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之外还有方法，道路之外还有道路。 从“告别中医中药”谈起 2006年，《医学与哲学》发表了一篇引起全国争论的文章，争论的着眼点，不是文章本身的优劣，而是文章的题目――“告别中医中药”。
中医中药该不该告别是一回事，为什么会出现“告别”的立异之声是一回事，尽管是大范围的争论，但由于情绪上的激动，这两笔账并没有得出清晰的答案。
中医中药不应该告别，这是笔者的态度。为什么？因为没有中医中药的呵护，中华民族肯定不能跨越上下五千年。西医西药传入中国，仅仅是一二百年的事，完全依靠西医西药，一个简洁的答案马上就摆在了面前：中华民族既不可能有历史，也不可能有今天。
那么，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中医中药，今天为什么会有“告别”声呢？果在今天，因在昨天。在堂堂中华沦落到“东也敢打，西也敢打，而且谁都能打败”的时候，有良知的中国人，尤其是有血性青年学子开始了“不该这样，为什么这样”的反思。反思中出现了一个当时影响极大、时下也极有影响的结论――“文化不如人”。在这一结论下，出现了“废除汉字”、“废除中医”、“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等一系列极端主张，今天的“告别中医中药”，实际上是昨天“文化不如人”思潮的继续。与昨天不同的是，昨天的反思者目的是重新振兴中华，而今天的“告别者”的目的则是“中华民族如何臣服于西方文化”。事事处处自觉地以西方文化为标准来否定中华文化，是今天“告别者”的主要特征。为什么要“告别中医中药”，理由就是“中医中药不科学”。
反驳一个几个“告别者”并不困难，但是，其延续的是一股社会思潮，与其与“告别者”进行无谓的争论，不如从学理上弄清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别，从根本上弄清中华民族从领先于世界到谁都敢打的真正原因，进而认识真正的中华文化并继承与发扬之，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这一目的。笔者认为，这里应该是争论的落脚点。
爱因斯坦所进行的文化对比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74页）
进行中西文化对比，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出了上面这段非常理性的话。这段话有多重重要含义：其一，中国古代的发明与西方现代科学成果之间具有可比性；其二，同样是解答问题，西方用这种方法，而中华先贤用的却是另一种方法；其三，西方科学并不是人类唯一之学，西方科学之外还有学，换言之，赛先生并不是人类唯一的先生，赛先生之外还有先生；其四，东古西今文化对比，爱因斯坦既看到了殊途的差异，又看到了同归的成果。其五，爱因斯坦没有否定中华文化，而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对爱因斯坦对比的补充说明
不用形式逻辑能解答问题吗？请看证明下面一个实例：在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中，用“因为，所以”求证c2＝a2+b2，过程需要十步以上。而《周髀算经》用折矩的方法证明勾股定理，三步运算就可以干净利落地求证出结果，而且过程具有异常的形象性、趣味性。
一个问题上的不同，不足为怪。问题是，东西方数学的路数本来就不同。吴文俊院士在《东方数学的使命》一文中指出：“除了以西方为代表的科学和数学之外，事实上还有跟它们完全不同的所谓东方科学与数学。”吴文俊告诉世人，今天的计算机数学，所沿用的恰恰是东方数学，即中国数学。
实证方法之外还有方法吗？请看博大精深而方便实用的中医学，请看古老而年轻的经络学。
中医学把人放在天地之间来认识，把人放在时空之中来认识。天气正常则人体正常，天气非常则人体非常，非常即是病。春夏秋冬为四时，四时有四时之病；东西南北为四方，四方有四方之病；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生一方病，如此论病的方法完全不同于实证。
中医学认为，人由形神――形体与精神――两种因素所组成，形看得见摸得着，神看不见又摸不着，但这两种因素都应该重视。《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因中举的喜讯而突然昏厥；《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听到抄家的消息马上昏厥，两人的病与有形之病菌无关，而是关乎无形之神。无形之神，显微镜无法认识，再精密的仪器也无法认识。在无形因素面前，实证方法显出了极大的局限性。
十二经络，详细记载在了《黄帝内经》之中。可是，现代西方科学用解剖分析的方法，既不能发现，又不能解释。经络学，昨天发挥过作用，今天仍然在发挥作用，明天还会继续发挥作用。经络学，真是古老而年轻。
