着个胖娃娃。”
这些吹破牛皮的东西，今天看来都是不足挂齿的假话、胡话，可当时被推崇为是“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国风”。大诗人郭沫若也倍受传染，写了一首《迎春序曲》：“赶上英国只需要十五年，农业纲要七年就可实现；一个大跃进连着一个大跃进，英雄气概可以履地翻天。看吧，要把珠穆朗玛铲平，要把大戈壁变成良田!劳动人民历来就是创世主，在今天更表示了他的尊严。”并和周扬在它们的基础上编选了一本《红旗歌谣》，被认为是写作的范本。不怕人笑话，我本人就是在这般的喧闹声中登上诗坛的，早期作品经常带着这一时代的烙印。后来为洗刷去这些胎记，差不多用了两倍的时间和气力。
钢铁元帅升帐
1957年11月，64个共产党、工人党齐集莫斯科，发表《和平宣言》，要与资本主义阵营搞竞赛。赫鲁晓夫慷慨宣布15年苏联钢铁赶上美国，毛泽东毫不示弱，说15年中国钢铁超过英国。当年中国钢的产量是535万吨，英国是2099万吨，也就是说中国要在23年内走完英国102年钢铁发展之路。按照这个计划，1958年必须要生产1070万吨钢。
可是到了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时，仅产钢453万吨，而时间已经过去三分之二。毛泽东火了，说一吨也不能少，要有铁的纪律，“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大会决议：书记挂帅，一切保钢，指标落实，土法炼铁。立时“钢铁元帅升帐”，地无南北，人无老少，人人披挂上阵，全国上下笼罩着灼灼逼人的紧张空气。
那年我刚入大学之门，各年级都在操场上砌“土高炉”。天津籍的同学受命带领新生走街串巷找废铁，一无所获后只能把小分队引到自己家里翻箱倒柜。进展不利时，团部派我回乡，寻求城乡结合之路。回村后情况大不相同了，乡里绝不像城里那样文明行动，乡党委书记为保乌纱帽早急红了眼，组织小分队挨家挨户翻个底朝天，小到锥子、剪刀、锅铲、饭勺，大到锄头、粪叉、犁铧、水车，凡是敲起来有响声的一律送到“土高炉”冶炼。轮到一个老奶奶家，老人眼泪汪汪地说，连缝衣针和顶针都收交，只剩下这口吃饭锅了，衣服可以不穿，饭总得吃吧。再说你们收废铁，它还不破。民兵指导员上去端详了一会儿，砰地一锤把它砸了，还说：“看!这不是破了吗?”老奶奶应声瘫倒在地上。
村里少见青壮男人，都到沙河山区炼铁去了。我随着后勤队伍到那边去，牛车、马车、手推车，车辚辚，马啸啸，一路红旗飘飘，大有当年解放战争支援前线的阵势。傍晚赶到目的地，几十平方公里的丘陵，布满了千军万马。属于我村的几座小高炉，砖石砌成，七八尺高，像日本占领时期的碉堡，填满了就地采来的铁矿石，燃料也是当地挖来的烟煤，加上刚刚砍倒的树干树枝。对准炉口的是几个小鼓风机和农民做饭用的大风箱，呼噜噜，瓜哒哒，炉顶少量火苗多半浓烟。毗邻的兄弟村镇阵地也大体如此，放眼望去，整个山谷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火星四溅，喊声如雷。炉边农民黑脸长须，眼珠比铁水还红，口中念的是工地流行的大跃进时民歌：“高炉建在太行山，炼出铁水似河川，铁水滚滚似火龙，能把地球绕三圈。”“钢水红似火，能把太阳锁，霞光冲上天，顶住日不落。”“炼铁炉，高又高，青烟直上九重霄，玉皇高叫受不住，薰得泪水往下掉……”大诗人郭沫若填了一首词《声声快》，副题和她(李清照)一首，但一反其意，以反映当前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高潮，因而把词牌《声声慢》改为《声声决》。“轰轰烈烈，欢欢喜喜，亲亲热热密密。六亿人民跃进，天崩地裂。一穷二白面貌，要使它几年消失!多益善，看今朝，遍地英雄豪杰。八大煌煌决议，十九字，已将路线总结。鼓足干劲，争赴上游须力!多快更兼好省，更增添，亿吨钢铁。加紧地将社会主义建设。”
我在工地滚了一星期，衣服烧成了破鱼网。国 庆节前回到学校，正逢9月29日“钢铁卫星日”。那天，报上公布全国日产钢铁6万吨，铁30万吨，出现了9个万吨省，73个千吨县。之后“卫星”像节日里的炮仗一样大放起来，一向寸铁不产的广西鹿寨日产生铁20万吨，河南禹县日产30万吨，新乡地区日产120万吨。山西省建成“世界最大的高炉”，把一个百米高的峡谷两边一堵成为炉体，一层矿石一层木头，从谷底堆到山顶。这样以来，到1958年最后一天，全年钢产1108万吨，正好突破了“1070”。
5年之后，我又回到沙河，正是1963年特大洪水之后。当地人说这场特大洪水与大炼钢铁不无关系，因为“土高炉”血盆大口吞吃了一方几十万亩森林，使本来郁郁葱葱的太行山，变成了“山是和尚头，坡是光屁股。”只剩下成千上万个“土高炉”的遗体，像黑色的豆腐渣、狗屎堆，被洪水和山风嘲笑着。
化妆下田
1958年“大跃进”从农业开始。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12年粮棉产量要分别达到1万亿斤和1亿担。任务下达，层层加码，步步提高，指标改了又改，突破又突破，新口号层出不穷，“乘汽车、坐直升飞机、射火箭、放卫星”，豪言壮语成了神话，雨后春笋般的新民歌则成为“大跃进”的精神动力。
当时有个最普通的口号叫“干劲冲天”。农民赤手穷拳或者用原始劳动工具战天斗地成为新民歌的主题。四川有首民歌最有代表性，“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个天府之国还有两首经典的民歌，一首是：“山歌一声吼，万人齐动手，两铲几锄头，大山被搬走。”另一首是：“一阵锄声卷入云，惊动天上太白星，拨开云头往下看，啊!梯田修到南天门。”陕西也有一首传唱一时的民歌：“铁镢头，二斤半，一挖挖到水晶殿，龙王见了直打颤，就作揖，就许愿，缴水，缴水，我照办。”安徽的民歌牛皮吹得更大：“月空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你可有心下凡去?”
