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王蒙一路叫卖 1983年7月,通知我到以葛洛为主编、萧德生为常务编委的《小说选刊》参与改版和扩大发行的工作,着手第9期的编辑业务。我匆忙上路,8月直抵伊犁,在葡萄珍珠般镶嵌的浓阴架下度过我51岁的生日。自伊犁,再乌市,过兰州,经宝鸡,到西安、延安、太原、西陵,然后回京,连续召开座谈会,一路为《小说选刊》叫卖,劲头十足。
在西安,和新上任的《人民文学》主编王蒙不期而遇,副主编崔道怡与他同行,他们也为扩大刊物的影响而游说、组稿。我们都是新到任的中国作家协会属下的刊物的推销员,见面自是高兴。三人结伴开会、转悠,同路回京。一行高谈阔论,侃大山、讲笑话,精神百倍、热闹非凡。
由延安返回西安,车到高陵,大家饿了。我兴奋起来:“吃羊肉泡!”问王蒙“敢不敢吃?”他说:“我在新疆那么长时间,什么都练出来了。是羊肉我都爱吃。”王蒙是头一次在陕西吃泡馍,印象极佳,可是满满一大碗将尽之时,扒拉着碗底突然喊叫起来:“什么什么这是什么?”他的碗底发现一块似肉非肉的东西,我伸头细看,原来是只蛐蛐,顿时脸上发烧,煞风景。王蒙仰头大笑,什么也没说;老崔借机罢吃,正好为他的香辣过头的碗底解围。
在太原,我们发现权文学写的短篇《在九曲十八弯的山凹里》,风味十足,座谈会上猛夸了一通。私下,王蒙总拿小说里的俊媳妇开玩笑,学她(斥责拆她情书的光棍们时)的腔调说:“太不可思议了!太原始了!”又学狗?子当着警察面自言自语地口吻说:“‘我可以走了吧?’你不走怎么着,莫非还要让谁管你一顿饭?天生的贱!”
邂逅王蒙以后,我们联合行动,我为《小说选刊》一路叫卖的任务进展得更加顺利,邀请作家座谈种种事宜,也用不着我来张罗,作家自己找上门来。这不仅因为王蒙名气大,又是新任的《人民文学》主编,更重要的是他已经当选党的中央后补委员。凡中央委员一级的,到了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政府负责接待,特派警力,保证安全,一点不能含糊。出行,警车开道,泰山石敢挡,颇有点威风八面的味道。王蒙说他很不习惯,可是没有办法,我倒是冒充了一回首长。
晋祠,我们都去过,可是安排去晋祠,王蒙立即活跃起来。
到了“不系舟”的石船上,王蒙拉我们一块照相,然后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笑得非常甜蜜。他说:“给你讲个关于我的罗曼蒂克吧!”
……瑞芳和我的初恋中断了,我仍想着她,后来恋爱又恢复了,我即刻跑到太原看她。那是1956年秋天,瑞芳在太原工学院上学。我们来到晋祠游逛,公园里清静得有点冷清,我们却浑身直冒火,走着走着,登上“不系舟”。我说:在这儿留个影吧?瑞芳害羞,我也不好意思,无所措手足,离镜头远远的,不成想留下婚前唯一一帧合影!王蒙指着说:看,就在那儿!现在不让游人上去了。
崔瑞芳后来告诉朋友,说这张照片她视为珍宝,说:从嫁给王蒙那一天起,就铁了心,跟他一辈子同甘共苦。几十年来,王蒙接触了许多年轻漂亮的女性记者、演员和作家,可是他尊重自己也尊重旁人,在女性面前绝对守规矩,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自然而然,绯闻就找不到他头上了。
胡耀邦关于题材无比广阔的讲话,被概括为“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唐代张佑说:“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王蒙复出,说他自己的创作是“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
作家们正处于写作的旺盛期,社会正经历“文学热”,读小说蔚然成风,我所在的《文艺报》满腔热忱给予支持。
王蒙一连发表了《布礼》《杂色》等小说,我在《中篇小说的兴起》《关于短篇小说的通信》等文章中忘情地予以推荐。他约我和刘茵到他虎坊桥和前门大街的寓所谈天,他踌躇满志,希望文艺界大好的形势能够继续下去。《夜的眼》《春之声》《海的梦》发表,小说界刮起创新风。王蒙认为,文学不光写人物、写性格,也可以写精神活动,精神活动不一定是性格。1980年8月20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北京师范学院学报》联合召开“王蒙创作讨论会”,王蒙很幽默,说他明天出国,今天很想听到对于他在文学观念更新和小说创作上的探索方面的批评意见,说:“谁的批评越多越尖锐,我出国给谁带回一台彩色电视机,我说话算话。”全场活跃。当时文坛,处于亢奋状态。
我发言说,《夜的眼》等6个短篇吓了人一跳:“奇怪,小说难道可以这么写?”请少安毋躁:小说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写?百花齐放,人们要看百花;艺术创造,陈言务去,贵在翻新,你越怪、越新,我越爱看。我对王蒙试验的成功抱有预期的热情。
发言分3个小题目:“文坛新派”“的确是新了”和“必也‘正名’”。
刊物约稿,我将发言整理成文以《小说出现新写法》为题发表,然后收进我的《文坛徜徉录》一书。王蒙遇见我,说:“阎纲呀,你发言提醒我‘不可轻抛艺术“典型”’。天啦,我哪里敢呢?重抛更不敢了!”看得出,他有自己的想法,后来创作的发展证明,王蒙说得对,我也没说错,但我没有把现实主义和新的流派区别开来,艺术典型固然要得,可是艺术典型不限于创造典型人物啊!