在人类先贤攀登文明高峰的竞赛中，中华先贤往往先行到达。奇怪的是，中华先贤所到达的某些领域，用西方的方法，至今也无法到达。爱因斯坦的看法是正确的，到达同一目的地，中华先贤所走的路、所采用的方法的确与西方不同。
刀叉有刀叉的智慧筷子有筷子的智慧
笔者多次谈到过这样一个观点：刀叉与筷子截然不同，但是，刀叉有刀叉的智慧，筷子有筷子的智慧，两种不同的智慧可以解答同样的问题。再请看下面10个实例：
1.面包与馒头。同样是面粉，东方人蒸出了馒头，西方人烤出了面包。面包与馒头在外形与制作工艺上均有差异，但有差异的面包与馒头却能够解答同一问题――填饱肚子。
2.汉字与西文。同样是文化载体的文字，东方人创造了形音义三位一体的汉字，西方人创造了表音不表义的字母。有差异的汉字与西文字母，在功能上是不是相近相似？
3.歌剧与京剧。同样是剧，西方有歌剧，东方有秦腔，有豫剧，有越剧，有粤剧，还有雍荣华贵的京剧，歌剧与京剧是不是都可以表达音乐之美、艺术之美？
4.阳历与阴阳合历。在西方，产生的是太阳历，旧太阳历是大英雄恺撒在埃及天文学家帮助下制定出的，太阳回归年长度是365.25天。
在中华大地上，既产生了太阳历，又产生了太阴历，合二而一制出了阴阳合历。阴阳合历的数据，同样是365.25。中华大地上的历，最早是以黄帝名义出现的。中国的郭守敬，将一年的时间精确为365.2425。三百年后，教皇格里高利组织学者同样得出了365.2425这个数据。
太阳历与阴阳合历有差异，但作用是不是一样？！
5.奇偶之数。《创世之书》用上帝解答了十个数，《周易?系辞上》用天地解答了十个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奇数起于天，偶数起于地。你用上帝解答了十个数，我用天地解答了十个数，解法不同，但十个数的功能有差别吗？
6.直角三角形。在古希腊，直角三角形是大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在纸上画出来的，而在中华大地上则是立竿测影时发现的：杆为股，影为勾，杆端与影端相连的斜线为弦，直角三角形就此成立。纸上的直角三角形，画一个是一个；空间中的直角三角形，日影之下，一天会产生亿万个直角三角形。直角三角形产生的同时，圆也随之诞生。发现的途径差别是那样的大，但勾三股四弦五有差别吗？
7.度量衡。度量衡在科学史中占有基础性地位。英国学者W?C?丹皮尔在《科学史》中指出，最早的度量衡不是产生在西方，而是产生在两河流域。公元前2500年，巴比伦尼亚国王的敕令中出现了度量衡。《尚书?舜典》曰：“同律度量衡。”这句话告诉后人，中华大地上的度量衡产生在舜之前，是舜第一次统一了音律与度量衡。在《十大算经》与医学典籍中可以看到，创立度量衡，中华先贤采用多种方法，其中最简洁的一种方法就是利用一粒米确立了量、度、衡的基本单位――米长为度，米广为量，米重为衡。西方还“没有”的时候，东方已经“有”了，“有没有”是一种差异，提前“有”也是一种差异，东方提前“有”的，西方还没有，提前能算是错吗？
8.音乐。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说过这样一句话：“音乐是上帝除《圣经》以外赐给人类的第二件礼物。”
中华大地上的音乐，源于自然，源于天地。《周髀算经》：“冬至夏至，观律之数，听钟之音。”《周髀算经》中的立竿测影者发现，一年十二月有十二种声音，黄钟之声是从冬至开始的。《礼记?乐记》：“大乐与天地同和。”孔夫子告诉后人，天籁之音源于天，地籁之音源于地；天籁地籁之音的合和，形成了尽善尽美的大乐。目前世界上所采用的标准音调，是中国的十二平均律。《汉书?律历上》说：“律有十二，阳六为律，阴六为吕。”一阴一阳之谓道。音乐归根结底与道有关。同样是音乐，东西方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但音乐之美有差别吗？
9.画。油画，西方画也。水墨画，中国画也。油画写实，水墨画写意。两种材料，两种画法，完全不同形式的两种画。两种画是不是都能给人以艺术享受？
10.造物主。天地万物从何而来？《圣经》以一个万能之神做出了解答，《周易》、《礼记》、《道德经》以自然之道做出了解答。请看，在生生之源这一根本问题上是不是你有你的解法，我有我的解法？
笔者多次讲过这样一个观点：地球从形成那天起，就有东西之分；人形成之后，就有东西之别。两种空间中的人创造了不同文化，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智慧。解答同一问题，不同的智慧往往采用不同的方法。东方成语中的“殊途同归”，西方谚语中的“条条道路通罗马”，这都在表明：要达到同一目的，可以有多种道路，可以有多种方法。
“持果求因，是谓科学。”这是严复先生的一说。“以道论器，以道论技，以道论术，以道论德，以道论礼，以道论兵，以道论剑，以道论茶，以道论棋，以道论一物之理，以道论万物之理，是谓道器之学。”这是笔者的一说。西方有科学，东方有道器之学，这就是东西方的差异。差异≠对错，这是常识。可在“告别者”眼里：差别＝对错。
落后挨打的真正原因.