华北平原民风朴实，不像天府之国那样浪漫，民歌也相对朴实一点，可是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河南一首民歌《赞群英》：“男女老少齐出征，青年劲头赛赵云，壮年力气赛武松，少年儿童像罗成，老年干活似黄忠，干部计策胜孔明，社员个个胜古人。”这些历史人物的籍贯都在冀鲁豫三省，土生土长，似乎更容易理解，更可操作一些。但是在那个狂热的年代，人人都像中了邪，做出一些丧失理智、不可思议的举动来。
在邯郸和聊城交界处的一个县，两个邻村搞对手赛。甲村干部就把那首民歌“赞群英”付诸实践了，京剧有一出戏叫《描容上路》，他们搞的是“化妆下田”。上工的男女老少打扮成赵云、武松、罗成、黄忠、孔明、穆桂英的样子，勾上脸，穿上村剧团的戏装，挥舞铁锨、锄头，踩着锣鼓点，“急急风”地跑出村，庄稼地里舞枪弄刀。这一下可出了彩儿，县报头版头条套红隆重推出，还配了几幅照片，支部书记在县礼堂披红挂彩，典型发言，甲村人人扬眉吐气起来。
乙村的干部群众坐不住了，召开“神仙会”让大家献计献策。他们不就是把一首民歌落实了吗，咱把上级提出的口号落实了，不是更带劲吗?上级号召“甩开膀子干”，俺们妇女们就光起膀子下地，抡圆了干，教他们刮目相看。让妇女们赤身露体下田干活，毕竟悖于常理，会场立时骚动起来，七嘴八舌。妇女主任是个有名的二百五，连吓唬带喊叫：“甩开膀子干，一个也不能少，谁不同意就辩论她!”那时的辩论不是动嘴而是动手。大家围个圈儿，让被斗的对象站在中间，像筛面一样把他推来搡去，直到头晕眼黑，低头求饶。那时的政策是宁左勿右，一部分被形势所迫，捏着鼻子答应了。也还有一部分人被社会思潮所左右，认为理所当然，跃跃欲试呢。
公社干部把乙村的创举当作得意之作，请上级来视察，内容秘而不宣，要给领导一个惊喜。一位副专员来了，在地头下了吉普。时逢农历六月，妇女们正光着膀子在棉花地里整枝打杈。副专员高度近视，只见路边白花花一片。心里想，果然是大跃进时代，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这里的棉花提前两个月就到了中喷(棉花集中成熟采摘期)，抑制不住的惊喜、激动，紧走几步到达田间，就要凑过去看，伸手去摸，想不到脸上被重重掴了一巴掌。
副专员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后，并不发怒，反而眉笑眼开地把妇女主任叫到身边，正儿八经地说：“什么叫敢想敢干，这才是敢想敢干。回头你准备一份材料，到地区群英会上讲一讲，我带头鼓掌。”
八大嫂闹深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一出歌舞演唱《八大嫂闹深翻》。歌词是：“鸡叫三遍亮了天，放下锅铲拿起锨，八个大嫂跑得快，公社田里闹深翻。地球从来不讲穿，千年一件旧布衫。今天翻新给你看，还要把那穷根儿剜。”
1958年小麦放高产卫星，河南省长葛县亩产七千斤，经验之一是深翻土地。9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语：“从今年秋种开始，要求各地做到冬小麦、油菜及其它越冬作物，都种在深翻地上。”于是深翻土地作为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重大措施，在全国农村迅速推广起来。正是秋收秋种大忙季节，精壮劳力抽调大炼钢铁去了，这个任务便落到留守村中的妇女和老弱病残身上。“一人一把锨，吃住在田间，遍地红旗舞，哪管腰疼腿又酸。”可怜一双双织布绣花手，被锨把磨出了水泡，水泡又变成血泡，手掌上贴满了胶布，揭下胶布就露出了老茧。
长葛县的标准是土地要深翻一尺，各地又层层加码，增加到二尺、三尺。具体操作是，先在地畦挖出一个深沟，再把地表土层填到沟底，最后把翻出的新土铺在上面。这样算下来，一分地的工程量就是十几个土方。一位妇女，起早贪黑，使尽吃奶的力气，一天才能干完。深翻一亩地需要十天。就凭这些娘子军，两三个月也完不成。何况肚里没食，手上没劲。敞开肚皮吃，生产队食堂粮库已经空虚，饭碗里瓜菜代多起来，社员身体日渐虚弱，深翻进度放慢下来。干部们加紧督阵，搞评比、插白旗也无济于事，不少妇女哭天抹泪儿，也有的虱子多了不怕咬，豁出来“坐牛车”。生产队三天一评比，进度表上墙，快的坐飞机，中等的坐汽车，慢的坐老牛破车。社队干部怕上一级也如此评比自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想不到形势出现了转机，妇女们深翻的积极性爆发起来。起因是邻居大嫂深翻地挖出了一个田鼠洞，发现了地下“粮库”。田鼠是农民的敌人，以偷窃庄稼为生。小者三五寸，大者尺把长。前掌外翻，“反巴掌”像一把铁耙子，嘴巴尖锐，像一个钻头，多么坚硬的土层也能拱开。这个小小的“掘土机”，善于打洞，一个五十厘米长的田鼠，一天能挖二十米长的“地道”。挖出的泥土，不断运送到地面上，每小时可以搬运30斤。由于长期在黑暗中生活，它们视力退化，眼睛细小，俗称“瞎劳”、“瞎迷猪”。可是触觉敏锐，遇到异样情况，可以迅速逃遁。田鼠又分鼹鼠和鼢鼠两种。前者活动在浅土层，拱地为了找蚯蚓吃，凡它经过的地面，有一条 明显的隆痕。鼹鼠洞贮藏着很多蚯蚓，头被咬断，躯体还活着。鼢鼠又叫地羊，习惯垂直打洞，可以打两三尺深。地羊是“地道战”的高手，打出洞粗粗细细，分枝分杈，时堵时通，真真假假，好像一个迷魂阵，不知那个“老将”躲在哪里。
