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国庆节，刚满18岁的我同村里要好的伙伴雪洪揣着几百元从家中来到了东莞。 初到东莞，工作还没找到，几百元很快就花光了，我们只好饥一餐饱一餐的四处游荡，晚上便躺在草地上与蚊虫为伴。吃了不少的苦头，我们才后悔当初不该盲目地跑到这人地生疏的鬼地方来。
就在我们山穷水尽的时候，雪红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他有个亲戚在茶山镇一个工业区的木器厂里上班，我们决定去投奔他。
几十里路程，为了节省出几块钱的路费，我们只好徒步走了整整5个小时。
到木器厂门前时，已是下午3点。雪红向守在门前的保安打听他的那个亲戚，保安告诉我们，那人早就离厂了。听到这个消息，刚才还信心十足的我们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看着太阳渐渐西沉，想到今夜我们又不知将食宿何处，二人不禁相顾黯然。
我们抱着一线希望问那个保安厂里还招不招人，保安没回答我们，只是抬手朝厂房上面指了一下。我们顺着他的手势抬头看，只见两层高的楼顶上挂着一块大条幅，上面写着一行大字：本厂大量招收男女普工，条件不限，待遇优厚。红底黑字分外醒目，只怪我们来得匆忙，一时没有留意到。
我和雪红忙不迭地向那个保安要求进厂，保安乜斜了我们一眼，拿起一个黑乎乎的对讲机叽哩哇噜地说了一通我们听不懂的方言。不一会儿，从厂里面走出一个三十来岁的胖子。保安告诉我们，这是厂里的人事主管卢生。
卢生满面堆笑，活像一尊弥勒佛。他领着我与雪红到办公室填写了一张登记表，对我们说：“今晚你们俩可以搬进厂里来住宿了，明天早晨7点准时上班。根据厂里的制度，你们的身份证要先放在厂人事部，等做满一个月后还给你们。”见我们俩有些犹豫，卢生又说：“厂里几百号人也不是单单收了你们俩的身份证，要你们的证件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以防不法之徒混进厂里来。”
听卢生这么说，我们觉得也有道理，就把身份证给了他。
我们被分配在打磨车间。车间里成堆的木器堆积如山，员工们手里捏着一张砂纸在各类木器上来回不停地飞快擦拭，将上面的毛刺、棱角磨光磨平。车间四处灰尘弥漫，厂里没有给员工配置口罩，不时有人被呛得咳嗽连连，泪眼汪汪。我们每天从早晨7点上班到晚上12点下班，除开中间吃饭时间，工作长达15个小时以上，每人每天还要完成规定的数量，否则，轻则受到工头责骂，重则罚款。伙食也极差，每餐都是菜头和海带等一些廉价的蔬菜。车间里经常有人劳累过度，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这一切直看得我们心惊肉跳，此时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厂根本不是一家正规的厂，靠帮助加工别的木器厂的半成品生存，只能算是一间手工作坊，工作流程很简单。进厂的员工大多是没有文凭、没有技术或一时找不着工作、生活窘迫的外来打工者。虽然说是压两个月的工资，实际上却要做满3个月才能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许多人坚持不住，就扔下几个月的工资离厂了。他们前脚刚走，新的员工后脚马上又进厂了。反正外面有的是急于找工作的打工者，厂里不愁招不到人。老板就是靠这种剥削工人的方法来赚黑心钱。对那些不遵从厂规或与厂里作对的员工，则是非打即骂。我们还得知，员工私下里都叫卢生“笑面虎”，他是老板的亲戚。
一次，有几个四川籍员工拿不到工资，到劳动局投诉，厂里无可奈何地把工资给了他们，可是，他们拿着工资没走多远，就遭到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殴打，被打成重伤。事后虽然报了警，可行凶者没抓到，也找不到厂里涉嫌此案的证据，事情只好不了了之。
雪红实在吃不消了，东挪西凑了十来块钱，买了两包香烟，找到一家私人诊所，好说歹说，总算请医生给他开了张患有重病的病历单。
他拿着病历单到厂里要求辞工，不想给卢生一下就识穿了，他说，这种小把戏他一年不知要遇见多少次。他还狠狠地骂了雪红一通，并要罚雪红的款。
雪红一气之下跑到外面一个建筑工地做小工去了。
我也很想离开这个厂，可我不愿像雪红这样扔掉自己辛苦了几个月的血汗钱，更重要的是，我眼下需要这笔工资赖以生存下去。我要想办法从黑心的老板这里把我的工资要回来。这个念头在我心里变得越来越强烈。
那天，我路过一家餐馆，见厨师正在杀鸡，鲜红的鸡血刺得我疲惫的双眼直发眩，我心里一动，走上前谎称自己需要用鸡血调配一味治病的偏方，央求厨师让我用旧矿泉水瓶子装了一瓶鸡血。
上班的时候，我走进洗手间关好门，把藏在腰间的那瓶装满鸡血的矿泉水瓶拧开，仰起脖子便咕咕地猛灌起来，一股腥味直冲我的脑门，我强忍着，将瓶底剩余的最后一口含在口中未咽下去，然后把空瓶子朝洗手间窗外的草地上一扔，打开洗手间的门，低着头，步伐踉跄地走到车间。“啪”的一声，一口鲜血吐了出来，随即吞下肚的鸡血也在我的五脏六腑里翻江倒海般涌了起来，我顿时“哇……哇……”地狂吐如注，殷红的鲜血霎时流了满地。
员工们惊叫不已,有几个胆子大的想走近扶住我，我挣扎着朝他们喊：“不要靠近我，当心有传染病！”他们愣住了，不敢再向前。
这事惊动了老板和老板娘，他们同卢生一道匆匆走到车间，只见车间里的员工们丢下手中的工作，站得远远的，惶恐不安。
卢生走上前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装出十分痛苦的样子，呻吟道：“由于太劳累，我的传染病又发作了，咳……咳……”
卢生一听“传染病”三个字，吓得赶紧把腿缩了回去。平日吃人不吐骨头的老板夫妇也吓得面色煞白，手足无措。
这时，有人提议应拨打“120”叫救护车，我怕露馅，忙冲老板说：“都是我不好啊，不该隐瞒病情进厂。这病我早在家里就患了，我不想死在厂里，我要回家治疗……”
那个精明的老板娘也许正愁找不着理由把我这个“烫手山芋”抖出去，听我这般一嚷，喜不自禁，马上朝大伙喊：“喂！大家都听见了，这位员工早在家里就得了病，与我们厂里毫无关系，厂里本着人道主义要送他入院治疗，可他却要求回家，我们只有答应他的要求让他回家。为了对这位员工的不幸表示关怀，厂里额外给他100元的补助金！”说罢向一旁的卢生使了个眼色。
卢生心领神会，急忙离开了。
约摸10分钟的光景，卢生手里拿着一沓钱飞一般地转回来了。
当卢生把我的工资外加100元递给我时，我把那100元还给了卢生，说：“我只要我应得的工资。”
抚摸着那沓来之不易的工资，我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我蹒跚地回到宿舍，洗掉身上的血污，提起整理好的行李，一步一步地走出了木器厂的大门。
几年过去了，现在我已是一家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那段不堪回首的“血”溅车间经历时时警告我：人只有自强才不会挨打。并激励着我在人生的路上要不断提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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