“文化不如人”的结论究竟对不对？请回望一下那个光照千秋的、全世界至今都悦服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原因，不是因为文化本身，而是因为文化的失传与变质。请看以下几点论据：
1.燧人氏、有巢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这些源头的圣贤，每人都是器具的发明者，可是到了老子这里，圣人变成了器具发明的反对者，从器具发明者到反对者，所反映的是不是文化的变化？
2.“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所记载、所传承的文化是“道器并重”的文化。道是生天地万物的道，器是器具之器，在《周易》里，道与器是并列并重的关系，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的关系，是可以转化的关系。《周易》所记载的五大圣人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名下出现了十二件基础性器具，例如衣裳，耒耜，舟船，臼杵，宫室，弓箭……《圣经》中没有与神并重并列的器，《奥义书》中没有与梵并重并列的器，佛经中没有与佛并重并列的器，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唯有《周易》这部经典讲道又讲器。但是，在《道德经》里，老子视器为动乱的根源，老子一主张抛弃原有的器，二反对发明新的器，从“道器并重”到“道器分离”，中华文化在此是不是失传了一半？
3.行而论道，这是源头圣贤的行为方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禹都是行而论道者，可是到了孔子这里，圣人变成了坐而论道者。从行而论道到坐而论道，文化精神在这里是不是有所失传？
4.务农，在神农氏这里为圣人之事，在后稷这里为大人之事，可是，务农之事被孔夫子界定为小人之事，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反映的是不是文化的变化？
5.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禹名下记载的是一件件发明创造的功绩，秦始皇、汉刘邦名下记载的是一场场逐鹿中原的战绩，从圣者为王到胜者为王，算不算文化变质？
6.“男女同尊卑”，这是始于源头文化的基本原则，《礼记?昏义》清楚地记载了这一原则，但西汉以后中华民族所信奉的却是源于《列子》的“男尊女卑”，一个词语的变化，变丢了天下一半人的地位。这一变化，算不算质的变化？
7.士商工农都是国家的基石，《春秋谷粱传》、《管子》记载了“士商工农”古之四民的同等地位。可是，从韩非开始，商人被定位为“蠹虫”，汉晁错又提出“农本商末”的理论，汉曾以“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基石与蠹虫之变，算不算文化变质？
8.道的本义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在董仲舒的“三纲”里，“一阴一阳之谓道”变为“阳为阴纲之谓道”。一阴一阳讲的是阴阳平衡，阳为阴纲讲的是阳纲阴目，从阴阳平衡之道到阳纲阴目之道，算不算文化变质？
9.“君不义，臣不可以不诤于君；父不义，子不可以不诤于父。”这是《孝经》所主张的臣子原则。“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父叫子死，子不死为不孝。”这是宋明理学所主张的臣子原则，在这两种原则里，还会看到讲理的文化吗？
10.“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305首，第一首第一句就是歌颂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在源头的群经之中，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说法，但这不是清规戒律，更不是铜墙铁壁。孟子引用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那是批评邪道求官的。谈到男女婚姻时，孟子的态度是：好婚姻应该告诉父母，如有障碍则可以“不告而娶之”。西汉以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了阻碍青年自由恋爱的铜墙铁壁，成了阻碍青年自由恋爱的清规戒律，从歌颂自由恋爱到不准自由恋爱，反映的是不是两种文化？