这位大嫂找到了鼠洞，“老将”已经弃城逃跑，“粮仓”安然留下，大批“给养”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大嫂惊叫了一声，众人围观上来，收缴“战利品”，差不多有一篮花生，多半筐黄豆，一簸箕玉米。不知什么先进的“保鲜”技术，洞里的粮食不霉不烂，新鲜如初。只有仓库边缘的豆粒，因为接触潮湿泥土，生出了短芽。大家如获至宝，庆贺胜利，捡了一堆柴草，用火柴点着，上面铺一层花生，花生上面不断加柴草。烟缕火光下，香味缓缓溢出。最后明火熄灭，又用草木灰焖了一会儿，花生熟透了，大家迫不及待地动手剥吃起来，每人吃了一个黑嘴，用手一抹，又成了一个花脸，对面相觑，笑得前仰后合。烧花生吃完了。剩下的黄豆、玉米，用衣裳襟兜着，交给了食堂。食堂磨了一盘豆腐，蒸了一锅窝头，生产队改善了一次生活。
鼠洞获粮一举，点燃了社员们的欲望，不用动员，大家就掀起了一个深翻土地的高潮。尽管不是每人每天都有所斩获，整个村子，三五天才能传出一个找到鼠仓的消息。但是一旦发生，就不胫而走，煽动起大家心中的火焰。脚踩在铁锨上就更加有劲，锨刃碰到土层就更加锋利，眼瞅着深翻的进度加快。虽说是歪打正着，可是引起了公社领导的重视，在村里召开了加快深翻进度现场会，第一个挖鼠的大嫂的照片上了县报。省报的记者更是望风捕影，说是这个生产队社员提高阶级斗争警惕性，捉住了一个监守自盗的仓库保管员，从一个旧地道里搜出了大量粮食，调动了广大社员深翻土地的积极性。
村里深翻土地的任务完成了，全部种上了适时麦。入冬以后，大炼钢铁的男人们回来了，他们握着女人满是老茧的手流泪了，由衷地感激她们。但是令人没有想到，一场轰轰烈烈的深翻土地运动，动机和效果并没有统一。种在深翻地上的小麦，第二年非但没有丰收，反而减产了。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一位副站长，躲在家里打自己的耳光，说自己明明知道深翻不科学，把含有腐植质的熟土埋在下面，麦根扎在营养贫瘠的新土上，庄稼自然长不好。可是一棵小草在大风面前无能为力。
一炮崩出个水库来
1958年大跃进，中国人的狂热也传染给了在华的苏联专家，他们把“定向爆破堆石坝”的技术介绍给中国，说用它修建水库最符合“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
定向爆破堆石坝，就是利用炸药的爆炸能量，把山体岩石按预定方向抛掷，在设定的地点堆筑成水库大坝，以代替人力或机械的挖、运、填、轧实等工序，功效高，速度快，省劳力，投资少，工期短，技术设备简单，且不受地理条件和施工季节限制。中国水力部和省水力厅经过调查研究，把试点选在邢台县东川口。
东川口位于太行深山区和丘陵地的交界处，七里河由西向东流过，峡口背后有个小盆地，正好兴建一个中型水库。七里河发源于西面的凤凰山，本来林密草盛，羽毛丰满。后来因为乱砍乱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山成和尚头，坡是光屁股，满沟大石头。洪水来时一泻千里，激流滚滚。山洪过后，流水渗漏，暗暗流去。当地人管它叫“泻肚子河”，越泻沙越多，土越瘦，人越穷。一位民工说，他过去闹肠炎，吃了就拉稀，别的药不灵，吃“金霉素”就不闹肚子了。如果定向爆破能根治泻肚子河，那它就是金霉素。
1959年1月13日上午，一行38辆大汽车向太行山驶来，卷起一路飞尘。10点钟，到达东川口东边、黄店村南山的观炮台，一排新扎的席棚。他们当中有苏联专家，有中直37个部委的代表，全国25个省、市的代表，共计400余人。不知是寒风刺激还是过于兴奋，个个面部通红，眼睛放光，聚精会神地期待着那个神圣时刻的到来。十里方圆以外的山头上站满了人，他们是奉命撤到安全区的群众和闻讯赶来的看热闹的人们，光秃秃的山岭上好像一下子长出了一排排小树。几万双眼睛盯着峡口南面一座山峰，紫褐色的山头在那里已经沉默了亿万年，没有人注意它，甚至连个名字也没有。如今它有幸被专家们选中，作为中国第一个定向爆破的试点，下部被开挖了若干药洞，埋进了204吨黄色炸药，只要一按电键，随着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它便一鸣惊人天下知了。
11时55分，三声信号炮响，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瞪大眼睛。12时整，总指挥按下电键，电流通过电线冲进药洞，触动雷管点燃炸药。说时迟，那时快，只觉得脚下松软了一下，山峰从西面骤然断裂，接着像海啸裹胁海水一样，把整个山头高高举起，飞上天空，重重抛下。此后才听见一阵沉雷，地动山摇，飞沙走石，浓烟滚滚，弥漫山谷。那连环炮声不仅在耳膜经久不息，还钻进人们的胸膛，跳动不止。20分钟后，烟雾渐渐散去，只见峡谷中平地呈现一座新的山头，堵住了峡口，一座庞然大物的大坝眨眼间形成了。真神了，幼时读《封神演义》，仙人们移山倒海之法也不过如此吧。
经由工程技术人员测量，爆破石方十三万五千立方米，落到坝上七万立方米。这样的大坝如果用人工，至少需要七十万个。而定向爆破只用清理坝基、开挖药洞等共需三万个工，真的多快好省了。稍加修整后，高峡出平湖，赞歌鹊起。“一炮能造千米坝，一炮能移千丈山，一手提起七里河，霎时挂到高山尖。”“当年霸王力拔山，召集我们把山搬，要让五帝观新景，南天门上划彩船。”“大红旗下呈英豪，端起水库当水瓢，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浇。”
