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 又是年关。 人过了四十岁才会有年关的概念，在此之前，过的都是年，是童趣记忆里的那个年字，年是盼着过的，而年关是要躲着过的，躲又躲不过去，于是人生的分量就在这样复杂的心态下一天一天加重了。
在西安生活了许多年，在以前，每到这个时候，身还在西安，心却早已回到了老家，老家是一盏不灭的灯，暖暖地在远处照着，虽然遥远，却是能一下子照进心底。
古人是讲究衣锦还乡的。为什么要衣锦呢?明代的戏剧家李渔说是“只因故乡，偏多肉眼”，可能是李渔先生的戏写得过多了，将心内身外全做了戏言。在我看来，非锦衣则包裹不住又浓又沉，又灿烂的思乡之情。
祖父
记得小时候，我们家住在郑州，但到旧历的年底，爸爸妈妈就会带上我们兄妹三人回汝阳老家。爷爷脾气大，照着他的脾气，我猜爸爸小的时候肯定会挨爷爷很多的教训，但尽管如此，电不妨碍年年岁末，爸爸要高高兴兴地准备回家的年货，这就是中国的传统孝道，是上一辈人的情怀。现如今年轻人的孝心里，是很缺这般韧劲了。
我们家的祖宅在县城最繁华的西街上，足足占了四分地，上房和左右厢房一应俱全。爷爷年轻的时候是县邮政的邮差，肩挑信件，翻山爬岭，走街串巷，每月有六块大洋的收入。这一套祖宅就是爷爷节衣缩食含辛茹苦置办的。到我记事的时候，这所宅子已开始老化，青黛色的瓦缝中，散落地长着陈年的瓦菲和杂草，土坯墙斑斑驳驳，脱落了墙皮。爷爷在院里种满了泡桐树，年年开花。爷爷极节俭，老屋内总是很晚才点起油灯，于是，在我的印象里，总是昏暗。爸爸总是坐在这昏暗里，借着纸糊的窗户里，渗进的一抹些微的天光，依稀勾勒出爷爷的五官。
我出生之前奶奶就过世了，但爷爷一直没有续弦，但爷爷的性格孤僻，脾气也开始变得倔硬起来，我们的家法也愈力严峻了。但爷爷的坏脾气并没有改变他与生俱来的善良而慈爱的心肠，他经常周济左邻右舍。爷爷雅好诗书又身材魁梧，颇有望族世家之风。寒暑假回老家看望他时，总听他训导些不知所云的句子(现在想来，应该是四书五经里的话)。但爷爷似乎也犯了好为人师的文人病，总想教化身边所有的人，甚至包括居住在郑州城里的学识博达的城里人，这难免让我们感到不自在。可在故乡，在西街，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王家老头绝对是权威，每当你看到爷爷从西街高高地走来，你就可以想象得到，整个西街的乡亲都在用崇敬的目光目送他。
爷爷告诉我们说，汝阳故里是前几辈人迁过来的，位于伊水之滨九嶷山麓的嵩县才是我们真正的原乡。爷爷说我们是周南太史王公的后裔，从家里现在珍存的《周南太史王公家谱》和《周南太史王公遗集》中了解到我们家族自朱明洪武年以来的世系发展，在原乡一带，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名门望族，只是到了近代家道才开始衰微。从爷爷极俭持家其用心看，他无非是想中兴我们家族那早巳被乡人所淡忘而我们子嗣却耿耿于怀的昔年光荣。
祖坟
上坟，照传统之例，应是清明与农历十月一的事，然而，对于远居异乡的人来说，这祭祖念亲的传统仪式，只能在大年里行事了。
遇到年里下雪，上坟的路上，满坡弥望的是一色莹白，偶有受了春暖，簌簌先融化的雪面，踩上去，一脚新泥。
我们的祖坟，位于县城西北约五六里路远的一个叫流水沟的村子。早年，爷爷在村子东面的坡地上，置下了三十亩地，解放后，地充给了人民公社，当地的领导也颇为宽容，允许我们保留了坟地。祖坟的风水还不错，基本符合传统的枕山踏水的相数，每每冬去春来，坟上的灌木葱葱茏茏，逶迤一片，默默陈述着子嗣们解读不清的朦胧家事。坡下有几家远房的亲戚。在我们离开故乡的日子里，替我们添土照料。祖坟到爷爷这一代，有了五辈儿。记得与妻成婚的第一年春节，我们和爸爸妈妈回老家上坟，坟上的迎春，枝蔓茂盛，开满了油黄油黄的花朵。妈妈说：“你看，咱先人说话了，陈晓就是咱家的媳妇儿。”
记得，2003年9月初，爸爸从家乡打来电话，说要到西安看孙子，我劝他们等天再凉一些的时候再来。过了几天，爸爸又打来电话，当时我的工作太忙，就又劝他晚些时候再来。电话里我听出父亲有些不悦。10月下旬北京出差，顺道回家乡把父母接到西安。在从洛阳到西安的长途车上，母亲告诉我，县里推行新的丧勋策，家里的祖坟被平了。这时候我才明白父亲急切要来西安的缘由。
我想，祖坟是传统中国老人的精神归皈，而入土为安则是他们难以泯灭的夙愿。
随着年龄的一天天增长，慢慢觉悟到这世间的林林总总是无法与时间对峙的。怀旧只是人们对现实情感的一种滋润，目下要紧的还是续走接下来的一天短一天的生命旅程。想到这儿，似乎一切都该释然了。可乡思仍像一场久治不愈的顽病，魔似的附着在你的心头，一年一年地复发。
长安街头，人疯多起来，大家都忙着过年的事。我终是羡慕那些活在自己原乡和父母身边的人。对自己说：“回家!”一滴泪，打湿了整个心情。
[作者简介]王书钦，男，汉族，河南洛阳人，1965年6月出生，1990年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观任职陕西省公安厅警卫局政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