王蒙《夜的眼》一组试验短篇的出现,掀起了小说创作的新浪潮,带动了文学领域现代主义的兴起。好家伙,“资产阶级的文学”趁机而入,文坛被搅动,这还了得?主流派眼睁睁地盯着。经过一番或硬或软的较量,事态渐渐平息下来,不知不觉,多元竞赛、多元互补的局面开始形成,“一个阶级一种典型”“为工农兵写、写工农兵、工农兵写”“主题要革命、调子要昂扬”以及“三突出”等框框被打破,在一定程度上也动摇了对于“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机械宣传。中国文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我早知道,王蒙并不赞成文学按题材分类,什么“农村题材”“军事题材”“改革题材”等;他也不热心创办各类选刊和文摘报。他曾经对我说过:第一,了解一个作家得顾及全人、全作、全面;第二,别人选的未必精当。但是,《小说选刊》既然决心大办,他转而积极支持,只要发现新人、新作,便向我们推荐,连夜举荐胡辛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让这位不知名的教师一举成名。王蒙对新人新作的热情扶持,对我刊此后更加关注,发现新人新作影响很大。他还对创作概况、年度回顾等鸟瞰式、综合性的评论表示没有兴趣,说如此这般,失之空泛,让人摸不着头脑,并且着重地说:“概括总要付出牺牲的。”劝我不要写这类文章。我深表赞同,可是,几乎每一期的《编者的话》还得主要由我来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1983年11月初,为了评奖的事,主编葛洛带我拜访他鲁艺的老上级,我心仪已久的前辈周扬。葛洛介绍过后,周扬说:“知道知道。”接着,以忠厚长者的口吻对我说:“你写了不少文章呀!”
我不好意思,说:“都是些短章。”
他肯定地说:“还应该再短些!”他的教诲,我感铭肺腑。
他对昨天突发的事件――胡乔木驾到(周扬指着我说:“他当时就坐在你坐的这个沙发上。”),劝他主动检讨“异化”论点的错误时所表示的愤怒和克制……提起胡乔木,周扬气得双手颤抖,周扬夫人苏灵扬气愤地说胡乔木是“白衣秀士王伦”。我大为惊异。
11月6日,各报发表了新华社5日报道的周扬谈话。在这个谈话中,周扬承认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周年期间“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样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过后不久,这位晚年让人敬重有加的老人脑病发作,住院治疗,昏迷,静卧在无言的病床上,然后,被迫离开纷扰的现实,中断了对于“五四”以来几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突破性的思考。周扬早已被异化了,最后以身殉异化。人虽死了,仍为人所尊敬,因为他学鲁迅,从旧营垒里杀出来,是逆子,是贰臣,“同时也是一些罗曼蒂克的革命家的诤友”。呜呼,历史轮回,公道自在人心。
夜访高占祥
1984年9月30日晚10时至凌晨1时半,我和作家刘真、《长城》主编苑纪久,到时任河北省委文教书记高占祥家里促膝谈心。
苑纪久介绍说,阎纲来了,明天国庆节,后天就回北京,所以半夜三更看你来了。
高占祥说,欢迎啊!上次你和王蒙来过石家庄?
我说,也是国庆节以前,为了推销我和王蒙刚接手的《小说选刊》和《人民文学》。
高占祥说,我读过你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文章《文学中的知识分子》,也知道这篇文章获得优秀理论文章奖,你要多帮助我们河北作家啊!
我说,《红旗》杂志把你在任丘油田“河北省青年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放开手脚搞创作》送我征求意见,文中披露了耀邦同志鼓励创作的新言论,读后很振奋,所以深夜扰“官”,破门而入,作不速之客。
苑纪久说,阎纲几乎年年来石家庄,特别关心河北的文学创作。
刘真说,他每回来都转达对你的问候。
我说,最难忘,胡耀邦对河北同志急切地嘱咐:你们要千方百计地把河北文艺繁荣活跃起来,打开河北文艺工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局面,要鼓励和组织大家创作,要调兵遣将,调动千军万马……要组织和鼓励大家放开手脚搞创作,不要老是在那里定调子,划框子,更不要打棍子,要创作富有河北地方特色的文学艺术品。一句话,要万紫千红,美不胜收!这些话摇人心旌,多么热情、多么温馨!你是河北的“文艺官”,领着大家这样去做,甚至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对“左”的流毒还没有肃清,思想还不够解放。号召大家“放开手脚搞创作”!闻之颇为激动。
高占祥说,我是听耀邦的,我很了解他。我牢牢记住耀邦说的“要千方百计地把河北文艺繁荣活跃起来”的嘱托。他是1979年在钓鱼台国宾馆讨论《河北文艺》“歌德与缺德”的会上讲的,直接针对河北工作讲的,我有责任贯彻始终。
我说,最近中央开会研究文艺工作,耀邦同志在会上提出“三大”即“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再过两个月要举行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大会的主旨就是“三大”,我们《小说选刊》为此开了座谈会,大家笑逐颜开。我预感新浪潮快要来了,一个文艺大繁荣的新浪潮就要到来了,我在北京坐不住了,出来跑跑。
刘真说,占祥同志在这些方面也非常敏感。
苑纪久说,而且身体力行。
我说,所以,河北的作家幸运。咱们国家,广东有任仲夷,福建有项南,河北有高占祥,比较开放。看来,有个懂行的书记,事情才好办。
高占祥说,找个书记不难!像我们五千三百万人口的大省,找地委书记、省委书记都不难,但要出现全省人民当中有影响的、在全国挂上号的,甚至在全国打得响的作家,确实很难,所以我经常说作家、尖子人才是我们的“国宝”。
我说,你指的是真正的作家,当然,出一个鲁迅太难太难,一个鲁迅,代表一个民族、一种精神、一个时代,富可敌国,是真正的国宝。英国人说,拿整个欧洲换莎士比亚一个人我们也不干。一个牛顿的价值胜过一百个恺撒!固然,发现一个有全国影响的作家比找到一个省委书记难,但是,有个好书记,容易出现好作家。你《红旗》上的文章特别挑明评论工作要克服“左”的思想,说文艺评论的主要任务是“浇花”,给人的印象太突出了!
众说,太应该重视评论了!