人们的头脑处于高度亢奋之中，也便没有了深思熟虑，听不得不同意见，只图多快省，忽略了一个好字。一炮崩出个大坝，基础不牢，也没有层层夯实，表面上巍巍然，煌煌然，其实是一豆腐渣工程。东川口水库成为悬在坝下黄店村头上一颗定时炸弹。
恶梦终于发生了，定向爆破堆石坝仅仅支撑了四年多。1963年8月初，邢台山区24小时降雨950厘米，被气象学命名“63?8”特大暴雨。8月4日上午9时45分，洪峰漫过坝顶，2060万立方米蓄水超过204吨黄色炸药的能量，大坝根基不牢，一下子被推倒，在洪流中翻起了跟斗。百丈水头像一面墙一样颓倒下来，首当其冲的黄店村，一个漩涡便没了踪影。噩耗发生在夜间，猝不及防，黄店村103人葬身洪水，其中包括3名驻村县干部、5名水文站职工。一个社员抱根木头，一直冲到天津静海县。洪水肆虐势不可挡，所到之处，房倒屋塌，良田被毁，下游十个村庄被淹，50里以外的京广铁路，被拧成了麻花，直接经济损失60亿元。四年之前一声炮响，四年之后的一场浩劫，之间因果关系如何，令人想都不敢想。好在定向爆破堆石坝这项技术1963年之后在中国便被封杀了。
除“四害”小记
传统京剧有一出《除三害》，把南山猛虎、长桥孽蛟和横行乡里的恶霸周处并列。上世纪50年代，“反胡风”、“反右派”的同时，在全国掀起了一 场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运动。毛泽东在《农业发展纲要》里，号召12年内，把中国变成一个没有老鼠、麻雀、苍蝇、蚊子的社会。那时我正在上高中，每星期都要完成上交老鼠尾巴和麻雀爪子的任务，卫生室门前战利品堆积成山。
苍蝇、蚊子、老鼠，人人喊打，早已形成了习惯。但对麻雀宣战，不少人还心存疑虑。为了加强舆论宣传，报纸、电台连篇累牍地历数麻雀的罪状，耸人听闻地宣传麻雀一年要吃掉多少粮食。还动用民歌、快板等文艺形式对麻雀进行丑化。比如有一个相声，讲一个人进公园，从树丛中走过，冷不妨头上掉下来“天粪”，落在脖领里，你说晦气不晦气。报刊“生活知识”专栏里，介绍麻雀的吃法，红烧、干炸、香酥、糖醋等，清炖麻雀加上一点天麻，可以防治高血压、心脏病。这一招儿更灵，因为调动起来6亿张嘴，比枪口厉害得多。
中科院院长，大诗人郭沫若也发表了一首《咒麻雀》：“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塌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一时间，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天罗地网，杀声震天，打起了一场围剿麻雀的人民战争。除治麻雀的办法多：个人用鸟枪、弹弓打，筛子、盆子扣；集体敲锣打鼓，拉鞭放炮，挥舞红旗，摇动扫帚，齐声呐喊，追得它们疲于奔命。麻雀耐力差，飞一阵就体力不支落下喘息，不停地轰赶，就会累死。晚上掏窝，树杈上、屋檐下、椽子缝里，用手电一照，麻雀就惊呆了，然后两手一捂，逮个正着。漏网的也会撞墙碰树，束手就擒，因为麻雀都是夜盲眼。最有效的战术是到屋檐下、椽子缝捣雀窝，杀仔灭卵，让它们断子绝孙。
果然战果辉煌，报纸电台天天公布战报，“首都人民不容麻雀生存，300万人总动员，一天歼敌八万三”、“上海人民大战一天，灭麻雀19.6亿只”……河北省有些地方还扩大战场，开展打狗运动。那时大家都穷得叮当响，贫富差别小。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下，治安良好，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到处是“玻璃村”、“水晶户”，可以“走狗烹”了。村村杀狗吃肉，狗肉汤浇灌丰产方，还可以创高产，“放卫星”。群情激奋，大有“要消灭一切害虫，全无敌”的气慨。
后来有生物学家冒死为麻雀请命，说它们只是在夏季啄食庄稼穗子，其余三季都以草籽和抛散的谷粒为食，且生育期间大量捕捉害虫，功大于过。并举例18世纪普鲁士曾下令灭雀，结果生态失衡，害虫肆虐，大量果树绝收，得不偿失。有人还以鸟类学家的名义，用自己的生命为麻雀担保，请求毛主席收回成命。毛主席听信了，开恩，为麻雀划两个可以自由活动的特区。到了1960年又发出大赦令，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卫生工作批示中明确：“麻雀不打了，代之以臭虫。”至此，麻雀这一人类的朋友才在一场浩劫中幸存焉，没有绝种。
迎接检察团
1958年农业“大跃进”，“浮夸风”劲吹，不用说“高产田”、“卫星田”，就是一般庄稼，棉花、粮食亩产指标动辄都要定到成千上万斤。吹牛皮总要有个牛的样子，有肚有腿，有头有尾。这样高的产量，也必须有相应的人力、畜力、肥料、水利，否则制造出来的神话就不能让人信以为真。于是弄虚作假应运而生，常见的手法有“种地头”、“披大褂”、“打游击”、“上娃娃”等几种，其目的是为了开现场会，应付检察团，遮人耳目。
“种地头”就是置大田腹地于不顾，只耕作道边地头。间苗、锄地、浇水、施肥，限于路边二三十步地段，精耕细作，任它长势良好，以貌唬人。反正检察团是走形式，一路走马观花，不会进入大田深处，让它荒芜去吧。这就叫驴粪蛋，外面光，有粉施在脸蛋上，把检察团都当作近视眼糊弄。
