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 主 洪武初年的某一天，朱元璋视察南京太学。所谓太学，类似于今天的中央党校，是培养干部的地方。因此明朝历代皇帝都重视太学的建设与教育。在太学的讲坛上，除了太学本身的教授，有时皇帝还亲自讲学，至于内阁大学士以及六部堂官中学养深厚者，更是太学讲席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这一天，朱元璋视察太学，除了审查讲义、了解生员学习起居情况。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瞻拜太学中的文庙。中国古代文化，集大成者，乃儒道佛三家。儒之孔子、道之老子、佛之释加牟尼，都是圣人级。释加牟尼虽产自印度，但经过长时间的磨合，他所创立的佛教早已中国化。这三个人中孔子地位更为崇高。因为这三位圣人的侧重点各有不同。释氏为宗教，对应救心；老子为哲学，对应养气；孔子创立的儒学，讲的是经邦济世的学问，对应的是教育。所以中国古代的知识份子，都称自己是儒生。自唐代开始，各县都建有文庙，塑孔子像以祠之。我小时候，家乡县城的文庙还在，前面一道仪门（即棂星门）中门不开，只能从左右耳门出入。问其故，才知从明朝传下的规矩，春秋致祭日中门才能开放。再就是，若本县出了一名状元，则文庙之中门就可永久打开。照这个条件，则全国各县文庙的中门，十之八九，是不可能永久开放的了。
孔子地位的尊隆，始自汉朝。后世历朝，皇帝虽有个人好恶，有的崇佛、有的信道，佛道之间，此消彼长，但尊孔之举，却是从来没有改变。上世纪初“五四运动”中，胡适之先生提出“打倒孔家店”，孔子遭了几十年的厄运，但这只能算是一个插曲。
却说朱元璋到了太学文庙，站在孔子高大的塑像前，半天沉吟不语。陪侍的礼部官员察言观色，揣摩是不是眼前这尊塑像陈旧了一些，引起圣上不悦。于是建议让户部拨款，给塑像修葺妆金。朱元璋盯着那位官员，问他：“你见过孔子吗？”官员惶恐地摇摇头。朱元璋又问在场所有的官员有谁见过孔子，谁都不敢吱声。朱元璋于是徐徐说道：“你们都没有见过孔子，朕也没有见过孔子。从现在往上数一千年，朕看也没有谁见过孔子。因此，给孔子塑像，都是妄自揣测。大家都来这里祭拜圣人。可这尊塑像并不是圣人啊！”
朱元璋的这席话，没有谁敢反驳。按《史记》记载：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日，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日，享年七十三岁。见过他真容的人，如果活到朱元璋那个年头，少说也有一千八百岁了。因此，朱元璋认为塑像并非孔子真容，在这尊像前跪拜，便是无稽之举。他因此下了道圣旨，将太学文庙中的孔子塑像拆除，改为木主。
所谓木主，就是牌位，文庙大殿里没有塑像，只在正中的位子，竖立一块书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牌位”的木板。
朱元璋的这道圣旨，是仅限于太学中的文庙呢还是普及于全国的文庙，已是不得而知。兹后内阁的孔子像易为木主，却是有据可查。但是，从我参观过几座明代留下的文庙如云南建水、山东曲阜等处，孔子仍然塑像庄严。既便是后人重修，在明代，木主之旨亦未在州县得到有力的推行。如天顺六年三月，朱元璋去世一百多年后，苏州府的文庙塑像剥落，教谕等官员倡议修饰，增其庄严。知府林鹗说：“塑像非古，洪武皇帝视察太学时，下旨易为木主。那尊太学的孔子像并未坏朽，尚且被皇上毁掉。如今我们苏州文庙的这尊塑像已剥落，还修他做甚，易为木主可也。”
林鹗话音一落，教谕就小心提醒：“知府大人，毁孔子像就是对圣贤不敬，还望三思而行。”刘鹗笑道：“什么圣贤，这不就是一堆泥土吗？”林鹗态度坚决，且敢承担风险，苏州文庙的塑像，这才彻底拆除，换成木主了。又过了数年，到了嘉靖七年，时任内阁首辅的张璁向世宗皇帝建议：拆除全国文庙的塑像，一律改为木主。世宗准奏，这事儿才在全国正式推行。