我说,应该给评论评奖!各地都有此愿望,但我呼吁了不知多少次还是无人理睬。我向张光年进言,他说:“好啊,你们《文艺报》评吧!”我向主编冯牧打报告,他也说好啊,但不落实。《十月》评奖,我是评委,提议设评论奖,同意了,又不同意了,王蒙也是评委,他支持我的意见,结果评了,效果很好。后来《雨花》评了,《鸭绿江》评了,最近《红旗》也评了,而《红旗》这回评奖是小平同志批示的。中国作协不设评论奖恐难以持久。我向(我任副会长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提建议,说:“没钱,我募捐,化缘去!请老作家一人捐几百几十的,每位发它百儿八十的该可以吧?”最后又吹了,但有望得以实现,而且准备历届学会上坚持下去。创作、评论是一对冤家,是文学的两只翅膀,缺哪只都飞不起来。
高占祥说,是啊!我上午给秘书讲,优秀的文艺评论也给奖励,纪录在案,《文论报》头版报道过。耀邦还批示:“对西方名著不要轻易删改。”很对!西方美学要借鉴,人道主义是学术,不要扯到政治上来。“左”的东西抬头,又批评、又点名,扩大化,把美的东西丑化了,挫伤积极性。我特意给大家打了招呼,铁凝表示,占祥一说,我心里有底了。
刘真说,占祥爱惜人才、保护人才,我每次听了都很感动。我和纪久一直考虑我省的作家队伍建设。梁斌、田间年纪大了,真正出类拔萃的不出10位,而10人中,汤吉夫、贾大山当校长、局长,像我,想拼搏,力不从心,我们不如人家河南、山东、山西。培养新秀,迫不及待。
我说,恩格斯说过,旧纪元的终结和新纪元的开端,都是以一个伟大的诗人为标志的,如但丁等。中国从司马迁到曹雪芹到鲁迅,就是这样的大诗人!今日之中国,正是出作家的时候,社会巨大变革、巨大转变时,即所谓“国家不幸”“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正是“诗人幸”、大文豪出现的时候。
高占祥问,你们文学院办了吗?
刘真说,办了,但难度大。我到北京拜访《当代》秦兆阳,他说,从来往中选稿非常困难,非特邀不可行。各个刊物都把力量放在尖子作家身上,像陈冲、铁凝,向他们约稿的人很多,我也常叫人逼着写。
我和铁凝常常琢磨,作家自己想写的,和审查能通过的二者如何统一?说实在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想写的,就怕“官方”不点头。
我说,纪久,你应该告诉铁凝,让她放开手脚大胆地写,先不管人家要她写什么,自己先敞开写,写出来再说。
苑纪久说,我们《长城》比较解放。我对陈冲、铁凝、刘真他们都讲过,只要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想怎么写怎么写,我们敢发。
我说,作家不进入状态,很难吐纳率直之言;要求别人松绑,首先得自我松绑。
刘真说,对,自己解放自己。
苑纪久说,铁凝过去说过,给咱们河北写就要挑挑拣拣,外省发得出的河北却不然。
高占祥说,铁凝的报告文学《美从东方来》写完后,问我拿哪审查,我说不用了,发吧,只要厂党委签字就行。
苑纪久说,没你这句话,真还难办呢!
高占祥说,铁凝听到这个那个的,见我就要哭,问:“怎么着呀?”我说:“发!”今天上午,我考虑咱河北设立文学艺术奖,叫“文艺振兴奖”,鼓励创作。先搞基金会,你们文联钱不够,我给你们拨款。
我说,今天上午看了赵州桥,很壮观,听说是你拨的款?
高占祥说,赵州桥是我牵头集资的。现在建文艺基金,有关单位都拿钱,我带头募捐。振兴河北文艺,出钱出力,千方百计实现耀邦的“三大”――“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
我说,再过半个月,10月14日,我们8月份开始筹备的报刊史上头一家评论月选刊――《评论选刊》编辑部正式成立,目的是为文学评论的大繁荣提供宽松的空间,也让评论家放开手脚、放言高论、迎接两个月后耀邦同志寄予厚望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的召开。
第一家文学评论月选刊
――《评论选刊》
1984年10月14日,全国第一家文学评论月选刊――《评论选刊》编辑部正式成立。
周扬的贺词:“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加强文学批评工作,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
林默涵的贺词:“没有创作就没有批评;没有批评创作也不能健康发展。批评错了,可以反批评但不能没有批评。”又写道:“文艺评论要懂得生活,还要有较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修养。这要做艰辛的努力。对我来说,是很难达到这样的要求了,希望寄托在中青年同志的身上。”
陈荒煤的贺词:“文艺评论要为新时期文艺运动的大鼓劲、大团结、大繁荣开创崭新的局面。”
贺敬之的贺词:“面向现代化,开拓新领域,探求新方法,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促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大繁荣做出贡献。”
冯牧的贺词:“浇灌佳花,剪除恶草,是文学批评的任务。但归根结蒂是为了佳花的更加繁荣绚烂。”
罗逊的贺词:“《评论选刊》的创办,将对文艺工作起到推动鼓舞的作用。因此我深信,它将不仅受到全国评论界的欢迎,也将得到全国文学界的欢迎。”
洁泯的贺词:“近年来,文学评论出现了一种好势头,读者多起来,写的人多起来,评论刊物也多起来了。现在得悉《评论选刊》又将创刊,欣喜不禁。”
但是秦兆阳拒绝题词,出乎我的意料,他给我写了封大不为然却非常诚恳的信,信中写道:
阎纲同志:
那天从四川饭店回来后,心里颇有点不安。你嘱咐写几句话,这点事还不简单。为什么我不奉命,而且态度似乎有点生硬?原因是:一、我向来不愿意出头露面,怪脾气不能改;二、目前新创的刊物,多要请名人题字或写几句话的,我觉得此风不可长;三、目前选刊太多,为选刊供选的基础刊物必减少销路,必流于对读者趣味的迎合,这不是好现象。《评论选刊》虽有所不同,但亦在“选风”之中,助长了这种风气,我有点杞人之忧。
这就是我不愿意奉命的原因。如蒙见谅,我就心安了。
即候
秋安
秦兆阳10.30
这封信虽然给我泼了冷水,我还是觉出它的温暖来。这封信很能代表秦兆阳久历炼狱后谨慎而耿直的性格,也能体现出当时文坛上一种忧郁之情。我立刻回信给他,对他的担心表示完全理解,对他善意的提醒表示由衷的感谢,最后说,我向兆阳同志剖白心迹后,“我也心安了。”
成立《评论选刊》的缘起:
1984年4月,评论家宋遂良来京,我俩促膝谈心。谈到如何提高评论质量的问题时,我说:“我很希望有那么一个不怕赔钱的出版社出面办一个文学艺术的《评论选刊》,免得读者大海捞针之累,张扬文学评论,活跃文艺批评,促进文体文风的改革,让年轻人在这块园地里一展风采,此事若成,将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头一家。”又说:“如果办成,我愿意到那里去当选家,你去不去?”