“披大褂”指积肥，为了表现肥多粮多的假象，公社的能人们想起了曹操虚粮冢的故事，把村里村外的土疙瘩废砖窑，乃至祖宗们的坟头都利用起来，把有限的农肥、草木灰、沤青肥，在外面薄薄地罩上一层，变成大大小小肥料的山丘。在那种形势下，一般人都会深信不疑，更不会去动手钻探，所以也露不了馅。检察团通常是惊呼一声，赞叹几句，顺利地通过。社员们拿这事开涮：哪里飞来一群山，群山藏在社里边，今天看来屋样大，明天看来遮住山。不是山来不是山，俺村土窑穿大衫。
“打游击”指一种物件多处使用，重复出现。上边叫建设卫生村，可一般农民没有卫生习惯，洗脸时随便抹拉一把，一家人共用一块旧毛巾，从来也不刷牙。为了应付检察，公社买一批毛巾、脸盆、牙刷、牙粉，哪里检察送到哪去，用过收回，再送到另一个点上。检察团来之前，先把出了名的邋遢户街家门锁上，以免防碍观瞻。再布置好比较干净人家，摆上送来的卫生用品，当作布景、道具。最后把检察团请进来，走一下过场。
小东西死物件搬来搬去，大牲口家畜也可以调动。公社从各村挑选一批精壮牛马猪羊，集中起来，检察团走到哪里，就把它们提前调到哪里，牛马成队赶，猪羊用车拉。有时检察团一天跑几个村，这些哑巴牲口就会像剧团赶场一样，一天跑几个台口，骗人的把戏连续上演。有时检察团临时改变路线也有办法，向导是本地人，领着他们转个大转儿，半路上敬烟献茶，“游击队”地形熟悉，抄近路，总会赶到检察团前面。有一次，一个多事的检察团成员，发觉某村一匹马似曾相识，因为它长相特殊，红马白脖，就悄悄地在缰绳上做了个个记号，果然再下一个检察点上又见面了。正待说话时，身旁递来一只香烟，接着又塞过来两盒，一看是“大团结”牌的，那人知趣，会意笑笑了事。再到下一个参观点，那头白脖红马不见了。
“上娃娃”指劳动力不足时，借用在校学生。我表弟说，一次专署检察棉田管理，村里男女劳力去大炼钢铁了，就调来公社中学三百学生每人发一条羊肚毛巾蒙在头上，安排在路边棉田干活。检察团车队路过，只见碧绿棉海上，一片白花花毛巾，纵看成队横看成行，蔚为壮观。团长吩咐摄影记者拍照下来。想不到记者正是我的舅父，走近一看，自己的儿子正在装模作样，小脸晒得通红。正要叫他的名字时，紧随其后的当地干部大喊，机关有紧急事情，快到县里接长途电话。赶到县里，县委办公室主任正摆好一桌酒菜。可惜那时还没有“小糊涂仙”酒，上的是“安国大曲”，舅舅心领神会。第二天地区《先进报》上，在显著位置发表了一张大照片“碧海银花”。公社中学的孩子们看了，欢呼跳跃，大唱：“我们是社会主义接班人……”
村哄社，社哄县，一直糊弄到国务院。国务院一位副总理来县里视察商业，日程上有看百货公司一项。县委县政府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县长坐镇指挥，把县城几家供销社、商店的精美包装的商品，集中到县百货公司的货架上，所有售货员放假，换成县直机关年轻漂亮的党团员，身着百货公司的工作服，面带微笑。副总理看到物资丰富，琳 琅满目，兴高采烈。走到卖缝纫机的柜台前，问售货员：“这蜜，蜜蜂(牌缝纫机)是什么时候生产的?”那妇女同志脑袋一大，回答说：“春天，春天出槐花蜜。”副总理正要皱眉头，县长上来打岔，说：“她太紧张了，第一次见您这么大的领导，晕了。”
公社食堂始末
1958年，千军万马搞农田水利，促进了小社并大社。5月，河南省遂平县诞生了中国第一个“查牙山卫星人民公社”，毛泽东主席在8月的北戴河会上迫不及待地说：“现在不搞人民公社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吹鼓手们争着帮腔，陈迫达说：“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全部自留地。”康生说：“吃饭不要钱，解放家庭。”柯庆施干脆说：“人民公社就是吃饭不要钱。”于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对双胞胎就早产了，而且一个月内普及到全国。
放心不下家中母亲，国庆节我请假回家。进村就看见了“一大二公”。隆尧、柏乡、内丘、临城四县合成一个内丘县，原隆尧的二、三区三个乡合成一个花果公社。公社以下设大队核算，小队派工计分，四十多户二百多口人一个食堂。食堂设在过去的家庙里，敲钟开饭，热热闹闹如同过红白事，大锅蒸馍，大锅熬菜，敞开肚皮吃，直吃得胃饱肚圆顺嘴流油，还有人不知自爱，猪肉腰子满地扔。母亲心疼，说这不跟吃绝户一样嘛。年轻人不在乎，说要面库里取，要猪圈里捉，反正“共产主义”快到了，它老人家是个大财主，要啥有啥。报上登了，人家徐水县每个社员订一双皮鞋，咱们每人一双球鞋也行啊。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寒假回来情况大变，细粮已经吃光，粗粮也实行定量，食堂的钟声也好像饿得少气无力。母亲让我去食堂打饭，每人只给一个窝窝头一瓢菜汤，窝头里掺着干菜，菜汤上漂着蚜虫。腊月天，打完饭都各回各家了，伙房里冷冷清清，没有了人气。那一年本来好年景，风调雨顺，插根筷子也发芽，各样庄稼长得都好，可是丰产不丰收。正像彭德怀元帅所说：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与呼。库里粮圈里猪眼看所剩无几了，“共产主义”当不了饭吃，干部群众大眼瞪小眼。