11.《黄帝内经》中的黄帝，特别善于提出问题。黄帝提问了千百个问题，导师岐伯回答了千百个问题，平素之问，集成了《黄帝内经?素问》。中医，史称“岐黄之术”。岐是岐伯，黄是黄帝，岐先黄后，说明贤哲的地位高于帝王。秦汉以后，有几个皇帝是善于提出问题者？“岐黄”式的排列还出现过吗？《史记》中的黄帝，是基础性问题的解答者，或解答基础性问题的组织者。黄帝名下的功绩有“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特别值得一书的是，黄帝还主张“节用水火之物”。秦汉以后，能解答基础性问题的皇帝有几个？“一只老虎带领的一群羊，会打败一只羊带领的一群老虎。”西方谚语告诉人们，领头人具有非常的重要性。中国历史中，刘阿斗与诸葛亮；宋高宗与岳飞；清咸丰与林则徐……这种“羊带领老虎”的事例，在中华大地上是不是连绵不绝？
中华大地上本来就没有出现西方式的科学，问题是秦汉以后又一步步丢掉了自家的道器之学。西汉以后的两千年，中华民族只讲“三纲”，不讲“道器”，而“三纲”恰恰是文化变质的产物。文化的失传与变质，使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了落后，一步步走向了挨打。
此处需要说明两个问题：1.老子、孔子是中华文化的延续者，发扬者，但源头的文化在这里也有所失传。他们是允许批评的圣人，所以遗失的东西还会找回来。2.董仲舒是中华文化的变质者。中华文化在董仲舒这里，变成了与源头文化完全相反的一种文化。“三纲”是专制的，不允许批评、不允许讨论的教义，由这里遗失的东西就永远失去了。
认清中西文化之间根本差别
中西文化本来就是两种文化。两种文化之间从原则到具体都存在着差别。举四例说明：
1.伊甸园有无的差别。《圣经》中的亚当与夏娃，一出世就有神赐的丰美伊甸园，《周易》中的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始终没有伊甸园，依靠神的呵护和依靠人的智慧生存生活，这是两种文化在源头处的一大根本差别。
2.形象之神与抽象之卦。《圣经》第一页上首先出现的是形象之神，《周易》第一页上首先出现的抽象之卦。《圣经》是用形象之神回答问题的，《周易》是用抽象之卦回答问题的。形象之神与抽象之卦，这是两种文化在源头处的重大差别。
3.天人合一与天人两分。“善言天者，必验于人。”《黄帝内经》告诉后人，天人不能分割而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视天地人物四者为一体。“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吕氏春秋》视天体为人体，视人体为天体。从八卦的三爻起，天地人三才之间就建立起了“分而为三，合而为一”的关系，天人合一的哲学由此诞生。由这一哲学产生的中华文明，是利用自然而不危害自然的文明，是可以延续的文明。
污染，是目前全球之错。错误之事必有错误之理。理错何处？错在天人两分的哲学上。天人两分，现代西方哲学也。人为主体，天地为客体，主体可以征服客体。无理的开发，无序的利用，完全不顾大自然的容忍程度。无语≠软弱。无语的自然开始报复了：污染的水代替了甘甜的水，污染空气代替了新鲜空气……人类如何征服自然，自然如何向人类结算恶果。天人两分，由此产生的文明是利用自然而危害自然的文明。危害自然的文明，是无法延续的文明。
天人合一与天人两分，是源头的中华文化与现代现代西方文化的重大差别。
4.平衡与对抗的差别。最后再谈一点中医中药与西医西药的差别。“无问其病，以平为期。”平衡之“平”，是《黄帝内经》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中医中药的目标，就是在寒热、虚实之间取得平衡。无论什么病菌，所引起的症状无非是寒热虚实。对症就可以下药，这是中医中药。消灭病菌，是西医的终极目标。抗生素之“抗”，目的就是与病菌的对抗。认识不了病菌，“抗”字就失去了目标，或无法用药，或无药可用。
结束语：三点看法
1.有其果必有其因。文明先进是一果，落后挨打是一果，这两个果属于两个因。落后挨打的原因不在文化本身，而在文化的失传与变质。
2.没有真正认识中华文化与中医文化，就开始了勇敢的批判，这是百年来文化批判的悲哀。没有认清先贤创造文明的方式方法，没有认清落后挨打的真正原因，是百年来文化批判的根本缺陷。真正的文化批判，其目的是为了文化的进步与发展。谬误的文化批判，其目的是灭绝文化与抹黑文化。愿今后的文化批判，是促进文化进步的批判，是促进文化发展的批判。
3.在文化研究的过程中，笔者注意到了两个事实：其一，爱因斯坦不止一次高度赞扬中华文化，试想，中华文化如果像“告别者”所说的那样不堪，会赢得爱因斯坦的尊敬与赞扬吗？其二，在西方，实在找不出轻视、仇视、糟蹋自己文化的民族。尤其是犹太民族，这个民族不论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中，不论在任何困苦的条件下，都始终不放弃自己的文化。学习西方，能否先学习一下人家对待文化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