宋君回鲁后,将我们的谈话整理成《关于文艺评论的写作》一文送《当代作家评论》发表。春风文艺出版社的邓荫柯担任该杂志的社外编辑,在校样上看到这几句话后非常感兴趣。荫柯8月赶赴兰州,我们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三届(兰州)会议”上见面。双方同意合作,周申明表示河北省委宣传部情愿参与合办,一件美事遂最后敲定。8月14日,正好我52岁的生日,朋友们选定这一天庆贺《评论选刊》的诞生,屋子挤满了人,一地瓜皮!
《评论选刊》面临热气腾腾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文艺改革,面临新时期8年来文学事业一新耳目的新成就。
我在《评论选刊》的《发刊词》中写道:“近年来,文学评论家特别是中青年评论家们,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泛,专题的开掘越来越深入。他们从创作论、作家论、文学史和批评史的撰写,到国内外评论信息的交流、批评方法的革新,显示出实绩和潜力。文学批评的状况比任何时候都好。为改革文学评论,进一步活跃文学批评计,《评论选刊》应运而生。”
“文学评论和文学创作相辅相成,为文学的奋飞插上双翼。轻视文学评论是大不该的。文学评论的智力开发和人才投资问题亟待解决。”
大声疾呼:“《评论选刊》呼吁为当代文学评论举办全国性的评奖活动,对其优秀著作、优秀论文和优秀的文学评论家颁发国家奖。《评论选刊》愿为这一评奖的实现尽其绵薄。”
“大时代呼唤大文豪、大作家,同时也呼唤大手笔、大评家。”
在《评论选刊》的呼吁推动下,文学评论评奖的创意尽管未被权威的中国作家协会所采纳,但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自己先跳下水探了探深浅,设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成果表彰奖”,每届年会举行一次颁发奖仪式,一直坚持到今天,前后大约十届。这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空前。
同杨守松幽了一回默
1989年,从“中国死了”到“海南死了”,我和杨守松有过一场交锋,信件往来,急如星火,异常紧张又异常兴奋。十多年过去,海南没有死,中国没有死,该死的死了,该活的活了。
作家之胆识,文坛之怪现状。
1988年底,筹办《中国热点文学》月刊,急需直面现实的好稿子,而作家杨守松刚刚完成一部疾恶如仇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死了》,却没有刊物敢于接纳。我把它要来了。
眼前展开一副因阵痛而痉挛的变形地带,狂躁无序,五光十色,充斥着冒险和无援。
“文明与梅毒赛跑,嫖娼开发票报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妓女最多的国家。”“资本是个好东西,官僚是个坏东西,两个要是结合在一起,中国便是一个更难走出的墓穴。”“海南是自由港,是科学民主的殿堂吗?”“海南造就了多少人,又毁灭了多少人?”“上帝也把我遗忘了吗?”“不好好读书,将来只好当干部。”“什么时候所有的中国人觉得当官没意思没油水可捞不可能暴富,中国就有希望了。”“中国是一个大产房,中国是那么难产。”“所幸的是中国人终于大彻大悟,想到了要寻找自我,要做一个‘人’。”鲁迅说:“中国的‘人’还没有萌芽。”
感觉敏锐,信息量大,有胆有识有歧见,大胆放言,深度的体验,深情的呐喊,让思想冲出牢笼。我连夜读完这部稿子,激动伴随着惊悚,心跳不已,直到天亮。
稿子很对刊物的路子,我如获至宝,但是,群情激奋、痛斥官倒的声中,凛然正气也许会变成不合谐音惹出麻烦招来横祸。几处使性子,偏激过头的话无论如何需要改动,而杨守松却在盛怒之下守身如玉,寸土不让,谁要说删、说改他跟谁急。紧后,你来我往,苦口婆心,杨守松态度松动,同意改题。他提出改《中国死了》为《上帝死了》或《皇帝活着》,这不和没改一样吗?我建议改为《救救海南》,他同意,但提出一个毋庸辩驳的,不讲任何条件的条件:他们活着,那就让我死吧,你们给我的署名加上黑框!
我想,列夫?托尔斯泰不是活活地“死”过一回吗?托尔斯泰为了挣脱狂热者围攻式地拜访,免受干扰写作他醮着胆汁的《复活》,便将自己锁在房间里,对仆人说:“从今天起,我死了,就葬在房间里。”果然,来访者被悲痛欲绝的仆人告知:“先生死了,死在谁也不知道的地方。”托尔斯泰就这样“死了”。《复活》定稿后,托尔斯泰“复活”了。……我想,杨守松和其他所有的作家一样,有“死”的权利,以己之死,换文之新生,有深意存焉,照办。
我是《救救海南》的责编,犯有“故意杀人罪”。
《救救海南》次年3月号刊出,读者争相传看,轰动一时,在一个非常的时期,特殊的年份,涌起报告文学一个新的小浪潮。远方的亲友已经为杨守松的早逝“失声痛哭”,读者不断来信“钦佩杨守松的才气和胆力,但也遗憾地看到杨先生已经仙辞人世。”“希望主编先生您能告诉我们杨先生辞世究竟是什么原因。”
杨守松面对亲友读者纷纷的哀悼和痛惋忙不迭地解释和道歉。他为作品而献身,死而复生,何等传奇又何等的有诗意啊!
《救救海南》给杨守松的呐喊、欢呼以至喷发开了个好头,使他豪气如虹,锐气不减当年,长时间活跃在报告文学队伍的前沿。
《救救海南》是探路者的报告,只找回了真实、真诚和焦虑,只求埋葬自己的奢望与海南的劣迹,必置死地而后生,但是,迷路了。他继续寻找,很快找到“昆山之路”。1990年,《昆山之路》出版,空谷足音,从而有《苏州“老乡”》《昆山之路(续集)》等的一番热播,又有《黑发苏州》《永远的》等鲜亮登场。杨守松又活了,同时宣判我无罪!
杨守松视觉独特,敢唱《大风》,笔下有雷声,南京见面时,我以此二句赠守松:“文章尤贵在肝胆,波谲云诡始动人。”
进入21世纪,杨守松还是拿昆山说事,出版《小康之路》,备受媒体夸赞,却让守松本人陷入冷静地反思:作家的创新之路到底该怎样走下去?