春节一天天逼近，上级三令五申要让社员过好年，吃上一顿饺子，不然不光听不到喜庆的鞭炮，一准儿会听到一片骂娘声。可是几百口子吃一顿饺子不是一件容易事儿，肉嘛杀一两头老牛，还可以省一份饲料，但是几千斤白面哪里去弄?大队一个老干部出了个馊主意，到各家各户去搜查粮食。根据他的判断，上年纪的社员们都会留一手，藏一些陈年余粮，眼下村里的碾磨都封了，户里的麦子也变不成面。腊月二十三小年儿突击行动，民兵排团支部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果然小有斩获，一兜一罐的体己粮都提到了食堂，但是加起来也不够食堂吃一顿饺子。老干部把脑门一拍说有了，当年庄户人家对付日本鬼子，坚壁清野，把粮食装进瓮里埋在地下，今天也能挖地三尺找出来。于是针对一些殷实户，民兵共青团员像鬼子汉奸一样，屋里院里，用火柱铁锨镢头刨了个遍，还真的挖出十几瓮麦子。尽管地下潮湿麦子稍带霉味，但是晒干洗净磨出来依然白生生的，食堂包饺子蒸馍馍，过了个好年，连正月十五也都有了。但是“掘”来之食能维持多久?十五过去食堂又没了指望，社员们都噘起嘴来。
从此公社食堂成为我的一块心病，因为相依为命的母亲住在农村。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纠正“五风”的指示，抽调大批干部、学生参加农村“整风整社”，我被派到霸县(今霸州市)堂二里，住在荣家大院。工作队任务重中之重是捍卫公共食堂这块“社会主义阵地”。每人每天4两保命粮，干部还多吃多占，查问题就查茅坑。一般社员吃草根野菜，粪便是黑的，多吃多占的吃净面，拉出来是黄的。民以食为天，没吃的天就塌了。父子争食，夫妻分家，男人浮肿，女人绝经。村子里三年没添娃娃，地里倒增加了一些新坟。
两年多的公共食堂搞得天怒人怨，实在办不下去了。中央派员到各地调查，周恩来去的武安伯延庆队，虚心听取群众意见。陈伯达来到堂二里，被我看到了，面带瘟色。1961年5月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决定公共食堂办不办由农民自行决定。全国公社食堂一哄而散，这个仅仅存在两年多的怪胎便夭折了。
学生食堂纪事
1958年进入天津的河北大学，喜出望外者有二，一是中文系有顾隋、詹瑛、黄绮、裴学海、雷石榆、张弓等一批闻名全国的教授；二是学生食堂办得好。每月12元的伙食，早餐牛奶、豆浆、油条，午晚一荤一素。荤者对虾、黄鱼、红烧肉；素者应时蔬菜，食堂的烧茄子名冠沽上。这对像我一样吃糠咽菜长大的农村学生，如同一步登天。所以一进饭厅便喜笑颜开，边吃边哼着小曲儿。
可惜好景不长，共和国十年大庆之后，食堂饭菜就渐渐变味儿，一入冬就更没了成色。学生实行定量，男34斤女31斤，每月发饭卡，每天1斤1两，早3午4晚4，划卡领饭。一碗米饭或者两个玉米饼子，三口两口吞下去，没有回声，一副肚子还空着半边儿，灌个汤饱呢，一走就叽哩咕噜唱歌。有胆大的学生涂改饭卡，被捉住罚一天饭不要紧，丢不起那个人。兄弟班的一位同学，好像是邯郸人，挺身而出，毅然放弃学籍，进食堂当了管理员，发誓为搞好学生食堂而献身。
新管理员上任三把火，要让大家吃饭，开动脑筋搞创新。二两面一个饼子，粮食不能增加，要做大就得多加水，掺水多了就成为面糊，团不成个儿。试着把面糊放进碗里，碗要大要浅，放进笼屉上蒸，蒸熟了倒扣过来，就是大饼子，体积大了一两倍，吃到肚里有饱的感觉。玉米面成功之后就改造米饭，先把大米放在水里泡半天，米粒涨到豆来大再上锅蒸，蒸出来的米饭又松又软，可又不能说是粥，卖出去时，一碗就变成了两碗。尽管泡久的米失去了油性，可又不能亏待了学生，泡米水再加水烧开给大家喝，原汤化原食儿。这一套技术发明后来命名为“增量法”，在高校推广。“增量法”也不尽完美，经过膨化的粮食更容易消化，刚才还打饱嗝儿，撒泡尿肚子就瘪了，饿得更快。
中国人聪明，善于发明创造，社会上兴起“小球藻”，食堂立刻引进过来。所谓“小球藻”，就是把食堂做饭的泔水收集起来，盛在大缸里，放进摘菜放弃的下脚料，然后加上盖儿，闷上五六天，发酵之后水面漂起一层白膜，捞上来煮汤喝，据说富有高蛋白。一时天津菜市场上烂菜叶子成了宝贝，不少西服革履的先生和穿旗袍的女士，都放下架子争抢起来。
三五个月后人们支撑不住了，走不动路，身上浮肿，一摁一个坑儿。引起了国家的注意，号召“书记抓食堂”，同时也配给一些保健品，论级别按月发放。行政13级以上者1斤猪肉1斤鸡蛋，17级以上1斤白糖1斤黄豆，一般干部1斤糠麸粉，教师按职称给以相应待遇。于是社会上便有了“肉蛋干部”、“糖豆干部”、“糠麸干部”之说。校党委书记是一位很优秀的干部，曾长期在冀西、雁北打游击，后来调任北京大学主持常务工作。他很爱护知识分子，组织精壮的武装干部到坝上打黄羊。说也 奇怪，天无绝人之路，那年塞外黄羊出奇的多，直往枪口上撞。一个战役下来，整车整车的黄羊肉往回拉，全校每个职工分得一份，他自己一两也不多要。各个学生食堂也都分了一些，过新年让学生都解了一次馋。不幸的是我们班有个同学，本来有老胃病，多吃了一些消化不了，送进医院再也没有回来。
大学，大家学