张璁是因大礼案而骤然擢居高位的政治投机分子。我曾在《皇帝与状元》一文中指斥他为小人。但在封建时代的政治领域中，无德的小人往往也能做出顺应时代的善政，君子有时也成为拨乱反正的绊脚石。所以，仅从道德的角度分析历史，往往会犯形而上学的错误。
朱元璋治理国家，有激情而无想象力。在处理江西龙虎山“张天师”封号的问题上，他曾说过：“天至大，安得有师”这样的话，因此下旨永久革去“张天师”的封号。这与将孔子的塑像改为木主的诏令，同出一辙。
灯节
中国人喜欢热闹，最热闹的方式莫过于过节。老百姓口头语“看他家热闹的，像过节似的。”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前几年各地兴起了一股节庆之风，什么牡丹节、石榴节、民歌节、赛马节、风筝节……名目繁多，不一而终。节庆的目的，本是为了纪念和娱乐，但现在的节有些变味了，都成了贸易招商会，应了那句话“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中国古代，节庆也不少。除了传统的端午、中秋、春节三大节外，尚有元宵节、花朝节、立夏节、重阳节等等。少数民族，藏族有雪顿节、回族有开斋节、傣族有泼水节，都各有所源，已成风俗。然而，在这众多的节日里，最热闹的，大概就是灯节了。
张灯的习惯，始于汉代，于今有两千余年的历史。起因是印度僧人进入中国传播佛教，言腊月晦日，佛祖不安，信徒应燃灯表佛，以示虔敬。从此以后，每逢腊月晦日的张灯，为佛教徒必备的功课。但那时还不叫灯节，彻夜不熄的光明灯，燃烧的还是宗教的情感。
张灯于春节之后的上元，应该自初唐始。景云二年正月十五，唐睿宗应一个名叫婆陀的胡僧所请，在长安的安福门外点燃千盏花灯以悦佛。是夜，睿宗亲往安福门城楼观看，帝王于元宵节赏灯，便是从他开始。这时候，还只是一夜灯，灯燃三夜，当从盛唐的玄宗开始。正月十五元宵节的前后二夜，金吾驰禁，开市燃灯，从此成为惯例。
灯节由三夜变为五夜，始于北宋。乾德五年，宋太祖下旨礼部：“朝廷无事，年谷屡登，上元可增十七、十八两夜。”至此，一连五天的灯节，让北宋的都城汴梁珠光四溢，彩色千重。
公元1125年，北宋的徽钦二帝被大金国掳走之后，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继皇位，把都城从汴梁迁到杭州，是谓南宋。尽管有靖康之耻，河山沦陷之悲，赵家皇帝仍不改旧习，追求奢侈。淳佑三年，理宗下旨将上元灯节由五天改为六天，即从正月十三至十八日。届时杭州城内，西湖边上，无论巷陌、寺观、市衢、桥道，尽皆编竹张灯，六天时间，杭州成了不夜城。
明朝的朱元璋夺取天下后，建都于南京。数年后，都城初竣，为展示帝景气象，朱元璋决定恢复因战乱而停止的灯节，并将期限从六天提到十天。所不同的是，灯节不仅仅是赏玩，而加进了招商的功能。朱元璋在南京建了淡烟、轻粉等十四楼，以贮官妓。灯节期间，十四楼灯火最盛，天下富商纷至沓来，十四楼人满为患，其中不乏“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的纨绔子弟，但更多的是寻找商机的客人。所以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并不只是盛行于今日，它最初的版权，应该属于明洪武皇帝。所不同的是，今天的商人，虽然直接当官身居要职的少，但通过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的多。明代不一样，朱元璋是禁止商人当官的，参政议政也不行。十四楼的官妓，商人尽可享用，但六部五府一应权力机构，商人绝不可染指。反之，入仕为官的人，可坐八人大轿，享受朝廷颁赐的特权，但绝不可往十四楼嫖妓。虽灯节期间，概莫能外。
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灯节又有了一点改变。自他开始，灯节再不叫灯节，而叫灯市。从寅时到酉时，即从早到晚，称为市；从酉时到寅时，即从晚到早，叫作灯。所谓灯市，就是白天做生意，晚上看灯火。