2004年3月,杨守松专程来京,假中国作家协会会议室,召开“《小康之路》作品批评会”,事先明确“三不”:“不要主办单位,不请官家领导,不听一句好话。”我第二个向守松开火,守松头上直冒汗。会后题词,我写“别开生面”四字,又写“作家要表现,政府要宣传;读者要审美,书商要赚钱”。举座皆欢。雷达起,援笔立就,改为“作家要表现,政府要宣传;读者要好看,书商要赚钱”。众又笑。会散,守松交我一个提包,嘱我小心打碎。进家门打开,见镜框有一石,白生生的,质坚、状危,瘦、透、露、皱,活脱一座精美的太湖石,是他珍藏之物,早想送我作纪念。随石附言:
阎纲:
这是块石头,为昆石,极坚硬,原在我“工作室”,2002年冬,你来见过。当时我突然感觉,此石非你莫属,之后一直耿耿于怀。这次来北京,就带来了。此意惟你能懂。
杨守松3月5日于北京
从《评论选刊》到《中国热点文学》
《评论选刊》1988年第12期终刊,《终刊词》写道:“亲爱的读者,我们告别了。”“大家都穷,除非国家政策倾斜,谁愿干这蚀本生意!”
“1985――1988在新时期文学史上或许构成一个小小的段落,看来,4年时间不算太短暂。”
“1985――1988是文艺思想异常活跃,新时期文学争妍斗胜的时期,新派蜂起,新说如织,新的挑战咄咄逼人,如此这般,本刊都有反应,虽非金石――金匮石室;堪作雪泥――雪泥鸿爪。立此存照,足矣!”
此刻,我不无骄傲地说句心里话: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们很不容易!《评论选刊》上遴选出了多少评论家特别是新冒出的青年评论家啊!他们是:
朱寨、李子云、蓝翎、李希凡、王蒙、蒋荫安、流沙河、於可训、吴亮、刑小群、王晓明、唐?、王朝闻、陈涌、刘再复、项南、高占祥、袁鹰、敏泽、高行健、孙逊、黄秋耘、吴有恒、周政保、吴冠中、王干、林兴宅、艾菲、曾镇南、郑伯农、雷达、贺兴安、刘齐、何西来、陈骏涛、吴宗蕙、陈孝英、季红真、王菲、滕云、缪杰、陈辽、李书磊、谢泳、董健、李敬泽、罗艺军、韩石山、周介人、何镇邦、李贵仁、夏康达、朱晶、吴秉杰、林建法、鲁枢元、韩少功、李国涛、宋遂良、陈子平、谢冕、白烨、毛时安、何新、李陀、钱理群、张志忠、南帆、罗强烈、王纪人、朱大可、黄子平、何志云、杨义……
特别是其中年轻的朋友,多么闪光的一群啊!他们至今活跃在文坛上,他们代表了中国新时期文学批评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阶段。
评论家同行们,当你们回顾自己发展的这一过程时,该不会忘记这家穷朋友――穷得叮当响却坚持办了4年,出齐48期的《评论选刊》吧!
“感谢《评论选刊》编辑同仁们4个严寒酷暑的辛苦,他们是(按姓氏笔画):
邓荫柯、王兴仁、白烨、冯立山、刘锡诚(后任主编之一)、刘钧、李复威、李敬泽、吴宗蕙、来春刚、何望贤、何其康、沈太慧、周申明、张炯(后任主编之一)、邾?、周相海、贾非贤、顾骧、萧德生、阎纲、龚富忠、傅活
《评论选刊》(月刊)1985年1月创刊,到1988年12月终刊,全体编委们,耗费了大家多少时间和精力啊,你们辛苦了!我自己本职工作已经很忙,长年累月,牺牲了数不清的不眠之夜,但是无怨无悔。
我们同亲爱的读者,在《评论选刊》告别,在《中国热点文学》相会。《中国热点文学》月刊1989年元月创刊。
《中国热点文学?发刊词》:“爱看而且耐看,审美愉悦中自有一番崇高的憧憬。”
“喜闻乐见,为雅俗所共赏,是本刊的追求。”
“社会上有‘热门话题’,文坛出现‘热点文学’。”
《中国热点文学》第二期发表扬守松的长篇报告文学《救救海南》,受到普遍的欢迎,同时惹出(上文所述的)一段幽默。
1989年,多事之秋,《中国热点文学》被中国新闻出版署明令停刊,我和张炯恳请贺敬之说情,勉强办到年底,从1月到12月,刊龄仅仅维持了一年,这才叫短命。
编选集,当“选家”
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小说选刊》已经很像个样子了。我们所选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中奖率惊人之高。我们提倡“改革文学”兴国之音,我们大开闸门,扶持一切有价值的艺术探索,放出一大群包括“错划作家”和“知青作家”在内的老中青年作家,我们和不计其数的读者交朋友,我们首先提出“编辑家”“选家”的尊称,我们举办热闹非凡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年度评奖,我们为刊物的各种改革方案兴奋得睡不好觉,我们端着饭碗开会,叫开大门下班,我们干得起劲、忙得痛快、累得滋润。
我自己当了一辈子的编辑,甘愿替别人做嫁衣裳。进入新时期,百废俱兴,行行出状元,这也称“家”,那也“著名”,惟文艺编辑沉得住气,仍旧宣称“决心当一辈子无名英雄”。为什么要“无名”呢?
我调到《小说选刊》上行走以后,立刻登载了一条消息,说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委员会“由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家组成,首次喊出“编辑家”。我在《小说选刊》编辑部也鼓励“人人当‘选家’”。叫响了“选家”,同时叫响“编辑家”,就是要打破偏见,破除自卑,为编辑争名声、争地位、求解放。“甘愿替别人做嫁衣裳”只有局部的合理性。编辑自己谦虚一通,不失为一种献身的表态,别人(特别是赶做嫁衣裳的作者们)这样要求编辑,那太苛刻、太不近人情了。沽名钓誉不对,争当人民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和选家名正言顺、光荣正确,为什么偏让编辑做“无名英雄”?