1958年“大跃进”是全方位的，不仅农业大跃进，教育也来了个大跃进。5月30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提出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问题。一场全民“大办”教育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开展起来。
6月河北省委作出《关于全党全民大办教育事业的决定》，要求打破过去办学的清规戒律，大量开办学校。各专区要把师范专科学校、医学专科学校和农业专科学校建立起来。增设一批新的高等学校，例如矿冶学院、化工学院、机电学院、财经学院等。还要对现有的高等党校的学科加以必要的充实和调整，增强一些需要量较大或现在缺门的学科。此外，专区、县、乡各级还可以“不受限制”地办学。暑假后，省教育厅备案的高等学校，由1957年的9所，猛增至94所。不久省人委又发出通知，各市、专区所属师专升格为师范学院。将河北文化艺术干部学校改为河北文化学院，张家口地区学校改为河北地质学院，河北保定水力水电专科学校改为河北水利学院，河北石家庄交通专科学校改为河北交通学院，承德石油专科学校改为石油学院，天津农业专科学校改为天津农学院，徐水农业专科学校改为徐水农学院。
那年我刚上大学。开学不久，陆续收到原来没被录取的高中同学的喜讯，几乎人人都上了大学。邢台眼科医院也办了邢台眼科大学，招收了不少学生。因为“不受限制”，许多院校都是仓促上马，校舍因陋就简，教师就地取材。其中还闹了一个笑话，本来有个石家庄工业专科学校(太行机械厂前身)，又糊里糊涂新建了一个石家庄工业专科学校，名称一字不差，没办法只能把原来那个学校，改名为“石家庄第一工业专科学校”。
在愈演愈烈的“大办”口号声中，有一部分县也办了大学。徐水县不仅有县办大学，各公社也办了大学。安国县办了农业大学，实际上招收的是没有考上初中的小学毕业生。12月24日周恩来总理到安国视察，在安国中学看到大竖标语：“一面读书，一面生产。也是工人，也是学生。”批评他们说：“学生就是学生，不能同时也是工人，还得以学习为主嘛。”到了“农大”二班说：“大学有大学的内容和标准，哪能把娃娃们硬弄成大学生呢!开玩笑!”临行嘱咐教职员：“要好好培养祖国后一代。”但是周总理对教育上浮夸风和形式主义的批评，很多人听不进去。大家都头脑发热，社会上流行一句：“大学就是大家学。”
大学教育革命，重点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据我班李文喜同学日记记录，我们这个班第一学年劳动86天，第二学年劳动51天，参加工厂革新38天，共89天。第三学年劳动31天，参加整风整社5个月，共计182天，第四学年劳动25天。四年共计382天。教师也分配跟班劳动，我们12个人的小班，就有武占坤、程垂成跟班劳动，变成了编外生。
教育革命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学生参与编写教材。北京大学1955级38名同学，花几十天工夫编写了120万字的《中国文学史》，公开出版，打破了教育神话，全国高校争相效尤。在“敢想敢干”、“打破框框”的口号下，我们中文系二三年级学生，为四年级编写外国文学教材。之前，他们从来没听过这门功课。结果法国现代文学只突出阿拉贡、萨特等少数几个共产党员作家，对其他作家只是一带而过。至今我还记得一句话：“大学还没有毕业，就把教授当上。”那是学校大型文艺晚会上集体诗朗诵的一个“警句”，议论时学生们眉飞色舞，可跟班劳动的两位教师一脸尴尬。
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体育课。学校要“大搞劳卫制”，“体育放卫星”。要求百米、跳远、手榴弹、三千米竞走“人人达标”。可是学生们体质不同，老、弱、病、残，当时每个班都有不少“调干生”，从工作岗位上选调的，有的已经有了几个孩子，被叫做“大叔”、“大婶”，速度、耐力相差甚远，就是狼狗、枪子儿在后面追着也达不了标。后来有关方面出了个主意，同时也是“先进单位”的经验。体育教师把测验任务下放给班干部，干部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一般是把测验时间改在晚上。跳远可以不踏板，只量落地脚印的前边。掷手榴弹双脚可以走出圆圈，想在哪投就在哪投。三千米竞走，口头规定路线，出校门这条街那条街，可是没有人跟着，绕近道，少走两圈也没人管，不走而跑更是普遍现象，反正回来报个到就是成绩。最精彩的是百米，操场上的跑道，灯光很暗。这头跑出起跑线几秒才放松，那边人还没到就掐表，沿途有人敲锣打鼓地助阵。有位调干穆大哥，三十多岁，细瘦如麻杆，一条腿还不利索，一向是“劳卫制”的“老大难”。但是那一晚上创造了两项“世界纪录”，三千米竞走成绩记不清了，百米是九秒五。当时中国百米王刘家全的最好成绩是十秒二，传为佳话。
不久吹起来的肥皂泡一一破灭，1962年7月18日国务院对《河北省高等学校调整方案》批复，河北省保留19所大学，两所大专共21所高校，其中还包括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其余都先后下马了。
问与答的故事