灯市的时间，仍为十天，从初八开始，到十七结束，到了十三日，灯市便进入高潮。灯市遍于京城每个角落，中心会场设在东华门东，绵延二三里地，铺天盖地全是各种灯火。开市之日，各省的商旅云集。这阵势，有点像今天的广交会，除了外国财团，各省的经贸代表团都组成强大的阵容抵临，全城客店爆满，一铺难求。明代不同的是，各省的客商赶赴北京寻找商机。洽谈合作，纯粹是民间行为，决不会有省长带队，而朝廷也不会出面组织。有提倡而无干涉，这是明朝对商业经济的一种态度。
却说灯市开张，东华门外九市一起开场。所谓九市，分衢与市，衢纵市横，纵四横五。这九个片区按货物归属划分。从三代八朝之古董、五等四民之用品、布疋绸缎、山珍海味、琴棋书画、油盐酱醋，一应货物，应有尽有。灯市期间，这中心会场肩摩毂接、人流熙熙，十分热闹。一俟天色黄昏，百廛尽收，一队队儿童打着太平鼓，蹁跹跳跃从不同方向进入衢市。跟着进来的杂耍艺人也各自团起场子，表演舞狮、钻火圈、打斗、蹬坛、蹬梯等节目。直到城楼钟鼓报了戌时，那灯多至数十万盏的宫灯，一霎儿全开了。
灯的制作，用料各出匠心，品类过千种。但是，灯市的费用，并没有从国家财政中支出，而是王侯贵戚或商人自掏腰包。譬如说，东华门东中心会场的这个街市的所有楼房，预先都被各省富商和贵戚租下装饰灯火。这租金随行就市，价格高昂，尽管这样，仍供不应求。商人们租楼装灯，类同今日的广告。哪家最绮丽奢华，他的货品销售就会好。其实，灯楼的装饰费用，都由买货的顾客掏了腰包，这叫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有一些商家，觉得仅仅饰灯还不足以炫耀，于是又别出心裁搭起临时高架，在上头放烟花。中国的烟花，实源于永乐皇帝执政时的北京。当时的烟花肯定没有今天的花样品种多。但也有寿带、葡萄架、珍珠帘、长明塔等多种。从这些名儿看，当时的烟花也可在空中爆出各种吉祥的图案。
虽然在朱元璋的手上就定下了十日灯市的制度，但灯市期间，朝廷官员并不放假。永乐七年，永乐皇帝下旨赐官员十日假，于百姓一起欢度灯节。因为官员的参与，灯市比过去更加热闹。那氛围，有点像现在的“黄金周”。到了宣宗时，大约考虑到十日假太长，影响公务，于是下旨减半。并规定，官员上班期间，上至阁臣九卿、下至曹官椽吏，一律不得到灯市??、接受宴请。
唐宋两朝皇帝，每逢灯节，常常走出宫禁，以观灯为乐。明朝的皇帝，却少有出宫观灯的例子。但皇帝也是人，他身边的后妃嫔人，却闷在紫禁城中过于孤寂，大约是灯市的热闹让她们动心，有观赏的欲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约也是在宣宗时，下旨在灯市期间，宫内举办灯会，此旨一出，遂为永例。
大内的灯会，一般在午门外的广场举行，称为鳌山灯火。比这东华门外的灯市，这鳌山灯火虽然规模与气势不及，但奢华与精致，却有过之而不无不及。用宫灯制成一座数丈高的鳌山，周围再辅以数条灯街，耗资甚巨。大内惜薪司负责鳌山的制作。惜薪司是大内宦官衙门二十四监局中的一个，本负责大内的燃料供应。鳌山既属于燃料方面的事，就该他们负责了。太监给皇上办事，经常虚报数额，从中贪墨。举办鳌山灯会，从最初的一万多两银子涨到后来的十多万，固然有规模扩大、物品涨价的原因，太监的中饱私囊，亦是执事部门都不敢说破的潜规则。以至到后来，每年大内鳌山灯会，成为国家财政的一大负担。
张居正于1572年出任内阁首辅后，曾于当年年底给皇上建议“鉴于朝廷财政拮据，暂停鳌山灯会”，万历皇帝准奏。因此，鳌山灯会停办了八年，但东华门外的灯市，一年一度，却从没有间断过。
赏灯成为节日，始自唐朝。但灯市由都城漫向民间，却得力于明朝。如今，灯市已成民俗，大家见惯不惊，但在明朝，可以从灯市看出某个皇帝的得失好坏。例如，正德年间，紫禁城内起火，烧掉了一大片宫殿房舍。武宗皇帝登高观看火势，他不但不痛心，反而兴奋地说：“真是一棚大烟火！”他把火灾看成是鳌山灯会，可见昏庸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