遄此,我在《光明日报》上以《‘者’与‘家’》为题发了文章,又在《延河》编辑部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暨全国14家文学期刊编辑座谈会”上,以《编辑岂可‘无名’》作了发言。应者云集。
后来编《中国文化报》,我又多次要求报社多出名编辑、名记者,极力为他们成名成家提供方便。
我曾经写过文章,题目叫《编辑家巴金》,说作为“‘五四’产儿”的巴金,他的生命是文学,这生命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写作,一是编辑,为此耗尽了毕生的精力。所以,巴金不仅是现代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作家、翻译家,而且是现代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编辑家、出版家。
鲁迅说他“立誓不做编辑者”,但是他应巴金之约,送稿给他,热情地支持巴金的编辑工作。鲁迅其所以不愿做编辑,是因为做个称职的编辑太不容易。他在致王志之的信中说:“其实,投稿难,到了拉稿,则拉稿亦难,两者都很苦,我就是立誓不做编辑者之一人。当投稿时,要看编辑者的脸色,但一做编辑,又就要看投稿者、书坊老板、读者的脸色了。”鲁迅自己没有专门当过编辑,但是他辛苦编刊,为进步青年和革命烈士编书的事举不胜举,在人们的心目中,他完全够得上是了不起的编辑家。
我多次向有关部门提议设立“编辑家奖”和“评论著作奖”,头头们都摇头,表示难办,真有那么难吗?这些年出现了多少送嫁娘亮相的月下佬儿啊!他们荣誉的名分终究要被文坛所承认。果然,中国作家协会后来评了“优秀编辑奖”;而表彰评论著述的奖项,我们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承担起来,坚持了十多年,至今。
呼吁当选家,我便编选集、写序言,乐此不疲。
一、《小说?争鸣》
50年代,我就热衷于编选集,但是条件不允许。粉碎“四人帮”后,我借出版《小说?争鸣》之机,通过对为数不少的有激烈争论的小说的评介,助推“伤痕文学”所带动的短篇小说创作;编辑出版了收入茅盾等名家论文的《论短篇小说创作》,以跟进日趋繁荣的短篇小说的研究,都产生过比较广泛的社会影响。
在《小说?争鸣》的《观后感》和《佚序》中,我冒昧地写道:
编这本书会不会受到指责呢?
创作只有在争鸣中才能前进。
4年来的文学的复兴是文学的解放,是以清除现代迷信和恢复革命现实主义为其鲜艳的旗帜。它于血与火中再生,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探索中求发展;在阵痛中诞生,在“神学”与“人学”中进行抉择;由现代迷信的祭品到现代迷信的对立物,经历着痛苦而悲壮的涅?过程,所以,它荣获“伤痕文学”的雅号,在各种学派之间引起强烈的反响、激起激烈的争论。
《小说?争鸣》所反映的创作问题十分广泛,分歧意见相当之大。到底谁是香花,谁是毒草?没有结论,和盘托出,读者明鉴。
争论中涉及这样四个问题,值得好好议论一番,不然就是一笔糊涂账。
一、 真实性问题。
二、 写伤痕问题。
三、 暴露与歌颂问题。
四、 爱情描写问题。
人民群众,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文艺作品的最权威的评定者,是非自有公断。
不管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对于文艺创作的发展都是可贵的,因此,我坚决反对对文艺创作挥舞棍棒。对于20岁出头的初学写作者的不慎和偏激,难道忍心大兴讨伐之师吗?绝对不能!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
有争论的小说+对于小说的争论=替文艺的繁荣铺路。把创造和争论联系在一起,文艺才会兴旺。
为了便于读者参考,编者将入选小说的争论情况作了介绍,其文字附在每篇小说之后,还附录了作者自己介绍写作经过和体会的文章,读来颇有兴味。
《小说?争鸣》这样的选本,希望年年都有。
非常遗憾,该文本来作为《小说?争鸣》的序言,已经发排,但是出版后消失了,该书也改为“内部发行”,我很恼火,给文化艺术出版社大发脾气,没有结果,也没有个说法。可见,在当时,防“伤痕”之口,犹如防川。
二、《中外著名中篇小说选》
完全自觉地编选和出版小说选本(或为选本作序),还在接手《小说选刊》后呼唤“编辑家”“选家”的冲动中,恰好那时“中篇热”。
1984年,我和张韧、吴宗蕙、白烨四人编选了5大卷的《中外著名中篇小说选》,每篇之后,附有短评。由我作序,大意是:
书中所辑录者,皆中篇名著,上乘之作,置于案头,领略五洲风情,吟咏百家文墨,实乐事也。
文学解放后,迫切的现实向文学招手,颇有挣脱感的读者也呼唤文学。现实矛盾那样尖锐,政治斗争那样复杂,人情世态那样多变,生民如此多艰而步伐何等急促,短篇小说虽精炼而嫌单薄,长篇小说丰赡壮观却难产,中篇小说应运而生。老舍说过:“中篇,因为字数稍多,可以使我多得到点施展神通的机会,即使不能下笔如有神,起码也会有鬼。”
我们既选外国名著,又选本国名作,中西结合,洋为中用,庶几能给读者以历史感,从纵深方面进行比较,取法乎上,避免写作的盲目性。
什么是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孙犁认为:
一、中篇小说应该极力创造典型人物。
二、中篇小说要向读者展示一个较完事的历 史画面。
三、中篇小说有可能塑造较多的人物。
四、中篇小说,有较多的情节变化。
五、中篇小说的写作手法要单纯明朗。
这是孙犁多年来研究中篇范本《阿Q正传》及其与短篇小说的异同后得出的结论,仅供参考。此风不可长,不妨在孙犁高见之后续上一条:
六、中篇小说的字数,大体在三万以上、十万以下。
“中篇热”中,谨将此书献给孜孜不倦的作者以及他们忠实的读者。