进入1958年，毛泽东主席情致极好，7月发表了《七律二首?送瘟神》：“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前夕，用一个星期时间视察冀鲁豫三省农村。8月4日到达徐水，座谈会上听到粮食生产翻一番，他盯着问，有把握吗?有保证吗?怎么实现?有什么措施?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毫不含糊。走进农田里，庄稼长势格外好，心里很高兴。他问当地干部们：群众对大跃进愿意不愿意?高兴不高兴?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愿意，高兴。所见所闻使他对农业生产“大跃进”更加充满信心了。兴之所至，也随便问些其他方面的事情。
他问徐水县委一位领导同志：“你有什么爱好?”回答说，爱看书，《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都看过。又问：“对《三国演义》一定很熟悉了?”答曰：“略知一二”。毛主席笑笑，问：“《三国演义》开头第一句是怎么说的?”那个同志被问蒙了，张口结舌。毛主席又笑笑说：“不要紧张，《三国演义》第一句话是，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8月5日到达安国，座谈、视察之后，又乘兴问县政府负责人：“这里有座药王庙，药王是谁?”那位同志想了想，说是刘守真吧。他是保定人，知道保定东关有座刘守庙，供奉的是金代名医刘完素，字守真，河间人。传说有个送葬的棺材从他身旁经过，他闻了闻，叫停下，说里边的人还活着。打开一看，果然如此。毛主席摆摆手说：“不是，此人姓邳 名同，祁州人士，汉光武帝刘秀部下二十八宿将之一。为政清廉，精于医理，经常行医民间，深受百姓爱戴。你们身为县官，不光要管人，还要管神。”
在领导干部中间还流传这样一件事，一次毛主席视察山西省闻喜县，问省委领导人这个县为什么叫闻喜?在座的都答不上来。毛主席说：“这里秦置左邑县，汉武帝巡行到此，听到前方击败匈奴的喜讯，就改名闻喜。”
毛泽东是位伟大的学者，学识渊博，随时会提出一些难堪的问题。所以，一般领导非常希望受到接见，又非常害怕提问，不少地方组织专门班子，编写一些文史常识，死记硬背，以备提问。
当时，由于上上下下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不少同志骄傲自满，急于求成，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起来。10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了河北省长刘子厚的汇报，发现了一些问题，密切关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展，到河北、河南两省调查研究，准备召开“郑州会议”，开始纠“左”的努力。
11月1日，邢台县委书记张玉美、县长何耀明接到通知，到邯郸等候毛主席接见。何耀明十分紧张，怕毛主席的提问答不出来。张玉美沉得住气，说几年前毛主席酝酿《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时，曾经接见过他，感到很亲切。提问时，回答上来的表示满意，答不上来也不怪罪。当时还闹出一个笑话，他翻记事本时，夹在里边的爱人的照片滑落下来，毛主席还和他开玩笑呢。
下午2时，毛主席出现在专列门口。落座后，逐一询问姓名、年龄、职务、籍贯，听到何耀明33岁时，说你是咱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个。毛主席说邯郸是赵国都城，五大古都之一。那时天津、上海还没影儿呢。他用手指指车厢说，下次来不坐它了，这样不自由，坐汽车可以到处走走。座谈会开得像叙家常一样，有来有往，紧张的情绪都被融化了。
毛主席如饥似渴地了解人民公社化以来的情况。张玉美、何耀明等同志汇报一些浮夸风、“共产风”，基层干部工作简单粗暴时，毛主席明确表示反对，说要实事求是，对虚报的人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要告诉干部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爱护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要强迫命令，更不许打人骂人。要爱护群众的热情，注意劳逸结合，让群众吃好睡好休息好，必要时要下命令休息。青年时如果不注意劳逸结合，到年老时就会有后遗症，要考虑老年人、青年人、儿童的特点，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和学习。座谈会进行了两个小时。最后毛主席说，我是开调查会听同志们的意见，我讲的一些话，不要向下传达，以中央文件为准。
回来路上两人都很兴奋。何耀明对张玉美说，回答毛主席的提问并不难，就是孔老夫子的一句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本文一些历史问题的表述，依据中国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毛泽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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