后来,在白烨的组织下,我们四人又编辑出版五卷本的《20世纪外国中篇小说精选》,每篇作品的后面同样附有短评。
这两部书由北京文艺出版社1984年出版,1986年再版,流传很广。
三、关于《幽默小说选》
1985年,由我主编出版了《中国新时期小说鉴赏丛书》10卷本,包括《改革小说选》(蒋子龙作序)、《幽默小说选》(王蒙作序)、《妇女小说选》(韦君宜作序)、《青年小说选》(郑万隆作序)、《爱情小说选》(刘心武作序)此外尚有《心态小说选》《通俗小说选》《动物小说选》《港台小说选》等。
编《幽默小说选》,我有个顾虑:称有成就的作家为“幽默小说作家”,人家愿意吗?是不是降低了作家的身份?王蒙立即纠正说:“不是降低,而是提高。”我请他作序,他慨然允诺,并在序里写道:“阎纲此举,正合吾意。”
笑能笑人,亦能醒人。
林肯能把一只猫逗笑,“先生们,为什么不笑?”他宣读《解放黑奴宣言》时竟然玩幽默,“如果没有笑,我可活不了了!”他说:“幽默是润滑剂、镇痛剂……它把我从许多冲突和痛苦之中解救出来。”记得哪国的谚语也说:一个马戏团可以救活一个城市。
幽默不是调皮油滑,不是寻开心、耍贫嘴,也不仅感到有趣、聊博一笑。幽默的骨子里有诚实和崇高,它于清醒中用夸张,于可笑中见智慧。有人问:怎么解释王蒙的“耍贫嘴”呢?那是偶尔为之,是幽默的一种手段,嘻嘻哈哈指天画地通世故,灵魂是庄严的。
马识途来信说:“讽刺和幽默小说在我国实在不景气,你若能编出一本提倡一下,是大好事。”蒋子龙说他的幽默小说是“辣味小说”。冯骥才称自己的幽默小说是“取笑小说”,提倡幽默小说是在干事业,“说干就干。”陈建功说:“我的小说,亦悲亦喜的多,也许算‘灰色幽默吧’!王蒙不忘他的“维吾尔的‘黑色幽默’”,陈国凯不忘他的“荒诞的梦”。苏叔阳说:“好啊!令人捧腹大笑者,大约不能算幽默。”张长说:“‘左’的路线使大家都习惯板着面孔,失去幽默感。”李国文的话更叫人感动,说:“当代中国刊物如林,独缺一份类似30年代鲁迅、林语堂办过的《论语》那样提倡幽默的刊物,这是一大憾事。也许和中国人或中国这个民族缺乏幽默感有关系。沉重的,读后如一块砖头,人就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我爱读一点或写一点轻松(其实未必轻松)的东西。阎纲同志,假若你能办这样一个刊物,我想一定会有销路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幽默小说”的牌子高高挑起,让幽默小说家成为读者最受欢迎的人。
王蒙的序言到了,我连忙赶出这篇《后记》,记其盛。
四、关于《改革小说选》
我请蒋子龙为《改革小说》作序,原因是蒋子龙为了助推改革开放的浪潮,写过《乔厂长上任记》到《开拓者》一系列旨在“救救工业”的作品。
蒋子龙的作品,敢言人未言,篇篇血肉之躯,豪气扑面,冲垮了十多年来“车间文学”的老框框,被称为“开拓者”系列。
蒋子龙一路走来多不顺啊,他经历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压力多么大啊!他硬是冲杀出来,名噪一时。我对蒋子龙的硬汉子小说说过一句颇为读者首肯的话:“就我国工业题材小说创作而言,蒋子龙‘文起八代之衰’!”同行们开玩笑说:“阎纲,你可真是的,‘语不惊人死不休’啊!”然而,对蒋子龙作品中我自认为不大满意的,也直抒己见、提出批评,希望他在艺术剪裁上也像制造精密仪器那样微妙,把以气夺人与以情感人融合在一起。
应蒋子龙之约,我为《蒋子龙中篇小说集》作序,时在1981年。
现在,是我约请蒋子龙写序。写序?蒋子龙表示为难,说,小说家应该去写小说,把小说的解释权留给他人和未来。但后来,他答应了,因为:“提出要我作序的人使我无法拒绝,不论这件事对我说来多么不合适。”由此引出他的一段回忆。
蒋子龙回忆说:距今整整20年前,我是个刚练习写作的业余作者,不知天高地厚,四面出击,八方投稿。有天下午接到一个电话,是中国一流的理论刊物《文艺报》的编辑打来的,对我寄给他们的那篇评论“新人新作”的文章很感兴趣,专程从北京来天津商量这件事,准备修改后采用。我真是受宠若惊,平时从报刊得到的退稿信往往是一张“发货票”(印好的退稿单),如果编辑部肯在“发货单”左上端空白处填上我的名字,甚或写上几句话,那我就感激不尽了。如今一家大刊物的大编辑,竟亲自出马帮我修改一篇小稿,怎不令人动容动情!我打问他的名字,方才得知对方还不是一般编辑,是经常发表文章的理论家阎纲。下班后我在工厂的食堂吃了点饭,骑了一个多钟头的自行车,从工厂所在的北郊区来到市内《河北文学》的招待所。阎纲同志正在等我。这是我平生见到的第一个编辑,第一次和文学界的人物交谈。出乎意料,他没有一点架子,跟我谈了两个多小时,问了我的经历,建议我多读些中外当代文学作品。他说我的语言风格像搞过创作的,适合写小说,还说了其它一些使我感到新鲜而又精辟的道理……
我回到工厂的单身宿舍,同屋的三个人已经睡了,我悄悄躺下,怎么也睡不着,回味着阎纲的每一句话。当时没有手表,不知深夜几点钟,干脆起床,从床下掏出小板凳,开亮自己专用的电灯泡,修改那篇文章。直到天蒙蒙亮。心里高兴,一路飞车赶到市里,招待所的大门已开,阎纲还没有醒,他夜不闭户,房门不上锁,我登堂入室,把稿子放在他的床头柜上,再悄悄退出,照例飞车蹬回工厂,直奔食堂,买了两个馒头,夹上两个炸糕,就着一碗稀饭,狼吞虎咽,极其香甜。上班后接到阎纲的电话,他很抱歉,又很满意。稿子用不用在其次,重要的是我认识了一位有见地又能真诚帮人的编辑和评论家。
14年后,我们再次见面,阎纲仍像以前那样热情地帮助我,对我作品中的不足,提出切中要害的批评,令我非常感动。这样一位编辑向我约稿,我怎能说得出口一个“不”字呢?
蒋子龙终于将序言写出来了。他写道:“什么是‘改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作家不可能按照‘改革’的定义去进行创作。‘改革’二字的盛行是这一两年来的事情,然而‘表现改革’的作品好几年前就大量出现了。这又怎么解释呢?文艺的历史比政治的历史更长!”
他强调说:“只有当‘改革’实际上成了群众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中最主要的问题,正在剧烈地摇荡和改变人们的生活的方式(不论政治家是否提出了‘改革’的口号),才能让作家的激情和材料熔合成创作之火,把虚构的人物和故事融于真实生活的旋律之中。”
他郑重表明:“我十分惶恐地拒绝接受‘写改革’的头衔……我愿意把这些小说称作‘思考小说’。”最后他说:“我们唯一能够告慰读者的,大概就是‘真实’。真实的世界,真实的困难,真实的人物,真实感情。尽管‘真实’并不是总讨人喜欢的,我们也无法逃避它,只能正视它,聆听它的指引。有的奔放,有的细腻,有的近于粗野,但绝不是人工喷泉――‘虽然赏心悦目,它的喷射却受另一个机关的操纵’。但愿有一天,我们的当代文学形成像自然的黄果树瀑布和尼亚加拉大瀑布那样的气势。”
五、《小说十八品》
这是着意编选的一本小说选集的书名。为它,我特意写了《序》一文,序言说,编这样一本书,目的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新的分类,为青年写作者的翻检提供方便。它属于类书。古典音乐分“十八律”,宋代路制分“十八路”,我国画法有“十八描”,枪法有“十八般武艺”,小说本无法,就叫它“十八品”吧!
“品”者,类也,立品不易。昔钟嵘作《诗品》,在于沿流溯源;司空图写《诗品》,却为摹神而取象。《诗品》分诗为雄浑、沉着、高古、绮丽、疏野、委曲、飘逸、流动等24种,是按艺术风格分类的。也有以题材、体裁或主题划分的。例如小说,宋人平话被分为小说平话、谈经平话和讲史平话。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将小说分为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六类。到清代纪昀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却把小说变成三类:杂事、异闻和琐语。
1983年调《小说选刊》后,头脑发热,爱好“选家”,忘记“选家妖孽”的老话,也想按风格的不同,集小说新作之精粹,编它一本《风格小说选》,但志大才疏,迄未如愿。《风格小说选》未成,《小说十八品》出世,也是一喜。
《小说十八品》正好十八类,也是赶巧了。十八品曰:抒情、心态、乡土、市井、通俗、传奇、推理、记传、日记、笔记、对话、讽刺幽默、寓言、动物、象征、哲理、政论、科幻。类别类举,概出自新近佳作。
立品难,依品附例尤难。小说作为叙述体艺术,当然以塑造典型人物为高致,但不能强求一切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小小说、微型小说。小说塑造典型人物,也可以着重描绘典型心境、典型情绪、典型场景、典型氛围、典型事件等。至于小说的写法,可以是现实主义的,浪漫主义的,也可以是拟现代派的,这样一来,思想解放了,路子拓宽了,百花齐放了。试想,六年以前这样的书编得出来吗?
“心态小说”类似“抒情小说”,但二者不大一样。“心态小说”多以心理结构为主,取材所谓“心理时间”,或闪回,或交错,或叠合,或放射,或梦呓,或理悟,或下意识,于眼花缭乱中见真情。这种小说往往以直接表现人物的意识流动的过程(甚至潜意识的过程)为其主要特征,因此极多自由联想和内心独白,带有极大的随意性、跳跃性、散漫性。但优秀的“心态小说”虽随意而清醒,虽散漫却完整。我国“心态小说”名家当推王蒙,但王蒙在《在伊犁》的后记里却说:“一反旧例,在这几篇小说的写作里我着意追求的是一种非小说的纪实感,我有意避免的是那种职业的文学技巧。为此我不怕付出代价,故意不用过去一个时期我在写作中最为得意乃至不无炫耀地使用过的那种艺术手段。”
“市井小说”与“乡土小说”相伴,对风土人情十分敏感,富有风俗学、民俗学的价值,都是新小说中的《清明上河图》。汪曾祺精于此道,他说:“风俗画一般是清新浅易的,不大能够概括十分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缺乏历史的厚度。”古华却在《芙蓉镇》的写作中“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的变迁”。
“讽刺幽默小说”近年多了起来,早年却不敢这样称呼。这类小说和杂文一样,预示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安定与否。
幽默感是民族生活情趣和作者智慧、乐观、自信的特殊表现,“言谈微中,亦可以解纷”。讽刺则不同。讽刺以笑为刺进行批判。讽刺往往通过不协调的强烈对比和高度放大的夸张,对悲剧性的事件作喜剧性的、滑稽戏般的处理,从而取得奇妙的艺术效果,如李渔《曲话》所言:“于喜笑诙谐处包含绝大文章。”
“笔记小说”在我国由来已久,笔记是笔记,小说是小说,有笔记式的小说,又有小说式的笔记。关于笔记小说,孙犁说道:“中国小说史,把《世说新语》列为小说,因为这书主要记的是人物的言行,有所剪裁,剪裁取舍,也有所渲染、抑扬,而且文采斐然,语言生动,意境玄远。”
“动物小说”以刻画动物形象为主的小说创作,主人翁就是动物,它比人化的动物更带兽性和野性。虽通人性,依然兽类;兽性犹存,安知非人!当然,归根到底,写动物还是写人。鲁迅说:“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妄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当前我们的“动物小说”不同于昔时的《聊斋志异》,这里几乎没有真人出现。
“通俗小说”和“传奇小说”近来极为盛行,这件事给我们以极大的启发和刺激。只要群众喜闻乐见,“通俗小说”和“传奇小说”越多越好,放手任其发展。
此外,尚有“惊险小说”“武打小说”“荒诞小说”以及为孩子创作的“含谜小说”等。或因分割过细,或因资料短缺,未予选录。
《小说十八品》,乃十八般武艺,好者各取所需。
谨以此书献给年轻人,一批批小说家会从他们中间涌现出来。
1982年,与冯牧、刘锡诚合编“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出版了陈荒煤、胡采、冯牧、浩泯、朱寨、王春元、李元洛、谢冕、陈辽、张炯、缪俊杰、王愚等十多位评论家的自选集,这是文艺界和出版界从未有过的盛事,受到广泛的赞誉。
除此而外,我还写了《发刊词》《编选问题》《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丛书?序言》《编后记》《总序》《小序》《小序》《小序》《小序》《小序》《小序》《中国大众小说大系?现代文学卷》与《冯牧文集?作品评论卷》的小识,《90年代小说?序言》以及《学者随笔?序》等。
鲁迅的话在我耳边回响:“不能用秕谷饲养青年。”他还批评那些没有眼力的选家,选本一经他们的头脑过滤,剩留给读者的只有“糟和?”。所以我在编选时兢兢业业,格外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